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綠色情報員:限塑令挖坑 生物可降解塑料潮的陷阱

2021-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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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綠色情報員:限塑令挖坑 生物可降解塑料潮的陷阱 今年起中國升級版限塑令上路,綠色新政爲生物可降解塑料鋪路,對源頭減塑毫無幫助。
(路透社)

今年起,中國全面落地“升級版限塑令”,不可降解的塑料被打入冷宮,取而代之的是生物可降解塑料潮。“最近訂單呈現爆發式增長。”浙江義烏的吸管龍頭企業老闆忙着擴大可降解吸管的生產線,趕搭綠色新政的紅利列車。

根據中國國家發改委和生態環境部發布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今年元月起全國範圍餐飲行業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吸管,各地也陸續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購物袋,減塑新令上路4個多月來,生物可降解塑料成了明星產品,卻也悄悄埋下環境污染陷阱。

生物可降解塑料常被冠上“綠色、環保”等環境友善字眼,綠色和平臺北辦公室項目主任張凱婷指出,這種新興材料指的是在特定環境條件下,可由微生物逐漸分解,轉換成二氧化碳和水,目前號稱生物可分解的塑料相當多,每一種材料的來源、化學結構和物理特性都不盡相同,所需要的降解環境和時間也不相同,卻常被誤以爲可在自然環境中分解。

政策打開可降解塑料大門

中國禁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吸管,商家改用可降解的塑料吸管。(美聯社)
中國禁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吸管,商家改用可降解的塑料吸管。(美聯社)


目前商業大規模製造的生物可降解塑料有三種,包括澱粉基塑料、聚乳酸(PLA)、PBS塑料。“2019年生物塑料的全球總產能達到211萬噸,儘管在全球塑料的佔比並不高,在限塑潮流下,它的開發和應用有愈來愈多的趨勢。”張凱婷分析產業脈絡,“生物可降解塑料主要應用於消費者生活常接觸到的一次性塑料用品,像是食品包裝、塑料袋、飲料杯、餐具、吸管等。”

中國的升級版限塑令把可降解塑料作爲綠色替代品,各地鼓勵使用生物可降解塑料袋、吸管等產品,海南省還出臺生物可降解產業發展規劃,業者嗅到政策商機,產業鏈被推上快車道。

臺灣零廢棄協會創辦人孫瑋孜博士認爲,中國的限塑令沒有納管生物可降解塑料,勢必帶動產業的崛起,而可降解塑料也成爲“規避”限塑令的方式。張凱婷表示,中國現行的減塑政策直接打開了生物可降解塑料的使用市場。

根據綠色和平的《破解生物可分解塑料》報告,去年安徽豐原集團宣佈2025年達到PLA年產1500萬噸,2030年達到3500萬噸的計劃,該公司的計劃產能若建成,將是現有全球PLA產能的100倍。華安證券統計,截至2020年7月,中國有36家公司在建或擬建可降解塑料項目,新增產能合計440.5萬噸。

難解的堆肥處理缺口

中國快遞行業蓬勃發展,商家標榜可降解的綠色包裝,堆肥設施卻存在大缺口。(美聯社)
中國快遞行業蓬勃發展,商家標榜可降解的綠色包裝,堆肥設施卻存在大缺口。(美聯社)


不過,降解這件事卻被忽略了。“目前全球多數國家地區的終端處理設施非常不足,包括中國、臺灣在內,堆肥處理能力有很大的缺口。”張凱婷說明,“生物可降解塑料末端的降解條件非常嚴苛,通常要在高溫、高溼環境下,溫度約爲60°C、溼度超過60%,維持一兩個月,這是工業或商業堆肥設施纔可能提供的降解條件。”

從2018年中國垃圾處理的比例來看,衛生填埋佔了49%,焚燒爲48%,而堆肥處理能力低於4%,不過,目前市售的一次性生物可降解塑料產品中83%是可堆肥降解塑料,這意味着降解只是假象,現有垃圾處理系統無法支持。

生物可降解塑料的末端處理遠比原本的實驗室條件來得複雜,同時暗藏各種難題。孫瑋孜點出隱患,“現在的生物可降解塑料常混合使用各種材料,以PHB來說,由於本身的材質和張力太硬,反而要再混入PLA,而PBAT其實是來自石化原料,因爲張力和強力太軟、太弱,如果要做成保鮮膜這一類產品,還要添加PLA,但是兩者的生物降解條件是不同的。”

孫瑋孜表示,未來可能有很多生物可降解塑料,在未完全經實驗證明可有效降解的情況下,政策法規、認證卻率先打開使用大門,這樣只會徒增環境風險,此外,這一類新興塑料降解至微塑料大小時,對環境和健康的潛在危害也不容小覷。

糧食土地問題浮上臺面

生物可降解塑料依賴糧食作物爲原料,背後隱藏糧食安全和環境問題。(路透社)
生物可降解塑料依賴糧食作物爲原料,背後隱藏糧食安全和環境問題。(路透社)


全球超過三分之二的生物可降解塑料依賴糧食作物爲原料,以前端的生產鏈來看,糧食安全和環境衝擊也是揮之不去的隱憂。孫瑋孜指出,它不但佔據了人類糧食作物的面積,同時衍生土地劣化問題,以PLA爲例,最初發明PLA的美國公司,以轉基因玉米爲原料,這種轉基因作物對嘉磷塞除草劑具有抗性,噴灑後,雜草全被殺死,土地也被污染,國際研究陸續發現,這些除草劑對昆蟲遷徙、生物多樣性都有影響,甚至誘發癌症等人類健康威脅。

近年來,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產地逐漸向亞洲集中,中國的成長尤其明顯,而現階段中國和臺灣的 PLA原料主要仰賴國外輸入。孫瑋孜認爲,國外進口原料,又會增加碳足跡,接下來就算有完全可降解的設施,不過,要維持高溫、高溼度的環境,勢必非常耗電,同樣是排碳項目。

在減塑政策的推波助瀾下,從餐飲、零售通路到線上購物瘋狂追捧可降解塑料,反而增加更多一次性塑料垃圾。以中國快遞行業來看,2025年底全國範圍郵政快遞網點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裝,綠色和平的《破解生物可分解塑料》報告估算,若快遞行業不着力發展塑料減量方案,只是用可降解材料替代,以現行增長速度,2025年中國快遞行業預計會使用近500萬噸的可降解包裝。

回收場難消化的困境

生物可降解塑料進入回收體系,會導致回收料純度降低。(路透社)
生物可降解塑料進入回收體系,會導致回收料純度降低。(路透社)


隨着大量的生物可降解塑料產品淪爲垃圾,一但進入焚化爐或掩埋場,污染問題層出不窮。張凱婷指出,生物可降解塑料在製造過程中會加上各種化學物質,一項針對歐洲市場的生物基塑料產品研究發現,8成受測產品含有超過1000種化學品,還有三分之二的產品驗出有毒化學物質,經過燃燒後,空氣污染疑慮更高,如果進入掩埋場,產生的污染問題跟傳統塑料一樣,可能溢流到自然環境,造成生物危害。

現階段生物可降解塑料普遍缺乏回收渠道,且容易導致回收體系脆弱崩壞。“這是非常大的麻煩。”孫瑋孜以臺灣市場爲例,“星巴克和7-11超商都採用PLA材質的冷飲杯,並印上“四合一回收標誌”,誤導消費者可以回收,不過,環保署研究發現,使用過的PLA回收、再造成塑料粒料,品質非常差。“

最近澳洲研究人員在《The Conversation》撰文提出,生物可降解塑料應逐步被淘汰,不過,孫瑋孜認爲,生物分解塑料並非不好,問題在於使用方式,近期歐盟的生物可分解塑料專家小組提出三點建議,首先在正常開闊的環境中,如果減量、重複使用或回收都完全做不到的情況下,才考慮使用生物可降解塑料;其次,他們支持在正常空曠環境下能完全降解的可降解塑料;此外,針對消費者,必須提供完整的各類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特性,例如適當用途、最終處置方法等,這樣才能避免濫用。

少數國家或地區也意識到生物可分解塑料的侷限性,建議市場謹慎使用,甚至列入塑料禁令。張凱婷指出,歐美國家對生物可降解塑料的使用較早,歐盟認爲目前缺乏市場管理依據,消費者認知不足,且缺乏相應的廢棄物管理方案,接下來將針對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管理建立法規框架;美國的洛杉磯市和波特蘭市已立法禁用一次性塑料吸管,生物可降解塑料吸管也在禁用範圍,因爲當地缺乏終端處理的堆肥設施。

“減塑措施沒有改變一次性塑料的濫用模式,只是換成另一種新興材料,無法解決塑料污染問題。”張凱婷提醒,“減塑必須從源頭減量,直接淘汰包裝,或是改變產品的包裝、販售和物流模式,改成重複使用,這纔是真正解決之道。”

撰稿:麥小田 責編:許書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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