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绿色情报员:限塑令挖坑 生物可降解塑料潮的陷阱

2021-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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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绿色情报员:限塑令挖坑 生物可降解塑料潮的陷阱 今年起中国升级版限塑令上路,绿色新政为生物可降解塑料铺路,对源头减塑毫无帮助。
(路透社)

今年起,中国全面落地“升级版限塑令”,不可降解的塑料被打入冷宫,取而代之的是生物可降解塑料潮。“最近订单呈现爆发式增长。”浙江义乌的吸管龙头企业老板忙着扩大可降解吸管的生产线,赶搭绿色新政的红利列车。

根据中国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今年元月起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吸管,各地也陆续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购物袋,减塑新令上路4个多月来,生物可降解塑料成了明星产品,却也悄悄埋下环境污染陷阱。

生物可降解塑料常被冠上“绿色、环保”等环境友善字眼,绿色和平台北办公室项目主任张凯婷指出,这种新兴材料指的是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可由微生物逐渐分解,转换成二氧化碳和水,目前号称生物可分解的塑料相当多,每一种材料的来源、化学结构和物理特性都不尽相同,所需要的降解环境和时间也不相同,却常被误以为可在自然环境中分解。

政策打开可降解塑料大门

中国禁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吸管,商家改用可降解的塑料吸管。(美联社)
中国禁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吸管,商家改用可降解的塑料吸管。(美联社)


目前商业大规模制造的生物可降解塑料有三种,包括淀粉基塑料、聚乳酸(PLA)、PBS塑料。“2019年生物塑料的全球总产能达到211万吨,尽管在全球塑料的占比并不高,在限塑潮流下,它的开发和应用有愈来愈多的趋势。”张凯婷分析产业脉络,“生物可降解塑料主要应用于消费者生活常接触到的一次性塑料用品,像是食品包装、塑料袋、饮料杯、餐具、吸管等。”

中国的升级版限塑令把可降解塑料作为绿色替代品,各地鼓励使用生物可降解塑料袋、吸管等产品,海南省还出台生物可降解产业发展规划,业者嗅到政策商机,产业链被推上快车道。

台湾零废弃协会创办人孙玮孜博士认为,中国的限塑令没有纳管生物可降解塑料,势必带动产业的崛起,而可降解塑料也成为“规避”限塑令的方式。张凯婷表示,中国现行的减塑政策直接打开了生物可降解塑料的使用市场。

根据绿色和平的《破解生物可分解塑料》报告,去年安徽丰原集团宣布2025年达到PLA年产1500万吨,2030年达到3500万吨的计划,该公司的计划产能若建成,将是现有全球PLA产能的100倍。华安证券统计,截至2020年7月,中国有36家公司在建或拟建可降解塑料项目,新增产能合计440.5万吨。

难解的堆肥处理缺口

中国快递行业蓬勃发展,商家标榜可降解的绿色包装,堆肥设施却存在大缺口。(美联社)
中国快递行业蓬勃发展,商家标榜可降解的绿色包装,堆肥设施却存在大缺口。(美联社)


不过,降解这件事却被忽略了。“目前全球多数国家地区的终端处理设施非常不足,包括中国、台湾在内,堆肥处理能力有很大的缺口。”张凯婷说明,“生物可降解塑料末端的降解条件非常严苛,通常要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温度约为60°C、湿度超过60%,维持一两个月,这是工业或商业堆肥设施才可能提供的降解条件。”

从2018年中国垃圾处理的比例来看,卫生填埋占了49%,焚烧为48%,而堆肥处理能力低于4%,不过,目前市售的一次性生物可降解塑料产品中83%是可堆肥降解塑料,这意味着降解只是假象,现有垃圾处理系统无法支持。

生物可降解塑料的末端处理远比原本的实验室条件来得复杂,同时暗藏各种难题。孙玮孜点出隐患,“现在的生物可降解塑料常混合使用各种材料,以PHB来说,由于本身的材质和张力太硬,反而要再混入PLA,而PBAT其实是来自石化原料,因为张力和强力太软、太弱,如果要做成保鲜膜这一类产品,还要添加PLA,但是两者的生物降解条件是不同的。”

孙玮孜表示,未来可能有很多生物可降解塑料,在未完全经实验证明可有效降解的情况下,政策法规、认证却率先打开使用大门,这样只会徒增环境风险,此外,这一类新兴塑料降解至微塑料大小时,对环境和健康的潜在危害也不容小觑。

粮食土地问题浮上台面

生物可降解塑料依赖粮食作物为原料,背后隐藏粮食安全和环境问题。(路透社)
生物可降解塑料依赖粮食作物为原料,背后隐藏粮食安全和环境问题。(路透社)


全球超过三分之二的生物可降解塑料依赖粮食作物为原料,以前端的生产链来看,粮食安全和环境冲击也是挥之不去的隐忧。孙玮孜指出,它不但占据了人类粮食作物的面积,同时衍生土地劣化问题,以PLA为例,最初发明PLA的美国公司,以转基因玉米为原料,这种转基因作物对嘉磷塞除草剂具有抗性,喷洒后,杂草全被杀死,土地也被污染,国际研究陆续发现,这些除草剂对昆虫迁徙、生物多样性都有影响,甚至诱发癌症等人类健康威胁。

近年来,生物可降解塑料的产地逐渐向亚洲集中,中国的成长尤其明显,而现阶段中国和台湾的 PLA原料主要仰赖国外输入。孙玮孜认为,国外进口原料,又会增加碳足迹,接下来就算有完全可降解的设施,不过,要维持高温、高湿度的环境,势必非常耗电,同样是排碳项目。

在减塑政策的推波助澜下,从餐饮、零售通路到线上购物疯狂追捧可降解塑料,反而增加更多一次性塑料垃圾。以中国快递行业来看,2025年底全国范围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绿色和平的《破解生物可分解塑料》报告估算,若快递行业不着力发展塑料减量方案,只是用可降解材料替代,以现行增长速度,2025年中国快递行业预计会使用近500万吨的可降解包装。

回收场难消化的困境

生物可降解塑料进入回收体系,会导致回收料纯度降低。(路透社)
生物可降解塑料进入回收体系,会导致回收料纯度降低。(路透社)


随着大量的生物可降解塑料产品沦为垃圾,一但进入焚化炉或掩埋场,污染问题层出不穷。张凯婷指出,生物可降解塑料在制造过程中会加上各种化学物质,一项针对欧洲市场的生物基塑料产品研究发现,8成受测产品含有超过1000种化学品,还有三分之二的产品验出有毒化学物质,经过燃烧后,空气污染疑虑更高,如果进入掩埋场,产生的污染问题跟传统塑料一样,可能溢流到自然环境,造成生物危害。

现阶段生物可降解塑料普遍缺乏回收渠道,且容易导致回收体系脆弱崩坏。“这是非常大的麻烦。”孙玮孜以台湾市场为例,“星巴克和7-11超商都采用PLA材质的冷饮杯,并印上“四合一回收标志”,误导消费者可以回收,不过,环保署研究发现,使用过的PLA回收、再造成塑料粒料,品质非常差。“

最近澳洲研究人员在《The Conversation》撰文提出,生物可降解塑料应逐步被淘汰,不过,孙玮孜认为,生物分解塑料并非不好,问题在于使用方式,近期欧盟的生物可分解塑料专家小组提出三点建议,首先在正常开阔的环境中,如果减量、重复使用或回收都完全做不到的情况下,才考虑使用生物可降解塑料;其次,他们支持在正常空旷环境下能完全降解的可降解塑料;此外,针对消费者,必须提供完整的各类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特性,例如适当用途、最终处置方法等,这样才能避免滥用。

少数国家或地区也意识到生物可分解塑料的局限性,建议市场谨慎使用,甚至列入塑料禁令。张凯婷指出,欧美国家对生物可降解塑料的使用较早,欧盟认为目前缺乏市场管理依据,消费者认知不足,且缺乏相应的废弃物管理方案,接下来将针对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管理建立法规框架;美国的洛杉矶市和波特兰市已立法禁用一次性塑料吸管,生物可降解塑料吸管也在禁用范围,因为当地缺乏终端处理的堆肥设施。

“减塑措施没有改变一次性塑料的滥用模式,只是换成另一种新兴材料,无法解决塑料污染问题。”张凯婷提醒,“减塑必须从源头减量,直接淘汰包装,或是改变产品的包装、贩售和物流模式,改成重复使用,这才是真正解决之道。”

撰稿:麦小田 责编:许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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