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绿色情报员:洪灾过后(下)农村饮用水脱贫还是脱钩?

202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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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绿色情报员:洪灾过后(下)农村饮用水脱贫还是脱钩? 河南洪灾过后,习近平喊话要防止“大灾之后有大疫”,其实水污染早已埋下病灶。
(路透社)

洪灾重创河南,大疫跟着大水来,成了口耳相传的警语。其实,水污染与中国癌症高发率和高死亡率脱不了关系,老大哥没抓出水污染的病灶,大疫终究难以根除。

暴雨水涝肆虐郑州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喊话要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疫”,当下农村人民挨了一记闷棍,回头看今年3月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强调的“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饮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

“习近平才刚说农村贫困人口的饮用水安全有了保障,4月中央电视台就播放陕西洛南地区农村饮用水很有问题。”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博士王维洛注意到这一则意外打脸的新闻,“农民家里装的水龙头是假的,他们要跑大概一个半小时去拉水,每一立方米的水要50、60块钱,取水点的水质很差,他们就在抽水的水管装点纱布,就算过滤了。”

洛南农民心知肚明,习近平没说的是,农村饮用水不是“脱贫”,而是被“脱钩”。

谁为农村水动手脚?

农村饮用水不断“被降级”,水质安全堪虑。(路透社)
农村饮用水不断“被降级”,水质安全堪虑。(路透社)

“中共政府开始注意到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初,1983年国务院批转了第一部关于农村饮水问题的文件,从1983年到2020年,国家报告里面所解决的农村人口饮用水问题,累计人数是7.6亿。”王维洛拆穿亮眼数字的假象,“背后藏的是用所谓的标准、科学,来欺骗大家。”

王维洛指出,1984年农村已经有饮用水标准,虽然标准比城市要差,当时城市的饮用水指标有35项,农村是20项,到了2006年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城市增加至106项指标,农村没有相应的增加,从20项减少为14项,2018年中国又批准新的《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其中水质指标只剩下2项,第一个是用眼睛看水没有杂质,第二闻起来没有特殊味道,这就是中国农村水质标准的现状。

“1969年我到黑龙江、北大荒去插队,村子靠的是井水,没有杂质、特殊味道,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标准了。”王维洛说,农村饮水标准成了“障眼法”,“在解决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上,中共的办法是不断降低标准,习近平提出的脱贫任务就完成了。”

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欧阳新宜认为,农村的水质劣于城市的水质,大概是世界普遍的现象,不过喝了水要不生病,那才是世界普遍的标准,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测量饮用水的标准,有大肠杆菌、总落菌数、臭度、浊度、色度,以及砷、 铅、 镉、镍、汞各种影响健康物质等等,大陆的幅员广大,地质不同,土壤的污染程度不同,要保持全国一致的饮用水等级,可能不容易,但是水管是可以改善的,从远端拉好的水到偏乡,也是世界普遍的标准。

中国的农村和城市被分割成二元社会,“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对于“让部分的来人先富起来”这个说法,一直有一个思想上的误区,总认为先富起来的人,特别是城市里的人,就可以享有生活上的特权,就可以凌驾那些还没有富起来的农村的人。“欧阳新宜犀利指出,“譬如说教育、医疗,别的国家都说No one left behind,可是大陆在教育、医疗和喝水上面,却都还有先富、后富的差别,这是很不对的。”

农村饮用水不断“被降级”,也折射出污染问题愈来愈严重。王维洛表示,80年代以前,中国的工业污染主要集中在城市,因为农村没有工业,后来到了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成了世界加工厂,这些污染工业从城里大量向农村搬迁,譬如说中央电视台、燕郊的住房区原先都是北京的化工厂所在地,现在化工厂都分散到农村去了,由原来的“点污染”变成大量的“面污染”。

水污染和癌症划上等号

随着工业污染大量流入农村,居民生病或罹癌的风险大增。(路透社)
随着工业污染大量流入农村,居民生病或罹癌的风险大增。(路透社)

拿浙江绍兴来说,绍兴是作家鲁迅笔下村民在河边淘米、剥豆子的悠然水乡,“现在绍兴地区集中了中国三分之一的纺织印染产业,所有的河流都被印染的化学物质污染了,那真的是一片黑河。”王维洛叹了口气,“钱塘江水域被污染了,所以杭州自来水里面的全氟物质是超标的,农村地区生病的、特别是得癌症的人也特别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全球癌症数据,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为1929万人、癌症死亡病例为996万人,其中中国新发癌症为457万人、癌症死亡人数为300万人。“今年元月《人民日报》报导中国癌症发病率世界第一、死亡率世界第一,当中列出十个原因,其中环境污染是第一个原因,最重要的有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王维洛说,“这应该说是中国官方媒体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来承认癌症高发、癌症死亡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欧阳新宜表示,如果拿大陆人的健康跟同文、同种、同文化的台湾人做比较,就可以看出像水这种“软建设”对国民健康的影响了,2020年台湾人的平均总体预期寿命是80.96岁,而大陆整体是76.1岁,再以省市来看,北京市是82.2岁,比台北市的83.9岁,低了1.7岁,上海市是全大陆最高的,达到83.63岁,这跟台北、日本差不多,而以淮河流域的合肥市为例,只有76.56岁,那就跟墨西哥差不多了。

淮河流域是中国癌症村的大本营,水污染吞噬沿岸居民的健康。王维洛说,前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在2013年完成一个科学报告,她用数据来说明淮河流域里面8个县的癌症村和水污染在物质、空间和时间上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用官方发表的论文,证实了水污染和居民罹癌之间直接的关联性,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科学家也只敢提供宏观层面的研究,不敢深入具体的案例,唯恐触犯某根红线。

“水质的好坏和健康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WHO制定测量饮用水标准的指标包括细菌数、化学物质、味道、酸碱值等,任何一项违规,都会影响人体健康,甚至致死。”欧阳新宜说,“当年台湾嘉义、台南发生的乌脚病就是饮水中含砷造成的问题,至于淮河流域的癌症是不是某一种水污染或微金属造成的,学界可以进一步考察研究。”

王维洛的中国朋友圈不断传出罹癌的噩耗,“从2019年开始,我老是收到不好的消息,当初下乡到北大荒时关系密切的9位杭州知青,其中4位得了癌症,在富锦插队时的3个朋友,有2人因癌症去世。”他露出不舍的口吻,“农村的医疗保险条件比城市差很多,农村只是大保、没有小保,哪怕是习近平说脱贫了,只要有一个人得癌症,连带所有的亲属都会重新进入贫困。”

农村饮用水始终是中国难解的习题。王维洛指出,中国水污染的最大祸端是工业,因为污染强度很大,而且释放大量的致癌物质,矿产资源开采和农药化肥也严重污染土地和水体,生活垃圾也是污染源之一,中国河流、地表水里面的抗生素、避孕药含量超高;此外,中国河流的自净能力还受到严重破坏,而水电站交换的、牺牲的就是河流自身净化污染的功能。

不意外,瓶装水企业顺势搭上造富列车,2020年9月农夫山泉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你能够想像吗?中国现在最富的不是阿里巴巴的马云、不是腾讯的马化腾,而是卖农夫山泉瓶装水的商人钟睒睒。”王维洛说,“中国能够把瓶装水做到这个规模,你看饮用水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使不上力的水治理行动

专家认为,中国的环境立法和水治理缺乏民众参与和监督,成效大打折扣。(路透社)
专家认为,中国的环境立法和水治理缺乏民众参与和监督,成效大打折扣。(路透社)

事实上,中国早在 1984 年就通过了《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治理却是愈治越严重。欧阳新宜分析,这里面存在科学认知和明知故犯两个问题,大陆常有“有法不依”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治文化,官员只做看得见的建设,只做有业绩、会被奖赏的事情,而那些看不见的“城市良心工程”就没人关心了,这牵涉到大陆的行政体系和监督机制,另外还有法律会不会保护人民来对抗政府?还是会跟过去一样,以党领政,以党领军,甚至以党领法,也就是法律的判决结果也是党说了算,如果水质量出了问题,人民健康出了问题,到底是谁要负责?这些就是大陆政治改革的议题了。

王维洛指出,中国的环境立法起步并不晚,甚至早于德国,不过《水十条》、《空气十条》都是大话的多、空话的多,因为环境保护是一个民众运动、草根运动,要依靠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才能完成,而中国的环境法在不断的修正过程中,把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排除在外,民众没有权利告、环保组织不敢告,所以现在中国的环境立法等于是空立。

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年将展开新一轮的水污染治理行动,印发实施《十四五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欧阳新宜认为,如果大陆的水治理不改变“治标不治本”的态度,那么无论过去的《水十条》或《十四五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或者未来出台的其他方案,就会跟“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以后可能还会“返贫”一样,那些已完成治理的2313条黑臭水体河流,还有可能“返黑”或者“返臭”。

欧阳新宜提醒,大陆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有所谓“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摩擦的问题”,那个摩擦花了将近20年,在大陆加入WTO之后才逐渐消除,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19%,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产生了一个新的运行机制的摩擦,那就是“看得见的工程和看不见的过程的摩擦”,譬如军事武器、太空探险、5G区块链、人工智慧大数据等都很先进,不过,这些硬体发展的过程、人员的素质,还有使用这些硬体的道德良心却都不配套,跟不上一个文明大国应有的水准。

“这种新摩擦,距离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但很大,还可能相反、会越走越远。”欧阳新宜语重心长说,“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目标是顾富不顾穷、顾硬不顾软,顾戎不顾祀,也就是只顾霸道不顾王道,只顾GDP不顾人民喝的水,那样的复兴不但不伟大,还是对中华文明莫大的侮辱和对祖宗遗产最大的糟蹋。”

王维洛也同感说,在世界老二的亮丽表象下,背后的阴暗面是对民族的破坏、山河的破坏,我们的子孙后代肯定会把这一代骂得狗血淋头,因为我们破坏了他们生存的环境。

撰文:麦小田 责编:许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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