从独生子女政策催生基因编辑婴儿说开去(上)

201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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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AP)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AP)

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生育技术的态度。中国科学家贺建奎最近声称自己造出了世界上首批基因编辑(Crispr)婴儿(一对双胞胎),看来就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署名文章说,基因编辑是一种价格低廉、易于操作的DNA序列修改工具,当作者第一次听说它被发现的时候,就有了一种预感。虽然这位作者说自己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但作者认为第一个基因编辑婴儿很可能是中国人。

中国在大多数技术方面都表现出色,但在基因编辑和“设计婴儿”方面,它具有额外的优势:整个人口已经习惯于将生殖操纵作为进步的工具。当然,这指的是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文章指出,在科学可行性的背后是可取性的思维方式。中国前所未有的生殖实验于2015年正式结束,虽然其中许多限制仍在继续,但它已经使人们习惯于——在许多情况下,是强制习惯——控制后代的数量和性别。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表面上是为了遏制人口增长,但中国领导人并不回避劝告国民减少人口数量以提高质量,并给该政策蒙上一层优生学色彩。

中国1994年的《优生保健法》明确禁止精神或身体疾病患者生育,使得这种做法变得清晰起来。而全球的愤怒导致北京将其重新命名为《母婴保健法》。由于中国的父权制传统,人们更青睐男婴,因此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基于性别选择的堕胎极为普遍,以至于中国现在有大约3000万单身汉——大致相当于加拿大的人口。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从这一切到“设计婴儿”之间并不遥远。对基因编辑严重滥用的过度开放心态,可能会被证明是独生子女政策最不幸的遗产。

我们就此采访到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明教授指出,基因编辑婴儿首先涉及伦理道德和社会的公共政策选择等几大方面问题: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在增强人民体质和国民素质上要赶超西方国家,明显就伴随了一个优生学。西方国家也曾经历了优生学阶段,比如纳粹德国,但后来优生学在西方国家被抛弃,因为其名声与种族屠杀和种族歧视连在了一起。所以在西方国家,优生学成了一个禁忌的话题,人们不会用优生学的概念去谈论人种。但中国一直没有放弃优生学的概念,所以中国在计划生育过程中,把优生学上升到一个高度。”

夏明教授指出,优生学的概念涉及人种,而人种选择涉及伦理道德,涉及人与神、人与人、以及人与政权的关系:

“首先西方国家有比较强烈的宗教信仰,而人与神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神创造了人、人是神最后的一个产物,那么人有多大的能力或者本事去改造神的产品?在西方伦理价值观里这是一种亵渎神的行为。尤其要从基因层面去更改和演绎人的未来,西方国家从神学和宗教的角度都是坚决抵制的。”

而中国因为没有神和宗教的干预,所以夏明教授说,中国用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所谓唯物主义的科学观或者纯科学主义,对人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和改造,就变成了一个特色,这非常危险:

“为什么这样说?一个就是伦理问题,面对生命,如果你对生命进行培植或者更改,而在修改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所谓废品或者修改失败。那么在多大程度上,生命会被一个科学家掌握着生杀大权?也就是说,当生命已经培植出来,为什么这个科学家可以决定这个生命是健全的完美的、那个生命是有缺陷的,因此那个生命应该被扼杀、不能让其生存?这改变了科学家与其他生命的关系。”

夏明教授指出,如果我们强调人生而平等、具有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的话,那么为什么有的生命就应该被消灭、有的生命就应该被扶持、或者被选择?夏明教授接着说:

“如果你可以用基因在各种层面上对婴儿的发育进行改造和修饰,那么就存在一个超级婴儿问题。因为在基因层面上进行修改需要有巨大经济投入,所以富人不仅可以对自己进行克隆、把自己的寿命延长,而且可以通过基因的改造和人工的修饰,让自己的孩子也变成一个超级婴儿,那么他/她最优异的生理和智力品质,可能就会得到保存和放大。这样有钱有势有权的人就可以通过超级婴儿的再生方式,强化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使其永续。”

所以,夏明教授说,这种基因的干预加剧了社会的不公,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此外,这里面还涉及到政治和权利问题,夏明教授说:

“科学的发展当然要受到国家的扶持和帮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中国,基因编辑和优生学会大规模发展。中国称已经创造出了基因修改的婴儿,而其他西方国家是不敢做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在中国,有国家权力为科学家提供了方便。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科学家贺建奎本人,就是从美国由中国的引进人才计划回到中国,中国的大学给了他很多钱进行这种研究。”

而这其中还引发出身体的政治学问题,夏明教授表示:

“按照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原则,原来国家只是通过控制我们的外部身体和行为来控制人的行动和自由,现在你会发现国家开始通过深入到人的体内,即对我们的思想进行操纵、灌输和管控,包括哪些药可以用,哪些精神类药物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通过精神病院或者癌症病房,苏联、德国和中国都使用这些方式对我们的身体进行控制和改造,这涉及到权力进入到身体内部来控制身体。我们可以从英国著名作家赫胥黎的著作《美丽新世界》中看出其中的危险,他提出,一个专制极权的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可以对未来的婴儿进行批量生产,然后把他们有意识地分成四个不同的高低等级,通过对不同等级的人的批量生产,把人像机器人一样程序化,他们会安于本分各司其责。”

夏明教授说,你可以看到,政治学的控制可以把人变成完全没有个性、没有创造力的批量生产的人。而这种批量生产,可以把人在婴儿阶段就完全预定,它会最终剥夺人性,而且可以把一类人永远打入奴隶状态,使他们作为愉快和幸福的奴隶而生存下去。夏明教授接着指出:

“因为科学对人的干预涉及很多未知领域,我们不知道在哪个环节会出问题,而且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像科学家们担心的、最终制造出一个恶魔或者怪物,而且这个怪物超过了人类控制能力而变成一个反控人类的怪物。”

所有这些,在夏明教授看来,现在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所以根据目前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在这种不确定性和危险如此高的情况下,人类应该采取比较保守的方式,就是不做任何可能有恶果的事情:

“现在中国的这些科学家没有遵循这些伦理,在伦理、宗教、社会以及政治层面上,都没有进行一个健全和完整的讨论和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夏明教授说,中国科学家要进行这种基因改造的工程、对人的生命进行操纵,当然非常危险,而中国第一个迈入禁区采了禁果:

“在西方国家,你会看到干细胞移植可以对生命进行某种复制。另外,美国也存在到底是不是应该对器官进行人工培植、最后把它换在人需要的地方,美国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这里不仅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通过培植另一个人、然后移植他的器官,再去帮助另外一个人。这本身就涉及伦理道德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就变成了工具、而另外一个人就变成了目的?西方国家一个最高的伦理原则就是康德所说的,不要把人作为一个工具。这是西方的一个道德底线。”

但是在中国,夏明教授说,这一根本的道德问题并没有讨论清楚:

“所以有人在不断揭露,无论是法轮功还是郭文贵,他们暴露了中国的所谓定点杀人进行器官移植。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器官移植大国,这些给中国带来了很多伤害,包括人口突然走失或者消失、有小孩器官被摘,或者有些妇女或者无助的人被犯罪集团份子割摘器官。甚至有医院也在做这种违法的事情,比如有人做个手术,就发现肾被取掉了。”

所以,夏明教授表示,如果一个科学家的研究得到国家资金的扶持,但对道德伦理问题却没有明确的讨论、也没有建立严格标准的话,那么科学家最后打开的,就是一个潘多拉盒子,一切灾难都会涌出:

“在美国,包括对干细胞的研究,控制非常严。美国基本上不鼓励对生命进行某些过度的探索。尤其不能在实验室里对另外一个生命进行培植。中国在目前的科研体制和政治体制下,在人权没有得到保护的情况下,进行这种研究,就会变成一种邪恶的科学,纳粹德国以及日本在侵华期间,都进行过这种研究。”

在夏明教授看来,可以想象在中国这种邪恶科学的存在,尤其是中国实施了近40年的一胎化政策本身就带来了很多恶果:

“如果这样看的话,我觉得中国政府和政府扶持的科学家,就走向一个非常邪恶的方向,后患无穷。中国共产党和其意识形态,把自己定位为神,它可以没有敬畏、没有底线。而人类本身是个非常微妙的复合体,如果稍微不慎,引起连锁反应带来的后果,有时会超越我们的想象,无论是气候变迁,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还是人口生殖行为本身。比如中国政府在干预人的生殖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当年学苏联模式需要劳动力的时候,政府就鼓励妇女做母亲英雄,毛泽东鼓励生的越多越好,人多力量大好干事。之后政府又怕人口结构失衡,又要急刹车。”

而到了邓小平开始强制性计划生育,当时邓小平提出要把经济翻两番,而人口如果翻了三番的话,那么整个人口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不会提高,反而会下降。所以,夏明教授认为,邓小平在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时候,有一个社会大工程的概念,即要对人进行干预,强制计划生育。夏明教授接着说:

“对计划生育的严厉控制, 又带来今天中国进入人口悬崖,因为经过了两到三代人的生育控制以后,不仅人口结构受到破坏、不是一个自然的金字塔形,相反,成了一个纺锤形,使中国人口不可持续。结果,中国政府又开始鼓励生育,从一胎化到放开两胎,而没有人愿意去生的时候,现在又要进行一个宏大的社会工程和政治工程,强迫大家生两胎。”

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政府的每一次做法都是矫枉过正,在经过了三代人的计划生育以后,政府已经把人的生育价值观念彻底破坏掉了。夏明教授说:

“你会发现中国的两三代人,包括我本人,也不愿意多生孩子,这都是受到了近40年的生育意识形态的影响,使我们把生育异化掉了。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留下这么大的后遗症,今天想要再改过来,非常困难。”

贺建奎出生于1984年,在他成长期间,中国一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他显然也担心该政策的使用,在YOUTUBE视频中,他声称,他觉得有必要编辑双胞胎露露和娜娜的基因以抵抗HIV,是因为HIV患者面临强迫绝育等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总会有人这样做。”他不久前在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表示,“就算不是我,总会有其他人。”

中国已经对癌症患者等成年人进行了基因编辑实验,但是制造基因编辑婴儿可能会造出可遗传的特征,可能影响整个人类的基因库,从而跨越了道德底线。医学伦理学家已经警告说,这会让人类落入滑坡谬误,走向科幻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中的生存状态,在该片中,生物学可以决定命运。

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出,北京——先是将头部移植到新身体的方案,然后是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灵长类动物,现在又有了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近年的这些科学消息给人们带来了从不安到震惊的各种反应,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涉及中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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