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祭:当我们谈刘晓波时,我们谈些什么

2018-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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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刘晓波(AP图片)
悼念刘晓波(AP图片)

深度报道: 唐琪薇

 

北京,海淀区成府路。

这条街道连接着京城两所最着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人文书店“万圣书园”就坐落在成府路上。

“万圣书园”的创始人刘苏里曾因参与89年“六四”民主运动而入狱。1993年他从秦城监狱释放后,创办了这家书店。

“我们这个书店从创办(至今),就没有离开过海淀区,甚至没有离开过大学区。”

二十多年来,“万圣书园”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北京文化地标。这家书店的常客,还包括刘苏里的好友——去年7月13号过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以及他的遗孀刘霞。 刘苏里说:

“晓波在入狱之前经常来书店,刘霞来得次数更多(就最近一些年)。”

2017年7月19号刘晓波“头七”当晚,刘苏里和晓波的生前好友张祖桦、徐晓、刘军宁、莫少平律师等近三十人为刘晓波举行了追思会。但刘苏里表示,晓波一周年祭时,他们不会有公开的祭典活动。

“国内因为这方面的环境你也知道,不允许有很大规模或者很公开的活动。但是我们个人到了他的祭日7月13号还会(祭典他),因为这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奋斗中一个重要的伙伴吧。”

2017年6月7日中国官方通报刘晓波确诊为肝癌末期,到7月13日刘晓波离世、骨灰被撒入大海。中国大陆之外的全世界目睹了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死亡直播”。

从2010年 开始,他的遗孀刘霞一直生活中国官方的軟禁之下,直到北京时间本周二(7月10日)才得以离开中国,前往柏林。

在刘晓波的生前好友、北京政治学者刘军宁看来,这么多年来国际社会并没有真正关注过刘晓波夫妇的命运:

特别在晓波获奖前后,国际社会不是太在意中国的事情。我认识的一些美国记者还是很在意的,但是我和他们一聊天,他们只是在新闻意义上在意。 晓波是不是能够出国,会不会得到治疗,有多少警察看他。。。至于晓波本身的意义或者他和中国未来的关系,我没感觉这些记者在意。他们最好希望谁都不知道晓波在哪儿,但是我知道,所以我的媒体发了独家,他们在这种意义上在意。

在中国,除去一个小小的异议群体,刘晓波夫妇的命运更是鲜有人问津。参与编辑刘晓波文集英文版《没有敌人,没有仇恨》的知名中国事务学者林培瑞教授表示,很遗憾中国大陆没有一个舆论自由的环境。

“我觉得中国要是自由媒体的一个国家,那刘晓波的名气会大得多,也会变成一个全社会的思想领导。不是因为他为人处世有多和蔼,   不一定。是因为他的思想那么敏锐、那么深刻。”

什么是刘晓波最重要的思想理念?

这位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的“殉道者”,对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意味着什么?

他的遗孀刘霞,8年来遭受了怎样的苦难?离乡去国后,她将怎样开始她全新的人生?

 

周年祭:当我们谈刘晓波时,我们应该谈些什么?

 

从“文化激进派”到 “政治温和派”

 

一切回到三十年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很多朋友对刘晓波的评价都是狂妄自大、恃 才自傲。刘晓波的生前好友,流亡德国的诗人廖亦武至今记得他1985年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刘晓波的情景:

刘晓波非常桀骜不驯,我那个时候普通话也说不好,他就问我为什么不说普通话,我就说我为啥要说普通话?总之第一印象很不好。晓波那个时候也算是一个富于挑战性的大才子。稍后不久,《深圳青年报》发表了他在中国社科院的发言: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那个之后,全国各地只要搞文学、文化的人都知道他。 ”

在《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之后,刘晓波1987年又发表首部著作《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迅速在中国文化界掀起一股刘晓波现象大讨论。

1989年,刘晓波受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在纽约,这匹中国的“文坛黑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弱小” 。他这样感叹道:我甚至没勇气面对自己;我也没能力和世界级的知识分子真正对话。

在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社主编胡平回忆说:

“89年3月第一次(和晓波)见面,他也谈到自己对自己在国内的名声,持一种很清醒的分析的态度。认为是在国内特殊环境之下,才使得他得到那么大的名声。其实他说他的知识他的学问都很差,另外他写文章也一再表示对民运人士表示极大尊重。”

旅居纽约、“89”之后被中共当局列入限制入境者“黑名单"的陈军,至今还记得刘晓波在纽约受到的文化冲击:

他去了大都会、去了现代美术馆,看了西方文明陈列出来成果时,他觉得他以自我期许来看,他可能穷尽一生,他都不能达到那种高度。之所以不能达到这种高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他的精神资源太匮乏了。所以才有他经过香港碰到(《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时,讲到中国需要300年殖民地

正当刘晓波被这种“无力感”困扰时,中国国内的局势却因为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而风云突变。原本准备接任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主编职位的刘晓波,立刻决定回国。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民主运动的舞台更加大、更加直接。

美国民间维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始人杨建利博士说,虽然刘晓波最早以“青年思想家”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但他对政治实践却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

“426社论以后,整个政治气氛非常肃杀,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时候很危险。他是顶着426社论的杀气腾腾回去的,有一种非常大的冒险精神。”

1989年4月26日,刘晓波从纽约飞回北京。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文艺学博士刘晓波的人生。

不久之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师“筒子楼”里见到刘晓波的杨建利博士回忆道:

他回去很快就介入到学生运动中去,而且几乎是唯一一个能够深入介入学生运动、能够影响学生的知识分子,唯一的一个知识分子。

1989年6月2号,刘晓波和侯德健、周舵、高新发表“四君子”62绝食宣言。

从4月26号在纽约登机回国到6月6号刘晓波被捕,只有42天时间,但却长过他此前34年的人生。之后,刘晓波写下悔过书,并以证人的身份说过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

多年之后,刘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独白》中对“六四”做过这样忏悔道:

它是我灵魂中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岁月不但无法抹去它,反而更加鲜淋。我的生命仿佛永远停滞在这段时间中,它是坟墓,埋葬了34岁的我,诞生了不知自己为何物的我。

旅居大华府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说, “六四”事件彻底改变了刘晓波。

“刘晓波在‘六四’事件前后是判若两人啊。 他在‘六四’前是一个放荡不羁的、 攻击所有人的‘黑马 ’。极端的反传统、 反权威的黑马的‘狂妄之徒’。 可是‘六四’之后变得比所有人都谦卑, 他是在‘八九’以后这么一个黑暗时代,他主动背上负罪感, 忏悔自己。 他又没有对天安门做任何事情, 但是他说他有罪, 他觉得这些孩子们的死, 他有责任, 其实他有什么责任啊。”

我没有资格和勇气 /奉着一束鲜花和一首诗/ 走到十七岁的微笑前 /尽管我知道 /十七岁没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龄/ 超越了死亡 /十七岁 已经永恒 ……

这是刘晓波写给“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的长诗——《给十七岁》中的片段。

1991年1月26日,在羁押刘晓波一年之后,法庭宣布刘晓波“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罪名成立,但对其免于刑事处分。

出狱后的刘晓波,从一个口出狂言要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文化激进派,蜕变成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政治温和派。他积极为六四翻案呼吁,并持续为中国前途写作。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及其联署活动。

苏晓康说:“《零八宪章》就是说你们共产党不愿意修宪,我们来替你修。 共产党原来自己的宪法,这个宪法实际上有很多国际通用的条款 ,都是普世的, 它也修在里面 。 中国宪法里面有言论自由的呀 ,有出版自由的呀 ,但是他们不实行 。刘晓波就说, 我们帮你们把你们的宪法修得更好,也就是说民间主动要求修宪。 ”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刘晓波虽然不是《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但《零八宪章》获得今天的巨大影响与晓 波密切相关。胡平说:

“你就光看一个《零八宪章》,首批签署300人,有7、80人是他联系签的名 ,为什么叫他去联系呢,因为他人脉广,各种各样的人都买他账。”

在最早签署该宪章的303位支持者中,至少70人遭到了中国警方的传唤和审问,而刘晓波作为主要参与人,被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并被判刑11年。2010526号,刘晓波开始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这是刘晓波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从此他再也没有 呼吸到高墙外的自由空气。

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在狱中的刘晓波,肯定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

然而,这么多年来围绕着刘晓波的争议,并没有因为他获得诺贝和平奖而平息。曾参与联署抗议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芝加哥作家刘晓东表示:

“2009年他发表了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称述。他被抓了以后,全世界都为刘晓波呼吁,抗议中共因言治罪的情况下,刘晓波却大讲监狱如何人性化、柔性化,表扬中共人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旅居华府的中国资深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也表示,刘晓波是与北京合作的“温和派”。魏京生说:

你怎么能说没有敌人呢?你搞民主运动,你的敌人就是专制啊。他得诺贝尔和平奖我为什么强烈批评呢?你不能给中国的年轻人、中国的反对派树立这么一个软骨头的形象。

对这种批评声浪,《刘晓波传》的作者、旅居华府的作家余杰认为,刘晓波在他的最后陈述中提出的“我没有敌人”的实质,不是“我没有敌人”而是“我们如何去对待敌人”。余杰说:

“我觉得他是反对派知识份子中很少有的有真切的自我批判、 自我反省忏悔意识的人。 很早他就看到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很多反对专制反对共产党的人, 结果他们自己跟这个专制跟这个共产党精神同构 。用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 用谎言来反对谎言 。如果是以暴易暴 用坏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 我相信他又会成为一个共产党的变形。

刘晓波的生前好友、首批签署《零八宪章》的北京政治学者刘军宁说,很多反对“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中国人大都在美国。他建议这些人回国:

很简单,让那些主张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他们回国吧。你在美国主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 回国吧。

杨建利博士说,如果说“和平、理性、非暴力"到目前还没有达成更大的功效,你用暴力的方式推动中国变革根本连机会都没有。

“很多人往往举杨佳这种例子,但杨佳的例子是不可以靠一个政治运动去复制的, 也不能号召大家去学习的。”

中共已故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表示,刘晓波“和平、理性、非暴力”主张,就是在追求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他说:

不管是赞成或者反对,这两种人都是希望实行宪政的。 不希望实行宪政的人实际上不会对‘和、理、非’这个问题发生争论。刘晓波他认为‘六四’之所以会产生,就是因为没有宪政,因此防止中国再次出现 象‘六四’这样的悲剧, 主要的、根本的出路就是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宪政国家。”

 

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 :悲剧英雄刘晓波

 

从2016年开始,很多中国网友通过一档叫《十三•邀》的节目,认识了一个“清高、愤怒、困惑、痛苦”的采访人许知远。但许知远的追捧者们,恐怕鲜有人读过他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发表过的一篇杂文:“受困的黑马”。

2010年10月8日,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从奥斯陆传来时,许知远在文中这样描述道——

“在获奖的消息传出后,你几乎可以在北京的空气中嗅得到这飘荡的喜悦。人们聚在一起喝酒,心里带着恋爱式的甜蜜,急于把心中的甜蜜告诉更多的人。”

“空气中飘荡的喜悦”当然是被夸大之辞。 在“受困的黑马”中被许知远称为“我的好朋友”的作家余杰说:

“我也非常坦率地说, 我接触到的信息 ,知道刘晓波的普通中国人并不多。 很多十七八岁的大学生根本没有听过刘晓波是谁。这是因为中共的封锁非常有效。”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也承认,刘晓波这个人在中国似乎没有存在过。胡佳说:

“如果你在北京这个中国的政治中心的街头,去采访100个人,问你知道刘晓波吗?假如这100个人里有一个人向你回应,对,我知道他,他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甚至说我读过他的一些文字,我比较关注这个人。作为记者,你就是很幸运的了。可能这个几率比这个还要低。”

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教授表示,问题出在中国官方对有关刘晓波的信息全面封锁:

“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官方堵住了一切跟他有关的消息, 媒体、学校里头都不提。甚至家里父母常常不愿意孩子去碰这个题目,因为政治危险等等,这是最大的障碍。”

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许知远写那篇“受困的黑马”时,那匹不安的“黑马”仍寂寞地被关押在“现实中国的黑洞中”。几年之后,“黑马”刘晓波已经离开人间,而许知远则以他访谈节目《十三•邀》,成为中国娱乐大众追捧的另类偶像。

旅居纽约的陈军表示,许知远、陈丹青们的社会认知度在中国大陆远远超过刘晓波,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的艰难环境中,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确属不易。但他们的存在,也模糊了很多中国百姓的视线。

“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存在也是官方默许的,很容易造成很多人的错觉。结果是什么呢,官方会让出一些空间来换取打压另外一些人、而且是非常残酷打压时,大家的沉默。很多人认识刘晓波刘霞,他们却保持沉默,一方面大谈文学谈政治抱负。中国就是刘晓波这样的人太少了。”

陈军表示,历史很无情,有时候几代人的反抗牺牲也不足以撼动那个时代的滚滚洪流。 从这点上来看,刘晓波就是希腊神话中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

“我认为晓波就是了不起的悲剧英雄,每个时代注定会产生这样的人。当然我相信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谁也不会记得某个朝代某个帝皇的显赫历史,我们会记得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文人墨客。这可能也是某个意义上的历史公平吧。从当下来看,我还是相对比较悲观的。”

在中国前国家领导人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看来,刘晓波是一个为中国宪政民主献身的“殉道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都需要成为这样的“殉道者”。他说:

“并不是说要每一个中国人13亿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需要13亿人每一个人都成为民主战士。我们只要在日常生活中争取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为宪政出力量,这就是中国未来宪政的希望所在。”

北京"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先生认为,在严酷的打压之下,中国还是有一股深水暗流,在追求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他说:

“深水暗流不会因为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一个事件, 而让它改变走向。在这个意义上讲,我确实认为历史的合力,或者更大人群的力量,远远超过一个个体的力量、或者是一个小群体的力量。我甚至觉得执政党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想执政党的成员当中,大部分人其实也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分子。他们首先是个体,而个体追求自由、追求尊严地活着,这样一个人的基本目标,不会因为他们是中共党员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中国事务专家林培瑞教授也表示,刘晓波在一篇文章中曾把捷克前总统、作家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做比较,也反映了中国的宪政民主需要各方面的合力。林教授说:

“昆德拉的看法是慢慢来,从底层解体共产主义制度;哈维尔呢,是相反的,他们目标是一样的,可是他站起来在公开的场合说大道理,去坐牢。刘晓波的问题是这两个人哪个对哪个错呢?他说都对。所以在现在的中国有百分百的异议人士,象刘晓波这样的人; 也有很多看法和刘晓波一样的,可是他们在体制内。我们问,需要哪种异议的表现呢?我觉得都需要。中国表面上非常统一,这不是因为大家的想法一样,这是因为恐惧的制度在他们头上。”

美国民间维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始人杨建利博士认为,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变革非常复杂,谁也不知道充分条件在哪里。但在他看来,任何一场变革都有4个必要条件。第一是它有变革的要求;第二中国必须有一个可持续的、整体 的民主运动存在;第三、党内高层类似赵紫阳、李鹏这样不同 路线代表的公开分裂;第四、中国可持续的、整体的民主运动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杨博士说,

“第一条我们能使的劲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写文章、发信息做些思想上的启蒙。最直接的是第二条,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做成,是很大的悲哀。第三条,共产党内的分裂,这个和第二条有直接关系,如果我们有可持续的整体的民主运动存在,就可以促进他的分裂,他的分裂也可以促进我们的成长,第四个条件是我们必须做的,因为我们都在海外。”

但在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看来,刘晓波的离世,多少意味着中国和平转型的大门从此关上了。 他说:

“  比如说,今天习近平他想和平转型,他愿意了。中国民间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人家就是要送你上审判台,要找你算账,你怎么办?这就是共产党不肯和平转型、不敢和平转型的重要原因。他们怕被算账。象刘晓波这样的人,被共产党赶尽杀绝的话,共产党就是自己堵上了和平转型的路。”

苏晓康同时强调,尽管短时间内看不出刘晓波对中国未来民主进程的影响,但刘晓波的精神是永生的:

“也可能中国最终不能和平转型,然后发生战争、内战 ,然后人头落地。 之后你还是要回到和平转型的路上来,还要谈判。 到那个时候 ,刘晓波还是会被那个世界想起来,他曾经说过什麽。 你不可能永远厮杀下去 ,等你回来之后,刘晓波就出现了, 所以刘晓波不会死的!”

 

冰一样激烈的爱,黑一样遥远的爱

 

“在独裁国家从事反对运动,那么面对警察,坐监狱,就是你职业的一部分。”

这是刘晓波生前的采访录音。

但他的妻子,不问政治、从来没有从事过“反对运动”的诗人刘霞,只是因为嫁给了这个“国家的敌人”,从2010年开始,在中国经历了长达八年的软禁生活,直到这个星期二才得以离开北京,来到德国柏林。

曾出任刘晓波辩护律师的莫少平律师表示,可悲的是,在中国类似刘霞这样异议人士家属比比皆是。他说:

“被限制人生自由,这个绝对不刘霞一个人的情况,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们从律师的角度和当局交涉过很多次。你没有任何法定程序限制一个没有任何犯罪的公民的人生自由,这个本身是严重违法的。”

在芬兰的转机现场,全世界都看到了那个张开双臂、笑容灿烂的刘霞。

诗人廖亦武说,从前的刘霞就这么爱笑。

“我们俩都喜欢笑,我每次去会跟着晓波去参加一些饭局,参加饭局的都是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每个人都会发表他们的见解 只有我和刘霞有点听不进去,我们俩就喝很多酒,互相之间就在傻笑。

 

(音乐《刘晓波的最后时刻》)

 

这是廖亦武和德国年轻的小提琴演奏家法比安(Fabian Lukas Voigtschild)合作演奏曲目《刘晓波的最后时刻》。

这个曲子的创作灵感,来自刘霞在2017年8月31日下午关于晓波弥留之际的一段讲述:

“晓波就一定要她出去(离开中国)。老是在重复这个。最后他就说不出话来了,然后两条腿上上下下象在走路似的,好像步子是在迈向天堂。走了一个多小时,不停的不停的,我当时听了很受触动。”

今天,也就是2018年7月13号, “刘晓波远行一周年追思会”以一种非常隆重的方式在德国柏林著名的客西马尼(Gethsemane)教堂举行。

这首讲述着刘晓波最后遗愿的曲子,在追思会上飘荡。

可惜的是,晓波生前最爱的妻子刘霞,即使已经人在柏林,却还是因为无法告知外界的原因,不能到教堂亲耳聆听这一曲“刘晓波的最后时刻”。

刘霞告诉友人,周年祭的今天,她会安安静静地思念晓波,回想他们的从前过往。

 

──给晓波

刘霞

你命中注定和风一样
飘飘扬扬
在云中遊戏

我曾幻想与你为伴
可应该有怎样的家园
才能容纳你
墙壁会令你窒息

你只能是风,而风
从不告诉我
何时来又何时去

风来我睁不开眼睛
风去尘埃遍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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