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军事无禁区:谈判作风

2021-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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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军事无禁区:谈判作风 美国防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图左)3次提出与中国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图右)会谈遭中方拒绝。
路透社图片

本栏目每周五首播新节目,之后还有几次回放。可以在短波上收听,或透过 YouTube及RFA官网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我是栏目主持人亓乐义。今天来谈美中两国军事交流的问题。

今年3月美中两国高层的阿拉斯加会谈在激烈交锋中落幕。7月美中两国的天津会谈也是争锋相对,双边关系未见缓和。不过,两国外交毕竟跨出实质性的接触,而军事领域到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儿!

拒绝会谈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曾3次提出与中国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会谈,都被中方拒绝。美方官员称,他们并非因为是中国,才与中国军方高层会谈,而是最近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从台海到南海,美中两军密集接触,因此要找更具实权的许其亮会谈,而不是国防部长魏凤和。

中国国防部隶属于国务院,国防部长不在军队的领导指挥和管理体制之内,而国防部的相关职能也都由中央军委的对应职能部门所承接。国防部长虽是军委委员,却没有实权。他的职能在军事外交,扮演象征性的角色。

由于中国军方没有回应,所以不知道拒绝的理由。美方官员指出,许其亮是军委副主席,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和军事地位高于魏凤和。奥斯汀名列美国4大阁员之一,就其位阶,找许其亮会谈非常适合。

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来仪表示,为降低美中两国的军事风险,避免发生碰撞,会谈对象就应该聚焦在中央军委。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柯林克(Heino Klinck)对此深有体会。他说:由于两军结构不同,安排与中国官员会晤的问题始终是一项挑战。鉴于目前的形势,美中两军要有明确的沟通,美方需要向中方传达美国的红线。

目前美中军事交流明显落后于外交。拜登(Joseph Biden)政府上台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至今尚未与中国同级官员交谈。按往例,他的会谈对象至少是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拜登政府上台迄今半年多,这段期间正逢美中两军在台海与南海展现军事存在的高峰期,双方军事领导人却没有任何对谈,实在不可思议。不是美方无意,而是中方拒绝。什么原因呢?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图左)至今未与中国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图右)会谈。(维基百科)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图左)至今未与中国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图右)会谈。(维基百科)

惯用手法

今年5月27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或许说出个中原由。他抨击美国,不能一方面要求增设中美防务热线,另一面却加强亚太军事部署,对中国抵近侦察,刻意制造碰撞风险。为此中方敦促美方展现诚意,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进而推动两军关系稳健发展。

乍听之下,这些话讲得硬气。所有的错都在美国,这是中共惯用的手法,背后反映出中共特有的谈判作风:就是先讲原则,再谈细节;先以道学式的呼吁谴责对方,取得道德优势;先塑造自己为受害者,把对方形容成压迫者;再提出对方不可能接受的要求,迫使对方稍作让步,就可以暂时搁置争议携手共进。有时中共会把所有不相干的问题都提出来,使对方疲于奔命,在不经意中做出让步。毛泽东曾说:在所有谈判当中,共产党人必须与对方针锋相对,藉此不断提高要求。

从今年3月美中阿拉斯加会谈到7月的天津会谈,中方代表把调子拉得很高,抨击美国”居高临下”、”自以为高人一等”,把会谈定性为美国欺压中国,因此美方提出的会谈清单,都成了压迫者自认为公理正义的心理反射。习近平在今年百年党庆讲话中说: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中国人民,谁想这么干,必将碰得头破血流!在谈判桌上,就更无所顾忌了。

现在回头来看奥斯汀提出与许其亮会谈的例子。如果中方坚持只能找魏凤和,除非美方让步,才能与许其亮会谈。美方该怎么办?

基本法则

1982年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为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撰写一份名为《中国的商业谈判作风》(Chinese Commercial Negotiating Style)研究报告,他从文化心理层面剖析中国人的谈判作风。他在作者序中写道:这份研究报告是蓝德公司辖下的空军研究计划-《中国在亚洲安全上的战略与地区性角色》中的一环。内容是分析中共人员与美国商人谈判时所表现的作风,今后也有助于两国政府间的谈判。


美国政治心理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总结中共谈判作风特点。(维基百科)
美国政治心理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总结中共谈判作风特点。(维基百科)

白鲁恂在报告中总结与中共谈判的6项基本法则:

一、要有耐性。二、把毫无进展的拖延局面视为正常现象。三、切忌期望过
高,对中共有关前景的夸大之谈抱怀疑态度。四、要预期中共会想尽办法羞辱对方来施展影响力。五、不要轻信困难由自己一手造成。六、设法了解中国文化的特征,并且坚持自己的文化标准。

根据这些法则,美国应坚持自己的标准,以耐性与中共周旋。奥斯汀的会谈对象就是许其亮,只有这样才能使双方面对真正的问题,并且让最高领导人知道实情与问题的症结。如果让步,不但让北京看破美国不过是虚张声势,自抬身价,还让北京更有底气认为与许其亮会谈,是中方对美国的”施恩”,这会让中方更加大胆在日后的谈判中提出更多要求。因为施恩于你,你就应该涌泉相报。

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商人为尽快达成协议,往往屈就于中方的要求。但是也有商人表示,他们从未因为在个别问题上坚守立场而真正损害了与中共的关系。即使中共抨击他们”违反”协议精神,只要做出一些继续维持象征性的友好姿态,哪怕在细节问题上坚定立场,不为所动,最终还是能够轻易的平息中共的怒气。

中共谈判人员知道美国人急于求成,因此善于以”拖延”手法来讨价还价。情急之下,美国商人会提前亮出底牌,而这正是中方的目的,然后再刁难美方提出的细节,而中方仍旧隐藏自己真实的意图和发展重点,他所承诺的不过是原则性协议,这有2个好处:一、大原则措辞笼统,中共有机可乘,藉此强求对方让步。二、可以作为攻击对方背信弃义与违反原则精神的依据。

”先讲原则,再谈细节”,是中共谈判的最大特点,但是从原则到细节往往拖延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和中共谈判要有耐性。

官僚文化

白鲁恂指出,中共谈判之所以惯用拖延手法,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中共特有的官僚文化,对”权威”有其特殊的体认。照常理,制度愈是专制独裁,下属愈是遵从行事。然而实情恰恰相反,在中共官僚架构下,官员争相逃避责任,混淆决策,极尽削弱一切日后会使自己遭到批判的指示。因此,所有官员都小心翼翼,甚至欺上瞒下,以保官位。没有指示,就没有行动。问题是,权力并不一定与责任挂勾,真正的权力者,往往不需负责,使得官员不敢勇于任事。

除此,中共官僚架构下同级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非常差。美国商人发现,中共高级官员对同级部门的认识,往往不如美国商人掌握的多,反而向他们询问其他同级部门的办事作风。这也许和组织纪律和保密有关。因此,奥斯汀若不找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会谈,就无法对美中两军关系进行全盘性的沟通与交流。

2001年4月1日中美发生撞机事件。当时美国驻北京大使普理赫(Joseph Prueher)回忆说,撞机发生后,他给中国外交部打电话,打了9个小时,没有人接。直到他离任前,中国副总理钱其琛为他举行午餐会,告诉他外交部原本应该回他电话,但是当天他们都出去种树了。这么重要的外交事件,中国外交部竟然无人回应,还去种树,说明没有最高领导人指示,谁也不敢做主,连电话也不接了。


2001年4月1日中美发生撞机事件。美国驻北京大使普理赫(Joseph Prueher)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打了9个小时没人接电话。上图美国EP-3侦察机,下图中国歼-8II战机。(视频截图)
2001年4月1日中美发生撞机事件。美国驻北京大使普理赫(Joseph Prueher)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打了9个小时没人接电话。上图美国EP-3侦察机,下图中国歼-8II战机。(视频截图)

和中共谈判需要耐性,还有文化方面的因素:比如中国人对希望尽快完成交易,口若悬河的人抱有猜疑,并且想要完全掌握每一件事,避免一切错误。说的好一点,中国人处理事情有长远看法,因此做起事来不急于求成。

形势比人强

在这些特有的官僚文化背景下,就不难理解美中两国自1997年建立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磋商机制、1998年签署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2008开通国防部直线电话(热线)、2014年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并签署海空相遇准则、2017年签署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并且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连续3年举行避免海上意外相遇的联合演习,但是双方仍发生多起对峙和险些碰撞事件,说明以前的磋商机制和相遇准则强调原则性,并不具体,操作性不高,完全体现中共谈判的惯有特点。

直到2020年10月底,中美两军才通过视频举行首次危机沟通工作组会议,首次讨论”危机沟通”的概念、预防危机及管理危机。走到这一步,应该说是当前形势下的产物。如果中共的谈判作风不改,不面对更具体的战术问题,中美两军难保不会擦枪走火,引爆军事冲突。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我是栏目主持人亓乐义。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


撰稿人/亓乐义

(本节目主持人为长期关注两岸和印太军事安全事务的军事评论员,文章代表评论员个人观点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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