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泯灭 党性的猖狂

"造神"运动轰轰烈烈，喉舌党媒群起为个人歌功颂德，遣词用句之酸麻，大有追上开国领袖毛泽东之势。习近平上周到访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要求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地产大鳄任志强随后发表评论指出:“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彻底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党媒千龙网直指任志强：＂党性的泯灭、人性的猖狂。”

这一气急败坏的表白想“捍卫”什么呢？无非是这句谩骂的另一个极端——人性的泯灭，党性的猖狂！

本解说词大标题立此存照，为千龙张目。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猴急。日下世风，看似早已有过之无不及地早早抵达了千龙泼皮心目中的理想国。

任志强“神奇的一跳”，被《闲话上海》嘉宾张伟国激赏为一蹴而就为民间意见领袖“神坛”的霸主地位。

但本周一个新闻现象对比出“功夫在戏外”的另一番风景——2月25日《世界日报》社论《习李围剿太子党土围子 引发征战》 ：

习近平19日赴人民日报、央视和新华社三大官媒调研，指示党和政府主办的官媒「必须姓党」。之后，知名大Ｖ任志强发微博称，「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接着《千龙网》、《紫光阁》杂志和《中国青年网》纷纷发文和微博砲轰任志强的「反党言论」，称他是「资本翻天派」，「譁众取宠，用心险恶」，「妄图通过资本控制政权」，质问是「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拉开一场意识形态讨伐的征战。外界了解的任大砲是华远公司前老总，具太子党身分。文革前，王岐山曾是任志强所在班级的辅导员，王与任都下乡延安；文革后，任志强等一批红二代与王岐山私交不错...此次，任大砲敢于出面「挑刺儿」，显然是有用意，有背景。而其用意何在，耐人寻味。北京「海内」人士透露，新春伊始，习近平委託中纪委、组织部，召集近300名金融和经济界太子党进行训诫，要进一步剿灭各色土围子...任志强作为华远前老总，也算是「经济土围子」的小寨主。作为红二代和新老利益集团代表人物，任志强反叛声音能常在，说明太子党「土围子」们还坚固，人际关係在高层还很起作用。中共领导层的行为也极大地受到权力层内部人际关係或土围子的框限…对习来说，不管哪一派，只要对集权和新政设置障碍，必会设法祛除…因为官媒和网上指责任志强的左派，也并非真心维护习近平的权威，更多是煽风点火、阳奉阴违的人。

【读报补丁】

《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蔡霞（中央党校教授）作者授权三剑客发表

• 最近几天，任志强成了争论的焦点人物，一些文章给任志强扣上 “反党”帽子，批任志强“用心险恶”、“利用微博反党”，还有的文章题目是“坚决打倒阴谋家、野心家、资本翻天派、‘中国特郎普’ 任志强 ”。不同观点争论本属于正常，但用满篇文革语言给任志强“上纲上线”，大有对任志强进行政治审判乃至要直接置其于死地的架势，这就不是正常的争论，而是带有政治诽谤乃至诬害性质了…这些文章发布在一级党组织主办管理的党网《千龙网》、相当高层的党刊杂志《红旗文稿》、党的外围组织——团中央的《中青网》上，貌似“组织上”表态任志强“反党”。事态如此严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怎么看待这些情况？用什么来判断党员任志强究竟是“反党”还是表达不同意见乃至提出批评？笔者翻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话：“全党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真正把党章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判断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要以党章为基本标准。 ”有人认为，党员发表不同意见，就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必须要给予严厉处分。这样的理解很片面，甚至是歪曲党的纪律…任志强仅仅是对媒体都“姓党”有疑惑，与“妄议”有本质区别，更扣不上“反党”帽子。习近平曾经指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之，对任志强的发表意见如何处置，不仅是任志强的事，更和8000多万党员的权利能否得到保护直接相连。学习党章党规，增强党章意识，是我们更好地履行党员义务、行使党员权利、发挥党员作用的基础和条件。营造8000多万党员都能大胆讲真话讲心里话的党内民主氛围，是真正的爱党护党，而扣帽子堵塞言路，对党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就此，我们的党网、党刊该怎么做，是否需要再想想了?

☯铜锣湾书局☯

在这一新开辟的专题节目中，成功为听众朋友们朗读近年来上海人在新华书店买不到，在互联网上找不着，却和上海息息相关的“黄鱼车盗版禁书”。而这些鬼鬼祟祟流落在上海街头小巷时隐时现的盗版书，其内容漏洞百出，其排版白字连篇，地下读者们觅得宝物般的一刹那窃喜，常常会顷刻淹没在劣质印刷品几乎无法正常阅读的巨大郁闷之中。

而这些禁书的正版，人们通常可以在不久前被习近平总书记地下党卫军取缔的香港岛铜锣湾书局陋室中寻获。《十年一梦》，就是其中的一本。

《十年一梦》徐景贤

朗读之一

• 徐景贤，上海市人，1933年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上海解放前，曾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小学，接触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邉印�1951年，被调至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曆任文艺干事，市委文艺干事，副科长。1964年，被调至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任党支部书记，在毛泽东、江青、张春桥支持和指使下，和姚文元等一起投入对吴晗的新编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1966年12月带领写作班全体成员宣布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1967年初，追随张春桥、姚文元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等职。亲身经曆并目睹了许多文革重大事件。

文革结束后被捕，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关押在上海市提蓝桥监狱。1992年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释放，1999年恢複政治权利。

从1992年到2002年，作者用了10年时间，写成这部回忆录。

文革序曲

一九六六年岁末，严寒的冬天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人间。

然而，我却彷佛没有感觉到冬天的降临。刺骨的风，寒彻的雪，似乎都在我那炽烈的热情麵前消散了，融化了。因为，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由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正式发表“造反声明”；我在造反大会上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作了题为《造反才知主席亲》的长篇发言，宣布造上海市委的反。这就是当时上海的各家造反报纸所报道的：“市委心髒爆炸，曹家后院起火！”曹家，指当时主持上海市工作的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从此，我就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之中。
我公开宣布造反，在上海市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一方麵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纪律严明，规定任何情况不得外泄，更不用说是知情人起来造反了；另一方麵则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解放初期就到市委机关工作，当时还隻有十七周岁。我在市委工作的十五个年头里市委先后换了三届第一书记：陈毅、柯庆施和陈丕显，我都没有离开过市委。我在市委机关里有不少熟人，他们都叫我“小徐”。在宣传部文艺处，我当过干事，副科长，以后又担任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并被任命为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列席市委常委会。我了解机关的内情，也受到领导的重用，所以，当我起来“反戈一击”的时候，有些领导大惊失色，各部、委、办的造反派起而呼应，也有些人表示不满和反对，整个市委机关部乱了套。

我的经历

我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党的干部，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培养的结果。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我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徐宗骏，是上海郊区奉贤县一个小商人的儿子，一九二六年毕业干南京东南大学化学係，同年回到奉贤。一九二七年秋和共产党人李主一、刘晓等创办了一所曙光中学，他任校长；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学校被国民党查封，父亲逃往上海，从此脱党，他先在中学教书，以后在交通大学化学係任教，从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我的母亲戴秋楠，原来是小学教员，国共两党合作时期担任过奉贤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以后成为家庭妇女，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人。我在家里排行老二。

我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是在上海交通大学附近的一条石库门弄堂里度过的。我就学于学费昂贵的南洋模范中小学，因为父亲在中学部兼课，可以减免我的一半学费，如果成绩优秀的话，还可以减免另一半学费，所以我读书时经常名列前茅。从小学到中学，我经曆了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法租界的痛苦生活，因为日军进驻交通大学改为同文书院，父亲愤而辞职，家境日见窘困，我也排队买过户口米，吃过六穀粉，培养了仇恨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的民族感情。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父亲複员回到了交通大学教书，我在交大学生的影响下．和中学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些反美反蒋的学生邉樱莹芜^平民夜校的教师，接受了进步思想。在中学里我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竞选，担任学艺部长。

上海的解放给我带来了参与各项政治活动的广阔天地，我在学校里第一批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又成为南模通讯组的组长，向报纸杂志投稿。一九五一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违背了父亲希望我成为化学家的意愿，撕掉了大学入学报名单，报名参加了上海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组织部门在选拔时，了解到我爱好写作，写过一些文章，竟然直接把我分配到市委宣传部工作。以一个普通的中学生，能够被选送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对我来说，实在是莫大的殊荣。从此，我开始了在市委机关工作的漫长生涯。

一九五三年四月，我经丁景唐和徐啸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结识了同事葛蕴芳，她解放前在上海市立女师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我们于一九五六年结婚，婚后有两个女儿，建立了温馨的家庭。

我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开始时分工联係群众文艺，以后又联係文艺界。我在工作岗位上继续自己的学业，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係的函授学习，同时，继续从事业馀写作，在报刊上发表文学评论，杂文、散文、影评，书评等。我写过以解放前夕上海学生邉讹轭}材的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电影剧本《曙光在前》(与人合作)，出版过散文、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我参与创作的话剧《年青的一代》，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创作奖，并被搬上了银幕。一九五九年，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会员；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年，我两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一九六五年，我作为青年作家的代表，访问战火纷飞的越南，受到了胡志明主席的接见。

我的这些经历，为我被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并受到重用，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