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綠色情報員:十四五能走出碳中和路徑?


2020-11-12
Share
1 中國承諾2060年達到碳中和目標,身爲煤炭最大國,勢必面臨革命式減排挑戰。(美聯社)

習近平豪賭提出中國氣候承諾,2060年達到碳中和。這一場全球氣候外交戰隨着美國總統大選白熱化,11月4日,拜登在推特發文表示,“今天特朗普政府正式退出《巴黎協定》,77天后拜登政府將重新加入。”

“因應外交情勢,習近平打出碳中和牌,爲了拉攏歐洲,同時跟特朗普政府的氣候政策做區隔,因爲歐盟不斷對中國施壓,要求2025年前碳排放量達到峯值,同時停止投資國內外燃煤發電廠。”關注國際氣候和能源政策的臺灣大學兼任教授楊之遠分析,“其次,中國幅員廣大,在氣候變遷上吃了很多虧,今年還發生近年最嚴重的洪災,多次統計顯示,中國是氣候災害損失的大國。”

氣候議題美中交手


拜登宣佈總統上任第一天重返《巴黎協定》,美中也將在氣候談判桌上再次交手。(路透社)
拜登宣佈總統上任第一天重返《巴黎協定》,美中也將在氣候談判桌上再次交手。(路透社)

中國是全球最大煤炭消費國,碳排放量世界第一,老大哥鐵了心走上氣候賽道,卻立刻踢到了鐵板。

拜登端出野心勃勃的綠能和氣候政策,2030年前讓美國電力業“去碳化”,2050年前達到淨零碳排,並將砸下2兆美元發展乾淨能源計劃,企圖成爲全球抗衡氣候變遷的領軍者。“拜登當選,是全球氣候變遷的關鍵。”楊之遠指出,“美國一旦參與協定後,對中國來講,碳中和不是光說而已,壓力並沒有減輕。”

隨着美國換黨執政之後,“目前呼籲達到碳中和的國家,大約佔了全球GDP總額的75%以上。”臺灣能源轉型白皮書專家團隊、臺灣環境規劃協會理事長趙家緯博士分析,“這意味全球將2050年碳中和或2060年碳中和視作必然性的政策目標,雖然習近平宣佈這項承諾,許多中程政策規劃仍處於動態博弈的階段,接下來要觀察十四五的詳細規劃能否達到碳中和目標。”

在全球氣候行動的主流共識成形下,楊之遠認爲,未來在國際氣候談判桌上,氣候行動落後的國家會受到更大的壓力,美國和歐盟可能聯手對中國施壓,要求落實碳中和進度,也將強化巴黎協定的執行力量。

中國要走出碳中和路徑,十四五規劃是關鍵時期。趙家緯表示,溫室氣體排放很大部分來自能源建設,目前中國電廠、鋼鐵廠的硬體建設,大多是十年以內的壽齡,在長期碳中和目標下,這個階段必須大規模汰換,十四五的政策方向必須引導深度低碳轉型,如果短期的投資決策沒有充分符合長期減碳路徑,未來要達到長期目標,勢必增添很多不利因素。

十四五減煤力度有限


10月底,中國五中全會通過十四五規劃建議,初步框架嗅不到習近平提出的碳中和決心。(路透社)
10月底,中國五中全會通過十四五規劃建議,初步框架嗅不到習近平提出的碳中和決心。(路透社)

從剛公佈的十四五規劃來看,字裏行間並未浮現強烈的碳中和決心。楊之遠指出,十四五規劃建議的第三十五條綱要提到“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內容包括“強化國土空間規劃和用途管制、強化綠色發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推動能源清潔低碳安全高效利用、發展綠色建築”等等,這些都是定性的描述,沒有講出數字和目標,並未彰顯習近平承諾的2060年碳中和目標,而當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是“降低碳排放強度,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到碳排放峯值,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峯行動方案。”

“支持能做的地方先做,這當然是留了一個後步。”楊之遠解讀,“中國是以燃煤發電爲主的國家,每年煤炭消費量超過40億噸,十四五階段預料看不到明顯的減煤力道,因爲內部還是存在很多的爭議和矛盾,再生能源業者和傳統的煤電、化石燃料業者之間的利益糾葛,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煤電規模擴張可能延續至2025年左右。”

趙家緯表示,中國計劃在2035年之際溫室氣體逐步消減,不過,依照國際能源相關研究分析,中國必須在2025之前達到碳峯值,接下來在短短5年內,煤炭在一次性能源的消費佔比要從58%降低至50%以下,到了2050年非化石燃料佔能源結構85%以上,中國纔有機會實現碳中和目標,因此,中國境內和海外一帶一路都不應該再新增燃煤投資。

煤電搶建潮不利脫碳


中國是可再生能源大國,在傳統的煤電能源結構下,綠能出力大幅受限。(路透社)
中國是可再生能源大國,在傳統的煤電能源結構下,綠能出力大幅受限。(路透社)

不過,今年在新基建的風口下,上半年中國覈准大批煤電項目開工,3至6月新覈准煤電機組超過20GW;地方政府宣佈的重點煤電項目約100GW,其中新開工項目約48GW。趙家緯認爲,面對新一波燃煤電廠的搶建潮,中國缺乏管制能力,各地方政府在疫情後又走老步,以大型建設案刺激地方經濟,並未考慮環境代價。

中國擁有全球一半燃煤發電容量,這一場能源革命迫在眉睫,大疫年卻拖緩了氣候行動的步調。今年3月中國電力行業建議,2030年應將燃煤發電能力擴大到1300 GW,高於十三五規劃上限 1100GW。趙家緯指出,煤電擴張不但加劇氣候風險,這也跟疫後全球提倡的綠色復甦背道而馳,振興經費不應該再投資高排碳建設項目,尤其要避免燃煤電廠。

“中國面臨的能源結構調整,背後也是政治權力的調整。”趙家緯點出中國能源革命的挑戰,“當前即使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光伏電業者,也是離岸風力發展的重要市場,不過,這些可再生能源在電力行業的政策影響力,無法跟國營爲主的傳統煤電產業進行抗衡,而目前傳統電力系統調節能力不足,無法因應可再生能源上升的趨勢。”

綠能和煤電的角力戰


中國電力系統存在結構性矛盾,在深度減碳轉型過程中,也牽涉政治角力。(路透社)
中國電力系統存在結構性矛盾,在深度減碳轉型過程中,也牽涉政治角力。(路透社)

僵化的電力系統,衍生大量的棄風、棄光問題。今年10月綠色和平發佈《中國電力系統靈活性的多元提升路徑研究》,報告指出,2016至2018年,中國棄風棄光電量共計1389億千瓦,相當於3000萬千瓦煤電廠一年的發電量,2019年棄風棄光電量仍高達215億千瓦,相當於450萬千瓦煤電廠一年的發電量,中國以煤電爲主的電力系統還沒有爲可再生能源的有效轉入做好轉型準備。楊之遠斬釘截鐵說,“如果中國無法克服這一點,碳中和將是遙遠的距離。”

楊之遠表示,中國有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兩大電網,這兩大公司控制電網、電力傳輸,傳統煤電、化石燃料在合同優勢下得以優先上網,日前中國發改委、能源局發佈2020年光伏電平價上網通知,但是成效仍有待觀察,中國要從根本解決可再生能源和傳統煤電在電力系統中的矛盾,否則無法像歐盟在再生能源使用上順手,而且快速發展。

綠色和平的報告也指出,十三五的電力發展規劃原定完成2.2億千瓦的煤電機組靈活性改造目標,不過迄2019年底,改造完成度僅有四分之一,而短期繼續增加煤電裝機,這將不利於中國實現脫碳目標。

趙家緯說,中國煤電靈活性改造進度大落後,勢必延緩可再生能源系統彈性增加的幅度,除了燃煤電廠的改造外,同時應搭配儲能建設的布建,甚至大規模推動電動汽車,整個改變電網設置的邏輯,這樣才能提升電力系統的靈活性,有效支撐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

生態極權主義的難題

中國當局以政策措施迴應氣候危機,也引來生態極權主義和綠色民主的治理辯論。“碳中和所需的系統轉型,其實需要更完整的民主制度支撐。”趙家緯提出國際社會觀察,他以英國和法國採取的民主參與爲例,“近期他們召開氣候變遷國民大會,由公民討論碳中和過程中食物、交通運輸等各方面所需的調整,再將提案送交國會參考,法國總統馬克龍在50個提交意見中,他已經採納了48個。”

反觀中國,可再生能源急遽增長之時,公民權利大舉限縮。趙家緯指出,決策者在政治博弈的戰略下,宣佈碳中和目標,這個目標在社會上可能缺乏穩固基礎,以中國推動“煤改氣”的案例來看,政府採取運動式治理,缺乏民衆充分溝通和參與,反而削弱推動的力道。

“生態極權主義勢必引來許多反挫。”趙家緯語重心長說,中國在低碳轉型的路徑上,最大的敵手或許是自己。

撰稿:麥小田 責編:許書婷

Edge及Safari用戶可直接點擊收聽
其他瀏覽器用戶請點此下載播放插件

添加評論

您可以通過填寫以下表單發表評論,使用純文本格式。 評論將被審覈。

完整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