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華盛頓手記： 叛逃要人趙復三（上）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趙復三先生

 

趙復三，中國極少數級別最高的出走官員，1989年6月在舉世衆目睽睽中消失，二十六年後，2015年7月，病逝於美國康州，享年89歲。

 

自由亞洲電臺，華盛頓手記專題，中國流亡者紀事，我是北明。這次爲您介紹這位中共要人趙復三先生的流亡生活。我們先聽去年（2021）故去的中國史學界泰斗、中華民國臺灣研究院和美國哲學研究員院士余英時先生對趙復三的評論，是餘先生在趙復三去世兩個月後，2015年9月11日發表的：

剛剛過去不久的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就是今年7月15日在耶魯大學附近的紐黑文逝世的趙復三先生，他是當時在共產黨政權下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最早是愛國的基督教領袖，跟佛教領袖和其他的天主教的領袖是齊名的。此外，因爲他的英文很好，他的學問也不錯，所以他又轉入學術界，最後是在中國共產黨社會科學院做到副院長，在這以前他也是祕書長。^[1]

趙復三先生一生同時具有宗教、學術、政要三重身份，都級別高到不能忽略。民國時代（1946年）他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任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副總幹事。1949年中共治下，是當時影響極大的反帝愛國主義《三字宣言》發起人之一，除了出任中華聖工會牧師，他還是中華聖公會華北教區總幹事、燕京協和神學院教務長、北京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他被稱爲 “宗教界進步人士”。上個世紀六十年代（1964）他奉命調入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公開了自己祕密黨員幹部的身份，肩負神學批判任務，曾任這個所副所長，文革後1980年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與趙樸初、趙紫宸並稱中國大陸中共治下的宗教界三趙。在政界，趙復三是中國駐聯合國擁有168個會員國的教科文組織的中國總代表、執行局委員。他也曾經是中國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外事委員會的委員，是中共副部級官員。^[2]

 

當時人在美國耶魯大學任教的余英時先生回憶他與趙復三認識的特別經歷，他說：

我認識趙復三先生是在1979年。那一年，我們知道，中共第一次派社會科學院的重要的學術領袖到美國來訪問，其中有社會學家費孝通、文學批評家錢鍾書、還有歷史學家、研究中華民國史的李欣，還有其他幾位。這是一個重要的代表團， 第一次訪問美國，在美國各大學重要的地方都停留了十天八天，所以引起了很大的重視。領導這個集團的就是趙復三先生。這個代表團是由我負責招待的。我在招待中才知道趙復三先生——那是我是第一次認識他——原來是黨的領導。我何以知道呢？因爲在耶魯大學校長召集的一次大會上要開始致辭，這個致辭的人就是共產黨的領導。可是這個時候，趙復三先生說，我希望由錢鍾書先生出來說話。錢鍾書一再謙讓，說：應該是你說話的，不應該是我說話的。 由此可見，領導的人，代表黨的領導人在這個集團中間是趙復三先生，他暗中是領袖。但是，他也很尊重錢鍾書的學問，尤其是他的英文特別好，所以在這個場合之下，他就推讓給錢鍾書先生了。從這件事情，從他們兩個談話之間跟後來跟他們的交往跟對話，我知道他是整個代表團的實際的領袖，雖然表面上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名義。換句話說，不管到什麼地方，該做什麼事，都是由他決定的，所以他的重要性可以不言而喻。^[3]

 余英時接着談到了趙復三先生的流亡：

1989年的六四使他整個改變了。他那時候已經是64歲的人了，那時候他是代表，（在）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會議（上），他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在羅馬開會的時候當衆譴責中國政府，（說）不應該開槍殺學生。這一舉動當時震驚了整個歐洲。當然他自己從此就不能見容於共產黨 ，他就等於一個人留在歐洲，到處流浪了。

關於趙復三“流浪”的原委，更詳細的消息來自趙復三的故交姚琮。姚琮曾是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後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執教，他也是美國亨利·魯斯基金會的學者。他與趙復三有基本相似的家族與教育背景，與趙復三文革前相識。起初姚琮對趙復三“三自革新運動”的統戰部背景十分警惕，對這位中共的宗教界人士頗不以爲然，不過很快他就發現趙復三溫文爾雅，學識淵博，尤其對基督教教義和聖經說來如數家珍，令他刮目相看。2012年，流亡22年的趙復三已經86歲，姚琮在海外發表回憶文章，披露了一向低調的趙復三在八九六四後脫離中共的經過，他寫道：

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時，原中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執行局執行委員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Board) 趙復三率團在巴黎開會。對天安門屠殺流血事件，趙復三是清楚的，當時他收到兩個截然相反的信息。第一個是自家親人向他報告家中平安，但一位鄰居被流彈射殺身亡。第二個是國內指令文件，鄧小平爲六四事件對外宣傳定了統一口徑，叫做“天安門事件，一個人沒死”。

在6月9日聯合國大會上，大家都在談論六四，對着來自全世界代表，身爲在場唯一的中國人不得不發言，趙復三說了三點：對六四屠殺事件感到震驚、爲死難者表示哀悼、中國歷史從此開始重寫。這三點，擲地有聲。^[4]

姚琮接着描述趙復三發言之後的情況：

會後，他在返回中國代表團住所時，看到安全部的人在門口叉着腰，斜眼看着他，他突然感到身上起了一層雞皮疙瘩。聯想到就在兩天之前，聽到有人告訴他，中國有個駐古巴外交人員，因說了實話，唱了反調，被安全部的人押送回北京了。趙復三預感到下一個被押送回北京的就該是他了。

這個預感有中國駐古巴外交人員的先例，使趙復三如臨深淵，他當機立斷，做了破釜沉舟的抉擇。姚琮寫道：

恰好6月12日聯合國又要開會，趙復三在去聯合國前，做了些準備，會後沒有回住所，而是去了在巴黎教鋼琴的二女兒家。從此走上了逃亡的不歸之路。

中國駐聯合國率團領班人在公開牴觸中共暴行之後失蹤，等於叛逃，而且是在舉世關注的聯合國會議後叛逃，這是中國內政與外交的重大事件，當即被中國當局嚴密封鎖。趙復三爲在巴黎就地蒸發，必然要徹底隱藏所有行跡，對應接下來安全部的查訪和追尋，這是一場祕密追捕。趙復三先生一生隱忍低調，這方面的具體情況迄今沒有披露。但這次叛逃事件對趙復三一生而言，其意義重若泰山。余英時先生複述說：

所以他說，那個事件是他重新做人的一個開端。早年我們知道他的背景其實是一個共產黨所謂受過資本主義教育，就是現代文明教育的一種知識人，這種知識人多半是尊重一些普世價值，比如說人權、自由、平等、民主，這都是他非常尊重的東西。^[5]

趙復三1926年出生，那年已經六十三歲，古今流亡雖然給人類文化和文學平添悲劇色彩和崇高意識，現實中的流亡並非小說電影音樂中表現的那樣浪漫美麗。趙復三本來可以在美國避難，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校長是趙復三的老朋友，早年訪問中國就注意到趙復三的尷尬處境，他有言在先，趙復三若有麻煩可到美國衛理公會大學教書。但是趙復三叛逃後在海外也必須隱姓埋名，這其中原因除了他是中共高官，備受東西方世界關注，還因爲他的家族歷史：趙復三的父親趙師克早年雖是孔祥熙的同學、黃炎培的部下，而且既辦教育又做金融，卻也參加過中共地下組織活動，趙復三兄弟四人皆受其父影響先後參加過學生運動。瞭解中共建政後歷史的人都知道，染指國共兩黨鬥爭的人，1949年後的處境大都悲慘，趙家也不例外：

趙復三的大哥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二哥救礦難犧牲卻在文革後被挖屍拋骨；二嫂逼瘋自殘之前，被迫供認趙復三是美國特務，留下自己的三個女兒因此淪爲美國特務家屬。趙復三逃之夭夭，但三個侄女是中共的人質，隨時可以要挾他自首。爲了躲避頭上這把達摩克里斯之劍，即便他自己擺託了中共的直接控制而出走，他也必須銷聲匿跡。與中共政權共存多年的趙復三深知其中利害，他告誡自己一年之內不能現身於美國。

巴黎是趙復三叛逃事發地，此地不能久留，於是通過女兒的一個朋友與總統府的關係，經法國文化交流中心安排，他輾轉到德國一個畫家的鄉間莊院。幾個月後，再輾轉到比利時另一女兒家。如此這般在歐洲顛沛流離一年多，最後終於登陸美國，在俄克拉荷馬大學執教。^[6]

他流亡中的流浪生涯並未因此結束，據趙復三的老友姚琮說：在法國、德國、比利時、美國、加拿大等地流浪了10年，趙復三從俄克拉荷馬大學退休後又回到比利時。依然孑然一身，73歲，老之以至，1999年，這位虔誠的基督徒萌生了進修道院去養老的想法。（待續）

他後來去向何方？落腳何處？還有怎樣的經歷降落到他身上？這一集趙復三的流亡故事只講了一半，關於他的下一半故事，我現在能告訴您的是，這個追尋自由的而叛離黑暗的孤獨老人，前方的風景並非枯藤老樹昏鴉，而是大漠孤煙長河落日，請在下週同一時間繼續收聽這個節目。自由亞洲電臺，華盛頓手記專題，中國流亡者記事，“叛逃要人趙復三”，我是主持人北明，北平的北，明朝的明，我們下次再會。

 

 

^[1]註釋：

 余英時：懷念趙復三/自由亞洲電臺2015-09-11。

^[2] 維基百科“趙復三”條。

^[3] 余英時：懷念趙復三/自由亞洲電臺2015-09-11，下同。

^[4] 大紀元2012年06月26日訊：獨家：原中共駐聯合國高官趙復三逃亡內幕。

^[5] 余英時：懷念趙復三/自由亞洲電臺2015-09-11。

^[6] 參閱大紀元2012年06月26日訊：獨家：原中共駐聯合國高官趙復三逃亡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