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高興？因爲中國不知道！

95年前，當中國人知道了一位普通工人顧正紅的死，他們投身了五卅運動。

41年前 當中國人知道了周恩來的死 ，他們加入了天安門45運動。

同年稍後，當中國人知道了毛澤東的死，他們粉碎了四人幫。

28年前，當中國人知道了胡耀邦的死，他們參與了六四運動。

但今天啊，今天啊，當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知道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博士於與世隔絕冷血羈押中的猝死， 中國人卻淡淡的呢喃着：“我們不知道……”

差不多在劉曉波簽署08憲章的同一時刻，中國人裏的一羣年輕人出了一本暢銷書：《中國不高興》，他們把輿論界與日俱增的反社會不滿情緒，歸結於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提出嚴厲批評以及西方民間與媒體對中國的敵意。

真是這樣的嗎？似乎不是。

中國不高興：因爲中國不知道！

如今的中國小囡啊，不知道文革，不知道劉少奇，不知道林昭，不知道64，不知道法輪功，不知道郭文貴，不知道劉曉波！問他們，他們是一概@不-知-道！

他們也許會回家去問大人：爲什麼這些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那些很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的鴕鳥般的大人通常會對着小囡裝神弄鬼：“再問？叫警察來捉儂嗷！”

【讀報補丁】

余杰：劉霞——作爲劉曉波的人質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晚上，劉曉波被警察從家中帶走之後，劉霞又開始新一段孤身與整個國家暴力機器對峙的生活了。

此後，劉曉波住的是有形的牢房，劉霞住的是無形的牢房：劉霞被軟禁在家，只能跟少數幾名家人和閨蜜聯繫，即便出門買食物和日用品，都必須乘坐警察的車輛出門，並由警察如影隨形地“貼身保護”。這種生活比坐牢還難受：坐牢的人有一個明確的刑期，受刑人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獲得自由；但被軟禁者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解除軟禁，被軟禁者的人權完全不受法律的保護。

法國具有領袖地位的傑出知識分子索爾孟（Guy Sorman）十多年前曾訪問中國，走遍大江南北，會見各個階層的中國人，寫出了《謊言帝國》一書。近年來，西方國家元首、商人及文人，在共產黨及其畸形的經濟改革的泡沫之下迷失，寧可與中共妥協並從中分得一杯羹，也不願支持推動中國社會邁向民主自由的公民力量。此種急功近利、與虎謀皮的做法，不僅背離了普世人權價值，而且犧牲了中國的未來。索爾孟對此現象嚴厲批評，他爲西方讀者描述出了一個被謊言重重包裹的中國。當然，他在書中也描寫了若干與謊言戰鬥的、值得尊敬的中國人，其中就包括劉曉波夫婦。

有意思的是，索爾孟花在劉霞身上的筆墨，比花在劉曉波身上的更多。在這本書中，劉曉波反倒成了劉霞的背景。當索爾孟去劉曉波家探訪時，劉曉波家的門口站着四名安全人員。那一天，索爾孟清晰地看到，劉曉波和劉霞的處境並不安全，他們面對的是一個非理性的政權，是一個野蠻兇殘的、無法無天的政權：“共產黨可以隨時決定鋤掉這些‘毒草’，只需指派一名法官，就如同對待其他民運人士般，指控泄露國家機密及圖謀顛覆政府即可。這是打壓中國所有‘猶太人’的慣用手法。”索爾孟與曉波夫婦告別時，心中對這對夫婦既敬重又擔憂：“我們心情沉重地向中國這位被判緩刑的‘猶太人’及法西斯體制人質——劉霞告別。事實上，今日的中國可能比昔日的中國更爲法西斯主義吧。”

索爾孟的說法被中共自己驗證了。此後十多年間，劉曉波在中國的命運遠比納粹時代的和平主義者、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西茨基悲慘——奧西茨基的夫人畢竟能離開納粹德國。二零一七年在美國病逝的人權鬥士餘志堅，其健康也是在中共的監獄中被摧毀，餘志堅的遺孀鮮桂娥在臉書上說：“納粹的殘忍終於被超越了——一九三五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奧西茨基是第一位在監獄裏獲諾貝爾獎的記者與社會活動家。但希特勒在奧西茨基病重後懾於國際社會壓力釋放了他，還允許諾貝爾委員會來到他家裏舉行了授獎儀式。也就是說，奧西茨基是活着見證了自己的榮耀，同時也是以一個自由之身有尊嚴的辭世！”劉曉波呢？

有些在海外唱高調的所謂“中國未來的總統”別有用心地說，劉曉波很會玩平衡術，怎麼寫“反動”文章都很安全（從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八年，劉曉波相對比較自由），所以他是共產黨特意安排的一個顯示中國人權有保障的“花瓶”。這些年來，海外產生了一系列比賽誰更激進的運動——在海外怎麼激進都是安全的，他們可以居高臨下地指責國內的人不夠勇敢。這種姿態若不是出於無知，就是太過無恥。

如今，曉波“終於”出事了，索爾孟並不會爲預言成真感到驕傲，他會加入到爲曉波的自由而呼籲的人士的行列。那些在海外站着說話不腰疼的“領袖”們仍未閉嘴，他們說這是中共當局精心設計的“苦肉計”。某些時候，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確實大於人與動物之間的差異。

劉曉波的自由與劉霞的自由從來不曾分開過，因爲中國是一個慣於株連的國度。劉霞原本就是一名叛逆女性，她出身於高幹家庭，父親是資深財經官員，曾經當過對外經貿大學校長。可以說，她生長在一個“既得利益家庭”，大學畢業後，父親爲她安排了一份在國家稅務局的、人人羨慕的好工作——她是家中惟一的女兒，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弟弟，父親最愛的是女兒，一定要爲女兒準備一份好工作。

國家稅務局的鐵飯碗，誰會放棄呢？然而，出於對自由和詩歌的愛，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劉霞就破天荒地辭去了這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成爲一名“無業遊民”——劉霞說過，她最不喜歡的事情就是跟數字打交道。

更爲要命的是，在烽火連天的天安門廣場上，劉霞愛上了說話有些口吃的劉曉波，一個“不該”愛的人。既然愛上了劉曉波，就得一起承受他所遭遇的一切——包括被當局貶斥爲不可接觸的“賤民”的命運。

時間與品質直接相關：做一天的反對派容易，很多人如流星般升起又落下；但做二十多年如一日的反對派難，劉曉波一直堅守在中國本土成爲當局“眼中的刺”。同樣，婚姻生活也是如此：做一天的恩愛夫妻容易，哪對新婚的夫妻不是如膠似漆的？但做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恩愛夫妻難，尤其是像劉曉波和劉霞這樣在逆境中風雨兼程的夫妻。

一開始，他們只是“戀人”的關係，劉霞無法獲得與獄中的劉曉波會面的權利。後來，他們申請結婚，他們的結婚證書是在大連教養院中領取的。爲了這份結婚證書，驚動了公安部部長，層層手續，曠日持久，最後才予以“特批”。劉霞說：“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他們在大連的監獄中舉辦了特殊婚禮。這張來之不易的結婚證書，既證明着他們愛情的堅貞，也是一個時代良心犯所承擔的苦難的鮮活見證。

那幾年，劉霞一個人每個月一次奔波在從北京到大連的火車上。那是一段痛楚而漫長的旅途。劉霞在一首詩中寫道：“駛向集中營的那列火車，嗚咽地碾過我的身體，我卻拉不住你的手……”在劉霞羸弱的身體之中，隱藏着一顆怎樣倔強的靈魂啊。後來，當他們談起這段往事，語氣平和，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

劉曉波經常說，與中共的對抗，乃是一場耐力的比賽，一點都不能着急，誰着急誰就失敗了。在他身上，從來沒有那種異見人士身上常見的焦灼感。八九之後將近二十年間，當年一起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們，多半已經改旗易幟、隨波逐流、鮮衣怒馬，或悶聲發財，或向中共獻媚，或以“學術獨立”爲標榜，或嘗試再作“帝王師”。而劉曉波在幾進幾齣之後，仍然矢志不渝，堅持韌性的戰鬥，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與這個獨裁政權不依不饒地“磕”上了。

這是一場愚公移山、精衛填海、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般的戰鬥。曉波能一直堅持下來，很大一個原因是有劉霞的支持。

比起失去講臺和發表作品的園地，並常年受到警察監視、騷擾甚至囚禁的劉曉波來，這些年來，作爲妻子的劉霞沒有少受罪。我聽到過不少妻子拋棄作爲政治犯的丈夫、選擇新的安穩生活的故事。我充分理解人性的軟弱，誰也沒有資格像道德法庭的法官那樣譴責無法承受生命之沉重的妻子們，她們有權選擇另一種安穩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也聽說過若干異議人士在長期的高壓之下變得心理扭曲，將妻子當作折磨對象的悲慘故事。有一名異議人士曾當衆洋洋得意地宣告：“以後我結婚了，就把妻子叫‘共產黨’；以後我有孩子了，就把孩子叫‘共產黨’；這樣我天天打罵妻子和孩子，就是打罵‘共產黨’！”人性變態到如此程度，讓人無言以對。

在一個異議人士被邊緣化和妖魔化的國家裏，異議人士要保持牢固的家庭婚姻關係，比普通人艱難得多。劉曉波與劉霞是這個圈子裏有名的恩愛夫妻。當我第一次與曉波見面的時候，劉霞也在場，她的光頭打扮讓我大喫一驚。那時，我私下裏想，難怪劉曉波是學美學的，找一個如此前衛打扮的妻子！

後來，當我讀到那本厚厚的《劉曉波劉霞詩選》，才知道他們的愛情故事多麼可歌可泣。劉霞寫詩的歷史比曉波長，她曾通過詩歌追求夢想，但天安門的坦克碾碎了中國所有的詩情畫意。如果說在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一個疑問，那麼在天安門屠殺之後寫詩這是一種奢侈。劉曉波與劉霞的詩歌，除了愛情，就是六四，這是兩個恆定的主題。他們的詩歌是這個時代最真實、最悲愴的“詩史”，廖亦武評論說：“在詩歌娼妓氾濫成災的上個世紀中國，詩圈外的劉霞是倖存下來的惟一的女詩人。”

今天的中國，政治犯的妻子必然“享受”與丈夫相似的“特殊待遇”。正如索爾孟所寫的那樣：“就跟納粹德國一樣，在中國也是依照血緣或婚姻來判定何謂‘猶太人’，劉霞即是其中一例。她自身並無從事政治活動，也很少公開發言，只是針對自己不對外展出而僅限親密友人觀賞的攝影及繪畫作品，偶發感言。當她的夫婿，中國異議作家劉曉波被捕入獄時，她曾籍洋娃娃創作，風格尖銳，拍攝囚犯遭刑求凌虐臉部變形之一系列照片。”僅僅因爲是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就被官方劃入“敵人”的行列。劉曉波不將共產黨政權當作敵人，他警惕敵人意識腐蝕反抗者的心靈；但共產黨將劉曉波和劉霞當作危險的敵人，杯弓蛇影、風聲鶴唳是共產黨一貫的個性。

中共將劉曉波和劉霞這兩個名字都設定爲敏感詞。在密不透風的“牆內”，如果你沒有追求自由資訊的熱切願望，你就在垃圾資訊中滿足，你就根本不知道中國有個名叫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以及他那如同俄國十二月黨的妻子一樣勇敢的妻子。當年，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伴隨着丈夫踏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之旅，整個俄羅斯都被她們所感動，連暴虐冷酷的沙皇也爲之掉下眼淚。然而，在今天的中國，知道劉曉波和劉霞的人寥寥無幾，人們都在爲“小康生活”斤斤計較，爲房子的面積和車子的品牌而絞盡心機。

於是，劉曉波成了一座孤島，劉霞也成了一座孤島。二零一零年十月，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劉霞就被嚴密軟禁在家。在此期間，劉霞的父親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去世，母親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去世，劉霞不能太多操辦父母的後事。長期以來，與世隔絕的劉霞相繼患上了抑鬱症、心臟病、嚴重失眠，起初她不願接受治療，害怕當局給她下藥，後來出於無奈，只好妥協。

劉霞曾嘗試向外發聲求救，卻遭當局報復，被剝奪探望劉曉波的權利。二零一二年底，美聯社記者突破當局的看守，喬裝進入劉霞北京的居所探望，當時劉情緒激動，哭訴說：“我不能出門，這一切太荒謬了。”多年來，劉霞只獲淮跟少數親友通電話，且通話全受監控，一旦說錯話立即就被切斷電話。有一次，她與我妻子通話，無意間提到我的名字，電話立即就中斷了。

如果說劉霞是劉曉波的人質，那麼劉霞惟一的弟弟劉暉就是劉霞的人質。殘忍的共產黨當局用“雙重人質”的方式，讓劉曉波、劉霞徹底與世隔絕。

二零一二年，劉霞的弟弟劉暉突然被捕。二零一三年六月九日，劉暉被北京懷柔法院以詐騙罪判刑十一年，並處兩萬元罰款，剝奪政治權利兩年——詭異的是，劉暉的刑期跟姐夫劉曉波一樣長。在此案中，劉暉被指控參與一起大規模的房地產欺詐，造成的損失認定約爲三百萬人民幣。

劉暉並非異議分子，只是一名普通的商人。劉曉波被捕之後，他陪同姐姐到法院尋人。在法庭開庭審判之時，他也陪同姐姐出席，並多次接受西方媒體的採訪，表達了對劉曉波遭遇的同情，結果惹禍上身。

劉暉被判刑之後第五天，劉霞的律師爲劉霞在推特上發佈了一封致習近平的公開信。劉霞在公開信中寫道：

習近平主席：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劉霞。自二零一零年十月起，我就失去了全部人身自由，被軟禁在家中至今。沒有人告訴我軟禁我的理由。我想來想去，可能在這個國家，我作爲劉曉波的妻子，就是一種“犯罪”吧。

二零一三年六月九日，對我弟弟劉暉的判決結果，我認爲完全是不公正的。我質疑司法機關乃至整個公權力系統是否在正當地行使權利。

在當今法治中，我們從國家權力中看到的應是正義，而不是基於暴力而形成的無情鎮壓；任何一個抹殺個體權利的事件，都可能導致悲劇，從而使國家權力正當性的光環塗上一層暗淡的陰影。

刑事正義只有在具體案件中才真正能體現，我無法想象在具體案件中漠視被告人權利，甚至無視被告人權利，能夠實現我們所期待的正義。

主席先生，您提出的中國夢，是要通過每一個公民來實現的，我期待中國夢不會讓我的這些個體變成“中國噩夢”。

今天是中國的傳統節日端午節，您能想象我們一家人是在怎麼樣的心情下度過的嗎？

公民　劉霞

不過，習近平不會看到這份公開信，即便看到，他也不會生髮出絲毫的同情心。

對於這場無恥的判決，總部在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發表聲明譴責說：“對劉曉波妻弟的宣判顯示了中國當局對劉曉波家庭的迫害。不僅僅滿足於成爲世界上唯一一個囚禁諾貝爾和平獎的國家，無視國際社會已經無數次呼籲釋放劉曉波，中國當局一意孤行地恐嚇和鎮壓劉的親屬，毫不介意違反嘲笑自己國家的法律。”這份聲明還說：“儘管劉霞不斷地揭露北京當局的濫用職權，顯示了極大的勇氣，但她仍然需要來自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的支持。他們必須打破自己的沉默，迫使中國當局釋放劉曉波，劉暉，劉霞，以及目前所有在監的中國記者和網民。”

然而，劉霞仍然未能得到中國同胞和國際社會的有力支持。隨着時間的流逝，劉曉波被世人遺忘，劉霞和劉暉更被世人遺忘。

劉暉入獄之前，劉霞每個星期可以回到父母或哥哥、弟弟家中一次，至少有幾個小時享受家人團聚的天倫之樂。然而，劉暉入獄之後，家中不再有溫暖，母親和弟媳都埋怨她連累了弟弟，她如此害怕看到她們幽怨的眼神，彷彿她真的是傷害弟弟的兇手。

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之下，劉霞不得不委託律師們發聲明，表示暫停丈夫案件的申訴，並說明自己的病情恢復得不錯，會定期到醫院治療，可跟朋友通電話或不定期見面。當劉霞對外發表這些官方爲她準備好的言詞之後，劉暉獲淮保外就醫——劉暉像人質一樣換來了中共所需要的贖金，即劉霞從此閉嘴。劉曉波的律師莫少平對海外媒體表示：“劉霞面臨巨大壓力，不得不跟當局做了一個交易，宣佈律師不再介入劉曉波申訴及其他的事，以換取當局釋放她的弟弟。”

八年多以來，劉霞每月一次的探監，從北京到錦州，是一段比當年從北京到大連還要漫長的旅途。在警察的全程監控下，她扛着沉重的食品、日用品和書籍，先乘坐火車到錦州，再坐汽車到監獄附近的旅店。住宿一晚之後，次日早上才能到監獄會見區，跟曉波見上一面。兩人隔着玻璃用電話筒說話，偶爾說了幾句當局認爲不該說的話，馬上就被切斷。他們甚至不能擁抱和握手，只能各自伸出一隻手來，放在玻璃門上貼在一起。

與劉曉波的會面，對於劉霞來說，是每個月裏她最幸福的事情。她至少可以親眼看到丈夫，端詳他究竟胖了還是瘦了；也可以聽到他的聲音，是一如既往的爽朗還是偶爾有陰翳的情緒。

另一方面，這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爲每次見面之前，祕密警察都要強迫劉霞接受一番“紀律培訓”——什麼話可以說，什麼話不能說，警察事無鉅細地交待，並且讓劉霞保證全部遵守。

於是，劉霞一直不能告訴劉曉波，自己也在坐另外一種牢。有一次，劉曉波對劉霞說，如果你悶了，就跟朋友一起出國去玩玩吧，你不是喜歡巴黎嗎，家中還有一筆稿費存款，你可以去巴黎散心。劉霞根本不敢告訴劉曉波實情——自己連去超市買菜都得跟警察提出申請，並由警察寸步不離地“陪同”，怎麼可能出國旅遊呢？後來，她告訴朋友說，我們家的那個“傻瓜”真夠傻的！

劉霞也不敢告訴劉曉波，她自己已經患上種種嚴重的疾病，如同一臺快要散架的機器，不知道還能夠支撐多久。她在會面之前精心梳洗打扮，將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現在曉波面前，她不忍心再增加曉波的心理壓力。

劉霞更不敢告訴弟弟劉暉被判重刑的消息——劉暉跟曉波關係最親密，甚至超過曉波跟他的親兄弟，如果曉波知道劉暉遭罪，一定會寢食難安。每當劉曉波問到劉暉的時候，劉霞都強作笑顏，說弟弟一切都好。

直到二零一七年四月，劉曉波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中共當局開始考慮對其實行保外就醫，劉霞這才把自己得了重度抑鬱症和心臟病、弟弟被判刑十一年、父母相繼逝世的實情告訴劉曉波。劉曉波聽到這些消息之後，感到非常震撼，擔憂孤獨無助的劉霞再也熬不下去。

多年來，劉曉波堅持寧可坐穿牢底也不出國，這一次他卻對前來會診的德國和美國醫生表示，願意到西方治病，死也要死在西方，並且要讓劉霞和劉暉陪同他出國。本來，劉曉波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但這次他寧願放棄戰鬥到死的“一世英名”，用最後的生命爲劉霞爭取自由。這樣的真愛，惟有爲曉波付出更多的劉霞承擔得起。

一九九七年，在獄中的劉曉波爲劉霞寫了一首情詩，真是對此刻命運的預言：

親愛的，該起身了
通往深淵的橋就要坍塌
以你的炸裂咬住我的意志
懷疑從西西佛斯的石頭開始
信仰從你丟掉家門的鑰匙開始
我把全部的惶恐和仇恨
交給你，只交給你一人
讓我的頭再一次
高貴地昂起，直到
最黑的時刻降臨

最黑的時刻降臨了，但曉波和劉霞在黑暗中仍然發光。世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囚禁曉波的心靈，他沒有翅膀，卻可以像鳥一樣飛翔；世界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將劉曉波與劉霞分開——即便是監獄，甚至是死亡，他們永遠在一起。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之七十

 

“三位一體”

于會泳和另外兩個助手劉 慶棠、浩亮三人，經常直接到江青在釣魚臺的住處去，江靑對他們越來越重用。“九大”前後，國務院成立了一個文化組，組長是吳德，副組長是當時軍委辦事組的 成員，叫劉賢權，原是青海省軍區司令，江青提名于會泳當文化組副組長，劉慶棠、浩亮當文化組成員，把藝術創作大權交給這三個人。劉慶棠主演過芭蕾舞劇《紅 色娘子軍》中的軍代表洪常青。浩亮原叫錢浩梁，毛澤東說他的名字念起來很坳口，就將他改名浩亮，他演過京劇《紅燈記》的主角李玉和。他們三個人基本上圍着江靑轉，他們稱江青的專用名字是“首長”。他們三天兩頭到江青那裏，有時是江靑找他們，有時是他們主動去彙報，江青的指示由他們直接傳達給文藝界，他們實 際上是江青的代言人，連當時文化組負責人吳德也要倒過來從他們那裏聽取江青的指示。

江靑不僅找他們談戲，還時時把他們找到釣魚臺打樸克，作牌友。有時江靑到外地，也叫他們作陪。有一次，江青到廣州，趙紫陽接待她，但江青日常沒有人陪，感到很寂寞，於是下命今叫于會泳、劉慶棠，浩亮到廣州來，江青一邊與他們談創作，一邊要他們陪她玩，打牌、游泳。江青和他們三人的關係非常密切，人家在背後就有議論，有一次江青請 喬冠華、章含之夫婦喫飯，還請了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大喫螃蟹，同時請于會泳，劉慶棠、浩亮作陪。江青在桌上對喬冠華、章含之夫婦和王冶秋說：“現在人家造謡說我有‘面首’，你們看，假如有‘面首’的話，就是他們三個。”當然，江青當時說的是氣話。後來，于會泳把這話告訴了我，我還査了一下《資治通鑑》， 在《宋紀太宗明皇帝上之上》一篇中寫道：“〔山陰公主〕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官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爲公主置面首左 右三十人。”胡三省注：“面取其貌美，首取其發美。”査了以後，我才知道“面首”原來是“男妾”，或是“男寵”。江靑敢於對喬冠華等人講外面傳的事，也說明她與這三人的關係密切的程度。

他們三人是絶對抱成一團 的，我給他們起的外號是“三劍客”、王洪文和王秀珍叫他們是“三駕馬車”，他們自稱是“三位一體”，他們憑藉江青當時的地位，可以享受很多特權。有一年夏天，江靑批准他們三人以深人生活的名義，到山東避暑，他們從濟南一路逛到青島，國務院文化組還給各地打招呼，說他們是江青派出來深入生活的。他們所到之處，都待之爲上賓，住最高級的招待所，還參觀了北海艦隊的祕密軍事設施。于會泳是山東乳山縣人，又順便到老家兜了一圈，最後，他們在青島的海濱療養院住了幾天，洗了海水澡，曬了日光浴。那個夏天，他們回北京時路過上海，我看到他們容光煥發，皮膚曬得又黑又亮，身體非常好，他們口口聲聲感謝“首長”的關懷。 于會泳對我說：“我現在什麼病都沒有了。”他還拿出一路上寫的打油詩給我看，其中一句我至今還記得：“海水真比藥水高。”意思是洗洗海水澡，毛病都沒有了。

又有一次，于會泳向江青提出，他從來沒有去過海南島，想去看看紅色娘子軍的根據地，江青就批准了。這樣，又是于會泳領隊，跟劉慶棠，浩亮一起到五指山，三亞等地，遊遍了天涯海角。他們打着江青的旗號，又不顧影響，人家就寫信到中央告他們的狀，說他們幾個人在外面以江青的名義壓人，拿出大首長的派頭，要這要那。江靑看到後將信壓下來，保護了他們。

由於于會泳身份特殊，他調到北京後，我和王洪文、王秀珍對他也刮目相看，我們每次到北京參加中央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時，總要到于會泳那裏去，他當時在前門飯店隔壁的國務院文化組。我們去的時候他總是在文化組小放映室裏招待我們看內部電影，當時的內部電影，我們在上海也很少有機會看。他有幾方面的電影來源：一是中國電影資料館， 那裏的片庫很大，有各種各樣的電影；一是釣魚臺江青保留的電影，江青把比較好的電影都保簾在她向己的片庫裏。有一次江青在那裏招待我們看電影，居然還拿出一本目錄，上面有很多國內外著名電影，還有科教片。于會泳除了上述來源外，還可以調看資料片、過路片。當時中央各口都有一些過路片，如外交部，中聯部。于會泳有權調看這些片。

于會泳等幾個人也經常來上海，毎次都是我到機場接他們，安排他們住在賓館最好的套間，還陪他們參觀，如金山石油化工總廠、松江黃浦江大橋，高橋熱電廠等。當時，我們一般不宴請內賓，但對他們破格，在錦江飯店設宴招待。除了在生活方面厚待外，在政治方面，我們是互相支持的。我每次與于會泳見面，倆人總要作長時間的談話，于會泳把最近時期以來江青對各種問題的議論、江青自己的活動情況，甚至把江青背後說葉劍英壞話的內容都告訴我，說明我們關係密切的程度。我也把自己瞭解的政治動向告訴于會泳。比如，一九七○年我到廬山去參加九屆二中全會，即林彪要炸平廬山的那次會議的內情，一九七一年中央工作會議，“批陳整風”，實際上是批“黃、 吳、葉、李、邱”五員大將等。當時，于會泳不是中央委員，他不瞭解中央的最核心機密，我就把廬山會議上，葉羣和“黃、吳、李、邱”那幾根槍桿子如何發難， 怎樣搞突然襲撃的情況以及毛澤東對他們這幾個人的嚴厲批評等，都告訴了于會泳，並向他透露林彪的問題。于會泳聽了非常喫驚，他感到這些情況太重要了，他回北京後，很快將情況告訴了劉慶棠和浩亮。

于會泳對我在政治上也是全力支持的。一九七二年五月，我率領上海芭蕾舞團訪問朝鮮，這是周恩來總理批准的。回國後，有人編造了一些流言，說毛澤東對徐景賢有批示：此人不宜出國， 又說我在朝鮮搞大國沙文主義，拍拍金日成的肩膀，叫他“老金”。當時，我聽了很惱火，就把這些情況告訴于會泳，意思是有些人對我們這些新上去的幹部總是不順眼，于會泳聽了，對我表示同情，要爲我闢謠。他就和劉慶堂商量，劉慶棠當時在國務院文化組裏分工管電影，由他命令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把朝鮮拍攝的彩色紀錄片《讓友誼花朵代代相傳》抓緊翻譯，讓這部影片很快在全國放映。這部彩片詳細紀錄了上海蕾舞團在朝鮮演出的盛況，有金日成首相接見我和主要演員的場面等。影片在全國放映後，爲我闢了謡，維護了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