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華盛頓手記: 仁者正道於浩成(中)
好酒、愛美食、沐浴潤澤、懂兩門外語,熱愛世俗生活。且看十七歲入黨的前清王朝貴族後裔、著名法學家、憲政學者、出版社長、總編輯於浩成的覺醒與受難。(待續,悲情待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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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中國抗日衛國戰爭勝利,於浩成(1925-2015)從延安回北平繼續讀書。從此他每隔二十年遭難一次。自由亞洲電臺,華盛頓手記專題:仁者正道於浩成。我是北明。
四十年代沒結束,1947年,於浩成在華北聯合大學[1]中遭到整肅:被定爲“反黨分子”,受留黨查看處分。[2]
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再遭整肅:被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旅美期間與於浩成素有往來的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前所長嚴家祺先生披露,原因是被人告發在香港進口的書單上圈購的一本《中國電影史話》上,有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照片和逸聞。於浩成因此被關進中國高級政治犯囚禁地秦城。秦城歸來已是三年之後,他沒獲自由,直接送往“五七幹校”監督勞動改造。一直“勞改”到文革結束。他走出勞改農場,官復原職,終於可以繼續出書讀書。可是他本性難移,非要在謊言時代繼續說真話。
八十年代,公安部以“於浩成發表錯誤言論”爲題寫成報告,把他一狀告到中共中央,他遂被再度免除公安部羣衆出版社社長和總編輯職務。他發表的所謂錯誤言論是接受香港媒體採訪,還撰文質疑中共培養“第三梯隊”,指出“由當權的領導人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那一套。此前中宣部長鄧力羣曾經把他招到中南海提示他:“你的一些觀點不一定錯,但我們不能比中央更聰明”,要求他與中央保持一致,但他做不到。 [3]
除了對第三梯隊的質疑,他還發表過其他不同意見。嚴家祺先生寫道:
一九八一年,於浩成在《北京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黨委不應該繼續審批案件》的文章。接着,於浩成又上書中央,說饒漱石作爲一個公民,長期關押在監獄裏,既不審判,又不釋放,一直關到死,這是違法的,希望把這一意見寫進當時正在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幸虧是胡耀邦當總書記,於浩成信寄出三天後,胡耀邦就批示肯定了於浩成的意見,但向他說明,他的意見無法寫進《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4]
於浩成有個綽號叫“呆公”,意指他一門心思做事不拐彎兒。他做的事乃是爲家國民族求自由之道,非大丈夫不能爲也,“呆公”於浩成爲此癡心不衰。結果二十年一輪的整肅經歷三次後,第四輪沒再等二十年。四年後,1989年,中國爆發天安門民主運動,他捨身忘己、參與期間而被指為參與動亂、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遂開除出黨,再度囚禁。
民國時代出生的前清王朝貴族後裔於浩成[5]好酒,還調得一手各色絕品雞尾酒;愛美食:執手攜老的妻子專爲他烹飪的美食;滿室溫婉潤澤人生:他雖自幼喪母,美貌聰慧的長嫂如母,呵護他長大成人;懂兩門外語:英語和俄語,都是年輕時打的底子。[6]他熱愛世俗生活,絕無天生反骨,並非要與現實作對。他只是不能活得不像人一樣,不能不按照良心和意志、認知和文明價值生活、不能不對社會盡一份知識人的責任。所以在無道社會他必然受苦。雖然受苦,不妨礙他嚮往世俗美意,嚴家祺先生寫道:
在秦城監獄,於浩成寫了許多詩。其中有一首“打油詩”:
自從被捕離了家,身穿黑衣如袈裟。
窗前終日聽笑罵,世路崎嶇曲如蛇。
屈指常把年月算,心事重重亂人麻。
何日方得出牢去,重回書齋喝釅茶。[7]
於浩成率先在中國出版名著《古拉格羣島》,他與此書作者、蘇俄兄弟索爾仁尼琴心有靈犀,索爾仁尼琴說過:“一句真話,比一個世界的分量還重”,如此之重,就無法顧全個人安危。嚴家祺回憶說:
於浩成有對中國“敏感問題”好提意見、好發表評論的“毛病”。……在胡耀邦垮臺後的“反自由化”運動中,鄧力羣又把於浩成列進了準備開除出黨的十二名“自由化分子”名單。由於趙紫陽的保護,於浩成這次沒有被開除出黨,但“六四”後,在胡錦濤還沒有出生時就加入了共產黨的於浩成,再一次被開除出了共產黨。
縱觀於浩成一生,嚴家祺感慨道:
於浩成的“黨齡”超過胡錦濤的年齡,他沒有坐過國民黨的牢,卻兩次坐共產黨的牢。他的親身經歷,所見所聞,讓我更體會到共產黨革命不過是中國幾千年王朝循環——從“大清王朝”到“中共王朝”的一個插曲。
於浩成年輕時熱誠追隨在野共產黨,這個黨成功執政後他卻不斷髮出異議,以至兩度被解除職務、兩度被開除出黨、兩度成為黨囚。所以如此,是因為自他在延安中共根據地直接觀察體會這個黨的現實,就發現該黨的作爲與其標榜的輝煌理念和主義不相干,常識就成爲他衡量事物、判斷是非的依據。那些啓迪他常識的事物非常具體,上一集我略陳過延安時期他的見聞,現在我們看看中共建政後,使他擺脫主義和理念的狂熱,還原爲人的那些具體事。
首先是對所謂“階級敵人”的無情,他八八高壽時在海外發表的《自述》如是說:
……1950年展開鎮壓反革命運動,我被調到監獄進行清案工作,當時北京、天津都在一日內集體處決一、二百犯人。在處決犯人的當天,我們都到現場,在監獄門前,開來了幾十輛大卡車,車上站滿持槍的軍警。在車前幾十步的地方,設一小桌,當犯人被提出,在經過這一小桌前宣佈被判死刑,立即執行,並由軍警押到車上。我親眼看到天津僞市長溫士珍(即溫家寶的伯父),僞駐日大使許世英被從監獄提出。二人可能事前已得到消息,都穿了家中送來的全新的布鞋,但溫士珍在被軍警押上車前,一隻腳上的鞋子掉了,他轉過頭看鞋,但軍警硬把他架上車去。我看後心中十分不忍。即使對反革命罪犯,何以這樣予非人道待遇?後在高等學校中開展的思想改造運動,以及抗美援朝中的反美運動中,胡適留在國內的大兒子胡思杜被迫交待他父親的罪行,後來胡思杜被迫自殺。燕京大學代校長陸志韋的兒女都在會上揭發其父親是美帝的走狗。他的一個兒子曾經與我同班的陸卓元后在文革中還伸手打他的父親。[8]
讓於浩成深感不適的還有踐踏人性的殘暴和草菅人命的統治術,於浩成先生寫道:
我想到1947年,我在華北聯大被整爲反黨分子時,宣佈我的罪狀竟有與父親的關係超過黨的關係一條。他們舉着“大義滅親”、“對反革命的憐憫,就是對人民的兇殘”(的旗幟),對人道主義和孝親的道德肆意破壞。我聽說毛澤東有兩次講話都說到,我國有幾億人口,死了一半也沒什麼了不起。氫彈打來沒什麼了不起。我聽了以後,很震驚。他居然對人的生命不加珍惜。……毛澤東曾經指示人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要人民去喫苦,犧牲,但是他自己卻在深宮中享受帝王的生活。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餓死人時,他卻在各地大建樓臺館所。
我的哥哥董易曾屬名於果在“中國青年”上發表過一篇文章,“人,要把人當成人!”因此在反右中被劃爲中右,兩次下放到山東、山西。
接下來,五十年代中期來自蘇聯“老大哥”的消息和各國共產黨官員的反思,終於“解凍”了他早年被共產主義崇高理念冰封的認知閘門:
1956年,蘇共舉行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斯大林罪行的祕密報告。因爲級別不夠,我未能聽到黨內的傳達,但我從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報紙上看到了報告的全文。給我思想上以極大的震撼。……後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問題文集一、二集,刊載了各國共產黨領袖的表態、發言,南斯拉夫的鐵托在普拉的演說,給我以極大的啓示。他說,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在於個人崇拜所由產生的制度。
六十年代中國政府高徵購糧食導致的全國大饑荒被宣傳爲“自然災害”,沒能誤導他的考察和反思;農村人口的分化,讓他看到權力不受限制的邪惡;南斯拉夫共產黨首腦吉拉斯(又譯做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徹底打開了他的思想侷限。他寫道:
1960年傳出河南信陽等地發生餓死人的事件,中央派了兩個工作組分別去信陽和甘肅。我和公安部的一批幹部都分配到甘肅的工作組。我和當時任辦公廳副主任的姚艮一起到清水回族自治縣,除了親眼看到大批人餓死,還看到地方幹部與農民的嚴重分化。許多幹部事實上成爲新惡霸和土皇帝。他們佔有當地一切資源和權力,貪污、濫權,欺凌農民,……有的隊長几乎將全村的婦女都霸佔了。對於這種情況,後來在文革前的整風清社運動中,王光美的桃園調查也有記載。後來我讀到了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德熱拉斯的《新階級》一書,才清楚認識到毛澤東一向主張的“興無滅資”確實出現了一個新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待續)
仁者正道於浩成。各位朋友,如果我繼續播下去,直到把於浩成的故事完整播完,那就還需要15分鐘事件,整個節目的時間就超長了。那麼我們現在就結束這一集,待下週同一時間再繼續。謝謝您,這是自由亞洲電臺的華盛頓手記,我是北明。我們下次再見。
[1] 簡稱華北聯大,創建於1939年,是一所中共領導的幹部學校。
[2] 於浩成: 一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自述——《八八憶往》一書的前言/大紀元2013年10月04日訊。
[3] 於浩成: 一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自述——《八八憶往》一書的前言/大紀元2013年10月04日訊。
[4] 嚴家祺:“新綠書屋”主人於浩成/引自《在人生的列車上》/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5] 於浩成之父屬滿清八旗之一“鑲紅旗”,其母瓜爾佳氏則屬“鑲藍旗“。於浩成的父親世襲世襲“佐領”爵位。參見李南友(遺作):啄木鳥於浩成/明鏡歷史網/2012年5月18日。/另見於浩成訪談錄/ 新世紀2015年11月14日。
[6] 分別參見慕小易:浩成雖逝浩氣在 憲政學者少一人/美國之音2015年11月17日;嚴家祺:“新綠書屋”主人於浩成/引自《在人生的列車上》/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李南友(遺作):啄木鳥於浩成/明鏡歷史網/2012年5月18日。
[7] 嚴家祺:“新綠書屋”主人於浩成/引自《在人生的列車上》/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下同。
[8] 於浩成:一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自述——《八八憶往》一書的前言 /大紀元2013年10月04日/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