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雁:我愿与你殊途同归 陈迈平(萬之,作家)

宾雁:   早想给你写信,也早该给你写信,可一直拖宕着。诸事缠身是一方面的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沉重。   沉重当然不再是因为提笔沉重,其实现在已经很少用笔写字了。
201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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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其实也不是因为有人说的,你永远离开了我们,让人有那种生离死别的人世悲伤和沉痛。坦白地说,你这次上路,我没有非常沉痛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本 来就隔着大洋,亦如隔世,早就是相见时难别亦难,见面本不可多求,也就不是生活必不可少,不是突然的变化。十一月我还去纽约开过会,也计划会完之后去看 你,可电话里你要我不必勉强,我也怕影响你休息养病而未强求。会议中还有国内来的老朋友约我陪同去看你,可惜因为正轮到我发言没走开,结果他们去了,而我 与你竟然错失此世最后一面。遗憾是有些遗憾,但也未必那么沉重,因为我并不觉得你真的离开了。在我们都神往而相聚的世界里,在文学的世界里,你当然永远在 场,永远不会离开。任何时候,只要再读读你的文字,你的声音就在耳边响起来。只要你的文字还在,你就还在。记得有这样的话,有些人死去了,但依然活着,有 些人活着却早已死去。这就是一个优秀作家可以不朽的原因吧。
   我还想这样说,你活着的时候,有些人就已经离开了你,与你分道扬镳,而有些人,即使你死去之后,你依然没有离开他们,而且永远没有不会离开。而且我相信,一定还有后来者会来和你相聚。任何未来的读者,那些能从你的文字中获得真切感受的人,你都和他们在一起。
   尤其对我来说,你的关照的目光总在,你的亲切的声音总在。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我们送给你作为八十寿辰礼物之一的那本书,为什么题目是“不死的流亡者”:因为流亡者死而复生,虽死犹生,精神不死!
   隔着生死两界,和隔着大洋没有多少区别。你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就象哈姆雷特说的,我不知道,因为没有人从那边回来过。可我觉得,那边的情形可能 比人世好些,你会有一份应得的安宁。而我更相信,我们迟早还是要见面的。也又再分手,又再见面,如我们在大西洋上来回奔走,而轮回无尽。下次我去看望你, 还是愿意再给你带上一瓶补身子的药,而临行,又会接过你塞给我的两条烟。接是接了,不过我告诉你我现在真的戒烟了,不是为了健康惜命,也不是因为瑞典烟太 贵,是我看看自己有没有戒掉恶习的能力。
   沉重是因为沉沦。是我感到自己辜负你的希望和信任,你的重托我也无力完成,是我内心愧疚无力面对。这是脚步沉重,脚下这人生之路崎岖不平走得真有些 艰难。我们讨论过的很多问题,我还没有答案;你的批评我还需要思考;你留下的大半部书稿该怎么办,谁来继续完成?我想问想说的依然很多,我还希望和你继续 讨论继续对话,还象你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客座的那段时间,你到我的办公室来,要我一起出去到阳台上抽烟漫谈。不为消磨时光,不为观赏中文系楼外的湖光水色, 我们的话题永远绕过眼前,绕过山水,随着烟雾回到中国,回到乡亲父老之中,回到中文文学,回到我们出生的土地……
   沉重是因为沉沦。也并非仅仅是个人的沉沦堕落,也是一代人的失落。我总忘记不了你对我们《今天》的批评,你的批评跨越了二十多年依然不变,言犹在 耳。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必须重视你批评的声音。如果我们有你的那份承担和责任感,我们后来也许不至于如此沉沦。有人曾经为我们编过书,赞美过我们被时代埋 没(或者抛弃)的遗产是“沉沦的圣殿”。我早已经表示过,沉沦是真的,“圣殿”可是个误会,“神圣”是根本谈不上的。事实如此。我们中间确实出现几位知名 世界的诗人,我相信他们依然属于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但我也看到,有些诗人的追求是以杀妻和自尽告终的,有些诗人的追求是以承认失败告终的,我们为了追 求自由而付出了不自由的代价。我们能够写下的,确实不过是一本“失败之书”而已!
   你对我们《今天》和所谓“纯文学”主张的批评,从我们初次见面就开始了。后来你说,你对那次见面已毫无印象,而我却不会忘记。初次见到你是在捷生的 婚礼舞会上,是在八十年代初草创的鲁迅文学院。那个场合聚集了不少当时“名震京华”的文人作家,而你作为新当选的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让洛阳纸贵的《人妖 之间》的作者,是明星中的明星,是众星捧月,那么多女文学青年以和你共舞为荣,你自然不会记得那个大场面上的一个非常小的小细节:你不记得,你舞间小憩, 捷生把我叫过去介绍给你,说我是《今天》杂志的一个成员。你当时说什么我都可能记忆不全,但我不会忘记你坦率地说出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们的纯文学主 张!”
   初次见面就听到你的批评,我确实不以为然。我当然也读过《人妖之间》,那是一篇让我敬重的文字,而我敬重的还不仅仅是你直陈现实的那份勇气,更是我 从文字之间看到一个作家的人道情怀。但是我觉得文学不需要都用一种样式,都发挥一种功能。针贬时政和自我表现,都可以写出好文字。那时,我觉得你对我们 《今天》的“纯文学”主张存在误解,对当时提出“纯文学”的特殊时代背景和历史缺乏理解,但那个喜庆场合我也不便和你辩论,不可能深入讨论,为我们《今 天》的文学主张辩护。而且那时我也觉得我们毕竟不是同路人,我们大概缺少共同语言。你毕竟是官方作协副主席,而我对官方作协没有兴趣。确实也有人介绍我加 入官方作协,也不是没有《今天》作家已经加入,但我谢绝了。倒也不是说我要和你们官方作协作家全都划清界限,我和铁生捷生辛欣这样的官方作协作家都是好友 好同学。至今我对有些人以为凡是官方作协作家必有问题的偏见不能赞同,更反对恶意攻击。对我来说,文学高于政治,也表现在是否好作家好诗人其实与是否加入 过官方作协并无多大关联。否则,我们就无法尊敬也在苏联官方体制内的音乐家萧斯塔科维齐或者作家帕斯杰尔纳克。否则我们就无法尊敬给我们留下了优秀作品的 中国作家比如老舍(他的《茶馆》毫无疑问是不朽作品)和沈从文。中国文人做官是老传统,却也不乏好作家好诗人,名字举不胜举,杜甫苏轼汤显祖曹雪芹,都做 过官。李白不也踏入过金銮殿。反过来,以为自己拒绝进入官方作协,高喊些“异议”的口号,就可以成就为伟大作家,写出伟大作品,让我也觉得非常可笑,因为 那对我来说也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正确,和专制者要求的“政治挂帅”没有两样,却和真正的文学创作并无多大关系!
   无论如何,当时我觉得我们之间显然有太大的距离,几乎无法弥合。我们的文学观念固然不同,更不用谈政治立场,我们要走的道路显然伸往不同的方向,因 此在国内时,我们的道路从此再没有交叉过一次,我再也没有和你见过面。我几乎不参加任何官方文学的活动,也早在一九八六年就离开中国到北欧留学。如此一 晃,就过去了十多年。一九九四年,我邀请你来瑞典参加我负责组织的一项活动:瑞典帕尔梅国际中心给仍在狱中的魏京生颁发帕尔梅奖,委托我张罗没有魏京生出 席的颁奖仪式。你是我建议请来出席发奖仪式的贵宾之一。这时,我们才有“第二次握手”,而你对“第一次握手”都没有印象了。
   这时你早已经不是官方作协副主席,你已经再次被开除出共产党,被那个体制放逐而流亡海外,和我一样成了有家难归的人。流亡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使我们 走到了一起,本来向不同方向延伸的道路,在斯德哥尔摩有了一个交叉点。但在文学观念上我们依然分歧很大。八九之后,我承命在挪威奥斯陆重新操办《今天》, 曾经把十几个流落海外的中国作家请到奥斯陆来开复刊编辑会议,但邀请的名单里没有你,新的编委名单上也没有你的名字。尽管名单上的不少作家其实都和你一 样,都因为政治原因而有家不可归,但大家商讨决定的办刊方针还是坚持把文学和政治分开,还是继续探索老《今天》的“纯文学”理想。次年我们又和不少其它杂 志的编辑聚集在芝加哥开会,不仅讨论文学,也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探讨重建中国文化和民间社会的可能性,多办一份文化杂志,就是开辟一个新的文化空间。有人把 我们聚集在芝加哥的这批人和你担任主席的普林斯顿学社对照起来,分为“芝加哥”和“普林斯顿”两派,虽然这种区分有些勉强,但我们确实道路不同。
  因此,再次见面,你还是那么直率,那么坦诚,你还是坚持你的看法:“我不赞同你们的纯文学的主张!”甚至嗤之以鼻。以后见面多了,再谈起这个话题, 你也总是一如既往,从不因为我们之间友情的增长而隐瞒你的反对意见。执着是你的天性,追求真理是你的天性,不趋时附势是你的天性。你还是象五十年代那样, 坚持“文学干预生活”,主张作家的笔应该指向社会,指向现实生活。你向我发问,作家怎么能不关注社会、不关注人民疾苦呢?文学怎么能脱离现实呢?文学怎么 能仅仅是自我表现呢?
  我有时无话可说,无言以对。一方面,我同意你的看法,任何作家不应推卸社会责任,即使他们的文学可以“纯粹”到和物理学医学化学等一样和政治完全无 关的程度,任何作家和科学家对苦难都不应该掉头不顾,不应该对罪恶和杀戮保持沉默。即使作家可以坚持个人和自我表现,其实自我和社会本是一架天平:自我抬 高,靠的是社会那边的坠落。文学的“纯”或“不纯”,也不在于是否和政治纠缠,而在于是否写出和人性的关联。另一方面,我还是相信文学可以有别样的功能, 有多种不同的样式,我不想要求文学千篇一律,都文以载道。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文字为民请命,为历史做证,也不必排斥自我表现的功能,甚至风花雪月。如果说你 的文学更接近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杜甫的传统,哀民生之多艰而“叹息肠内热”,那也不必排斥李白白鹿青崖的超然和陶渊明采菊东篱的闲逸。我感觉你有些偏激,也 多少次想说服你,但因为你毕竟是长者,而且那么执着,我不想引起争论。那时你把很多精力时间都放在了编辑一份介绍大陆信息的刊物《大路》,我是有些不以为 然的。我很想劝你不要把你一流作家的笔墨和才华“浪费”在那些可以让二流记者三流编辑四流翻译等等去做的杂务上,要是你能放下杂务,那你就能有时间和精力 给我们留下更多宝贵的文字。
   其实我也常有这样的困惑。在文学与政治的问题上,在个人与社会与国家的问题上,甚至在个人写作和社会批评的问题上,我们好象总是面临选择而无法兼 顾。你和我,和我的另一些文友们一直有很多分歧,甚至截然不同,甚至至今如是。我感觉你真象一面镜子,你用鲜明对立的存在,照出了我们其他人的面目。哈佛 的欧文教授谈过中国作家的“世界影响的焦虑”,但你从不焦虑自己的世界影响,你对到国际文学界去招摇过市不感兴趣,尽管你有的是这样的机会和条件。你的外 语比很多作家都好得多,你的书也早有各种文字出版,美国笔会会长阿瑟•米勒赞扬你是“中国的良心”,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说你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 你不善于兜售自己,你也不喜欢吃嗟来之食,你不希望聚光灯总是照着自己,而把你发言的一切机会几乎都变成了向世界的疾呼:关注中国人民的苦难吧!
  因此我在你身边时,看到的总是另一种焦虑,是对大陆民间疾苦的焦虑,是对下岗工人柴米油盐生计问题的焦虑,是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在中国还能行得通的焦虑。当 我们对左派政治和意识形态表示怀疑和否定的时候,你却依然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第一次请你来瑞典,也就是我们再次相见时,虽然那是你第一次到北欧,但你却 没有四处观光的兴趣,却只关注瑞典福利模式是否还行得通,是否还能够维持下去。你来之前就让我帮助安排采访瑞典左右两派的人士,从瑞典社会民主党到保守党 你都想听听他们的意见。我还记得,我替你把已退休的瑞典工人运动领袖、帕尔梅中心主席、瑞典前外交大臣安德森请来,你们两个老人在你住的王后街那家小旅馆 客厅里促膝长谈,一谈就是一个上午。你们两人都白发苍苍,都到了该怡享天年的时候,却还都忧世忧国忧民,那种景象让我心里一阵阵温热。
   我早失去对共产主义的信心,对社会民主主义也敬而远之,我大概更接受我们共同的老朋友高行健举起的“没有主义”的旗帜。我和你选择道路显然不同,也 从来不掩盖我们政治上的分歧。但是我不需要宣告和你“分道扬镳”,标榜一种政治的正确。相反,我愿意和你殊途同归。我愿意,是因为我相信,除了正确的政治 口号,除了世俗的真理,如果我们还有更高的共同理想,我们就必有相同的归宿。那就是前面我说的,我在你的《人妖之间》里感受到你对人性的坚持,我在你为人 民写下的悲悯文字中感受到人道主义的精神,我从你对专制的抗议声中,感受你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尊重。人们称赞你是“中国的良心”,良心是什么,就是最高的 人道。对我来说,不论左派右派,不论激进保守,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人道主义的情怀。就象曾有人讴歌法国革命,有人诅咒谴责和批判,但雨果却能在《九三年》里 用人道主义的理想化解了革命党对保皇党的仇恨。“在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更正确的人道主义!”
   写到这里,又是夜阑人静时,妻儿已经安睡。窗外,一日的暴风雪也已经停息,北欧埋在了无际的白雪之中。我还是毫无睡意,隔开大洋,隔开生死两界,我 希望我们的对话能永远继续下去。我们走的道路确实不同,但是,宾雁,我愿和你殊途同归,更愿你会给我指引,引我上升,就如维吉尔给年轻的但丁指引道路,走 出地狱和炼狱。
  
迈平
   初写于20006年2月2日
   改定于20006年6月20日

(選自《劉賓雁紀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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