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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我是栏目主持人亓乐义。今天来谈美中两国军事交流的问题。
今年3月美中两国高层的阿拉斯加会谈在激烈交锋中落幕。7月美中两国的天津会谈也是争锋相对，双边关系未见缓和。不过，两国外交毕竟跨出实质性的接触，而军事领域到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儿！
拒绝会谈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曾3次提出与中国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会谈，都被中方拒绝。美方官员称，他们并非因为是中国，才与中国军方高层会谈，而是最近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从台海到南海，美中两军密集接触，因此要找更具实权的许其亮会谈，而不是国防部长魏凤和。
中国国防部隶属于国务院，国防部长不在军队的领导指挥和管理体制之内，而国防部的相关职能也都由中央军委的对应职能部门所承接。国防部长虽是军委委员，却没有实权。他的职能在军事外交，扮演象征性的角色。
由于中国军方没有回应，所以不知道拒绝的理由。美方官员指出，许其亮是军委副主席，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和军事地位高于魏凤和。奥斯汀名列美国4大阁员之一，就其位阶，找许其亮会谈非常适合。
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来仪表示，为降低美中两国的军事风险，避免发生碰撞，会谈对象就应该聚焦在中央军委。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柯林克（Heino Klinck）对此深有体会。他说：由于两军结构不同，安排与中国官员会晤的问题始终是一项挑战。鉴于目前的形势，美中两军要有明确的沟通，美方需要向中方传达美国的红线。
目前美中军事交流明显落后于外交。拜登（Joseph Biden）政府上台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至今尚未与中国同级官员交谈。按往例，他的会谈对象至少是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拜登政府上台迄今半年多，这段期间正逢美中两军在台海与南海展现军事存在的高峰期，双方军事领导人却没有任何对谈，实在不可思议。不是美方无意，而是中方拒绝。什么原因呢？
惯用手法
今年5月27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或许说出个中原由。他抨击美国，不能一方面要求增设中美防务热线，另一面却加强亚太军事部署，对中国抵近侦察，刻意制造碰撞风险。为此中方敦促美方展现诚意，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进而推动两军关系稳健发展。
乍听之下，这些话讲得硬气。所有的错都在美国，这是中共惯用的手法，背后反映出中共特有的谈判作风：就是先讲原则，再谈细节；先以道学式的呼吁谴责对方，取得道德优势；先塑造自己为受害者，把对方形容成压迫者；再提出对方不可能接受的要求，迫使对方稍作让步，就可以暂时搁置争议携手共进。有时中共会把所有不相干的问题都提出来，使对方疲于奔命，在不经意中做出让步。毛泽东曾说：在所有谈判当中，共产党人必须与对方针锋相对，藉此不断提高要求。
从今年3月美中阿拉斯加会谈到7月的天津会谈，中方代表把调子拉得很高，抨击美国”居高临下”、”自以为高人一等”，把会谈定性为美国欺压中国，因此美方提出的会谈清单，都成了压迫者自认为公理正义的心理反射。习近平在今年百年党庆讲话中说：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中国人民，谁想这么干，必将碰得头破血流！在谈判桌上，就更无所顾忌了。
现在回头来看奥斯汀提出与许其亮会谈的例子。如果中方坚持只能找魏凤和，除非美方让步，才能与许其亮会谈。美方该怎么办？
基本法则
1982年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为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撰写一份名为《中国的商业谈判作风》（Chinese Commercial Negotiating Style）研究报告，他从文化心理层面剖析中国人的谈判作风。他在作者序中写道：这份研究报告是蓝德公司辖下的空军研究计划－《中国在亚洲安全上的战略与地区性角色》中的一环。内容是分析中共人员与美国商人谈判时所表现的作风，今后也有助于两国政府间的谈判。
白鲁恂在报告中总结与中共谈判的6项基本法则：
一、要有耐性。二、把毫无进展的拖延局面视为正常现象。三、切忌期望过
高,对中共有关前景的夸大之谈抱怀疑态度。四、要预期中共会想尽办法羞辱对方来施展影响力。五、不要轻信困难由自己一手造成。六、设法了解中国文化的特征,并且坚持自己的文化标准。
根据这些法则，美国应坚持自己的标准，以耐性与中共周旋。奥斯汀的会谈对象就是许其亮，只有这样才能使双方面对真正的问题，并且让最高领导人知道实情与问题的症结。如果让步，不但让北京看破美国不过是虚张声势，自抬身价，还让北京更有底气认为与许其亮会谈，是中方对美国的”施恩”，这会让中方更加大胆在日后的谈判中提出更多要求。因为施恩于你，你就应该涌泉相报。
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商人为尽快达成协议，往往屈就于中方的要求。但是也有商人表示，他们从未因为在个别问题上坚守立场而真正损害了与中共的关系。即使中共抨击他们”违反”协议精神，只要做出一些继续维持象征性的友好姿态，哪怕在细节问题上坚定立场，不为所动，最终还是能够轻易的平息中共的怒气。
中共谈判人员知道美国人急于求成，因此善于以”拖延”手法来讨价还价。情急之下，美国商人会提前亮出底牌，而这正是中方的目的，然后再刁难美方提出的细节，而中方仍旧隐藏自己真实的意图和发展重点，他所承诺的不过是原则性协议，这有2个好处：一、大原则措辞笼统，中共有机可乘，藉此强求对方让步。二、可以作为攻击对方背信弃义与违反原则精神的依据。
”先讲原则，再谈细节”，是中共谈判的最大特点，但是从原则到细节往往拖延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和中共谈判要有耐性。
官僚文化
白鲁恂指出，中共谈判之所以惯用拖延手法，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中共特有的官僚文化，对”权威”有其特殊的体认。照常理，制度愈是专制独裁，下属愈是遵从行事。然而实情恰恰相反，在中共官僚架构下，官员争相逃避责任，混淆决策，极尽削弱一切日后会使自己遭到批判的指示。因此，所有官员都小心翼翼，甚至欺上瞒下，以保官位。没有指示，就没有行动。问题是，权力并不一定与责任挂勾，真正的权力者，往往不需负责，使得官员不敢勇于任事。
除此，中共官僚架构下同级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非常差。美国商人发现，中共高级官员对同级部门的认识，往往不如美国商人掌握的多，反而向他们询问其他同级部门的办事作风。这也许和组织纪律和保密有关。因此，奥斯汀若不找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会谈，就无法对美中两军关系进行全盘性的沟通与交流。
2001年4月1日中美发生撞机事件。当时美国驻北京大使普理赫（Joseph Prueher）回忆说，撞机发生后，他给中国外交部打电话，打了9个小时，没有人接。直到他离任前，中国副总理钱其琛为他举行午餐会，告诉他外交部原本应该回他电话，但是当天他们都出去种树了。这么重要的外交事件，中国外交部竟然无人回应，还去种树，说明没有最高领导人指示，谁也不敢做主，连电话也不接了。
和中共谈判需要耐性，还有文化方面的因素：比如中国人对希望尽快完成交易，口若悬河的人抱有猜疑，并且想要完全掌握每一件事，避免一切错误。说的好一点，中国人处理事情有长远看法，因此做起事来不急于求成。
形势比人强
在这些特有的官僚文化背景下，就不难理解美中两国自1997年建立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磋商机制、1998年签署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2008开通国防部直线电话（热线）、2014年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并签署海空相遇准则、2017年签署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并且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连续3年举行避免海上意外相遇的联合演习，但是双方仍发生多起对峙和险些碰撞事件，说明以前的磋商机制和相遇准则强调原则性，并不具体，操作性不高，完全体现中共谈判的惯有特点。
直到2020年10月底，中美两军才通过视频举行首次危机沟通工作组会议，首次讨论”危机沟通”的概念、预防危机及管理危机。走到这一步，应该说是当前形势下的产物。如果中共的谈判作风不改，不面对更具体的战术问题，中美两军难保不会擦枪走火，引爆军事冲突。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我是栏目主持人亓乐义。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
撰稿人/亓乐义
(本节目主持人为长期关注两岸和印太军事安全事务的军事评论员，文章代表评论员个人观点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