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浮财难见光

国人都有春节前大扫除的习惯，党中央也是人，实难免俗。

本台日前报道：“中共政治局委员于去年底首次在党内申报财产，可能是为中共领导干部财产公开透明作准备。提前出版的香港《超讯》月刊2月号报道说，去年底，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召开的第二次民主生活会上，政治局委员逐一申报个人财产，这是党内最高层第一次内部申报财产…中共中央要求委员都要讲清楚个人拥有的房产、债券、现金等。包括配偶有没有股票、有多少都要摊在桌面上。每个委员讲完，总书记习近平都一一作了点评。《超讯》月刊引述知情人透露，会议还要求每位政治局委员将中央民主生活活动逐步向高中级干部展开”云云等等……

第一次？？各大海外中文媒体广泛引用的港媒这一怪诞报道，让《闲话上海》想起了大大上台前的2012年……

【读报补丁】

《官员财产 如此公示》 乔木 东网

民间一直在呼吁中国官员财产公示，毫无动静，反而不断被删贴销号压制。前几年许志永等发起的新公民运动，在街头举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悉数被抓坐牢，罪名是寻衅滋事和扰乱公共秩序。当局一面强力反腐，一面又打压对反腐有利的财产公示，也许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经此打压，官员财产公示，在中国又凉了下来。

然而最近，中国一些官员的财产开始被公示了，以另外一种方式。法院以受贿2.46764511亿元，判处前青海、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死缓。同一时期，还以受贿9541.965936万元，判处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无期徒刑。以受贿1.237亿馀元，判处原山西省纪委书记金道铭无期徒刑。看看公布的这几个人的受贿数额，数量惊人，有零有整，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财产公示？

有意思的是，白恩培还有另外一项罪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院把他的一亿多受贿钱数，都精确到了个位，但不知为何，却没有公布他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到底是多少。

有人说，不公布是怕把民众吓着了。其实这些年多少贪官的财富都是以吨计、以亿算，百姓早有心理承受能力。不公布反而让大家猜，或想法去求证。有的说白恩培的财产是18亿，也有的援引“两会”期间政协侨联小组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宣威集团董事长浦江的话：“白恩培家中查到37个亿，外面才报一、两个亿！”
就公布的白书记的近2.5亿元受贿款，有人说青海总共才500多万人，相当于每人被搜刮了50元。云南的网友说了，青海是个穷省，能有多少油水。白在云南当书记时间长，主要是盘剥云南人民，肥了自己，祸害当地很多年。瞧，不公布父母官财产到底多少、如何取得，还引起了草民的争执。

白的财富到底多少，暂且不说，说说像他这样的官员，巨额的财富到底是怎么来的。通常三种途径。

一是卖官。省委书记，乃至市委书记、县委书记，是地方上的最高长官，掌握着属下乾部的生杀大权。过去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在对书记是“若要富，动干部”，对下属则是“提钱进步”。无官到有官、小官到大官、穷官到富官，都得送钱。

白书记也不容易呀。为了朝中有人庇护，在此前公布的令计划一案中，白向令行贿60万元。既要收钱卖官，也要花钱买官，只不过大斗进、小斗出，保持盈馀。其他官员也一样，哪有花钱当了官，不拼命搜刮老百姓的理？

二是收受各种土地出让、工程招标、设备采购、证券信贷、行政审批等的贿赂、回扣、佣金，或者小投资大收益、或不投资干收益的权力红利。

三是逢年过节、本人或家人，各种节日、生日、康复、庆典收受的礼金红包。这种日常的送钱，倒不见得有直接的买官、招标目的，只是为了拉拢感情，保持联系。中国官场，熙熙攘攘，皆为利往，花钱了不一定能办成事，不花钱一定办不成事。对于每一个送钱的人来说，平常的联络都是小钱，但有求领导权力的人实在太多，这样的钱，总量也是相当惊人。

不管哪种途径，其实质都是权力寻租。而且当官是花了代价的，一旦掌权，就要捞回来。由于任期制、退休制、朝不保夕的反腐，更是要拼命捞、抓紧捞。捞够了，或跑路转移，或向上买靠山。上面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将来时。现在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谁傻啊？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五十

一九六九中党的九大期 间，根本不是九大代表的王维国，却被提名为军队系统的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当选以后，王维国赶到北京去参加九届一中全会，刚在北京饭店报到住下，他立刻去找 空军司令吴法宪，感恩戴德地通过吴法宪向林彪表忠心。这样，王维国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林彪一伙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林立果等人向王维国交底 说：“要一边倒，不要两边靠“，要“自由选择政治领导”，“与其分散投资，不如集中投资”。这些话说得够露骨了，也就是要王维国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自 由选择”一个“领导”，然后来个“一边倒”，“集中投资”。而且，林立果又诱之以会，当面向王维国许愿“打算让王政委担当南京军区空军的副政委。”王维国 打了一下算盘，终于决定把赌资统统押在林彪一边，开始作巨额的“集中投资”。

“九大”刚刚闭幕，一九六九年六月，王维国就卖力地在上海为林立果“选美”，与此同时，王维国帮林立果建立了配备枪支，汽车进行阴谋活动的秘密组织“上海小组”，这是他们的第一支“敢死队”。

王维国用全家的名义向林 彪写了效忠信，他在信里写道：“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家，就没着我的一切。”声称自己对林彪“海枯石烂不变心”。接着，他亲自带了老婆和儿女，到北京去当 面拜望林彪。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毛家湾林家大院接见了他们，还和他们全家合影。王维国受宠若惊。林彪是当面称赞王维国“很年轻，很优秀，很聪明”。这三 个“很”、就把王维国的魂儿“很”舒服地勾过去了。

王维国很快学会了臣下要 叫主子进贡的规矩，好在他所在部队驻防的地区，都是江南的富庶之乡，四时八节，应时鲜果，土特产品，一应俱全。于是，浙江黄岩的蜜橘、宁波的杨梅，杭州的 龙井茶、江苏无锡的水蜜桃，苏州东山的白沙枇杷……都成了王维国孝敬主子的“贡品”，他多次派女儿带上一筐筐果品，搭乘飞机去北京，登门直送毛家湾，受到 叶群的热情接待和满口赞誉，“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林彪当然也有"赏赐”下来，芒果、荔枝或是大型地球仪，军用地图……，毎次“赏赐”，王维国都要召开庆祝大会，高呼“永远忠于”和“永远健康”！

王维国阿谀林立果为自己“开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

林彪最钟爱他的儿子，得 意地称赞林立果像他，甚至连作“讲用报告”时的语气都像他，王维国看准了林彪的心思，就当着林彪的面吹捧“第二代接班人”是“天才”。并且阿谀说：“林部 长在上海和我们一起工作，经常从各方面指点我们，这样，我们方向就明确了！”一番话说得林彪心花怒放，这就引出了“两老挟一少”的奇闻：

一九七○年六月三十日， 就在林彪到庐山会议上争当国家主席的前夕，王维国和前华东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一起，去北京拜见林彪，然后由林立果亲自开着林彪的专车──大“红旗”厚钢板 防弹轿车，带有王维国和江腾蛟一道逛长城，他们在长城上边散步边密谈，同时合影留念，还用当时很稀罕的摄像机，把那些日后有用的“值得纪念”的活动场面， 统统摄了下来，这架摄像机，还是广交会上一名外商送给我外贸部门的样品，当时就被王维国手下的副处长李伟信以“国防科委需要”的名义拿走了，送给林彪一家 使用。

在他们摄下的录像带和照 片上，可以看见沿着逶迤起伏的长城，年过半百、体态臃肿的王维国走在左边，瘦削苍老，戴着眼镜的江腾蛟走在右边，他们各用一只手挽扶着夹在中间的二十多岁 的林立果，一步一步地登上石阶，又恭恭敬敬地攀上斜坡，这时，王维国谄媚地对林立果说：“今天副部长开的是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我们坐了不会迷失方 向，永不翻车！”

谁知道，在不久以后举行的庐山九 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差一点“翻车”。王维国一上庐山，就卷进了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他迫不及待地找了吴法宪和林立果，摸到了气候，他在华东大组会 上抢先发言，而且拒絶在主张“不设国家主席”的上海组集体发言稿上签名，他还立此存照，在发言稿上注明：“各人发各人的为好。”表明了他的立场。但是，林 彪一伙的阴谋被毛泽东识破了，他们被迫作了检讨，林立果气得破口大骂。

组建“教导队”──继“上海小组“后的第二支敢死队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 一伙从和平夺权转向武装夺权，并且加快了暗杀恐怖活动的步伐，为此，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专门写了一段：教导队：以培训基层干部为名，建立 教导队。要精干保密。一百人左右，住在上海新华一村，教导队的干部很重要，要选好。光靠教导队的干部还不行，上海小组要去抓。小组里以龚着显、蒋国璋为 主，小组每一至二人还要抓空四军所属的一个部队，每个人在他抓的那个部队，都要挂个职务。另外要给教导队多配些汽车和枪，增加机动能力。可以叫王维国造 抢。军事上要多学几手，政治上培养对“首长”“副部长”的感情。

这是林立果继“上海小组”以后，进一步提出建立的第二支“敢死队”，以便直接用来进行谋杀恐怖活动。他把这个重任又交给了王维国。

王维国接受任务后立即付 诸实施。一九七一年三月下旬，在上海江湾大柏树新华一村内由他亲自组建了“教导队”。他规定共建立三个区队，九个班，每班十二人，一共一百多人，选人“教 导队”的成员条件是：“不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了，不要干部子弟”，只要对林彪和“林副部长”感情深的。矛头所向，昭然若揭。王维国还提出：要把“教导 队”培养成为“誓死捍卫”林彪一家的“壁强战斗集体”，“将来要起巨大的作用”。

“教导队”成立的那一天，用集体名义给林立果写了一份决心书，在会上进行了宣读：我们一定要人人想着您，步步紧跟您，一切听您的领导，一切服从您的指挥，紧跟您，顶逆风，战恶浪，风吹浪打不回头……

为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最高统帅的地位，为誓死捍卫您──我们的好领导，不怕牺牲，不怕坐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行动，您指向那里，我们就冲向那里！

王维国指示，对这支“特 种部队”要进行格斗、捕获、驾驶车辆以及打巷战等特别训练。为了避人耳目，还规定他们不得在新华一村内训练，而是把他们拉到江湾机场进行秘密训练，这支 “教导队”由“上海小组”成员，司令部军务处处长蒋国璋和政治部组织处处长龚着显具体负责，可见它的重要性。

秘密据点新华一村和“乐器箱”里的轻型冲锋枪

为了在情况紧急时能够让 林立果亲临现场直接指挥，王维国还按林立果的要求，在新华一村大院内建造一所秘密据点。林立果提出：这顶工程“要絶对保密，房子不要引人注目，要修地下 室，门窗要装防弹玻璃，院墙要开暗门”。根据林立果的要求，王维国亲自找设计人员绘制了图纸，成立了专门的修建班子，调集施工队伍，日夜秘密施工。王维国 等人既不依靠上海的连筑工人，又不调用工程兵部队，而是专门调来一批对情况完全陌生的浙江民工进行施工，以免泄密。为了配合林彪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时间 表，王维国下令：“房子一定要在国庆节前完工！”连林立果没有考虑到的事情，王维国也替他周全地设想好了：王维国要求“在新华一村院内搞一个直升飞机 场”，这样，林立果就可以随时随地“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了。

至于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要王维国造枪的事，后来林立果进一步布置制造6?72毫米的轻型冲锋枪，这是一种可以伪装起来的武器。王维国以加强战备，改进轻武器的名义，把这项絶密任务下达给某军械厂。对于这样重要的“战备”任务，当然谁也不敢怠慢，经过多次试制，终于造出6?72毫米的 轻型冲锋枪八支。这些轻型冲锋枪非常轻便和小巧玲珑，可以拆卸成几节，装在一个扁扁的长方形小黑箱子里，箱子的一边有一个提手，可以拎起就走，好象提着一 只装了黑管或长笛的乐器箱一样。谁也不会想到里面是一件秘密武器。这种冲锋枪安装起来，十分便捷，压上子弹，一梭子扫出去，杀伤力几乎和其它冲锋枪一样， 在较近的距离内具有极大的威慑作用。王维国把两支质量最好的轻型冲锋枪送给林立果，林立果收到以后十分欢喜，就装入黑箱子，随身放在他乘坐的汽车的后座 里。这种秘密制造和伪装携带枪支的方式，本身就埋藏着险恶的杀机。

林彪自我爆炸前夕，林立果说：“王政委采取的策略很好，随蔽得很好！”

―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命令，谋杀毛泽东的计划进入了倒计时的最后阶段。当天晚上，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的秘密会议上下达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用100（指口径100毫米）高炮平射打火车（指毛泽东乘坐的专列），要空四军把教导队带上，就说有坏人要害毛主席，以抢救为名往上冲！”这样，王维国以及他率领的两支“敢死队”，立刻就投人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阴谋活动。

九月九日，林立果指定“上海小组”进人“一等准备”，“集中待命”，下令“教导队”抓紧打靶训练。

九月十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杭州到达上海，停靠在西郊专线车站上，王维国对“上海小组”主要成员和“教导队”的头头蒋国璋说：“你们和教导队的训练都要选好靶场，注意隐蔽，可以利用一些旧机窝，不要让人家发现了你们的行动。”

九月十一日中午，毛泽东突然离开上海，王维国两次打保密电话给周宇驰，向林立果密报了毛泽东在上海找人谈话以及离开上海的情况。

九月十二日早晨， 王维国派他的儿子乘飞机赶往北京，向林立果、周宇驰当面密报了毛泽东在上海的情况以及谈话的详细内容，林立果动情地对王维国的儿子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爸 爸还派你来给我们讲这么重要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我们感情很深，对林副主席感情很深，……我们今天所以能得到这么重要的情况，说明王政委采取的策略很好， 隐蔽得很好。”

九月十二日晚上， 林彪接到多方密报以后，决定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大小“舰队”成员，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决定以后，由周宇驰指使李伟信从北 京打电话通知上海蒋国璋，要蒋马上转告王维国：“明天（九月十三日）有一架大飞机到上海，‘小组’全体、‘教导队’全体带武器和战斗化行李，随机出发。” 并且特地关照：“告王政委明天上机场，有话告诉他。”王维国听了蒋国璋的汇报，心里自然明白，他蹙起了两根倒挂着的八字眉毛，沉吟地说“这次出发，可能和 把毛主席来上海的情况，向林副主席他们讲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