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賓雁 趙越勝(作家)

賓雁,你已離開我們獨自遠行。時隔多日,我卻依然沉默。不是思念你的哀痛令我不能開口,而是心裏有太多的話想對你說,壅滯在心間,竟不知如何說。去年爲你八十華誕,蘇煒來電話邀我寫點什麼。我答應了,但坐在桌前,卻茫然不知如何下筆。近三十年交往的記憶如一道奔溪,從心間流過,想伸手留住它,卻僅在紙上灑下點滴印象,而你這個人竟在這些雜亂的記憶中消失了。於是明白,你這個人不是輕易能寫的。沒有普魯塔克,吉本式的巨筆,又怎能去描繪那些橫空出世的人物。結果竟爽了約。

2010-12-03
Share


自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和你通話後,心中便有種不祥的預感。從話筒中傳來你的聲音,以往的渾厚已經變得沙啞,說幾句話就要停下來深深喘氣。我不敢和你說話,急催你不要講話,只聽我說。但你執拗地要說。談起你的病情,一如既往地樂觀,甚至談到出現了腹水時,也仍安慰我說“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我要掛斷電話,你突然說“最近不要總打電話了, 有事就通個消息”,之後還不忘問起張雪和盈盈,“噢,別忘了問她們母女好”。放下電話,我在黑暗中靜坐良久。問自己,什麼是“有事”?莫不是你內心中已經聽到神的召喚?果然通話不到兩週時間,你就再次入院,隨後就永遠離開了這個讓人眷戀又厭惡的人世。

西塞羅說過“那最具美德和最正直的靈魂可以直達天國”。賓雁,倘有天國在,你的靈魂必直入天庭。你終於離開行走一生的荊棘之路而得永恆的安息。這便是我們僅存的安慰。

這是怎樣的行走啊!虺蛇齧咬,飛沙掩埋,酷日燒灼;在高山荒漠中厲聲呼喊而罕聞迴音,卻時遭蟲豸的冷嘲;你想掘出一眼清泉,來澆灌一個民族飢渴的靈魂,卻只見無涯流沙,乾枯冷漠;你在暗夜中尋求光,它卻隱匿着,吝於透出一絲微茫。你走在一條西西弗式的道路上,只有攀登沒有到達,只有勞作沒有收穫。

但你從不動搖。像古往今來一切大智慧的先知,你總在關注那些歌德所稱的“公開的祕密”。在卡萊爾看來,這些“公開的祕密是那種展示給所有的人,卻鮮有人能察覺”的“事物的真實本性 ”。九州之上又有多少這種“公開的祕密”。只因獨夫沐猴而冠,便有動用國家暴力的宗教迫害。只因統治集團需要利益瓜分,便不惜毀家裂土。盛世喧囂,淹沒着苦難的哀聲。政績建設,上演着弒母的狂歡。權勢者的腐敗成爲時尚標誌,宣教者的僞善變作道德楷模。社會生活被治人者有意引向墮落。智慧的聲音擋不住意識形態的蠻橫。網絡有思想警察殷勤照料,言論被宣傳官員嚴加管束。沒有個人尊嚴,它遭受着當權者的恣意羞辱。沒有個人權利,它已經被一黨全權代表,卻不需任何授權。有誰不知這公開的祕密? 只因日常不得不與之相處便視而不見、見而不怪了。你卻被它折磨得寢食難安,彷彿命運託付給你這個使命,“做一個公開祕密的揭示者”。而這正是先知的使命。  每念此,我都被你的大勇所感動,卻在心裏悲嘆先知的命運。這些勇者很少不是悲劇性的。

如今,你離開我們已過半年。先人所說的“生前身後名”,其實早已於你無礙,只剩下親人和朋友的思念真實而久遠。賓雁,你上路時正是飛雪漫天,而今已是盛夏,萬物欣欣。清晨,我行走在林中河畔,你的身影會浮現眼前。還是那條你所熟悉的林中路,我們曾在這條路上漫步傾談。你在這裏時,當是嫩竹初栽,眼下卻已亭亭玉立,纖楊細柳亦成濃蔭。人說,枝繁葉茂時最宜回憶,我奢想能記下我們近三十年交往的點滴,將這微薄的記憶之光奉獻給你。或許它能陪伴你的英魂,度過寂寞的時光。爲此,我祈求詩人羽翼的庇護:
“我眼前所有的已自遙遙隱遁,
那久已消逝的要爲我呈現原型。”《浮士德》



一   苦寒的拂曉

 北風其涼
       雨雪其雱
       惠而好我
 攜手同行   《北風》

一九七七年底,我去社科院哲學所《國內哲學動態》編輯部工作。這是一個不公開發行的小刊物,目的在於更快地收集和反映全國各地的思想理論動態。編輯部主任是從《中國青年雜誌社》調來的任俊明女士。七八年初的一天,編輯部在開例會,我的座位正對着門口,忽然門輕輕開了,進來一位身材高大魁偉的男子。他是來找任俊明的,看我們正開會,便輕輕一彎腰,對任說:“我過會兒再來”,就轉身出去了。任女士回頭問我:“你知道他是誰嗎?他就是劉賓雁,毛澤東欽定的大右派,剛調到《哲學譯叢》編輯部。”熟悉中共建國史的人,對劉賓雁這個名字恐怕不會不知。七六年“四五”運動期間,我曾和父親爭論過中共統治二十餘年的是非功過,在談到反右時,我還提起過他。劉賓雁在我心目中是爭取新聞自由的先驅,五七年蒙難,死活不知。今天突然出現在眼前,又和我在一個單位上班,讓我驚奇又好奇,很想找他聊聊,問他幾個藏在心中、長久不得解答的問題。

當時我年少氣盛,沒想過嚴格說來我們是兩代人了。爲了找個和他搭話的由頭,我特意去問任女士,他在找什麼。任告訴我他在找東歐國家哲學界的動態資料。我便請資料室劉青華先生幫我收集這個有關這個主題的目錄。青華先生給了我一份東歐國家哲學界的論文目錄,我拿上它去《譯叢》辦公室找賓雁。看到我手裏有這麼多他感興趣的文章題目,他極高興,連連謝我,反覆說還是哲學所資料室資料全,讓人大開眼界。我問他爲何對東歐國家的哲學感興趣?賓雁的回答讓我喫驚,他說:“我想看看裏面有沒有解凍的苗頭”。這話的深意我是後來慢慢體會到的,但“解凍”這個詞卻令我興奮。

從愛倫堡的《解凍》發表之後,這個詞就爲渴望自由的心靈所向往。它使我們倆人的對話立即順暢起來。賓雁對我這個素不相識的毛頭小子如此坦誠,頗令我意外。想想他這一輩子遭受的苦難吧。在這塊土地上,他永遠是敵人,伴隨他的總是監控、告密、批鬥、凌辱。二十幾年下來,他竟對人毫無防範之心。我們一直聊着,一起去食堂打飯。通常中午休息時,賓雁會在譯叢辦公室把兩張桌子並在一起,鋪塊毯子就在這桌上小睡片刻。但那天賓雁沒有睡午覺。自那時起,我們常常一起下班,騎車沿南北小街回家,一路交流各種政治信息,談論最近讀的書,想的問題,永遠有說不完的話。到東四十條分手,我往左拐回鑼鼓巷,賓雁往右拐回三里屯。冬天刮西北風時,看他費力地逆風而行,努力躬着身子蹬車,寒風吹散他已經花白的頭髮,騎出幾十米必定回過頭來再招招手。我心中感動,認定這是個今生今世的朋友。其實我比賓雁小近三十歲,真有點不知天高地厚。

那時我正關注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首先吸引我的是阿多爾諾的音樂哲學,因爲覺得他對十二音體系的論述太政治化而轉讀馬爾庫塞的美學心理學批判。看到賓雁對東歐國家哲學界的動態有興趣,我便把馬爾庫塞的成名作《蘇聯馬克思主義》介紹給他。賓雁讀書極快,幾天後就把書還給我,說這書很有價值,應該翻譯出來。並對我說,其實他最感興趣的是南斯拉夫哲學界實踐派的思想,讀了馬爾庫塞對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認爲它們之間有相通之處。他一再提醒我應該去讀馬爾科維奇。我不熟悉這個人,賓雁告訴我,他把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當作社會批判理論的核心。七八年初,異化問題在國內哲學界還很少有人關注,賓雁卻已經注意到這個概念對瓦解現存意識形態的重要意義,他認爲異化是確立人道主義的基本概念。賓雁思想之敏銳,視野之開闊,讓我喫驚。有趣的是,賓雁在介紹南斯拉夫實踐派時,用的是“新左派”這個詞,給我印象極深。賓雁是做事認真的人,幾天以後,他就複印了一篇馬爾科維奇的長文《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要我讀,說他正考慮編一部南斯拉夫哲學論文集,想收入這篇文章,要我讀完之後把它譯出來。真巧,我從西方的法蘭克福學派讀社會批判理論,賓雁從東方的南斯拉夫實踐派讀社會批判理論,竟是殊途同歸。現在回想在七十年代末,“社會批判”這個概念爲何如此吸引我們?更確切地說,爲何賓雁會對之如此着迷?

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是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或者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說,是以後現代社會爲批判對象的。但當時在我們心目中,馬爾庫塞所使用的 Establishment(現存權勢集團)完全可以拿來指稱專制集團。所謂“單維人”的概念也可指極權社會中受壓抑的個人。特別是無壓抑文明的概念,對於無往不在枷鎖中的國人更有感召力。賓雁關注南斯拉夫實踐派,也有幾個特別的着眼點。一是以人民名義行使統治權的黨政集團,怎樣異化爲全社會的壓迫者。二是馬克思的人道理想怎樣引出了無人性的社會制度。三是馬克思關於自由人的論述怎樣變質成壓抑人的精神自由的意識形態,它敉平人的創造性思維,使人喪失人性。這些問題令賓雁思索。因爲他曾把青春獻給這些理想,卻眼見它們成爲當權者的謊言,而那些真正信奉和實踐這些理想的兒女反遭吞噬。當時我認爲對共產政權的決定性批判已經由兩部曠世傑作所完成,理論上是吉拉斯的《新階級》,文學上是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年》。但賓雁不同意,他認爲,列寧主義是一個極壞的轉折,他的階級、政黨、領袖相互關係學說,是使馬克思理論徹底變質的關鍵。賓雁多次強調,在中國這套理論未得徹底清算之前,馬克思學說中有生命的東西就不可能成長。這真是賓雁的洞見。

七八年上半年,思想界一些有頭腦的人正積極地尋找理論上的突破口。當然,他們的努力仍跳不出馬克思理論的框架,但一些人希望能夠在馬克思本人的理論中發掘出新的思想資源,作爲批判毛式意識形態的根據。在馬克思思想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異化概念就成了這個突破口。賓雁是最早注意到這個問題的人之一。事有湊巧,當時高爾泰先生剛借調到社科院美學研究室,我常和他在一起聊天,書法,繪畫,美學,文學,海闊天空。高先生曾把他爲女兒手繪的一大本連環畫《大怖龍的故事》拿給我看。作品從人物構圖到色彩運用,無不超逸高絕。一次我偶然向他提起《哲學動態》正想組織異化問題的討論。高先生說,他曾在六十年代寫過一篇關於異化的文章,可以拿給我看看。幾天後高先生來編輯部找我,拉我到走廊無人處,小心翼翼掏出一摞稿紙,稿紙的邊緣已經發黃破損,似有水漬在上。高先生說這稿子文革時,藏在莫高窟某洞室,才躲過劫難。我恭恭敬敬接過來一看,文章題目叫《異化辨異》。當晚拜讀,其中某些說法我雖不盡贊同,但文章有理有據,很有價值。後得任俊明女士首肯,發表在《國內哲學動態》上,應該是登在七八年四月號。國內刊物上討論異化問題的文章,高先生這篇可謂濫觴。雜誌出刊後,我立即送了一份給賓雁。

之後不到一個月,我收到了從武漢寄來的署名墨哲蘭的文章《馬克思手稿中的異化範疇》,文中對高先生的文章多有辯駁。作者對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手稿如數家珍,行文極有力量,看得出是一位深思精辯的高人。我將手稿給賓雁看,告訴他討論已經開始。賓雁很興奮,還特別問我文章的作者墨哲蘭是什麼人,問我和作者是否常通信。正是賓雁這一問,我纔給墨哲蘭去信,三來兩往,知道墨哲蘭就是張志揚,文革期間被囚禁在單人牢房,手中只有一部《一八四四年哲學經濟學手稿》,志揚讀它如茨威格小說《象棋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讀棋譜,真是“爛熟於胸”。也正是有了賓雁這一問,纔有我和志揚二十多年不渝的友誼。

當時社科院院部有個刊物叫《未定稿》,負責人是李銀河的父親林偉。賓雁常去他那裏看各種資料,總拉上我一起去。銀河的父親溫和開通,必把新收到的稿子給我們看,說“能用就拿去發表,活躍思想”。《未定稿》收到的稿子五花八門,從那裏可以看出七十年代末,中國許多人在考慮各種各樣的問題。可惜不管是《國內哲學動態》還是《未定稿》,都不是公開刊物,那些鮮活敏銳、言之有物的文章只能“內部發行”,而且僅僅是極少的一部分。公開的刊物上,永遠是枯燥無味的廢話套話。賓雁每次看稿回來,都感慨萬千,說“中國不是沒有人才,都讓這個制度壓死了”。

賓雁關心的問題範圍極廣,從哲學理論到現代文藝思潮,從政治學到美學心理學,從宗教到國際共運史。他常說的一句話是:“這個問題有意思,要抓緊時間研究研究”。我喫驚於賓雁的學養。他讀書又多又快,範圍也廣。他使用俄文差不多像母語,英文也好。一天我見他在讀一本講談社出版的《新馬克思主義》,才知道他還通日文。

賓雁討論問題的方式很獨特。他總要先提出問題,這個問題可能是他久已信仰的理想,也可能是一個他所不熟悉的主題,而這個主題干擾動搖了他的信仰。他會圍繞這個主題反覆詰問。例如對“共產主義理想”這個陳腐命題,賓雁會鍥而不捨地追問,“難道這個理想是全無價值的嗎?難道爲追求這個理想獻身的人都是上當受騙?”但是他又清醒地知道,那麼多殘暴齷齪、傷天害理的勾當是借這個理想之名而行。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矛盾始終困擾着賓雁。從我們相識到他逝世,其間雖有相當的變化,這個矛盾時而潛隱,時而彰顯,總是揮之不去。賓雁對馬克思的那些理想主義的論述有相當共鳴。但是和他討論馬克思主義,你會發現在他心目中,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大多包含在他的《一八四四年哲學經濟學手稿》中了,也就是說賓雁所熱衷的是馬克思思想中最具哲學性和人道主義的那些內容,而這些內容恰恰不容於當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在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哲學經濟學手稿》中有一段著名的論述:“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地揚棄,因而也是通過人並且爲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因此它是人向作爲社會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復歸,……這種共產主義,作爲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本主義。” 在賓雁看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理想。也正是爲了探求這個理想,他一頭扎進南斯拉夫哲學界的文獻中,尋找這種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在當今世界中存在的理由。七八年下半年,賓雁花了很大精力編他的《南斯拉夫哲學論文集》。他在爲這部文集所作的序言中,道出了他心目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核心:人和人道主義。在這篇沒有署名的《編者的話》中,賓雁寫道:“人和人道主義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以及社會主義實踐中應占據什麼位置?是像蘇聯歷史上那樣,把物和物質生活條件的改變擺在第一位而較少考慮人的利益,人的權利和人的發展,把這一切放到遙遠的未來呢,還是應該自始就關心人的問題?”南斯拉夫戰後哲學發展的基本特點之一,就是“在蘇聯歷來的哲學思想中被視爲抽象物而排除於哲學之外的‘人’,應該佔據哲學思想的中心地位。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先要關心的,應該是人的解放”。

賓雁寫這篇《編者的話》大約是在七八年底,雖然發表時已是七九年三月。當時中國社會纔開始出現政治變動的苗頭。許多文革受難者剛醒過來低頭看自己血淋淋的傷痕,而賓雁已經站在哲學理論的高度,大聲疾呼人的問題,真是空谷足音,振聾發聵。還不僅是這些,賓雁進而認爲:“社會主義社會中也會有人的異化問題。在蘇聯式的國家集權主義體制下,工人無權參與重大問題的決策,人民本應是政治主體,而實際上國家和以工人階級名義進行統治的黨卻成了主體,人民倒成了政治客體”。賓雁所指出的這種社會政治上的異化,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悲劇,它經過列寧的改造而走向其理論初衷的反面。由於密謀起義的需要,列寧將政黨改造成密謀集團,擁戴一個被稱爲領袖的絕對獨裁者。列寧認爲這是一個需要有鐵的紀律,並且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殊集團。它無需任何授權,也不需要合法化過程。它不對被統治者負責,不對社會負責,而只服從那個領袖集團,即黨的領導層,最終只對唯一的獨裁者負責。在這個陰謀集團打造的社會結構中,沒有個人自由的空間,政治組織成爲殘酷的迫害機器。在奪取國家政權的革命完成以後,統治集團愈來愈依靠意識形態動員和祕密警察監控來實行它的統治。這就是存在於蘇聯和中國的社會現實。對這個現實,賓雁有清醒的認識。

在《南斯拉夫哲學論文集》選編過程中,賓雁很費了一番心思。他想表達自己的理論追求,又要照顧文集能夠順利出版,在選題上就不能不有所取捨。一天下午,我去《哲學譯叢》,想約他下班一起回家,見他坐在那裏很傷腦筋的樣子,問他有什麼事。他說:“文集的內容不好定,有些文章不想收,但怕人家說不全面。”他指着一條划着紅線的篇目,說這篇文章沒意思,談的是列寧的創造性,基本上是老一套。可文集中要是一篇關於列寧的文章都不收,恐怕會通不過。書出版後,見到裏面收了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賓雁親自譯了文集中的五篇文章,《論哲學的社會作用及其與社會的關係》,《教條主義是革命的大敵》,《教條主義和政治制度》,《同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斯大林主義》,《反映與實踐》。仔細讀這五篇文章,能感到賓雁呼之欲出的追求:渴望使馬克思主義掙脫官方意識形態的枷鎖,重新回到它的人道主義源頭;把馬克思主義從共產黨意識形態中剝離出來,讓它迴歸人類精神文化之流。

賓雁當時約我譯馬爾科維奇的文章《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也屬於這種努力。這篇文章的主旨正是賓雁關心的問題“馬克思理論的本質”。馬爾科維奇認爲,馬克思的理論存在的理由“首先是他的理論所想象的歷史可能性仍然是有爭議的,其次是在他批判的人本學所假設的可能性中,人道主義的價值標準和實際選擇最符合當代人類的要求。”賓雁同意馬爾科維奇的結論。賓雁幾次對我說這篇文章很重要,一定要把它譯出來。我怕自己譯不好,辜負了賓雁的信任,特意請了我的好朋友、英文修養極好的文冠中先生一起譯。譯稿交給賓雁,他很滿意。

賓雁自己譯的文章都用哲學所的標準500字稿紙謄清。他給我看過他親手謄清的稿子,稿面乾乾淨淨,硬朗而不失秀麗的小字,鋪展在綠格線內,幾乎沒有修改的痕跡。賓雁在這本文集中用了兩個筆名,一個是劉子安,這是他早年曾經用過的名字,另一個是金大白。一次他頗有些得意地讓我猜這個筆名的含義,還沒容我猜,他就告訴我說這個名字的意思是“今日真相大白”。我反問他今日何事真相大白?中共中央檔案館沒開放,多少謊言藏在那裏?這些檔案一日不公開,就沒有真相大白的時候。賓雁爭辯道:“終有一天會真相大白”。我說那你應該改個筆名,叫“鍾大白”。賓雁大笑。

現在回想起來,七八年真是個有意義的年頭。黑夜似乎已到盡頭,但仍然陰霾慘布,晨曦似乎微露,但拂曉依舊苦寒。賓雁一方面專注於捕捉各種解凍的蛛絲馬跡,一方面又爲前途未卜而憂心忡忡。七八年初春的一天,我們約好在院裏洗完澡一起回家,但那天浴室出了故障,沒有熱水,我提議一起去街上澡堂泡澡。於是我們徑直奔東四十條口上的松竹園浴池。浴池中人很少,偌大的熱水池只有兩三個人。熱霧瀰漫中,人與人之間之間彷彿隔着一層面紗。人泡在熱水中,全身鬆弛,像喝了酒,說話的慾望特強。我忍不住向賓雁透露,我當時正爲一位新相識的姑娘神魂顛倒。男人之間的這種私密性談話難免返諸自身。聊到深處,賓雁就動情地談起了他和朱洪的戀愛史。他和朱洪相識相戀於俄羅斯,那時他是中國青年代表團的俄文翻譯,朱洪是《中國少年報》的籌辦人。賓雁說一見到朱洪,就覺得她有屠格涅夫筆下女性的那種氣質,溫柔中含着內在的堅韌。他動情地談起朱洪和他在一起所遭受的種種磨難。這種磨難常人難以想象,更不要說在這種磨難中堅持着的日常生活。接着他就向我“坦白”了他的“軟弱”。

文革開始後,他被隔離審查,每天都在中國少年報的紅樓裏打掃衛生。一天他在打掃四樓的平臺,那天天空藍得神奇。幾個月來每天的批判凌辱讓他疲憊厭倦之極,他走到平臺邊上,心裏突然湧上一股衝動,心想只要跨前一步,就可以不再看周圍羣魔亂舞,不再聽耳邊狂徒喧囂,徹底解脫這無止無休的折磨。這種解脫因此格外誘人。從四樓平臺向東望去是賓雁的家,他站在平臺上努力遠眺,眼前似乎出現了朱洪的身影,她正在曬臺上晾衣服,手中拿着小雁的一件小花衣服。爲了把衣服晾得平展,雙臂正上下甩動,那姿態平靜又優雅。這個幻覺那樣真切地出現,賓雁一下子淚水湧出,突然有了抗拒軟弱和誘惑的力量,從此他再未有過輕生的念頭。賓雁給我講述這一幕時,聲音安詳平靜,但讓人能感到平靜之下的情感巨濤。這是一種怎樣的對比啊,一面如維米爾筆下的人物,在代爾夫安詳平和的家園中棲居,一面如多雷爲《神曲》所繪的插圖,衆生在煉獄中煎熬。這兩個畫面疊加在現實中國的土地上,慘烈而荒謬。我們中國人就在這慘烈與荒謬中生生死死。

七八年初秋,中共中央發了個有關五七年反右的文件。一天父親下班回家,把我叫到他的房間裏,指着桌上的一份紅頭文件說:“這是和老劉有關的文件,你拿去給他看看”。父親對賓雁是十分敬重的。父親說五七年反右他是不贊成的,他當時負責的部門一個右派都沒有打。在共產黨內,父親是罕見的能寬容異己的人。他自己有所謂黨性約束的一面,但對我的反叛思想、“異端邪說”卻能持寬容的態度,允許我在他面前批判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允許我抨擊中共禍國殃民的種種作爲。雖然和我激烈爭論,但不壓制,不禁止。父親知道我和賓雁的交往後, 囑我找個時間請老劉到家裏喫飯。賓雁來了,和父親相談甚洽。送他出門時,賓雁說“共產黨裏有好人”。這其實是他始終不變的看法。

我拿起這份紅頭文件蹬車直奔賓雁家,想着能給他一個驚喜,因爲文件裏有對定錯了的右派給予甄別之類的內容。想到賓雁也許會因此脫離苦海,我心裏有點激動。初秋時分,天清氣爽,出門正值華燈初上。我興沖沖趕到三里屯,敲開賓雁家的門,說,我帶來了有關右派平反的文件。賓雁大喜,但讀完卻若有所失地說:“照這個文件,我是沒希望的。”邊說邊把文件遞給朱洪,吩咐“把有意思的地方記下來”。朱洪拿文件進了另一間屋子,賓雁就把他當年被打成右派的經過詳詳細細講了一遍,說全國五六十萬右派,只要剩下幾個不平反,他也會在其中。我忙安慰他,說事情不至於壞到如此,但也有些沮喪。告辭回家,來時的興致一掃而光。而後賓雁終獲平反,這實在有賴“共產黨裏的好人”胡耀邦。知道賓雁平反後,我去他家祝賀,朱洪一開門就告訴我,今天許多人祝賀,賓雁喝多了。見賓雁坐在扶手椅上,看我來強撐着要站起來,神志還大致清醒,說今天高興,你敬一杯,他敬一杯,喝得有點多。我見他不勝酒力的樣子,連忙告辭回家。騎車在路上,想着賓雁這個人受的半輩子苦,而今天終有一樂,不知爲何竟悲從中來,不由長嘆一聲。賓雁後來的遭際彷彿證明了我那晚上心中的悲傷是一種出自本能的預感。右派平反在賓雁竟是新一輪苦難的開始。

臨近七八年底,各種社會思潮湧動起來,西單民主牆漸成氣候,賓雁對此極爲關注。自十一月中旬開始,隔三差五,賓雁一定拉我去民主牆看看。他在人羣中擠來擠去,手不停地抄錄,魁偉的身材在人羣擁擠中格外顯眼。見他那種全身心的投入,你不能不心生感動。賓雁又“舊習不改”地樂觀起來。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他給我打電話,說聽到一個外國記者傳來消息,他見到了鄧小平,鄧說“民主牆好”。電話中就能覺出他抑制不住的興奮。他約我第二天一起去民主牆,說很可能這兩天就有重要消息。當時鄧正在借社會上的民主力量對付華國鋒、汪東興,而鄧本人似乎成了民主轉型的希望。賓雁對魏京生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評價很高,但對魏直接針對鄧的言論有些擔心。第二天中午,我如約找到賓雁,一起去了民主牆。那天有貴州來的詩人在朗誦詩歌,詞句鏗鏘。民主牆前人頭攢動,一霎眼的功夫賓雁就不見了蹤影。待我找到他,他已經在本上記了不少東西,問他找到些什麼寶貝,說都是伸冤、上訪的材料。這就是賓雁的性格,不能看到別人的苦難卻無動於衷。

我們離開民主牆時已近黃昏。入冬的北京,天黑得早,五點左右,已是夕陽西下。沿長安街東行,騎到天安門廣場時,賓雁突然興奮地高聲說:“越勝,我看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我頗喫驚,因爲賓雁難得有高聲說話的時候,碰到再高興的事,他也極少會提高聲調,永遠是那種深厚的、帶有胸腔共鳴的聲音。而今天,他竟興奮不能自已。夕陽下看他的臉,染上一層紅暈,愈發神采飛揚。天啊,中國竟有這等把民族的命運如此牽掛在心的人,見到民族精神稍有甦醒,他便像個孩子得着了渴望已久的東西,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滿足。不,遠不止於此,他不僅僅是滿足, 更有一種期盼,一種嚮往,一種祈求,一種衝動,拿自己的熱血去澆灌初萌的嫩芽。我心悸動,賓雁啊,難道你忘記那架嗜血的機器仍踞伏在旁?難道三十年的苦難竟沒有在你心上留下絲毫陰影?難道冷漠易變又健忘的大衆真會聽懂你的心聲?難道上蒼竟會眷顧這苦難的中華民族,用它的慈悲之手爲歌吟者加上桂冠?望着眼前這位身披晚霞,已不算年輕,卻比孩童更純真的人,我心生敬畏。

七八年在等待、期盼和思索中過去了。賓雁選編的《南斯拉夫哲學論文集》也大致完成。七九年一月,他的右派問題解決之後,開始幫《中國青年報》做些事情,這是他準備重歸本行的前奏。七九年二月下旬,賓雁在所裏找我,把我叫到《哲學譯叢》編輯部辦公室,給我看他寫的一份內參,事關一個叫曹天予的人。這份內參顯然是賓雁動了感情寫的,詳細講述了曹天予遭受的種種苦難,強調了他的才華和取得的成就,最後呼籲青年報來關注這個人的命運。我問這人是誰,他又給了我一份報紙,上面有個長篇報道,題目似乎叫《帶着鐐銬攀登的人》,是寫一個女青年克服種種困難,自學成才的事蹟。主人公叫曹南薇。賓雁說曹天予就是曹南薇的哥哥,妹妹的許多成就和這個哥哥是分不開的。那是個陰冷的日子,窗外一片灰暗,賓雁一邊語氣激動地給我講天予的事情,一邊在屋子裏來回踱步,似乎這個青年若不是他的至親,至少也和他有極深的關係。其實他們素不相識。我與賓雁有了這一年多的交往,漸漸明白他這人是時刻準備着要把別人的痛苦扛在自己肩上。眼見別人有難,若不能一援其手,他會寢食難安。天生斯人,福耶?禍耶? 話入正題,他問我有什麼辦法能幫幫天予。那時天予還帶着反動學生的帽子在上海街道受人監管,而他可能的出路是來北京考研究生。但這條路上障礙重重,賓雁也束手無策。大概賓雁知道我有些社會關係可以一用。我當時的女友在科學界很有些能說上話的熟人,賓雁認爲她也是個願意幫人的熱心人,或許能爲天予想想辦法。果然,賓雁的這些設想在改變天予命運的過程中都起了作用。但那是另一個漫長的故事了。

自七九年三月開始,我全力投入讀書複習,準備報考現代西方哲學專業的研究生,有好幾個月足不出戶。賓雁也經常不在所裏,他的記者老本行開始召喚他。我們在一起談天說地的時間不多了。研究生考試結束後,我回編輯部,看到辦公桌上放着一隻牛皮紙袋,上面是賓雁的筆跡。打開是兩本書,一本是淡藍色封面的《南斯拉夫哲學論文集》,凝聚了賓雁的理論思考。一本是《重放的鮮花》,收錄了賓雁等人爲之獲罪的幾篇報告文學,書的封面上部是一片漆黑的底子,下部有一塊留白。在這黑白之間,一支殷紅的玫瑰奮然出土,枝幹扭曲,慘然地微笑着,又像一塊血痕,記載着民族的苦難與恥辱。賓雁在扉頁上有長篇題贈,我只記得一句話:“越勝,送給你,讓我們永遠記住那個黑暗的年代。”


二、再入煉獄

                            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
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羨慕。
—蒙田  

七九年九月號《人民文學》刊登了賓雁的長篇報告文學《人妖之間》。這篇報導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新聞史上的崇高地位早有定論。從此,賓雁再一次義無反顧地投身於重樹漢語言說地位的鬥爭。中共建黨之後,造就了一種新的漢語使用方式,在中共意識形態框架內,漢語已不是一種言說,而是一種暴力。它的攻擊性不僅存在於外部的政治鬥爭,而且直指人的內部世界,侵入人的心智、情感、靈魂。它象惡性繁殖的癌細胞,侵蝕着詩經、楚辭、先秦文、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小說所奠定的漢語言說的傳承。它利用“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的成果,建構出一套用於操縱、控制人的活動,麻痹、遮蔽人的心靈的語彙。隨着中共憑藉語言暴力完成了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掌控,中華民族卻因失語而無家可歸。

怎樣才能獲得重新言說的權利?在賓雁看來就是讓語言重新面對苦難,重新面對中國人的真實生存。賓雁談到他對天予的採訪時說:“我重新獲得政治權利後採訪的第一個人竟是這樣一個受難比我更深更久的人,帶有一點象徵意義:今後我註定將是這一類人的代言人。”這是一種出自本能的使命感。因爲在語言暴力之下,作一個揭示苦難的言說者,意味着將踏上一條佈滿荊棘的道路。七九年暑期後,我去社科院研究生院讀書,賓雁開始奔波在白山黑水之間。我在日記中曾記過這樣一筆:“賓雁來電話,說明日赴瀋陽,眼前似見他顛沛於途,身後落葉繽紛。”這次通話,我們談了很久。離開哲學所,他有些遺憾,反覆說他對理論問題很有興趣,有許多問題想研究,還有那麼多的書要讀,叮囑我要定期把《哲學動態》寄給他,因爲他想了解理論界的動態。最後互道珍重,我半開玩笑地說:別人當記者不過是個職業,你當記者卻要上刀山入火海。賓雁沉默片刻,說“我這是自找”。


八一年底,現代西方外國哲學學會學會上,社科院哲學所和北大外哲所的兩撥青年學人相逢了。自此開始了定期的思想討論會。賓雁是個愛朋友的人,也很願意結交新人。在他繁忙的記者工作之餘,偶有閒暇和我“通個消息”,我自然滿懷歡喜地向他介紹了新結識的朋友。賓雁很有興趣地聽我的介紹,說什麼時候能安排個時間大家見一見。但由於他超乎想象的忙,這一面要等到幾年之後了。我對他說沒時間見面也沒關係,在我寄給他的《國內哲學動態》上能看到我們討論的成果。當時我也不過是告訴賓雁這個信息,想他忙,和各地的貪官污吏正鬥得緊,不會有時間關注這些太抽象枯燥的東西。誰知,他竟打電話給我,說讀了嘉映的談海德格爾的文章,對裏面談的內容挺有興趣。電話中我們還對“此在”、“語言是存在的家”等等提法討論了一番。我說嘉映文章寫得很精到,他說會再仔細看看。以他那時的工作節奏,真不知他哪兒來的時間,關注這些抽象的問題。

更有意思的是,他不僅關注這些抽象的問題,還關心當年採訪對象的具體問題。因賓雁的努力,天予到了北京,後來和林春相識相愛。這本是個人私事,偏偏關心林春這個“好孩子”的叔叔阿姨太多,反對他們戀愛的人不在少數。結果有些好心人找到賓雁,想讓他出面干涉。大概他那裏聽到的消息都對天予不利,好像天予和林春談戀愛有點大逆不道。因爲天予到北京後曾經住在我家,賓雁就打電話找我,口氣很急,聽我講完事情的原委,他鬆了口氣,說“如果人家是自由戀愛,外人還是不要管。都是大人了,而且天予受過那麼多苦。”當時我覺得有點奇怪,天予林春談戀愛這件事,和天予受過多少苦本沒有什麼關係。可在賓雁那裏,凡是受過苦難的人似乎都有了特權。只有一個例外,就是他自己。

八十年代,是賓雁記者生涯中最富有戲劇性的年代。他踏遍中華大地,見證與言說着無權者的苦難。他自己的命運也是跌宕起伏,幾乎無時不在風口浪尖上。他幾乎以一人之力,面對強權,擔起爲那些無權者言說苦難的使命。像卡斯特里奧面對加爾文,索爾仁尼琴面對蘇聯共產黨。前者被卡斯特里奧自嘲爲“蒼蠅撼大象”,後者被索爾仁尼琴稱作“牛犢頂橡樹”。賓雁也自承了“笨人劉老大”的名號。確實,賓雁是樸拙的。他厚重、深廣,像他家鄉的土地。土地從不會取巧迎合,屈膝諂媚,有時它會被濁流淹沒,但當濁流退去,依然剩它,倔強地承載包涵,生髮養育。我們深知黨文化總帶着蠻橫、僞善、虛飾的特徵,它和賓雁這種土地般的性格水火不容。黨文化要在那些化膿的創口上蒙上繪了玫瑰的紗布,而賓雁卻要撕下這紗布,擠出膿血,剜去腐肉。結果他總躲不開那些政治文化暴行。正如茨威格談到卡斯特里奧對抗加爾文時所說:“我們多次看到這樣一個人,他除了道德上的正直之外,什麼權力也沒有,卻同一個嚴密的組織孤軍作戰,那是幾乎沒有成功希望的。一種教條一旦控制了國家機關,國家就會成爲鎮壓的工具,並迅速建立恐怖統治。任何言論,只要是向無限權力挑戰,都必須予以鎮壓,還要扼住那持異議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異端的權力》)
 
好久沒有賓雁的消息了。八二年的春節到了,我心裏惦記,想去看看他。於是電話都沒打,就直奔他家。賓雁住三樓,我剛上樓,就見樓梯上站着幾個人,個個風塵僕僕。心裏奇怪,大過年的,他們站在這兒幹什麼?敲敲門,是朱洪開門,她身後門廳裏還站着兩個人。我以爲是家裏的客人,她說都是找賓雁有事的,並告訴我賓雁生病了,發着燒。我側身繞過門廳中的兩個人,進了他那間客廳兼書房的大屋。見賓雁斜倚在沙發上,身上披了件大衣,手裏拿着筆記本,正在紀錄,對面小沙發上有一位婦女給他講着什麼。我才明白他的家已經成了上訪接待站。大概是因爲生病,賓雁臉色蒼白,很疲倦的樣子。朝我輕輕點點頭,繼續全神貫注聽那位婦女含着淚訴冤情。我站在那裏倒顯得礙事,便拜個年就告辭了。朱洪送我到門口,我們相視一笑,她也是一臉無奈。去賓雁家連口水都沒喝就走人,這是唯一的一次。後來知道,這樣的日子在賓雁家是司空見慣。

賓雁喜歡好電影,他收藏了許多國外名片,我有時會在他那裏借電影錄像帶看。賓雁從三里屯搬到金臺路人民日報宿舍後,房子略大了一些,客廳裏能放下一組櫃子,其中一個櫃子裏放滿了錄像帶。他向我推薦過幾部好電影,其中有《獵鹿人》和《夜間看門人》。有一天我去取錄像帶,那時他剛從西德訪問回來不久。訪德期間,他給自己出了個題目,看德國人如何反思和清算納粹罪行。他當時希望這篇文章能使讀者聯想到中國,聯想到中共建政以來給中國帶來的種種災難,然後問一聲,你們反省了嗎?他給文章起的題目是《他們不肯忘記》,下面的潛臺詞就是:我們忘記了嗎?賓雁很興奮地給我講他在德國訪問期間的感受,特別提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總理勃蘭特在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墓前下跪的一幕。他認爲德國社會民主黨實行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給德國帶來很大變化。它推動了德國社會向自由民主方向發展,並且注重社會公平正義,保護工人利益。他說,看了德國的社會主義,就知道蘇聯、中國的社會主義根本就是假的。他斷定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在西歐社會黨執政的國家中已經實現了。

我們還談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社會主義綱領和伯恩施坦修正主義路線的聯繫。其實賓雁從來都對“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格外敏感。他當年在哲學所編《南斯拉夫哲學論文集》就收入了好幾篇很有份量的論述社會主義的文章,其中弗蘭尼茨基的文章《社會主義和危機》同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家們的論述多有相通之處。我知道在賓雁心目中,有一種理想社會模式。正象他自己寫到的:“我爲什麼沒有選擇國民黨而投靠了共產黨呢?……原因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對於青年人所具有的魅力。中國的苦難實在是太深重了,中國人對於改變自己的奴隸地位的願望實在是太強烈了,因而越是主張激烈、徹底變革的思想越是富於吸引力。”但眼見共產集團國家的社會主義進程,同馬克思給出的社會主義理想背道而馳,他開始困惑,希望找出癥結何在。

爲此我們回顧了百多年的社會主義思想史。伯恩施坦對馬克思的修正當然是繞不過去的。他指出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暴力革命的設想是錯誤的,認爲社會進步應當通過民主改良的方式來實現。其實,他的某些觀點恩格斯在晚年也同意了。這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津津樂道的恩格斯的名言:“資產階級的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信奉民主社會主義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伯恩施坦的繼承人,但是比他走得更遠,因爲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已不同於那個時代。伯恩施坦在哲學上信奉馬堡學派的新康德主義,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勃蘭特時代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則吸收了卡爾•波普批判理性主義的思想。受波普“開放社會”的影響,他們提出“開放的民主社會主義”,並從馬克思的遺產中繼承了有關個人和人類自由的人道主義遺產,把它當做自己的理論基礎。勃蘭特宣佈:“自由精神是我們黨的原始基礎”。德國社會民主黨一九五九年哥德斯堡綱領中也指明:“社會黨人主張這樣一個社會:每一個人都能自由地成長髮展,都能以主人翁態度投身於人類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民主社會主義者認同民主政治,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強調公平原則,關注個人道德,開放地擇取人類精神文化成果,與不同觀點的思想流派對話,批判蘇式社會主義,顯示出它的生命力。

與此相反,列寧在同第二國際的鬥爭中,分離出另一條在不發達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即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這個名稱表明,它把組成社會生活的要素之一——活生生的個人,簡化爲可以用自然科學方法處理的客體。他們相信,在社會生活中同在自然科學中一樣,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個真理就掌握在最高領袖手中。社會生活中的個體可以簡化爲具有互換性的標準件。因此他們可以數字化地處理人命,按比例地迫害大衆。選擇了這條道路的政黨必然信奉暴力革命、一黨專制、領袖獨裁、思想禁錮、輿論控制、黨內清洗、警察濫權,爲達目的不擇手段,視萬民如芻狗。它實質上是反社會主義的,霍爾瓦特將之稱爲“國家主義”。如果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可以通過組織工會、發動罷工來捍衛自己的權利,那麼在這種國家主義之下,工人則只能聽任統治者宰割。這種制度在斯大林手中登峯造極,傳至中國,貽害至今。

賓雁在他的自傳中說:“這是沒有民主與自由的社會主義,大權獨攬,不受監督的黨的領導,沒有人民參與,對人民不承擔責任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毛澤東式的‘馬列主義’”。賓雁將其稱爲“四個不改”。他特別讚賞羅莎•盧森堡對列寧的批評:“列寧所主張的極端集中制,本質上不可能產生積極的創造性精神,而只能孕育打更人式的毫無獨創性的思想。”他把這句話抄在一張卡片上。在自傳中,賓雁還寫道:“他們是企圖消滅人們頭腦中的理性,同時又把個人的自我意識、表達和發展自我以及改變世界的慾望窒息在萌芽狀態中。要創造一種全無獨立的思維,又無發展自我慾望的,最易統治與駕馭的動物。”我想他的心與羅莎•盧森堡是相通的。

賓雁贊同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但他對蘇聯、中國的現存社會主義持嚴厲批評的態度。他認爲,人們忽略了這種社會主義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社會主義的血緣關係。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社會主義、蘇聯的“發達社會主義”和中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它們的政治結構、統治方式,是一致的,可以統稱爲極權社會主義。漢娜•阿倫特正是把希特勒的德國和斯大林的蘇聯當作分析極權社會的樣板。蘇聯的克格勃、希特勒的蓋世太保、墨索里尼的褐衫黨,都是用來製造社會恐怖的工具。當恐懼籠罩着社會,並滲入每個人的內心時,專制暴政便高歌猛進。賓雁感慨,德國人在總結歷史教訓時,往往會反省到全民族的軟弱,每個人都有悔罪感。他提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納粹時期是受到殘酷迫害的,但勃蘭特卻不以此開脫自己的黨。他在納粹受害者墓前毅然下跪,代表的是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懺悔和認罪。賓雁問我,在中共手下屈死的人命何止千萬,有誰曾向老百姓下跪悔罪?我說,他們不會下跪,只會讓冤魂下跪來感謝虐殺之恩。賓雁長嘆一聲,默然無語。

一九八六年,政治氣氛略有寬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因趙紫陽的干預無疾而終。賓雁很高興,我們見面打電話的機會略多了一些,他一如既往地樂觀。我向他談起甘陽的設想和編委會的工作。他覺得一代新人已經開始成氣候了,特別是有了組織形式。我曾把甘陽計劃出的書單寄給他,他希望我給他幾本已經出了的書。我和甘陽商量,甘陽說“統統給,凡是出了的書都給老劉一份”。我記得大約寄了十幾種書給他。

八六年十一月下旬,父親二次突發腦溢血,搶救無效,安然去世。我給賓雁打電話想告訴他這個消息,正巧他不在北京。但當晚他就從外地來了電話,除了勸我節哀之外,特地囑我代他和朱洪給父親送一個花圈,以表達他的哀悼。追悼會那天,賓雁送的花圈擺在中間,“劉賓雁、朱洪敬輓”的署名清晰醒目。

送走父親以後,北京的政治空氣緊張起來。八七年元旦,北大等高校學生到天安門廣場試圖集會,被警察逮捕了若干人。當夜,北大學生冒雪從中關村走到天安門廣場,在那裏靜坐到天亮,迫使當局釋放了被捕的學生。一位北大的朋友當天到了我家。他一直在學生隊伍中,情緒激動地給我講了經過。一月八日,在中共高層工作的一位朋友打電話來,說中央書記處已經決定開除賓雁的黨籍。我聽後悲憤難抑。對我來說,賓雁在不在共產黨裏並不重要,而是這種公然的政治迫害令人憤怒。我急給賓雁打電話,家裏沒人。夜裏輾轉難眠,披衣起來,給賓雁寫了一封信,隨信還寄給他一部國平寫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祈盼着查拉如斯特拉的精神能幫他在這大逼迫來臨之際挺住,不要受太大的傷害。多年來我從沒問過賓雁是否收到我的信和國平的書,他也從未向我提起。但在讀他的自傳時,發現他把這封信全文收錄在書中,並寫道:“我流淚了,謝謝你,我的朋友,你已經爲我分擔了痛苦。當許多人和我在一起時,幸福便會把我的痛苦淹沒。”我突然明白,男人之間只交換思想和匕首,不交換同情和關愛。

一月下旬,電視和電臺都播發了開除賓雁黨籍的消息。我知道他回北京了,決定去看他。嚴冬時分,街上行人稀落,上午十時左右,我趕到金臺路人民日報宿舍。院門前異常安靜,惟在牆外停着兩輛212 吉普車。我敲開門,只有賓雁一人在家。他很平靜,說昨天來了很多人。又問我,樓下有人嗎?我點點頭。他走到裏間,從臨街的窗口往外看了看,隨手把錄音機的音量開大。坐下就開始閒聊,他向我歷數昨天來家裏的人都是誰。我開始勸他,反正記者這個行當是幹不成了,不如干脆回哲學所。他倒挺感興趣,問了問哲學所的情況,但說以現在這個身份,哲學所大概不敢再要他回去。又說反正今後有時間了,正好把這些年積攢下來的書讀一讀,寫寫那些考慮了很久的問題。我許諾說今後會送許多書給他。坐了大約不到一小時,竟然一句都沒提開除黨籍這回事。有幾次,談話突然中斷,兩人相視無語。我能感到他平靜外表下掩藏着的心底波瀾。他幾次催我走,我終於起身道別。出門正要下樓,賓雁突然從後面扳住我的肩膀,說“這一別不知何時能見”,我回頭,見他淚水湧出,順着面頰的皺紋淌下。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他落淚。

那時他已知道外省與他交過手的那些歹人極欲乘他遭難之際落井下石,要以誹謗罪送他上法庭,他心裏在作入獄的準備。不記得如何分的手,只記得一路上想着怎樣在法律界找幾個能幫上賓雁的人。第二天劉東在前門外珠市口豐澤園請客,大約有十幾個人聚會。我到飯店後情緒極壞,國平問出了什麼事,我說昨天去看了賓雁,稍講了些情況,攪得大家敗了興。飯沒喫完我就走了,事後才知國平心裏鬱悶,喝得大醉。阿堅送他回家,途中他醉倒街上,指着路人大叫“你們都醉了!”

春天到了,編委會的工作進展順利,出書已漸成規模。甘陽提議請賓雁來聚一聚。我去接賓雁、朱洪,在我家附近的德勝飯店吃了一頓飯。編委會的同仁來了十幾個人,蘇大哥,小楓,一休哥王焱,王煒等都到了。飯喫得非常高興,甘陽和賓雁談了很多,把他對編委會未來的設想講給賓雁。飯後,大家興致正高,就一起回到我家裏喝茶。拋開政治陰影,朋友相聚總是樂趣橫生。笑語聲中,約林唱起歌來,隨後大家請賓雁唱。他站起來用俄文唱起“在那遙遠的地方,那裏雲霧在飄蕩,晚風輕輕吹來,掀起一片麥浪”。聲音厚厚的,略帶點沙啞。衆人安靜地聽着,漸漸有人應和。歌聲飄出我的家,散落在黃昏的晚風中。



三、他鄉的日子

                        多麼寂靜,周圍多麼空曠
                        多麼微薄,暗淡的霞光
                        象大家一樣,你也會消失,我的朋友
                        爲何心中又泛起波浪?
                                —《夜》 別雷


八九年底,我到了巴黎。經歷了八九學運和六四屠殺之後,離開中國,即使不是目的明確的逃離,心中也會有避秦的想法。九零年二月份,我和賓雁聯繫上了。自他八八年出國,我們一年多未通消息。在這樣大的動盪之後再通上話,雙方都有無限感慨。我知道六四屠殺之後,賓雁曾來過巴黎,他義無反顧地譴責中共暴行,成爲公開的反對派,他在國外的訪問便成了無限期的流亡。不久,我接到了他從美國的來信,信中說“在出來的人中,你是我最掛念的一個”,還爲我在國外的生存提了些建議。後來,在我申請研究基金時,賓雁的推薦信起到了關鍵作用。四月份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是位素不相識的女性,聲音親切悅耳,她告訴我,是賓雁讓她來找我的,問我有什麼困難需要幫助。她就是巴黎七大東亞語言系的譚雪梅女士,後來我一直叫她譚老師,我們因爲賓雁的介紹成了十幾年的朋友。九零年八月間,我又接到賓雁的電話,說他要去德國參加一個活動,會到巴黎來看我。於是,我們在巴黎相逢了。

賓雁住在聖日耳曼草地附近的麥迪遜旅館,旁邊的小街是狄德羅曾經住過的房子。旅館門前小廣場上是狄德羅手持書筆的青銅雕像,在法國梧桐掩映下,俯視着來來往往的路人。早晨,我去旅館找賓雁,他正坐在餐廳喫早餐。見我來,匆匆把一大杯牛奶喝完,就開始問我近來的情況。人到了國外首先關注的是如何生存,所以他問的大多是生活上的問題。談到國內的事情,他問了軍濤被捕的細節,我對此所知不多,無法給他更多的消息。但他還是問軍濤有無生命危險。我說因爲國外的關注,大約不會有立刻的危險。賓雁卻擔心人在牢裏,萬一有人下黑手就麻煩了。他說共產黨的監獄可不是好呆的地方。

聊着聊着,賓雁突然談起回國的問題,說共產黨今後的日子不好過了,因爲殺人和社會結了血仇,很難永遠靠暴力壓制,幾年之內會有大變,他就可以回去了。讓我喫驚的是,他那麼相信人民的覺醒,相信六四屠殺之後中國社會變革必然發生。我本來對此不太樂觀,但他的情緒還是感染了我。他一再鼓勵我,說人既然已經出來了,就好好看看西方民主社會,有時間多讀讀書。我提到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裏面記錄了許多俄國白銀時代的詩人流亡巴黎的往事。賓雁對愛倫堡的書很熟悉,他當時還提起幾個人的名字,記得有別雷、巴爾蒙特……。下午賓雁又來電話,約好去高行健家喫飯,高先生當時住在巴士底廣場附近。晚飯後,他展示了他畫的幾幅水墨畫,有一幅畫給我印象很深,畫面上部是濃重的墨塊,下部似乎是變形的人體,扭曲掙扎着,像“六四”之後中國文人的心情,很壓抑。

賓雁在巴黎呆了三天,我們每天都見面。一次我們坐在狄德羅雕像下的長椅上,談起流亡的中國知識分子有無可能留下些思想文化成果。對此賓雁相當悲觀。他認爲我們所知道的流亡者大都是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知識分子,他們離開自己國家,但沒有離開自己的基督教文化。那些俄羅斯流亡者,從來就浸淫在歐洲文化之中。象赫爾岑,就是用法文和德文受的教育。十月革命後流亡的人中,既有白銀時代的文學家,又有別爾嘉耶夫那樣的哲學家。他們離開俄羅斯,但文化血緣沒斷,只不過換個角度看問題,思想上藝術上還可能有新發展。而中國知識分子則完全不同,首先語言不通,其次出國流亡之前基本上受共產黨教育,從思維方式到爲人處事,都有很深的烙印。我問他假如別爾嘉耶夫不是在十月革命後流亡法國,他隨後的思想發展會認同蘇聯的意識形態嗎?賓雁想了一想說,別爾嘉耶夫對自由看得很重,即使他不離開蘇聯,也會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發生衝突,這是早晚的事。

他還說到自己的反抗意識和自由思想的由來。那時候,哈爾濱文化氣氛中俄國味比中國味濃,賓雁自幼就讀俄國文學,後來傾向社會主義,其實是受俄國文學影響。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俄國知識分子,很少有不信仰社會主義的。別爾嘉耶夫就是個社會主義者。聽賓雁講到這裏,我突然閃過一個念頭,要懂賓雁這個人,恐怕要回溯到拉吉舍夫、赫爾岑、別林斯基直到別爾嘉耶夫這批思想家。這個想法在後來幾年中愈來愈清晰。

我問他自己會寫什麼新東西,他說,現在離開中國了,下筆也難。要換個角度寫東西,還要再想想,等一等。他鼓勵我,說你本來就是書齋中人,在哪兒不是讀書思考?當然要先解決喫飯問題。我告訴他研究基金因他的推薦已經申請到了,生活暫時沒有問題。

賓雁臨走的那天,巴黎的天空特別藍,夏天慵懶的氣息彌散在路旁一個個咖啡吧裏。我去旅館接賓雁,送他去巴黎東站上火車。這次他去德國開會,會議組織者給他買的是德國和美國之間的往返機票,他是特意自己買了火車票來巴黎看我的,還要回德國去趕飛機。這份情誼讓我深深感動。正像施韋澤說的“在精神上,我們大家似乎是依賴於在生命的重要時刻人們所給與的東西而活着。這個富有意義的時刻是不期而遇的,它不顯得了不起,而是非常樸實的。”上火車前,賓雁突然拿出一個信封給我,裏面有一些美元。他淡淡地說,“這些美元我到了德國就沒用了,留給你吧。”似乎我拿了這錢倒是幫了他的忙。我知道這不過是他照顧我自尊的一種笨拙的託辭,不願意讓我覺得受人恩惠而內疚。他在德國只住一夜就回美國,哪有美元沒有用了這回事。這就是賓雁,一條偉岸的漢子,卻心細如絲。我堅決推辭了,但我答應需要時會向他開口。他要我保證真有困難時一定告訴他,才悵悵地把信封收起。後來在遭逢家庭變故急需用錢時,我果然張口了,得到了賓雁和朱洪的幫助。

賓雁上車了,最後從車門向我招招手,就消失了。法國的列車不開車窗,我看不見他坐在哪裏,只呆站着,直到列車駛出我的視線。不敢流淚的我也覺得喉頭哽咽。

九二年十月下旬,我去美國開會。想到能同生活在美國的老朋友見面心裏挺高興。飛機先達紐約,嘉映接我回家。給賓雁打了電話,和他提起會議是在芝加哥開,我會住在甘陽那裏。賓雁便提到甘陽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叫《從民主運動到民主政治》,問我看了沒有。他說同意甘陽的觀點,中國人該放棄把什麼都搞成運動這種習慣了。電話中約好從芝加哥回來到他那裏去“好好談談”。在芝加哥見到甘陽,把賓雁的話告訴他,甘陽有點喫驚,說“老劉看東西還這麼仔細”。從芝加哥回到紐約,嘉映送我去普林斯頓。當時嘉曜、蘇煒、曉康等人都住得不遠,離賓雁家幾分鐘車程。那天約好,嘉映和我到了賓雁家,見他精神很好,活力四射。一會兒曉康也來了,說大家正好湊在一起好好談談。賓雁過來坐在沙發上,和我面對面,手裏又拿出一個小本子,要做記錄。我笑他是職業習慣,和人談話非紀錄不可。他就隨手把本子放在茶几上再沒動它。但是那天人來人往挺亂,談話始終沒能集中深入。

晚上我住在賓雁家,睡在他的書房裏,那裏書報資料之多,真可謂“鋪天蓋地”。我睡的那張長沙發,頭頂着書,腳蹬着書。晚飯後,賓雁過來,手裏拿着一本淡黃色封面的書,要送給我。他一邊在扉頁上寫着題贈,一邊說這部書的前言是他寫的。我拿過書來看,是《哈維爾選集》。 他說爲了寫這個前言,把哈維爾的東西讀了兩遍,像《無權者的權力》,他竟然讀了三遍,覺得覓到了知音。賓雁寫道:“哈維爾未必瞭解中國人接受精神奴役的過程,但他從觀察捷克斯洛伐克現實引出的結論,對於中國人也是適用的。幾十年的特殊統治造成了人的精神危機。那麼應該怎麼辦呢?不是靠外在的什麼權威,不是通過說教,而是喚起人們去自省,在反對邪惡的行動中自己解放自己。這就必須使人們看到:你對於自己的國家和你本人墮入今天的田地,也是有一份責任的!”他贊成哈維爾所說“在所有包圍着我們的危機中,最根源性的一種就是社會的道德危機。如果不首先解決道德危機,便沒有任何危機(從經濟的、政治的到生態的)可以得到解決。”賓雁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幾年中,多次提到要想真正結束專制統治,個人內在的道德反省是不能缺少的一課,提出要警惕人心中的“小毛澤東”。他向爭取民主政治的人提出了個人道德要求,認爲政治生活不能非道德化。我把它當作賓雁的政治遺言之一。

九九年四月,賓雁說要來歐洲訪問一段時間,六月底到七月中有十幾天的空閒,並說可以來巴黎,在我這裏多住幾天,好好聊聊。這幾年我們遠隔重洋,雖然經常通話,但在電話裏很難深入對一些問題交換意見。倘能面對面促膝交談,該是何等的快樂。七月初賓雁和朱洪到了巴黎。接他們到家,朱洪就有點感冒發燒,趕緊找出藥給她服下,讓她先去休息。賓雁卻興奮得很,在花園裏,房子裏走來走去,東瞧西看,仔細問我們的日常生活,話題像他這個人,樸實平常。晚飯後,我怕他路上累了,堅持讓他先休息,但他還是執意要看看我的“藏書”。在海外談何“藏書”,不過是各處蒐集和請人從國內帶來的千把冊常讀的經典著作罷了。賓雁巡視一番,說還不錯,總還有些書讀。又得意地說他現在的書比我九二年去時多了不止兩三倍。他雖然搬了家,房子大了,但也常常發愁書沒地方放。又講了許多普林斯頓舊書店的好處,一本新書剛上市賣30 美元,一年之後在舊書店3美元就可淘到,讓我聽得好羨慕。他看到架子上有一本別爾加耶夫的《俄羅斯思想》,就抽下來隨手翻着,說我們在巴黎第一次見面就談到過這個人。那是八、九年前了,而且也不過是提到而已,他居然還記得。

這次賓雁來巴黎,我和雪有個心願,讓他好好放鬆一下。除了和一些好朋友見見面,基本上在家休息和外出遊覽。即使談話,我也儘量找些輕鬆的話題,但賓雁時不時仍會提出一些嚴肅的問題。他對法國社會黨政府的社會政策很有興趣,我們給他介紹了社會黨在勞工、企業、稅收、福利、醫療保險、教育、社會救濟等問題上的政策。賓雁對此很感慨,說法國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他還特意問起法國共產黨的情況。因爲法共《人道報》曾是中共的重點批判對象。我們告訴他法共在政府中也有代表,現在的左派政府實際上是左翼聯合政府。賓雁說其實左派也有不同的層次,基本政治傾向一致,具體政策可以有分歧,爭論、鬥爭都可以。法共能加入政府,說明它是認同這一點的。我說,它在法國社會中的影響越來越小,得票率也在下降。賓雁說這表明有替代政治力量出現,對選民的吸引力更大。在民主制度下,各種社會利益集團可以通過選舉爭取對自己有利的政治安排,暴力革命當然不可能發生。看來恩格斯晚期思想的變化,是因爲看到了當時社會的變化。那時候共產黨還不是既得利益集團,所以能夠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調整自己的理論。看得出來這幾年他仍然關注着馬克思社會革命思想的流變。

知道賓雁是愛喝一口的人,這次爲了他的到來,我準備了很好的法國紅葡萄酒,可惜他喝不慣。一天飯間,他終於忍不住問我:“有白的沒有,來點怎麼樣”,又有點抱歉地說“多好的洋酒我也喝不出味道,還是老白乾兒有勁兒”。初夏是法國最美的季節,選個好天,我們陪賓雁和朱洪去盧瓦河遊覽,那裏古城堡密佈,記載着法蘭西曆史文化發展的脈絡。賓雁興致勃勃聽雪給他介紹盧瓦河城堡的歷史和人物掌故。中午我們在香堡的森林中野餐,陽光透過濃葉灑下,四周靜寂,偶有飛鳥啁啾,伴着我們的笑談。賓雁那樣輕鬆、快樂。下午到雪儂堡,沿着寬闊的皇家大道漫步,高大的梧桐樹搭就天棚,濃蔭匝地。賓雁站在城堡旁邊的意大利花園裏,望着精美的城堡凌空飛架於舍爾河上,連說“太美了,太美了,美國人不可能有這樣的構思。”園中有棵百年老松,枝葉盤虯。盈盈爬到樹上,坐在一支橫斜的樹幹上,賓雁倚在樹幹旁。朱洪連忙抓拍了幾張相,說“一老一小和一棵大樹在一起,特有意思”。傍晚時分,趕到安布瓦茲堡,這是偉大的達芬奇埋骨之地。當年弗朗索瓦一世接達芬奇到法國來住,他隨身攜帶了“蒙娜麗莎”。這座城堡旁,是克洛綠舍莊園,達芬奇生命的最後幾年就在這裏生活、工作。莊園裏到處掛有達芬奇手記裏一些哲理性很強的名言。賓雁一句句讀過去,有些遺憾地說“可惜沒帶筆記本,能記下來就好了”。我們笑他的 “職業病”又犯了。

兩天後,我們又驅車向諾曼底進發,想沿着印象派畫家的足跡遊覽諾曼底。到魯昂時已近中午。先去老市場,那是聖女貞德上火刑架的地方,一四三一年五月三十日,經過宗教裁判所的兩次審判,宣佈將聖女貞德處以火刑。那些曾受恩於貞德的教士、法官都沉默不語,聽任神學院的博士們判決這個異端分子。法郎士寫道:“他們在神的女兒受難前夕拋棄了她。”燒死貞德的地方依舊留存着,有一塊標牌指明“中世紀的土地”,另有一塊標牌標示出火刑架的所在地。對面是貞德的雕像,潔白的形體略顯變形地修長,像莫吉爾揚尼的女人體,雙手緊握,放在胸前,略揚起頭,像呼喊,又像祈禱。賓雁仔細看了貞德受難之地,隨後進了火刑架旁的教堂,一座相當現代化的教堂。教堂深處立着一座聖女貞德的銅像。銅像前枝杈形的燭臺上燃燒着支支白燭,遠望去,彷彿貞德仍在火刑架上受刑。我向賓雁介紹這座教堂的獨特建築風格,但他似乎沒聽見我說話,只是望着遠處的貞德像。我猜想這個受難者的形象會在他心中引起波瀾,便悄悄走開,留他一人在空曠的教堂裏沉思。

本以爲有充裕的時間在返回巴黎時參觀莫奈花園,誰知在飯店喫飯耽誤了時間,等我們參觀完莫奈經常摹畫的盧昂大教堂,時間已晚。我們趕到莫奈故居時,已經止票。我有些惱火,怨自己沒掌握好時間。賓雁朱洪卻安慰我,說看看外面也不錯。走到莫奈畫睡蓮的池塘牆外,看到有塊半米多高的石頭,賓雁居然一步跨上去,站在石頭上向花園裏張望,連聲招呼朱洪,說“快上來,什麼都看得見。”結果我們在旁邊扶着這老兩口,站在石頭上“參觀”了莫奈花園。返家的路上,問賓雁還有一座加亞城堡廢墟,要不要去登,賓雁遊興未盡,連聲說“去,去”。這城堡是獅心王理查統治諾曼底時所建,現在僅剩嶙峋的殘跡雄踞峭壁,俯瞰塞納河水攸攸西去。賓雁一口氣登上城堡廢墟,叉着腰站立在巉巖之上,夕陽潑灑在身上,天風流蕩在髮間,遠望像座雕塑,讓你不敢相信眼前是位75 歲的老人。

離別的時候到了,七月十三日,賓雁伉儷要回瑞典。早飯後,賓雁提議去散步,參觀一下我居住的這個千年小城。我家對面是莫羅將軍的故居。這位萊茵軍團的統帥,呂內維爾條約的簽訂者,因不見容於拿破崙而流亡北美。在拿破崙稱帝后,他以一個共和主義者的身份參加俄奧聯軍與自己的祖國作戰,死於沙皇亞歷山大軍中。賓雁聽我講着莫羅的故事,沿着城堡圍牆緩步而行。走到依薇河旁,他提議要嘿嘍兒着盈盈走。大概只有北京人懂得這話的意思,就是讓孩子騎在大人脖子上。盈盈已經四歲了,總有二十多斤重,賓雁竟一直嘿嘍兒着她從依薇河邊走到118 號公路橋下,足足有200 多米。汗水滲出額頭,我再三叫他停下來,他一直不肯。朱洪搶拍了幾張照片,那該是多麼珍貴的記憶。下午送賓雁走,竟沒有分別的傷感,看他那樣充滿活力,當然相信很快就能再見。兩天以後接到朱洪電話得知,她拿着相機下樓去沖洗膠片,被人一把搶走相機。她說不可惜相機,可惜那些膠片,多少珍貴的影像竟永遠消失。但我想,這不正是爲了讓我們把這些記憶深刻心中嗎?

賓雁回美國後,我們依然常通話。他寫《迷霧重重的中共八十年》,直指中共是否定個人自由,敵視人道主義,視人命如草芥的農民起義軍。裏面的種種提法我大致是同意的。國內“新左”蜂起時,我們也交換過意見。我知道他對“新左”們的一些提法保持相當的距離。他在七八、七九年就把南斯拉夫實踐派稱爲“新左派”,在他心目中,站在自由主義立場反抗蘇式社會主義的反對派纔是“新左派”。對那些在警察國家中批判後極權、後現代的“先知”們,他興趣不大。不過,他的確花了些時間去讀吉登斯的著作,認爲他的許多提法新穎有趣,但也有些失望,因爲沒有找到他想要的東西。我建議他去和林春討論吉登斯的思想,但後來他生了病,我想他沒有精力了。

我們之間最後一次較長時間的談話是去年二三月間,那已經是人們爲他舉辦八十華誕慶祝會之後了。他的癌症已經擴散。那天他很平靜地告訴我,將開始新一輪的化療。隨後,他突然問我對王蒙的文學現代化路子有何看法。我說凡是對消解共產黨語言專制有益的文學形式,我一概認爲有意義。賓雁沉默片刻說,我覺得文學如果不面對社會現實,就好像開車碰見了出車禍的人,你不下車救,開車從邊上過去了。我做不到。然後自嘲地說,我這是老掉牙的提法了。後來他又提起舊話,說許多人批評王蒙油滑,但他們忘了“六四”前慰問戒嚴部隊,各部委頭頭都去了,王蒙當時是文化部長,但他住進醫院,沒去。“六四”開槍以後,王蒙辭了職。賓雁說,在那個時候,沒有人敢辭職,共產黨的部長也沒有辭職的傳統,王蒙是個有底線的人。後來有消息說王蒙講過攻擊賓雁的話,不知賓雁那天問我是不是和這個傳聞有關。若真有關,那就更見賓雁的胸懷。

賓雁的病情一天天加重了,我恨不能天天打電話瞭解病情,或說些給他寬心的話。但我不敢,只能每天祈盼着癌症的發展能夠有所控制。雪幾次催我去美國看看賓雁,但我知道這隻會給他增加負擔。下定決心打一次電話,也就是問問他的病情,甚至都不想讓賓雁來接電話。但賓雁差不多每次都要拿過話筒來說幾句。因怕他累,我總匆匆掛斷電話,但聽不見他的聲音又悵然若失。去年十二月深夜,譚老師突然來電話,說賓雁已去,我當時雷擊一般,明知這一天會來,但不願聽到這消息。連忙給朱洪打電話,巧在朱洪正好從醫院回家拿衣物。她那樣剋制着自己,說“賓雁情況很不好,真的很不好”。接着留下醫院的電話,讓我過一小時以後再往醫院打。原先只是報了病危,我又自欺地燃起一線希望。然而,數小時後, 賓雁真的永遠永遠地去了。他對人說的最後的話中有一句是:“將來我們回憶起這些,多麼有意思!”



四、看呵,這人

受苦可以成就更深厚的愛
和更寬廣的恩慈。
- 聖•特里莎

看賓雁的臉,一張在古希臘貝爾加摩神殿殘壁上能尋到蹤跡的臉。高聳的額頭,開闊的天庭,挺拔的鼻樑。眼睛時常眯着,卻掩不住柔和與澄澈的光。和人談話時總是直視對方,目光絕不遊移,坦誠真實,讓人信任。修長的眼線一直蕩向額角,和額角的魚尾紋交織在一起。厚實的嘴脣總抿着,脣角微微下沉,透出執拗的性格。聽別人述說苦難時,眉峯緊張地蹙起。高興時開懷大笑,眼睛眯起來,神情鬆弛。聽人講話入神時,頭微微後仰,下頷抬起,一種祈禱的神態。平時,臉上的表情柔和安詳。沉思時,深深的皺紋透出剛毅,有種嶙峋之美。卡萊爾在描述喬託所繪但丁的肖像時這樣寫道:“這是反映現實的繪畫中最令人悲憤的面容,既是完全悲劇性的,又是激動人心的面容。其中有孩童般的溫順、柔和和文雅之情爲基礎。但是所有這些感情,彷彿又被凝聚成尖銳的矛盾,變爲剋制、孤獨、驕傲而絕望的痛苦,好象透過用粗大冰柱築成的監獄,一個溫和輕柔的靈魂向外窺望,使人感到他是如此堅定、倔強和堅韌不拔!”讀到這段話,眼前會浮現出賓雁的面容。

一次,賓雁給我看一份人民日報內參,內容是陝西一些共產黨村幹部隨意吊打村民的調查。記不清這份調查是不是他寫的,只記得他聲音低沉,反覆說“吊起來打,什麼傢伙都用上,吊起來往死裏打,無緣無故就吊起來打。”抬頭看他,臉上表情是那樣悲憤,似乎打在自己身上。我於是明白,別人的苦難在賓雁那裏都要化成自己的體驗,才能真切,才能喚起他盡一己之力去拯救苦難的決心。

在賓雁身上蘊積着深厚的悲憫。在我看來,悲憫和憐憫有着本質上的區別。憐憫的屬性是外在的,它帶有某種居高臨下、施捨的味道。一個富人會憐憫窮人,因爲他會偶動惻隱之心。但這不是悲憫。悲憫的屬性完全是內在的。它是那種置身其中,感同身受,來自內心衝動的奉獻。它不來自惻隱,而來自仁慈。因此才能夠在大苦難大逼迫中保持它的完整性和一貫性。這就是阿奎那所說的:“邪惡不能徹底摧毀仁慈的包容力和正當性”。

在悲憫的深處,我們能夠發見,它與施韋澤“敬畏生命”的思想相通。因此它超越了惻隱、同情、憐憫的侷限而跨入更廣闊的愛的空間。在施韋澤那裏:“關鍵在於,人如何對待世界和他接觸的所有生命。只有人認爲植物、動物和人的生命都是神聖的,只有人幫助處於危急中的生命,他纔可能是倫理的。”自古至今,一切偉大的心靈都是相通的。普魯塔克在批評馬可•伽圖的矯飾的正義時指出:“我們知道,慈善比正義的範圍更廣。法律與正義,我們只能施之於人類,但慈善和仁愛則是從人們和善的心田湧流而出,就象由豐富的泉源中溢出的泉水一樣,其恩澤甚至施加到不會說話的畜牲。”這使我想起賓雁在幹校勞改時,爲了制止孩子們虐待一隻貓而慘遭批鬥的情景。在賓雁身上,本能地充滿對生命的敬畏,他尊重每一個有生命的個體,關注他們的快樂、憂傷、幸福、苦痛,不讓任何虛僞的藉口、空洞的名義扼殺、剝奪個人的權利。我們太熟悉“以革命的名義”犯下的樁樁罪惡。賓雁的心在提醒我們,永遠不要以國家、發展、進步的名義變邪惡爲神聖。要警醒着,以敬畏生命來對抗一切毀滅性的力量:專制的國家、蠻橫的意識形態。

在賓雁那裏,一切匿名化都被粉碎了。在他筆下,沒有爲黨爲國爲主義獻身的無名無姓者,而是王廣香、李日升、傅貴、郭建英、陳世忠……,一個個具體的人,一樁樁具體的苦難。他的關懷永遠着落在弱小無助者身上,對充斥中國大地的黨政軍國喧囂、關乎人類前途命運的宏大敘事,他似乎充耳不聞。甚至絞索已經收緊,他也不作英雄受難狀,只是坦然、堅韌地承受。甚而會去想“那些比我受難更深的人”。因此,對中國“知識精英”們萬花筒般變幻的各類說辭,他敬謝不敏;對警察國家中文人聊以自慰的思想手淫,他冷眼旁觀。卻總在內心質問着,什麼是更重要的,思潮還是思想,國家還是個人。面對強勢的加爾文,卡斯特里奧宣告:“把一個人活活燒死,不是保衛教條,而是殺死一個人”!林昭質問殘暴的警察“那不是血嗎”?賓雁控訴中共“隨意槍決許多優秀的中國青年人,瘋狂一詞已不能解釋他們的所作所爲”。這些直面苦難的告白簡單有力,不是“知識精英”的巧言所能遮蔽。在賓雁的法庭上,夾邊溝的白骨,長安街的血肉就是鐵證。沒有藉口,不可辯駁。哪一滴血不是鮮紅的?!

正是個人的具體的苦難讓賓雁轉向馬克思主義又質疑馬克思主義,追尋社會主義又反抗以社會主義之名所犯下的罪行。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最初衝動發源於消除社會不公,人民的苦難,而現在社會仍然不公,人民依然受苦,怎麼能將社會主義所經歷所製造的一切往歷史的檔案中一塞了事”。也正爲此,他才關注民主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的發展,認同它對人的自由的追求。

有人說賓雁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其實這個標籤遠遠不能反映他的精神活動的複雜性,他的思考要深入得多,視野要廣闊得多,精神來源要豐富得多。他汲取馬克思理論中的人道主義遺產,但摒棄暴力革命、階級專政的專斷推論。他說:“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先要關心的,應該是人的解放……,即使當思想分歧已經轉化爲政治鬥爭,也不要忘記把一個人當作人來看待”。任何主義的標籤都不能準確反映和徹底涵蓋賓雁的思想追求,他如羅丹的“思想者”,魁偉的身軀山岩般穩坐,粗壯的手臂支撐着碩大的頭顱,臉上的沉靜有着某種苦惱的期待,期待着新的思想風暴的到來。

人們常說賓雁是“青天”。這或許是苦難者習慣的幻象。其實,沒有哪個稱謂比它離賓雁更遠了。“青天”常用的後綴是“大老爺”。“青天大老爺”是站在苦難者頭上和對立面的。他們是有權勢者,是統治集團的一員。無論是包公還是海瑞,他們的作爲是依靠統治集團的授權。他們不過是王道與霸道的選項,面對的同樣是沒有權利和尊嚴的草民。作“青天”的前提是和統治集團保持一致,當“自己人”。用時髦的話說,是“體制內”的。此時你有按資分贓的權利,甚至會得到作“青天”的資本,像包龍圖的御賜鍘刀。但是當你站在“草民”,站在無權勢者一邊時,情況就徹底變了,更不要說你是反出體制的叛逆。賓雁是站在“草民”和“無權者”一邊的,他的敵人是苦難製造者,也是“青天”製造者。賓雁的勞作就是要消滅製造青天的土壤,讓民族中的個體成爲自由的有尊嚴的個體,從而讓民族成爲自由的有尊嚴的民族。這是權勢集團不能容忍的。在埃斯庫羅斯的悲劇《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中“強權”質問同是神祗的赫淮斯托斯爲何不趕快執行宙斯的命令,把普羅米修斯釘上懸崖:

“爲何拖拖拉拉,心生憐憫,
你難道不恨他。
衆神可恨他入骨,
因爲他把你們的祕密泄露給凡人”。

賓雁就是這樣一個“揭祕者”。他不斷言說着“真實的存在”,號召人們鼓起勇氣去“生活在真實之中”。賓雁不是青天,他是土地。

人們還常說賓雁是“民族的良心”,我卻對此有些困惑。如果組成民族的個體是背信、貪婪、懦弱、麻木、腐化、自私,那麼這個民族的良心在哪裏?如果一個民族中的個體,心裏充滿了奴隸的恐懼,它讓民族喪失創造力,喪失感受崇高事物的能力,那麼這個民族的良心是什麼?如果一個民族中的個體因暴君暫時放鬆了軛套而得了溫飽的生活,便急忙親吻暴君的手,那麼這個民族又如何去發現它的良心?良心不屬於“民族”這樣一個空洞的集體概念,它只屬於個體。良心的覺醒,良心的發現,良心的堅持,都要由個人承擔。我們太放縱自己的懦弱,把本應該反躬自問的責任都推給了賓雁,讓他一人去承擔對集體暴行、犯罪共謀的良心拷問。而我們卻躲在“民族良心”的濃蔭下心安理得地品嚐“人血饅頭”。讓我們把“民族良心”的重擔從賓雁身上卸下來吧,把它交到每一個人手裏,讓個體的良心擔起它的責任。正如別爾嘉耶夫說的:“只有當我們擺脫了內在奴役的時候,也即我們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停止在各方面歸罪於外在力量的時候,我們才能擺脫外在奴役。知識分子新的靈魂就會誕生。”

賓雁是一個大智大勇的人,他的大智常以旁人視作“愚”的方式表現出來。如果他適時而退,如果他緘口不言,如果他不在意“真實的生活”,在現存體制內,以他的資歷和威望,不知能獲得多少令人垂涎的好處。賓雁說,確有相當要好的朋友苦口婆心勸他“收斂”一些,勸他“識時務”一點。甚至有人傳下高層人士的話,說賓雁“只要改正了他的缺點,一定會作出很大貢獻”。賓雁說,這話的意思是要我當“歌德派”,並且“必有重賞”。他說這話時,氣質高貴,凜然不可犯。他知道這是一條西西弗的道路。區別在於,西西弗是神罰的苦役,而在賓雁是自選的獻身。“他必須拼命地做一件無所成就的事情。這就是對人世熱愛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加謬)

令人感動的是,賓雁的選擇並不爲了某種宏大敘事所需,而只爲了“人們在受苦”,只是因爲“我見過許多受苦受難的人”。這種選擇帶有某種悲劇英雄的味道。但對賓雁而言,甚至悲劇這個詞都有些誇張的戲劇化。說他是悲劇式的英雄只是外在的觀照,賓雁從來不覺得他是個不幸的人。相反,他認爲自己是幸運的,甚至是幸福的。正像他寫的:“當很多人和我在一起時,幸福便會把我的痛苦淹沒”。他的幸福感是極爲人性化的。這種幸福感不來自於獲得多少實際利益,佔有多少物質財富,博得多少世俗聲名,而來自友誼、忠誠,來自正義的伸張和受難者的微笑。

和他初識,我曾經以易卜生筆下的布朗德看他,後來發現完全錯了。在布朗德那裏,民衆需要由掌握了上帝真理的人來教育。他對待民衆的態度是傲慢的,非人化的。他率領衆人登山,隊伍中有女人說“我的娃娃病了”、“我腳疼”、“哪有一滴水解我渴”?布朗德的回答是“你們的奴隸的烙印真夠深……。回到你們的墳墓裏去”。隊伍中有人問“拼搏要多久,要流很多血嗎?”他的回答是“它要一直延續到生命的盡頭,直到你們犧牲了你們的一切,直到你們從妥協折衷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遵守全有或全無的戒律”。布朗德的這種蠻橫的“解放者”的形象,要以被解放者的永恆犧牲爲代價。他口口聲聲說他如何愛他的民衆,那不過是要求奉獻的口實。因爲“愛不爲偉大,只爲細小。從細微的小事中體現博大的愛”(聖•特里莎)

賓雁對人的愛就是這種細小中的博大。他會因收到不幸者的申訴信而徹夜難眠,他會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去迴應呼喊他的人。他會爲不讓一隻貓受火烤而忍受凌辱,他會對強大暴虐的統治者說“不”!甚至在他病情危殆時,也不會忘記對朋友的一聲問候。在事關大小、輕重的選擇時,他會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場回答“我不接受最高的和諧,這種和諧的價值還抵不上一個受苦的孩子的眼淚……。假使小孩子們的痛苦是用來湊足爲贖買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總數的,那麼我預先聲明,這真理是不值這樣的代價的”。我們不說這種愛的崇高,我們只說這種愛的高貴。崇高是屬神的,而高貴是屬人的。

賓雁的心靈是一奇蹟。幾十年的磨難,經受屈辱、背叛、心靈的煎熬、肉體的疲憊、意識深處的賤民地位、對妻子兒女的負罪感,重重重負,需要何等的承受力。我們見過多少人,在迫害之下人格扭曲了,心靈陰暗了。受迫害妄想症、監獄綜合症被帶到正常世界上,把社會當作監獄,把正常的人際交往當作對敵鬥爭。他們再不會體驗正常的親情、友愛、信任。這是迫害者的罪孽,也是被迫害者的不幸。但賓雁卻是相反的例子。他信任人偶爾會達到輕信的地步,總不相信別人做某種事情是出於惡意。他對某些人的不滿會隨着想起這個人受過的苦而煙消雲散。在他內心裏,真正沒有敵人,他只對製造苦難的制度發言。即使偶爾提到某個人的名字也只因爲他充當了這個制度的代表。他寬厚、博大、對各色人等中那些難以容忍的行爲,也至多不過發出呼籲,“讓我們講點良心吧”!共產黨特殊的施虐—受虐政治心理結構,竟然不能侵害他慈悲的心懷。看他的心靈以單純對繁雜,以坦蕩對狡詐,以包容對偏狹,以寬恕對傷害,你不能不感嘆神造常人,偶爾也會失手,留些奇人在這世上,如茫茫人海中的島嶼,作遇難時救援的基地。

我常常思索賓雁獨特的精神氣質來自何處,追尋他所賴以爲生的土壤、養料、水分和陽光。以賓雁的勇敢無畏、不計得失的行爲方式,我們聯想到中國士大夫的捨生取義、求仁得仁的道德追求,從他對不幸者的同情、關愛和援手,我們能見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道德證明,從他行事方正坦誠,我們能見到“君子不亮,惡乎執?”的道德修養。但是,這都是太表面化的比附。

賓雁說:“受過‘五四’以來新文化薰陶的我,對於古文本身就有一種反感,而孔子著作中散發出來的教人循規蹈矩、安分守己、孝悌忠信的一套說教,從形式到內容都令我感到窒息。這同我從生活和文學作品中學到並且嚮往的自由叛逆精神完全背道而馳”。他自己承認從沒有讀完過孔孟的任何一部著作,中國傳統思想對他的影響並不格外重要。相反,“父親從蘇聯帶回了俄國的自由主義,對我後來的成長起了決定性作用”。這種影響甚至反映到他的氣質中,以致有人批評他“像沒落的俄國貴族”。賓雁喜歡讀別爾嘉耶夫的著作,簡直象出自本能。正是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靈魂》中指出:“俄羅斯的自由主義者與其說是國家制度的擁護者,不如說是人道主義者。”也正是他指出:“俄羅斯靈魂正在燃燒着。這顆靈魂永遠爲了人民和整個世界的苦難而憂傷,這是一種難以抑制的痛苦”。一個自由的人道主義者,一顆爲人民的苦難而憂傷痛苦的靈魂,這纔是賓雁人格的生髮之地。我簡直要說,賓雁,你彷彿是一個俄羅斯的靈魂長在了一箇中國人的身軀裏。

一九五八年,賓雁在山西平順縣勞改,在他的行囊中,竟然一不帶毛選,二不帶馬列,而是帶了“足有三塊磚頭厚的三卷《別林斯基全集》和同樣厚度的四卷《俄羅斯作家論文學勞動》”。在他最需要精神支持的年代,陪伴他的是別林斯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每日繁重的勞動結束之後,賓雁伴着如豆燭光苦讀《戰爭與和平》。我能想象得到,安德烈•包爾康斯基受傷躺在戰場的草地上,眼望藍天的那一番哲學思考,會怎樣地打動勞改犯賓雁的心。

在賓雁的思想中,我們常能瞥見到別林斯基的影子。別林斯基說:“當個人感到痛苦的時候,羣體的生活對我有什麼意義?當百姓倒在泥濘中的時候,地上的天才生活在天空中, 這對我有什麼意義?”賓雁也同樣認爲,當社會現實責任召喚作家的時候,他不能躲進貪新鶩奇的純文學中。他對逃避現實的文學始終持懷疑態度。這種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更是直接來自別林斯基。甚至他對人道的社會主義的認同也與別林斯基相似。但是,別林斯基也有狂熱激進的一面。他說:“人們是非常愚蠢的,必須強迫他們走向幸福。同千百萬所受的屈辱和痛苦比較起來,幾千人所流的鮮血又算得了什麼?”這種近似列寧的言論,在賓雁的思想中卻見不到痕跡。

凡涉及到個人權利、個人自由時,賓雁更是站在赫爾岑一邊的。正是赫爾岑先知般地注意到在社會主義中應如何維護個人的完全自由。他直斥付立葉的法倫斯泰爾是“兵營”,它會壓抑人的個性和精神生活。赫爾岑把自由視作社會革命的目的。以塞•柏林總結了他的思想:“他也希求社會正義、經濟效率、政治穩定,但這些仍必須永遠次要於保護人性尊嚴、支持文明價值、保護個體不受侵犯、維護感性與天才不受個人或機構凌辱。任何社會,無論因何理由,未能防止對自由的這些侵犯,而開啓門路,使一方可能施辱、一方可能屈辱,他都斷然譴責”。我以爲這同賓雁的追求是一致的。

賓雁這一代人受俄國思想和性格的影響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可惜這種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俄羅斯思想中視自由爲神聖,以平等爲理想。它的獻身精神,廣闊深厚的博愛,同情苦難,仇恨專制的情懷能激發、滋養崇高的人格。另一方面,它的聖愚現象,權力迷信,暴躁與麻木交替,殘忍與奴性共存,又成爲激進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溫牀。

賓雁是受到前一種影響的範例。而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後一方面的影響卻更大,所以我們會趕走赫爾岑、薩哈羅夫、肖斯塔科維奇、阿赫瑪託娃……,留下斯大林、日丹諾夫、李森科、葉若夫……。賓雁譴責這種逆向選擇:“愛、快樂、憐憫、善、良心、和美從口語中消失,自我、人、個人不再在出版物中出現。這自然是它們首先從生活中,從而也就從意識中消失的結果,同時也是原因”。爲了恢復這些詞語的地位,他勞作一生,因爲他深知,恢復這些詞語的地位就是恢復人的地位、尊嚴和自由。或許這些詞語在當下的中國已不再重要,但是當一些“知識精英”沉醉在“盛世”的狂歌豔舞與酬酢的淺斟低唱時,賓雁卻依然呼喚我們“聽一聽苦難的呻吟和憤怒的吶喊”。

賓雁離世之後,朱洪寄來一張他最後時光的照片。那是晚秋時分,木葉搖落,碧草上已鋪就一片金黃。賓雁坐在秋陽之下,面容清癯,白髮微疏,嘴角一絲微笑,神態平靜安詳。我端詳這張照片,突然覺得這神態似曾相識。終於想起,它極象烏東爲晚年伏爾泰所作的那尊雕像。區別在於伏爾泰的微笑是嘲諷的,泄露出他那些刻毒的小把戲。賓雁的微笑是寬厚的,顯示着他的仁慈與博愛。伏爾泰是一個思想銳利的哲人,又是一個在高山和泥沼中同樣得意的人物。而賓雁卻只在大地上奔走勞作。

他是巡遊九州四野的不倦的歌手
他是苦難大地生髮養育的自由的靈魂。


賓雁,我知道你是帶着遺憾告別人世的,因爲當局的卑劣懦弱,你未能安息在故土,而你是如此地深愛那方土地和百姓。我倒想換個角度來看。我們談論祖國,卻不談論祖國背後的不義。只有在祖國這個概念成爲善與正義的道德載體時,愛它纔是正當的。西蒙•薇依甚至認爲:“只有在希特勒式的制度中,祖國才成爲獨一無二的觀念”。陳獨秀乾脆說:“蓋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也何居”。你知道,偉大的但丁也是長眠於流亡之地的。佛羅倫薩當局曾以認罪爲他返鄉的條件,但他傲然拒絕了。他說:“如果我不認罪就不能返回的話,那我絕不回去”。他葬於拉文納,在他的墓碑上刻着:“我但丁葬在此地,是被家鄉拒之在外的人”。那戰勝漢尼拔,拯救了羅馬的大西庇阿,因受了加圖不公的指控,憤然去國,在利波納終其一生。他墓上的銘文高傲地宣示:“我絕不要馬革裹屍,回到忘恩負義的祖國”。夏多布里昂讚歎道:“流亡異國只能抹去凡夫俗子的名字,卻能使英雄永垂不朽。美德令我們崇仰,當美德揹負了苦難,就更能打動我們的心靈”。賓雁,倘如此,你是毫無遺憾了。

賓雁,我與你自七八年相識,至今已二十八年。當時我只是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躁動不安地注視着世界。與你相識,是我受的最大恩惠。後來讀到施韋澤說:“我們每個人都應深深感謝那些點燃火焰的人。如果我們遇到受其所賜的人,就應當向他們敘述,我們如何受其所賜”。但我竟從未對你說過一聲謝謝,因爲男人的矜持而忽視了感恩。

《世說》載“吾時月不見黃公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古人對人格的嚮往與尊崇要遠勝於今天。你所喜愛的別爾嘉耶夫說:“我們很少有人會被個性的尊嚴、個性的榮譽、個性的正直和純潔所吸引”。在我看來這近乎暴殄天物,因爲世上最珍貴的東西正是高貴的人格,這往往是造物的恩賜。

賓雁,你曾對我們這一代寄予厚望,甚至以爲我們這一代人能看到自由中國的曙光。但讓你失望了。少年時的朋友,如今或已居廟堂,或已成碩儒,或腰纏萬貫,或已變聞人。但這外在的成功,就是我們的最終追求?記得年輕時,我們曾發出過“不自由,毋寧死”的誓言,而今,我的朋友,可曾記得這青春的信念?歌德曾慨嘆:

“對他們我唱出過第一部的人們
再也聽不到我這後半部的歌詠
友愛情深的聚會,如今久已離分
消失了的呀,啊!是那當年的共鳴
我的哀情唱給那未知的人羣聽
他們的讚歎之聲適足使我心疼
往日裏,曾諦聽過我歌詞的友人
縱使還在,已離散在世界的中心”。

每頌此詩行,令人感傷而惆悵。

賓雁,我寫完了這篇回憶,爲你,爲朱洪,也爲我自己。不知你可滿意?月中,我帶着文稿來到布列塔尼海邊。就是這裏,我們曾經相約要一起來度假的。深夜,面對桌上凌亂的稿子,我想起你,想得心痛。這十幾天似與你朝夕相對,伴着濤聲與鷗鳴。今晚稿成,我和雪又到海邊去了。落日在它消逝前的幾分鐘裏,突然餘威大發,撕裂雲層,將布列塔尼海岸塗成赭紅。海灣對面,夏多布里昂埋骨之處,聖馬洛城迎向夕陽的玻璃窗燃燒起來。只一瞬,火焰突然熄滅,一切歸於寂靜,只剩輕風低語,細浪吻岸。碧海深處,一顆流星閃過,象你,隱入幽邃的歷史。此刻,沙翁的名句在腦中浮現:“你並沒有消失,不過感受了一次海水神奇的變幻,化作富麗而珍奇的瑰寶”。

                                      2006年8月24日,草於第納爾海濱
      2006年8月31日,修訂於奧賽小城   



Edge及Safari用戶可直接點擊收聽
其他瀏覽器用戶請點此下載播放插件

添加評論

您可以通過填寫以下表單發表評論,使用純文本格式。 評論將被審覈。

完整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