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已经收到，回信晚矣，请见谅。
你们送给我的礼物，已经收到，非常感谢你们。我很高兴。你们最近好吗？我很好。
我现年20岁。我家有三口人，妈妈、我和弟弟。
今天的日本京都天气是下雨的。温度是暖和的。美国的天气如何？
我会一点点汉语，去年我去了南京。我喜欢中国和学习汉语。我的爱好是听广播电台。我要为世界和平贡献，我要加深中日台三方人民的友谊而奋斗。“
主持人：谢谢中村先生的来信。很高兴听到您的近况很好，美国前几天非常炎热，这两天华盛顿特区下了一些小雨，稍微清爽了些。但温度仍然偏高。对您立志要为世界和平和中日关系友好努力，我们非常钦佩，希望未来的日子里，自由亚洲电台会继续成为您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主持人：台湾金门王先生对本台提出一个建议：
“常听贵台节目，感觉欠缺来自台湾老百姓的声音。在台湾社会中，有少数没有声音的边缘人，他们是外省老兵和他们的大陆配偶。贵台若不失为自由民主的媒体，希望能对他们的生活和心声略为予以关注。
我希望获得你们的采访。另外，请问从台湾或金门如何拨打贵台免费电话。“
主持人：答复金门王先生，谢谢您对自由亚洲电台的关注。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自由亚洲电台的情况，根据本台的宗旨，我们主要是针对亚洲地区没有新闻自由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传播该地政府没有报道或者报道不足的消息。而台湾已经是民主社会，应该不存在压制少数族群声音的情况。另外，本台是个非营利机构，在有限的经费下，目前本台的热线电话只保留给没有发言平台的大陆听众。希望生活在民主社会的听众们，本着您关怀大陆同胞的精神，谅解本台的做法。另外，不知金门王先生有什么样情况，希望得到本台采访？请您先写成大要，邮寄给本台，我们会根据情况，分派到有关部门和人员处理。
主持人：西安姚先生于7月13号发来电子邮件，鼓励本台加强对大陆广播，他询问本台在西安是否有记者，如何反应问题。答复西安姚先生，谢谢您对本台的肯定。本台在中国境内并没有设立记者站，如果您有情况要反映，可以发电子邮件，或使用本台网页上的公民爆料箱，将您认为有新闻价值的消息传递给我们。
主持人：江苏王先生发来一系列文稿，讨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今天我要选读其中的一篇标题为“文化”。
“中共30年的改革开放，仅仅是经济改革而已。而经济的改革也并不是中共出于自觉和主动。这是国际国内形势使然。第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使得世界任何国家的经济，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关起门来，自给自足。第二，经济不改革，人民长期处于生活压抑之中，粮食，棉布，定量供应，基本生存自由受到限制，长此以往，势必天下生变。毛泽东文革的十年浩劫，使人民受到政治灾难，生活上更是雪上加霜。党内离心离德，争权夺利，无休无止，民心已失，社会动荡，中共政治根基开始动摇，政权岌岌可危，统治者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修复政治以安民心。眼下所能作的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接下来是恢复破坏已久的经济，安抚民生。中共11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决定搁置阶级斗争为纲领的口号，以经济工作为重心的改革开放的政策，而政治上坚持共产党专制体制。作为政治工具的文化，则沿袭毛泽东而不会有所改变，这就是文化专制。”
主持人：湖南李先生发来一封长信，娓娓道来他人生经历。李先生生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所以，他的成长和历练与新中国的种种动态发展紧密相连。由于李先生来信篇幅较长，我将分三次节目选读，今天请听第一部分： 失去双亲的童年：
“痛苦的含义有两种，对于有骨气的人来说，痛苦确实是一种动力。一旦吸取了其中含义，它就会改变命运的方向。在漫长的冬天，没有被子，没饭吃的日子里，黑夜显得更长。百般无奈，只有面壁兴叹。
对于我个人的痛苦和灾难来说，这算不了什么回事。但可以从我个人身上，能够观察到这个社会道德沦丧和人性的退化，以及法律的不公和政治的腐败。也同时是对中共的一种鞭挞的谴责。因为正是这个社会制度的丑恶，才给我带来了灾难。千错万错，生错了国度，投错了胎。
我于1949年生于湖南安仁县清十乡洪溪村。是一个很好的年份，是与新中国同龄的人。讲起来应该要幸福和自豪。可是在我出生3个月的时候，母亲因病逝世。家里剩下我父亲和5个孩子。父亲想将我丢掉，又不忍心，把我养下来，又没有好吃的。只要有我几个姐姐轮番背着我到附近几个村子讨奶吃。晚上靠喂稀饭，几次差点病故，后来慢慢又活过来了。
我父亲过去读了点旧书，平时弯子里有事，都找我父亲评理。加上我母亲娘家是附近一大资本家。土改时，我家里是‘中农’。52年，父亲发现了偷我家腊肉的人，说了他几句。致使这个贼怀恨在心，就和弯子里和我父亲有隔阂的人，一起要斗我父亲为‘地主’。其实我父亲要作为地主，条件是不成立的，因为土改时，我家只有4亩多的田。
然后，我父亲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和千千万万的‘地主’一样，迎来一顿又一顿的暴打。这时，我已经4岁，开始懂事了。几个姐姐也开始相继出嫁。我哥哥在外读书，我就随着父亲在乡里读小学。父亲又做爹，又做娘，什么都靠自己。记忆里，父亲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汉子，知书达理，忠厚老实，胆小怕事。我父子俩相依为命，放学后，我开始帮助父亲养猪，砍柴，做早饭等杂活。一次煮早饭时，烫伤了脚，至今还有一大块疤。
1957年一天，我放学回家，一进屋里，就听到有人在哭泣，原来父亲手里拿着一封二姐从衡阳寄回来的信，说我哥哥被划成了右派，被判了刑，送去给劳改。当时我不知道右派是什么意思，见到父亲痛哭，我也跟着流眼泪，哭了起来。
1960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当时正是食堂下放，我父亲每天只有7两米，我每天只有4两米。我每天只好到湾里和几个年长的妇女到大山里采野菜和蕨类等回家煮稀饭吃。可是，我父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双脚种得跟树木一样粗大，无法行动。医生说是缺乏微量元素，说穿了，就是营养不良。村子里，像我父亲的同样肿病的人，至少有2，30人。11月，父亲终于没有逃脱饥饿带来的命运，与世长辞了。
当时我只有11岁，喊天不应，喊地不灵。姐姐们怕增加负担，没有一个敢领养我。而唯一的哥哥也被划成右派，关进了牢房。我虽然有两个堂兄，但他们是狼心狗肺的共产党，为了要继承祖房，他们巴不得我早点饿死。可怜我孤儿向谁呼救呢？
小时的我，一贯坚强，一不哭，二不怕。靠着自己坚强地活着。哪怕是变成一条狗也要活过来。每天就靠着这4两米苟延残喘，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主持人：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湖南安仁李先生介绍他苦难一生的第一部分。内容是关于他在襁褓中失去母亲，而后又在11岁时，失去父亲的悲惨童年。下次节目，我们要继续聆听李先生讲述他如何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个青少年。
主持人：辽宁省开原市王女士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目前正在上访当中。据介绍，王女士原本在一家胶合板工厂工作，1980年认识了目前的丈夫，进而结婚，隔年生了一个女儿，因生理结构特殊，无法自然生产，进而进行剖腹生产。女儿出生后，王女士按照国家政策，领取独生子女证，并到医院要求做绝育手术。但因为生理结构异常，无法安装避孕器。她多次要求上级医院采取措施，解决避孕问题，但都没有办法解决，这时，工厂领导告诉她，问题无法解决，只要有医院证明，工厂不会追究她的问题。
两年过去了，王女士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将情况上报工厂，要求进行人工流产。工厂不愿负担费用，找来了镇计生办，但王女士还是因生理因素，仍然无法做引产手术。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对有特殊情况的要做特殊处理，后来省计生委将其情况如实上报，于是，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王女士做了第二次剖腹生产，并做了绝育手术。尽管如此，王女士和丈夫在这个过程中，却分别被所属的单位处分，双双失掉了工作。他俩不服，多次上访，但始终问题没有解决。期间，王女士的丈夫还曾被行政拘留10天。而最令人伤心的是，大女儿因自卑、忧郁而在200年自杀。多年来的上访和工作无着，给王女士的婚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她和丈夫最终也在2007年劳燕分飞。在万般无奈下，王女士只有寄托新闻媒体为她和丈夫平反冤案。
答复辽宁王女士，听了您不幸的遭遇，真叫人无法不动容。我会将您的材料转交给本台调查报道节目，请主持人白帆先生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