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華盛頓手記： 仁者正道於浩成（上）

中國著名法學家、憲政學者，原羣衆出版社社長、總編輯於浩成

憲政學者忠於憲法，公安部出版人出版頭號禁書，滿清八旗後裔出離族羣、自由主義知識人躬行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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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義、憲政主義、人文主義、人道主義、個人主義、公平正義、博愛等被稱爲普世價值……。正因爲我一直秉持並宣揚這些自由主義精神，我多次捱整，兩次繫獄。……但我一生追求真理，堅持真理。朝聞道夕死可矣，九死其猶未悔。

——於浩成

 

這是於浩成2013年耄耋之歲——八八米壽之時，在海外發表的明志之言。自由亞洲，華盛頓手記，我是北明。這次節目分上下兩集，爲您介紹中國憲法學家於浩成先生。主要依據的文本有兩個，一個是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首任所長，八九後流亡海外的嚴家祺先生的回憶，選自他授權本臺中文部使用的、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他的半自傳體著作《在人生的列車上》 第一部分，第14節，原標題是：“‘新綠書屋’主人於浩成”；另一個文本是於浩成先生2013年在海外發表的自述：“一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自述”。

 

我先簡單介紹一些於浩成的簡歷。已故的於浩成（1925－2015）先生1925年出生於北京，原名董葆和，中國法學家、憲政學者、公安部所屬的羣衆出版社社長和總編輯，此外歷任天津南開大學法學教授、法學所所長、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總幹事等。歷經四十年代到八十年曆次政治，多次被整肅（後詳），1994年至2004年間受邀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中國憲政學，旅居美國。2005年返回北京。2008年參與簽署《零八憲章》。2015年11月14日病逝北京家中，享年91歲。

 

於浩成身份中顯著的標誌是，他是中共公安系統的人員。而他的一生以自己歷久彌堅的血肉文本證明他身在專制，心屬自由。他所在機構的制服不代表他的屬性，他的社會身份也不也是他的本色。我們看“認識於浩成有三十多年”與他“一起參加理論務虛會，一起參與籌建中國政治學會，一起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的前社科院文學所所長嚴家祺先生怎麼說：

 

現在提起中國公安系統，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王立軍。從王立軍身上，黨性與人性、殘暴與良心、黑暗與光明、狡詐與誠實極其扭曲地交織在一起。不過，在中國公安系統，也有於浩成那樣充滿人性、良心，光明磊落、忠厚誠實的人。

於浩成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就擔任中國公安部羣衆出版社社長和總編輯。他還主辦《啄木鳥》雜誌，又任《法學》雜誌主編，《法律諮詢》社長。在謝富治當公安部部長時，他批准羣衆出版社可以到香港等地區進口一些國內禁止發行的書籍。藉此，羣衆出版社還出版了許多專爲高官看的“內部圖書”……。如德熱拉斯（吉拉斯）的《新階級》、描寫蘇聯斯大林時期集中營情況的《古拉格羣島》等等。

 

《新階級》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作者是前共產黨國家南斯拉夫

副總統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Đilas）。此書被譯成幾十種語言傳遍世界，六十年來在大陸漢語世界諱莫如深。爲打破禁區、傳遞南斯拉夫首腦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反思和批判，本臺（RFA）北明主持的“華盛頓手記”在2016年曾經以47集的篇幅，連續播出這部傑作的全本。（華盛頓手記：新階級）《古拉格羣島》則更是自由世界家弦戶誦的名著，作者是蘇聯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文豪索爾仁尼琴。此書揭露蘇共監獄制度實況，反思斯大林暴政的文化根源，警醒自由世界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之夢，此書在蘇聯一直被禁，直到這個龐大帝國解體才得以在本土正式出版。這兩本來自東歐和蘇聯的、釜底抽薪共產主義制度的書，竟然在蘇聯解體前在中國內部出版，出版者竟是公安部所屬的出版社。如果不是於浩成以這個出版社總編和社長的身份主持，這是絕無可能的。順便說一句，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在東北撫順戰犯管理所寫的、史上獨一無二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也是於浩成主持下出版的。[1]

 

於浩成先生早年追隨中共，後來抵抗這個黨建立的政權，無論早年的追隨還是後來的抵抗，這看似截然相反的行爲有內在邏輯，這個邏輯起點和終點就是他信奉的文明價值，他爲中共宣楊的自由理念而追隨它，爲這個政權的專制統治而抵制它。因此他也必然積極參與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天安門民主運動併爲此遭整肅。嚴家祺先生寫道：

 

一九八九年北京學生運動期間，於浩成、李洪林、戴晴、李澤厚、蘇曉康、溫元凱和我等十二人，在統戰部會見了學生代表，併到天安門廣場向學生宣讀呼籲書。於浩成還參加了一些簽名，就這樣，被關押了一年半，出獄後又禁止他在國內報刊上發表文章。

 

豈止禁止發表文章，於浩成八十年代後半期的論文已編成《權與法》，雜文集是《談風集》，兩部著述也被禁止出版。[2]一個出書、讀書、寫書人遭此厄運，不啻滅頂，值得傾力避免。但是引發如此厄運的於浩成的抵抗行爲，不是暴虎馮河的盲動，卻是他不斷閱讀、潛心沉思的結果，正如他的自述：“一個人思想的形成，無不同所處時代環境、家庭、學校有關係。對於知識份子，更同他是讀什麼書大有關係，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因爲很早就看透現實，放棄幻想，所以他每臨大事有靜氣，從容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嚴家祺先生在他的回憶文章中告訴我們：

 

於浩成愛書、出書、讀書、寫書，在北京的書房，起名雅稱“新綠書屋”，一進“書屋”就可以看到掛着的一對軸聯：

                榮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

                去留無意，望天上雲捲雲舒。

這是他二十多年前因“六四”被關押前的書房的軸聯。

 

一個人只要聽從良知的聲音，自然會超越制服和身份，超越體制和職位，甚至超越所屬族羣的利益和格局。在超越制服和身份、體制和職位方面，於浩成是典型；在超越所屬族羣利益和格局方面，於浩成也是典範：他早在青年時代就爲遵循良知，跨越了自己所屬的民族界限——

於浩成的雙親均是滿族人，家族本姓董鄂氏，屬清代八旗之一的“鑲紅旗”。[3]1925年出生於北平的於浩成百分之百滿人血統，退回十幾年，他就是滿清八旗子孫。而他祖父是名副其實的清朝“八旗子弟”，做過清光緒朝的軍官——神機營管帶，還受到甘肅、廣東布正使岑春暄打擊，被髮配新疆。[4]

大清覆滅，改朝換代，他任教於北京師範和燕京大學的滿族父親董魯安，參與了漢人的五四運動，還是當時的學生首領之一。他的兄弟於董易，也在早年就加入了中共隊伍，成爲中共黨員。——這是一個革命家庭。於浩成不僅耳濡父訓，作爲民國時代的理想主義青年，他還受魯迅的影響，反感於國民黨統治，因此在抗戰爆發後，他沒去國軍的抗戰前線，而是留在北平，組織學生成立讀書會“螢火社“，大概類似俄羅斯十九世紀“思想界的隱修士” （赫爾岑語）們組成的讀書小組，不過支持的是他們理想中的中國共產黨。

1942年5月，於浩成加入中共，在北京從事地下情報活動。無論思想還是行爲，他都出離了家族格局，自覺地加入漢人隊伍，懷抱漢人理想，爭取漢民族的自由和解放。這既是中國時代變局和滿漢文化融合的結果，也是他自覺追求理想的必然。在這一點上，他是衆多抵抗奴役的中國流亡者、民主人士中的異類。

 我們接着說於浩成對極權制度的抵抗。回看歷往，於浩成的抵抗並非始他參與期間的八九民主運動，甚至早於他出版那些內部禁書的五十年代。1944年，於浩成被調往延安受訓，那時起，中共在現實中的邪惡作爲，如毛澤東羞辱知識分子的言論、迫害以致殺害王十味的事實、肖軍的延安經歷及其後來的言論等等，導致他思想轉型：他開始以“常識”而不是光輝的“理念”和抽象的“主義”判斷是非。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於浩成由此踏上了荊棘路。（待續）

什麼荊棘，那條道路，如何行進？各位朋友，這一集只是於浩成一生的點滴內容，下次這個節目我們依據嚴家祺的回憶和於浩成的自述以及北明的評述，具體看於浩成的先生如何躬行正道。這是自由亞洲電臺，華盛頓手記專題，躬行正道的仁者於浩成。我是北明，下次再會。

 

註釋：

[1] 於浩成：一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自述——《八八憶網》一書的前言/大紀元2013年10月04日。

[2] 同上。

[3]又作“廂紅旗”，清代八旗之一，以鑲白邊的紅色旗幟而得名，旗主爲多羅克勤郡王。與正紅旗、鑲白旗、正藍旗、鑲藍旗並列爲“下五旗”。

[4] 嚴家祺《在人生奮的列車上》，第一部分第14節，P.87-88/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