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统访华：会律师，谈人权，反共产，争自由……
中国大陆姓党的官网观察者网就以上大标题作出“诠释”：“2014年3月，高克与访问德国的习近平第一次会面，当时就提出了人权问题。习近平转而邀请高克自己到中国来看一看，然后自己做出评判。两年之后，这一邀约终于要兑现了。中国方面满足了高克的各种愿望。”
著名的“反共总统”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本周访华，“很政治的”会见了包括死磕律师，占中支持者，“中国的戈培尔”……最后在上海同济大学发表了一场标准的，不折不扣的反共演讲后，与星期四扬长而去。
高老头带出了本周话题。
请伟国马后炮一番。
【读报补丁】
德国之声报道——
德国总统此次访华，最为外界关注的就是他在上海同济大学发表的公开演讲。周三，这位当年东德的民权人士在演讲中明确提到了自由、法治等普适价值。德国总统在中国行程中，还多次提及目前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曾为德国之声撰稿的记者高瑜。
高克在演讲中指出，"人权并不受空间或时间的限制，而是与个人的本质密不可分。"…高克在回顾中国近代史时，也特别提到了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的"饥饿与绝望，以及文革浩劫"…在演讲中，高克也"不无忧虑地关注着某些发展走向"…他透露…他在周一与北京中央党校的教授们"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讨论"，而他同一些"不与官方路线相一致人士"的会面，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克多次提到了他在前东德的亲身经历。他说，他曾在东德生活四十多年，"它作为共产主义国家联盟的一部分依赖于苏联，它剥夺自己人民的自主权，限制民众出国，并对那些反抗领导层意志的人加以羞辱和惩罚。"他还对在场的同济大学师生表示，大学必须是"一个能够自由地从事研究、自由开放地进行辩论的地方，一个思想能够不受阻碍地成长并为发展作出贡献的地方，这种自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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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梦》 作者 徐景贤
朗读之五
周总理下令抓赤卫队头目
工人赤卫队挨了一顿打，当然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赤卫队的一些头头鼓动了一批队员，冲进了上海北火车站，准备仿照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安亭事件"中的做法，乘火车上北京请愿告状去。提起“安亭事件”，人们记忆犹新，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王洪文联合各厂的工人造反队，在文化了场召开大会，宣布“工总司”正式成立。因为上海市委釆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王洪文、潘国平等会后就率两千多人到市委请愿，市委负责人拒不接见，他们就到北站搭火车北上请愿。火车开到嘉定县安亭车站时，被阻在支线上不能前进，工人造反队索性在沪宁线上静坐，造成铁路交通中断三十小时又三十四分钟。这件事震动了中央文革，先是陈伯达发来电报，接着张春桥又受命从北京飞来谈判，最后同意了“工总司”的要求，沪宁线才恢复交通。现在，赤卫队就提出：“工总司”可以乘火车上北京请愿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呢？
我对赤卫队的做法很反感，我想，由他们去闹吧，反正上海市委自食其果，他们总会向中央报吿的；而我已经有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睡觉了，趁着过除夕夜的机会，我回到常熟路瑞华公寓自己家里，早早地上了床。
常我正在沉沉熟睡的时候，床边的电话急骤地响起来。我抓起听筒，传来的是长途台女接线员的声音：“是徐景贤同志吗？北京张春桥问志要找您……”
我打开床灯，看了一下手表：零点十分。哦，已经是元旦了，“全而内战”的一九六七年来临了！
张春桥在电话的那头着急地说：“上海的赤卫队闹着要乘火车到北京来告状，中央不同意，伹是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有一个赤卫队的头头，名字叫王玉玺，他利用职权同意调车，我们知道了都很生气。刚才中央开会研究了，已经由总理直接打电话通知上海市委陈丕显，要他到铁路分局去对王玉壐采取措施。同时，还告诉陈丕显，让他召集各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开一个会，讨论一下怎么把上海的秩序稳定下来。赤卫队几千人上北京的话怎么办呀，还是要‘抓革命，促生席’嘛！不过，现在陈丕显说话可能不灵了，造反派的头头们不肯听他的，所以我打电话给你，你可以在会上说一说中央的精神、做做工作……”
我听完电话，赶快穿衣起床，妻了在一旁埋怨着：“过年也过不安稳。”我说：“可能这几天回不了家喽！”几分钟以后，市委办公厅就派小车把我送到了东湖路市委招恃所。
不一会儿，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络绎不絶地来到了东湖招待所的餐厅。北京和外地的几个着名的红卫兵组织驻沪联络站的负责人，几乎都到齐了，有北大“捍卫团”，有清华“井冈山有北航“红旗”，有北京地质学院，体育学院，电影学院，此外，还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驻沪红卫兵代表。上海的红卫兵组织有“红革会”，“红三司”、“炮司”，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等。“工总司”的王洪文来得比较迟，他穿着一身较旧的黄绿色棉军装，戴着雷锋式的棉军帽，满脸病容，他瓮声瓮气地对我说：“我这几天感冒了，正在发烧。今天开什会呀？”我便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
最后一个来到会场的是“工总司”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他虽然打着“工总司”的旗号，但根本不听王洪文和潘国平的。耿金章披着一件军大衣，是蹬一双高筒皮靴，使他那又瘦又矮的个子显得神气起来。他一阵风似地卷进室内，搬出一副刚从前线归来的指挥官的架势，咋咋呼呼地说：“我刚刚从昆山回来。被我们从康平路打走的赤卫队又集中起来了，他们在北站没有上得了火车，几千人转移到昆山，准备从那儿上火车。我已经把我扪二兵团的队伍调去了把赤卫队堵住在昆山城里……”
耿金章小时候生活很苦，被抓壮丁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后来又成了“解放”战士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到上海才当上了工人，他打过仗，所以现在又用部队的那一套办法去对付赤卫队。大家听到他从昆山带来的消息，马上议论纷纷，对如何处理目前这个混乱的局面，各抒己见。
正当与会者在七嘴八舌的时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来了。当时他还兼着上海警备区的第一政委，身穿一身军装，一进门就橾着福建口音告诉大家：“我刚才接到总理的电话，总理说：要贯彻毛上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做好赴京上访工人的思想工作，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总理要我同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协商，一起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接到电话以后，我赶到上海铁路分局了解情况去了。那个调度所的负责人王玉玺，擅自签字同意发车破坏交通，我已经按照总理的指示，把他扣押了起来……”
陈丕显边说边脱下军大衣，然后在白布铺成的长条桌子前面坐下，継续向大家介绍上海当前的严重局势：……赤卫队要北上告状，现在被阻拦在江苏昆山一带，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的八十多个工作人员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员，都离开了岗位。沪宁线的铁路交通，已经完全中断。从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到现在的二十六个小时中，已经停开客车二十六列，五万多旅客不能上车，还有五万多旅客被阻在中途，喝水，吃饭都成了问题；停开的货车有三十八列，中途停下的还有二十二列，货物积压了好几万吨，还有最严重的，就是整个上海市只剩一个星期的存粮了。所以，要和大家商量一下，怎么来扭转这个局面？
各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听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你一言我一语地嚷开了，有的指责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有的要陈丕显自己到昆山去处理问题，还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乘机要陈丕显批条子给他们配备几辆摩托车做联络用。
我一看这个混乱的局面，觉得离开张春桥的电话要求太远了。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假如由我出面帮陈丕显说话，难免有当“保皇派"的嫌疑，情急之中我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走到会场正中，站在陈丕显的对面，大声说：造反派的战友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散在昆山和其它地方的几千名赤卫队员弄回厂里去，使沪宁线鐡路畅通，把上海的社会秩序和生产恢复起来。究竟谁应该对这个局面负责呢？“就是你，陈丕显！你这个市委第一书记长期躲在幕后指挥，让市长曹荻秋站在前台，你们先是不承认工人造反队，扶植了一支赤卫队，然后又想把赤卫队甩掉。你们才是这次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的罪魁祸首，这笔账我们以后再跟你清算！
接着，我传达了刚才张春桥打给我的电话。大家一听，觉得我的来头不小，便安静下来，“炮司”的几个红卫兵还一字一句地记下张春桥的“中央文革特急来电”，马上出去印发传单了。我顺势出主意说：“现在我们这些造反组织，要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出一个联合声明，号召全市群众把矛头对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欢迎赤卫队反戈一击，回到上海的各个岗位上来，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还要勒令市委的各级领导干部坚守岗位，听从革命造反派的指挥，维护上海的革命秩序，道个声明写好以后，让陈丕显签字马上送到市委印刷厂去，大量印发。……至于昆山那一边，刚才我已经和‘工总司’王洪文、耿金章同志商量过了，我们立刻赶到那褢去，做做赤卫队的工作，动员他们回上海。我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坚决和各兄弟组织的战友们站在一起，并肩战斗！”
大家同意我的建议，我又逼住陈丕显问道：“陈丕显，你同意不同意？”
在陈丕显表示同意之后，我们当场进行了分工，中央音乐学院驻沪的红卫兵舒泽池、王立平和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愿意执笔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陈丕显陪在旁边等着签字付印；至于我和王洪文、耿金章等人，带了其它几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立即奔往昆山。
一切商量完毕，已经晨曦初露，东方微白，东湖招待所的食堂里端出几笼白馒头，我们吃了几个，便跳上“工总司”二兵团调来的一辆敞篷卡车，向昆山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