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一带 一路搞怪

2017-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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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AFP)
习近平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AFP)

习大大一路私货在南亚喀喇昆仑山脉一带遭遇拦路抢劫!中国政府称:“印军至今仍停留在中国领土…”

最新消息显示,一带一路势力范围内两个核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亦“醉翁之意不在酒”般的展开了一场全武行圣战。

这不禁让人回忆起幼时的上世纪60年代上海电影院里“孵冷气”,犹如现如今我们观影前必先鞠躬一部“梦记录”一样,一段时期内,当年的正片放映之前,也会常常放映一部被称为“中印自卫还击”的战争纪录片,但见纪录片里的红头阿三,不时抱头鼠窜,首尾不顾,解放军三只手指头捏田螺般的大获全胜!

突然想起前几天中国方面和印度方面互掐时的叫骂:“今天的中国,不是1962年的中国了!”

嘿嘿,当年的中印边界不是横扫千军如卷席吗?若不是,那是暗指什么?

【读报补丁】

中印边界摩擦会致新战争爆发吗?多维新闻网

过去几周时间里,中国和印度的军队在两国边境地带发生了较为罕见的近距离对峙事件,局势仍未缓解。这是1962年中印战争以来,发生的最长时间的一次对峙,双方互相指责,互不让步,火药味十足。

这次对峙的地点位于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的洞朗地区。印度认为洞朗属于不丹,指责中国军队在该地区通过修路改变边境现状,并且已派遣军人和车辆越过边界锡金段进入中方实际控制区,阻止中方修路;而中国认为,中印双方在过往已对锡金段边界走向没有异议,修建上述道路完全是中国在自己领土上的主权行为,并指责印度干涉内政,并派军队首次越过已划定的边界,侵犯了中国领土。

中印两国军人不仅在对峙地区发生肢体推搡,双方的官方机构也隔空打起口水战。印度国防部长表示“今天的印度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暗指军事实力今非昔比,而中国外交部则回应“今天的中国也不是1962年的中国”。

正如双方反复强调的“1962年”这个时间节点,该年发生的中印边境战争,为两个有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相邻大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历史伤痕,以致当下双方仍对彼此耿耿于怀。

彼时,随着1950年解放军进军西藏后需要接管中印边界,而印度与西藏之间漫长的边界线多没有详细划定,故边界领土纠纷在所难免,并最终导致1962年双方爆发边境战争。当中国军队迅速在藏南击溃多支印军部队后,同年11月底,中国却宣布全线停火,并主动放弃已经攻占的领土,甚至将军队撤回到战前的实际控制线内。

尽管当时印度宣布在战场中取胜,但随着更多战争细节和伤亡数据的公开,该国舆论最终承认输掉了这场战争,并视之为印度的耻辱。而中印关系也随着这场战事,陷入长期冷淡甚至对抗的境地,至今隔阂仍在。

由此可见,1962年的中印战争不仅令中印关系转冷,也是两国看待对方的一项重要依据。这场战争带给中国的战利品之一,就是它确立了后者对印度拥有绝对的“战胜国”心理优势。一些印度人认为,中国官方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不太在意印度的舆情,而在一些中国人眼中,印度则是一个不太被关注的国家——这些无不与此心态有关。

中国对印度因历史因素产生的忽视,重挫了印度的大国荣誉感,继而加深着其对中国的恐惧,并由此衍生报复性的仇视心态。中印边境战争阴影在印民间舆论中挥之不去,“中国威胁”论在当地广泛盛行。当更多的负面情绪和非理性因素开始主导两国关系时,理性的利益考量便很难达成。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中印关系即便恢复正常发展多年,但边境争议仍一直无法解决。

古希腊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记述史上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认为,国与国之间冲突的起源,不仅仅是理性的国家利益考量,非理性因素——如国家荣誉感和恐惧感——都是促成冲突不可或缺的诱因。

当日渐积增的非理性因素,左右着中印当事两国的判断时,结果便是,多年来印度明里暗里在各个领域与中国较劲,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刻意刁难中国。在一些印度人看来,中国未能较好正视印度作为重要邻国和区域大国的正当存在,并由此抵触与中国推进良性互动——作祟的非理性对抗心态,成为了横亘在两个东方大国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前景前的现实障碍。

作为中国,只单纯强调务实的“互利”而忽略对方的内在情感,并不能有效帮助两国走出非良性互动的怪圈;而印度,也绝不该再让由恐惧而生的报复心理等非理性因素继续主导两国当下及未来的交往。而假若此次中印再度爆发边境军事冲突,则必定会伤害两国和地区的利益,以致最后谁也不会是真正的赢家。

好在,以目前更多的迹象看,中印双方在今次边境对峙中的表现仍属克制。眼下,中印高层应须冷静沟通,尽快找到和平解决对峙的方案,而不是再一味地“斗嘴”激化矛盾。而国际社会更为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德国G20峰会上的会晤,能为这场对峙画上一个句号。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六十九

“三位一体”

于会泳和另外两个助手刘 庆棠、浩亮三人,经常直接到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去,江靑对他们越来越重用。“九大”前后,国务院成立了一个文化组,组长是吴德,副组长是当时军委办事组的 成员,叫刘贤权,原是青海省军区司令,江青提名于会泳当文化组副组长,刘庆棠、浩亮当文化组成员,把艺术创作大权交给这三个人。刘庆棠主演过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中的军代表洪常青。浩亮原叫钱浩梁,毛泽东说他的名字念起来很坳口,就将他改名浩亮,他演过京剧《红灯记》的主角李玉和。他们三个人基本上围着 江靑转,他们称江青的专用名字是“首长”。他们三天两头到江青那里,有时是江靑找他们,有时是他们主动去汇报,江青的指示由他们直接传达给文艺界,他们实 际上是江青的代言人,连当时文化组负责人吴德也要倒过来从他们那里听取江青的指示。

江靑不仅找他们谈戏,还 时时把他们找到钓鱼台打朴克,作牌友。有时江靑到外地,也叫他们作陪。有一次,江青到广州,赵紫阳接待她,但江青日常没有人陪,感到很寂寞,于是下命今叫 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到广州来,江青一边与他们谈创作,一边要他们陪她玩,打牌、游泳。江青和他们三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家在背后就有议论,有一次江青请 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吃饭,还请了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那大吃螃蟹,同时请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作陪。江青在桌上对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和王冶秋说:“现在人家 造謡说我有‘面首’,你们看,假如有‘面首’的话,就是他们三个。”当然,江青当时说的是气话。后来,于会泳把这话告诉了我,我还査了一下《资治通鉴》, 在《宋纪?太 宗明皇帝上之上》一篇中写道:“〔山阴公主〕尝谓帝曰:‘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官万数,而妾惟驸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 右三十人。”胡三省注:“面取其貌美,首取其发美。”査了以后,我才知道“面首”原来是“男妾”,或是“男宠”。江靑敢于对乔冠华等人讲外面传的事,也说 明她与这三人的关系密切的程度。

他们三人是絶对抱成一团 的,我给他们起的外号是“三剑客”、王洪文和王秀珍叫他们是“三驾马车”,他们自称是“三位一体”,他们凭借江青当时的地位,可以享受很多特权。有一年夏 天,江靑批准他们三人以深人生活的名义,到山东避暑,他们从济南一路逛到青岛,国务院文化组还给各地打招呼,说他们是江青派出来深入生活的。他们所到之 处,都待之为上宾,住最高级的招待所,还参观了北海舰队的秘密军事设施。于会泳是山东乳山县人,又顺便到老家兜了一圈,最后,他们在青岛的海滨疗养院住了 几天,洗了海水澡,晒了日光浴。那个夏天,他们回北京时路过上海,我看到他们容光焕发,皮肤晒得又热又亮,身体非常好,他们口口声声感谢“首长”的关怀。 于会泳对我说:“我现在什么病都没有了。”他还拿出一路上写的打油诗给我看,其中一句我至今还记得:“海水真比药水高。”意思是洗洗海水澡,毛病都没有 了。

又有一次,于会泳向江青 提出,他从来没有去过海南岛,想去看看红色娘子军的根据地,江青就批准了。这样,又是于会泳领队,跟刘庆棠,浩亮一起到五指山,三亚等地,游遍了天涯海 角。他们打着江青的旗号,又不顾影响,人家就写信到中央告他们的状,说他们几个人在外面以江青的名义压人,拿出大首长的派头,要这要那。江靑看到后将信压 下来,保护了他们。

由于于会泳身份特殊,他 调到北京后,我和王洪文、王秀珍对他也刮目相看,我们每次到北京参加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时,总要到于会泳那里去,他当时在前门饭店隔壁的国务院文化 组。我们去的时候他总是在文化组小放映室里招待我们看内部电影,当时的内部电影,我们在上海也很少有机会看。他有几方面的电影来源:一是中国电影资料馆, 那里的片库很大,有各种各样的电影;一是钓鱼台江青保留的电影,江青把比较好的电影都保帘在她向己的片库里。有一次江青在那里招待我们看电影,居然还拿出 一本目录,上面有很多国内外著名电影,还有科教片。于会泳除了上述来源外,还可以调看资料片、过路片。当时中央各口都有一些过路片,如外交部,中联部。于 会泳有权调看这些片。

于会泳等几个人也经常来上海,毎次都是我到机场接他们,安徘他们住在宾馆最好的套间,还陪他们参观,如金山石油化工总厂、松江黄浦江大桥,高桥热电厂等。当时,我们一般不宴请内 宾,但对他们破格,在锦江饭店设宴招待。除了在生活方面厚待外,在政治方面,我们是互相支持的。我每次与于会泳见面,俩人总要作长时间的谈话,于会泳把最 近时期以来江青对各种问题的议论、江青自己的活动情况,甚至把江青背后说叶剑英坏话的内容都告诉我,说明我们关系密切的程度。我也把自己了解的政治动向告 诉于会泳。比如,一九七○年我到庐山去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即林彪要炸平庐山的那次会议的内情,一九七一年中央工作会议,“批陈整风”,实际上是批“黄、 吴、叶、李、邱”五员大将等。当时,于会泳不是中央委员,他不了解中央的最核心机密,我就把庐山会议上,叶群和“黄、吴、李、邱”那几根枪杆子如何发难, 怎样搞突然袭撃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对他们这几个人的严厉批评等,都告诉了于会泳,并向他透露林彪的问题。于会泳听了非常吃惊,他感到这些情况太重要了,他问 北京后,很快将情况告诉了刘庆棠和浩亮。

于会泳对我在政治上也是 全力支持的。一九七二年五月,我率领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朝鲜,这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回国后,有人编造了一些流言,说毛泽东对徐景贤有批示:此人不宜出国, 又说我在朝鲜搞大国沙文主义,拍拍金日成的肩膀,叫他“老金”。当时,我听了很恼火,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于会泳,意思是有些人对我们这些新上去的干部总是不 顺眼,于会泳听了,对我表示同情,要为我辟谣。他就和刘庆堂商量,刘庆棠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里分工管电影,由他命令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把朝鲜拍摄的彩色纪 录片《让友谊花朵代代相传》抓紧翻译,让这部影片很快在全国放映。这部彩片详细纪录了上海蕾舞团在朝鲜演出的盛况,有金日成首相接见我和主要演员的场面 等。影片在全国放映后,为我辟了謡,维护了名誉。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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