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2011年5月16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微博称,“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收受中国内地作家张一一60万美金‘翻译定金’,导致诺贝尔文学奖110年来面临最大信任危机”。马悦然夫妇知悉此事后,于5月16日当天发表致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的公开信,随后并致函其他相关部门。近两个月过去,各种说法或疑问,仍不绝于耳。马悦然在2011年5月接受“自由亞洲電臺”华盛顿手记专题节目主持人北明(为传播方便,大陆模糊为“北美记者北明”)采访时谈到,每个月都会收到很多中国作家的来信,有的甚至直接汇钱给他,要求帮忙给他们弄到诺贝尔文学奖。有的甚至说只要得奖,奖金给马悦然。为此有人在微博上发表一系列质疑马悦然院士的博文,为澄清事实真相,以下是马悅然針對這些问題的公开答复。
问:与诺贝尔奖有关的信是写给谁的?
答复:马悦然,[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
问:能举证说出哪些作家贿赂吗?
答复:我确实谈到每月都收到过这样的来信——信的内容,不外乎是要我帮助他们,当然与诺奖有关。这些人不是给我寄来发表过的诗集,就是小说,当然,也有尚未出版的书稿,还有一封宣传和平的“致全世界青年的公开信”,请我翻译成瑞文和英文,以此试图来获得和平奖。一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在两年之内给我写过十八封信,其中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每封信中都有书画作品赠我,我当然把这些退还。我给他回信,请不要再来打扰,甚至让瑞典学院管理邮件的人员将此人的信件退回,今年春天发现,他开始给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小组主席写信了!这些人都自称是不错的“作家”。
不仅在中国内地,香港也有,一位出版过不少诗集的女诗人,就给我寄过一张5000港币的支票。坦率地说,她的那些打油诗,文学价值等于零。
我本人不忍将那些文学价值并不高的作品直接扔进垃圾桶里,寄来的许多书,有一部分移送给大学中文系图书馆。这些作品虽然不具参评水平,但作为公开出版物,却也代表不同层次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个部分或文学现象,在我原来的大学教中文的朋友陈迈平告诉我,他在好些书中发现作者写给我的信,请求帮忙或愿意转让部分奖金之类。至于要具体到某年某月,又是哪些人,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次如果不是李希光之流毫无根据地信口雌黄,我不会提及这些事。
在我认识的中国作家中,没有一位朋友给我写信提出过什么要求;相反,我访问中国参加什么活动,许多作家在那种场合下,一般不会主动来接近我,或许是在回避什么,我懂得他们的理由。
问:中国作家与马悦然先生有交往的很有限,怎么可能每月都会收到很多信呢?
答复:首先,一个住在北欧的人与中国作家的交往当然有限,不过,也不尽然,这要看怎样来理解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作为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及至八十年代获得入境,先后访问过的中国作家,包括艾芜、巴金、老舍、钱锺书、杨绛、沈从文、师陀、严文井、叶圣陶、张天翼;诗人艾青、冯至、卞之琳、冰心、凌叔华、陈敬容、冯乃超、曹辛之、田间、辛笛、臧克家、郑敏;戏剧家李健吾、曹禺、吴祖光、夏衍等人。从这一点来看,我与中国作家的交往已不算少了。其次,近五十年来,我翻译成瑞文的中国作家现当代文学作品不计其数,包括台湾作家在内,近八十人。五十年代仍健在的著名中国作家,以及后来的中国知名作家,我大部分都见过,并且与艾青、冯至、卞之琳、沈从文、张贤亮、李锐、高行健、曹乃谦、莫言、蘇童、王安憶、余華等人,都是很好的朋友。
至于每月怎么会收到那么多的信,我的回答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形形色色的人不少,其中不乏急功近利者、脑筋不清楚自以为是的人,骗子、腐败分子、伪君子,中国新闻中报道过那么多的不堪之事,也就不足为怪了。
问:那些信是怎么寄达的?
答复:信不是寄到我家,是寄到瑞典学院,无论怎么拼错都行,都收到了。
问:对中国蔑视,数度跟中国绝交?
答:如果我蔑视中国,蔑视中国人,这一生就不会翻译那么多的中国文学作品,也不可能与许多中国作家交朋友。我蔑视的是五毛小骗子,抄袭别人的作品的记者,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以及制造假新闻的伪君子。
问:关于某报记者抄袭刘慧儒和胡蔚文章一事?
答复:本不想提这桩陈年旧事,但这位记者七次坚邀我举证,只好奉命。那篇报道是关于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本来说好是采访,记者向两位德文专家提问,两位专家分别以书面形式作答5000字和6000字。结果记者以“新闻操作”为由,据为己有,署名发表。全文3000多字,其中挪用刘慧儒1250字、胡蔚2000字。遭到两位专家质疑后,报社最终作出调查结论:承认错误,公开向广大读者道歉。报纸网站发表道歉声明,称“记者存在对专家提供的书面回答消化不够、直接挪用的问题”云云。两位专家告诉我:报社补付两位专家4400元稿酬,并赔偿当事人1万元人民币,把这些钱以两人名义捐给山西省农村一贫困小学。付优厚的稿费意味着,两位专家的文字是优质稿,而不是什么半成品或原料,可以随便豪夺或巧取;赔偿是承认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
问:老人家贪杯喝高?涉及中国作家群体人格?
答复:记者认为我是一个衰老的酒鬼,可以视作一个不礼貌的玩笑。我这个“衰老的酒鬼”,今天秋天还要出版四本书,证明其头脑并未衰老,或者不清楚。中国文学史上的酒鬼很多,像陶渊明,李白,辛弃疾。倘若没有这些豪爽、幽默感很强的大师,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会苍白许多。我劝这位记者不妨买一两瓶好酒,五粮液、泸州老窑,或双沟大曲,再买上几包花生十几个咸鸭蛋跟几个好友出去野餐一次,我相信他所有的忧虑就会消失了。至于把问题上升到“中国作家群体人格”的高度,有拉大旗做虎皮、煸动仇恨之嫌,但并不能掩盖许多“中国作家”给我写信这一事实。我今年已八十七岁,作为一名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与情感非一般人可知,其余的话,就不必说了。
2011年7月24日
於斯德哥尔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