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書記的魔怔


2016.09.26
m0407-xl2p.jpg 天安門上的毛澤東像(AFP)

6年前言論鉗制寬鬆得多的胡溫時代,大連市西崗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李揚警官在他的博客《鴕鳥國度》裏,以《天才領袖毛澤東有精神病家族史》爲大標題寫道:

“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領袖毛澤東長期便祕,而且有嚴重的睡眠障礙,這個事實有大量細節被公開報道…但只有精神科專業醫生才知道,嚴重的睡眠障礙就是精神病的一種,而且得這種病的人都由精神病專業醫院負責治療…既然說到毛澤東有精神病家族史,那麼毛澤東的家人中也應該有精神病患者。大家都知道毛澤東的兒子毛岸青有嚴重的精神病,因爲發病早,沒有及時治療,所以不能治癒;其實毛澤東的另一個兒子毛岸英也曾得過精神病,因爲發病晚,有條件治療,被情報組織用催眠術治癒了;而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據公開史料記載,從1972年開始就得了精神病,一直反覆,直到毛澤東去世才逐漸痊癒;至於毛澤東的嫡傳孫子毛新宇,得了精神病後反覆發作…而且毛澤東的庶傳後代中也有精神病患者。”

話到這路子,那可說開去了!

原先長期束縛於互聯網高危觀察病房,三年來唯習家夙敵毛澤東馬首是瞻的總書記,在7.09天津律師大審判後終於被輿情確診爲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接下來的風言風語,便是李揚警官的最後一句話:“毛澤東的庶傳後代中也有精神病患者。”民間則瞬息演繹出出“大大是主席的私生子,習仲勳只是領袖的過房養父。”云云云云......

即便上述路子純屬尋釁滋事之無稽之談,借一步說,另一蹊徑可是真真切切華山一條道---大大爸爸(勿論是養是親)晚年是精神病患者,並因此被摘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頂戴花翎;與此同時,大大姐姐的心智健全問題也被網囧們人肉上議事日程。

普世癡癲

獨尊者狂

心謗腹誹

皆成文章

深渾浩瀚的毛氏狂躁型精神病家族史中最後發現的習氏病原體,其隱性遺傳基因,頗具當代社科類學術研究價值。

讓我們以日前發表的最新毛氏精神病家族史科研論文,旅居瑞典女作家茉莉的《從心理學看習近平的恐怖政治》,作爲本週妄議國情的主話題。

 

【讀報補丁】

  • 茉莉:從心理學看習近平的恐怖政治 博訊網 2016年9月21日 轉載自爭鳴

    中國剛度過漆黑的一週。“天津大審判”如同一場卡夫卡式的荒誕噩夢,又如奧威爾的諷刺小說《1984》之翻版…“中國正在面臨‘極權恐怖政策的復興’。”深感困惑不安的人們尋找原因,但對這種畸形嚴酷的政治現狀,傳統的政治分析已經不敷使用。集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做出這個政治決定,不僅出於自身權力與利益的考慮,在其中起作用的,可能還有他本人的病態心理。習仲勳一家在文革時期所遭受的那些苦難與折磨手段,在他家二兒子掌權的這幾年,竟然在很多同胞身上一一重演。難道這些還不足以讓我們意識到,有一個“受虐—施虐—循環往復”的詛咒之鏈,如同巨大的魔咒籠罩在中國人頭上?當年習家那個受虐的可憐孩子,長大後變成狂妄的施虐者,這一切絕不是偶然。爲此,我們有必要借鑑心理學作爲補充,來深入認識習近平時期非同尋常的恐怖政治。至今爲止,海內外媒體和研究者大都停留在政治學的分析上。對於這場在盛世出現的殘暴的人權鎮壓,有人認爲,當局有兩個目的:一是懲罰活動人士,二是利用其來強調習近平的主張…分析家們的疑問是 ,爲什麼前一屆胡溫政府執政時期,自由派感覺要寬鬆一點,而在習政權治下,卻發生了一個徹底反自由主義的逆轉?專家們將之歸結爲執政者的一種恐懼,說是由於當前經濟放緩、內部政治鬥爭激烈,使得習政權擔心,公衆對官員的極端腐敗及濫用職權的憤怒,有朝一日會爆發爲得到國外支持的公開反抗…傳統的政治分析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即統治者做出的政治決定,一定是對他自己有利的,是一種理性算計的行爲。然而在這場大審判裏,人們沒有看到習政權有什麼理性,看到的只是厚顏無恥的欺詐,瘋狂的倒行逆施…在習政權的鎮壓中充滿了精神病態的非理性成份,損人而不自利。按照政治心理學的解釋,領導人的政治行爲有時只是爲了獲得心理上的滿足。例如,毛澤東早年曾受過知識分子名流的輕視,他掌權後實行的仇視踐踏知識分子的政策,被認爲是爲了滿足其報復心理。由此可見,在政治個體研究中,引入心理學作爲的分析手段是何等重要。在心理怨恨的作用下,文明與理性有時會不起作用,政治人物的個性心理特質嚴重影響他們的政治決策。其實,早就有人注意到習近平的心理問題。包括筆者在內的多位評論者都曾在文章中提到,習近平很可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現代心理學家都一致承認:童年經歷對一個人的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有的影響是正面的,例如,因爲童年曾遭受過苦難,有些人會終身致力於消除產生苦難的根源,世界上一些獻身於崇高事業的人權、環保人士就是如此。但也有少數受過虐待的兒童,由於心理創傷過於深重,長大後變成施虐者。很不幸,習近平就是其中一個。1962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勳被毛澤東、康生迫害,全家遭株連。當時才九歲的次子習近平成了“黑幫子弟”,遭受了可怕的歧視、欺凌和折磨。文革中,習近平曾被紅衛兵追趕羞辱,被戴上高帽批鬥,被威脅說要槍斃他。他挨飢受餓,被逼流浪,還曾被抓到北京少管所作爲犯人關押。後來他下鄉在陝西最貧困的窯洞村,被變相勞改了七年。令這個少年的情感唯一源泉枯竭的一個事件,是他在落難時曾被自己的母親告發。據媒體報道,當年習近平被關押時,有一次趁雨天跳窗逃回家,想讓媽媽給飢餓的他弄點喫的。但他沒有想到,之前被迫在他挨鬥時舉手喊口號打倒他的媽媽,見兒子逃回家不但沒給他東西喫,反而冒着大雨告發兒子去了。絕望的習近平只能痛哭着從家裏逃走,第二天又被抓進少管所。從心理學角度看,這個非同尋常的事件是“不帶血的心靈殺手”,它的後果幾乎是毀滅性的。精神虐待打擊的是人的生命內核,會扼殺孩子對親人的最後的一點信任感以及自我尊嚴感。遭受過如此精神虐待的孩子大都會人格破碎,陷入嚴重的心理危機。如果沒有及時獲得愛之溫暖撫慰或者專業的心理治療,那麼,這個孩子很可能從此就帶着殘破冷酷的心靈生活…2000年,在接受《中國時報》採訪時。習近平這樣談他對政治的認識:“幾乎不曾有過權力的人,那些一直距離權力很遙遠的人,往往認爲這些東西是神祕、新奇的”,“但我穿過表面的東西——權力和鮮花,榮耀和掌聲——去看,我看到的是看守所,是浮躁的人際關係。對政治我有更深層的瞭解。”心理學家一定會從這段話裏認識到:這個昔日受虐的孩子,其心理痼疾從未痊癒。因爲父親平反後重登高位的緣故,習近平在文革後仕途一帆風順。雖然被前妻拋棄,但他後又娶得美貌的歌唱家做妻子。可是,這一切外在的顯赫的成功都幫不了他,他那在成長階段受到損傷的人格仍然支離破碎…一個“受虐—施虐—循環往復”的詛咒之鏈,已經清晰地顯示出來。在文革過去五十年,中國殘酷的政治迫害仍然如出一轍,只是再也沒有當年曾拯救過習仲勳的胡耀邦了。問題不僅在於一個掌權者可怕的心理病態,問題更在於一個權力不被制約的政治制度。這個醜惡的制度無法阻止一個病態的人繼續糟蹋國家、禍害人民、摧殘人性,使中共中央在文革後製定的“撥亂反正”政策淪爲具有反諷意味的笑話。從長遠看,無論希特勒、斯大林,還是毛澤東及其毛式人物,全都逃不掉覆滅的命運。但是,如何斬斷眼前這個詛咒之鏈,解除這個巨大的魔咒,是當今中國人不容推卸、迫在眉睫的責任。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之三十

 

林彪、葉羣爲兒子林立果找美女,選“妃子”的事,旱已傳得沸沸揚揚,也屢見報刊披露,但有相當一部分是道聽途說,有的甚至是胡編亂造。我對林彪、葉羣和林立果在全國各地“選妃”的事,知之不多,但對他們在上海的“選美”活動,卻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因爲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根據毛澤東主席的命令,在上海逮捕了林彪的心腹、空四軍政委王維國。

周恩來總理指示王洪文在上海設立了一個王維國項目組,每天要把清查的進展情況當面報告給周恩來。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了林立果等人在上海“選美”的原始材料,包括筆記本、照相冊以及僞裝的照相機等,還有參與此事的有關人員的交代,當時就感到驚心動魄,難以置信而不得不信,現在我把它們實錄下來,公諸於世,以正視聽。


葉羣派員來滬試探

葉羣、林立果在上海“選美”,開始的時候只敢小規模偷偷地進行。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後,葉羣通過她所控制的軍委辦事組,從北京派了一個幹部,拿着海軍李作鵬的介紹信,爲她的兒子到上海“選美”,那個幹部到上海後找了東海艦隊高(希曾)副司令,說是要在上海物色幾個女青年,調到海軍系統的高幹招待所當服務員。高副司令當時兼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就擅自給他出具了市革會某部門的介紹信,讓他到基層去自己選拔。這個幹部行動非常詭祕,一會兒穿海軍軍裝,一會兒穿陸軍軍裝,今天去學校,明天下工廠,東打聽,西盤問,專找漂亮的女靑年,引起了羣衆的懷疑,向上級領導作了反映。上級領導派人查問此事,那個幹部見情況不妙,趕快溜回了北京


林立來組建找人小組

這以後,林立果就親自出馬了。一九七○年五月,林立果在上海空四軍內物色人員,建立了找對象的“找人小組”,開始時選了最貼心的八名核心人員,所以叫“八人小組“,後來又擴大成員,由林立果親自命名爲!“上海小組”。關於這項“選美任務”,當時的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林彪集團在上海的主要成員)對他的心腹說:“這是爲天才人物選助手,是有偉大深遠的意義的。”

林立果當時的身份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但在空軍裏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他爲“上海小組”題了字,製作了精緻的組標,還親自來上海主持授槍儀式,給“上海小組”成員發了槍,凡是參加“上海小組”的人,都要舉行“小組宣誓”,宣誓的內容除了“忠於毛主席、忠於林副主席”以外,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要“忠於林副部長”,爲“林副部長赴湯蹈火”,“絕對保守林副部長的機密”。“上海小組”的成員還要認真學習《入組需知》,該“需知”稱:“本小組的任務,是完成無產階級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多項任務”,“尤其是小組的最高領導,林副部長的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況。”

“上海小組”的成員後來發展到二十多人,都會打槍,會攝影,會駕駛汽車。每個人配備了一輛蘇聯造的“伏爾加”小轎車、王維國也參與領導這個“上海小組”,他下令說:“小組的每一件工作行動,都要有助於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長”。

“上海小組”爲林立果“選美”的行動,對外當然是絶對保密、祕而不宣的,所以連空四軍的有些領導也不瞭解這個小組的內情。直到林彪自我爆炸以後,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對“上海小組”的成員採取了隔離審查的措施,同時繳獲了《入組需知》,“誓言”、林立果題寫的組標,“選美”用的照相機,照相簿以及其它工具,才掌握了確鑿的證據。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上海小組”成 員陶某的一本記錄本。按照林立果的規定,關於他的任何活動,是不準留下任何文字痕跡的,但是這個陶某當時卻忽發奇想,他把林立果在上海的毎一次活動,按照時間的先後作了詳細的記錄,等到林力果和林彪一起毀滅之後,這本記錄本倒成了林立果作惡的重要罪證,使我們對於林立果在上海“選美”的種種醜態,有了比較真實而具體的瞭解。


選美據點:鉅鹿路空四軍招待所

林立果毎次到上海活動,都住在鉅鹿路空四軍招待所大院內一幢獨立的花園洋房裏。這裏原來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文革開始後被佔用了。花園洋房被高高的圍牆包圍着,汽車從鉅鹿路穿過一條長弄堂,可以駛進大鐵門一直開到客廳前面的草坪旁邊另一扇小鐵門,又可以直通空四軍招待所大院。這個地點既隱蔽又方便,林立果就在這裏直接指揮“上海小組”“選美”。


上海小組的找人方式種種

小組的成員和集中在招待所裏,基本上是兩人一檔,共同行動。而林立果自己往往也參加其中的一擋。

“上海小組”找人的方式很多,第一種是“盯梢”。這是舊社會上海的流氓、惡少慣用的伎倆:看見漂亮的女子,就死氣白賴地緊盯在人家後面,不把人家弄到手決不罷休,不過,林立果所採用的是現代化的盯梢手段,那是過去上海灘上的洋場惡少,流氓地痞們所望塵莫及的。

如果是林立果參加的兩人一組的轎車出動,左邊握着方向盤開車的是“上海小組”的一個成員,右邊前座上就坐着穿軍裝的林立果。轎車沿着馬路邊的人行道,緩緩地行駛,林立果就在車窗口伸着腦袋,蹙起他那又濃又黑的眉毛,用鷹隼一樣的眼睛,尋找他的獵物。

他們盯梢的時間往往選擇在工廠、學校、機關,商店上班的時刻,馬路上來往的行人絡繹不絕。林立果發現了長得漂亮的年輕姑娘,馬上命令左邊的駕駛員跟上,轎車就慢速前進,緊緊尾隨着被“盯”的姑娘,有時候,正好瞥到一個美貌的姑娘在人行道上和轎車迎面交錯而過,林立果就下令要轎車立即調頭,繼續跟上路邊的姑娘。

這種轎車盯梢,一直要盯到那個姑娘走進某個工廠或者學校爲止。林立果他們也就趕快下車,跟着她進門,認準她的具體去向。然後回過頭去找這個單位的人事部門,拿出部隊的證件和介紹信,聲稱是來招特種兵的──部隊文工團團員或是醫務人員等等,向人事部門調閱有關檔案,瞭解那個姑娘的姓名、年齡、婚姻史、家庭情況等,那些基層單位的工作人員出於對解放軍的信任和熱愛、又看到他們隨帶的證件齊全,手續齊備,對他們的要求決不會拒絕。

書面檔案摘錄好以後,林立果等又當場提出要和被物色的本人作一次談話。於是,這個年輕的姑娘就被找到單位人事部門的辦公室。面對兩位軍人,其中的一個人和她隨便聊開了天,先是說明來意,然後問她想不想常演員或是醫生,有哪些愛好和特長等等,另外一個穿軍裝的人偶爾也在旁邊插上一兩句話,但是更多的時間卻在擺弄一隻草綠色的軍用揹包。這隻軍軍用揹包普普通通,半新不舊,和任何一個解放軍戰士用的並無二致。這隻揹包放在桌上,也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可是,誰曾想到,就在這隻毫不顯眼的揹包裏,卻隱藏着一架高級照相機。揹包內層,四周用硬襯襯好,使它立在桌而上不會臥倒,揹包的一側,開了一個小洞,裏面的硬襯上也相應地挖了一個小孔。照相機被固定在揹包內壁上,它的鏡頭,正好嵌在硬襯的小孔裏。通過揹包上的小孔,照相機可以對準任何需要拍攝的對象,揹包的另一側,拖出一根線頭,那便是照相機的快門按鈕。當那位年輕的姑娘進來,坐下,談話及出去的過程中,她萬萬不會想到:自己的全身像、半身像、正面像,側面像、說話(露齒)像,微笑像……統統都已經被攝入了鏡頭。

林立果他們“選美”活動的第二種方式,就是“相面”,這是從第一種方式發展而來的,因爲“盯梢”雖有收穫,但是費時費力,而且有一次差點出嚴重事故:林立果和旁邊開車的“上海小組”成員,同時盯着馬路上的女人看,結果駕駛員手裏的方向盤沒有把穩,伏爾加轎車撞到了馬路邊的電線杆上。車撞壞了,虧得車速較慢,林立果沒有受傷。氣得他連聲罵娘,從此以後,“選美”的方式就較多地採用直接“相面”了。“上海小組“的二十來人,分成兩人一組的許多小小組、分片包下,直接闖進工廠、學校裏去,通過各個單位的領導,一個一個車問,一個一個教室,挨着看過去,“重點”單位如劇團等文藝團體則由林立果親去看演員排演,練功等,直接進行“相面”,那些正在工作,上課或是排戲的年輕女孩子,誰也不會想到他們是來“相面”選人的。凡是被“選美”小組選中的人,就和第一種方式所講過的那樣、被叫到本單位的辦公室談話,然後偷偷地被拍了照……


複選對象編號人冊

林立果等人把照片帶回後,沖洗出來,再加以比較對照,進行復選,凡複選被選中的相片,就正式編號,粘貼進照相冊。每本照相冊中共貼有七,八十個年輕女性的照片,每人佔一頁,寫有編號、姓名、年齡,工作(學習)單位,住址等,還特別註明了身高;文字紀錄旁邊就貼着這個女性的正面像、側面像,半身像、全身像,甚至還有從人事檔案材料上翻拍下來的本人照片。例如有一個面容姣好,身材優美的芭蕾舞演員,她的照片被貼在這本相冊的第一頁,編號爲201。當我翻閱相冊時看到這些照片,着實喫了一驚,因爲這位演員是上海市舞蹈學校《白毛女》劇組的主要演員,想不到由我直接主管的“樣板戲”劇組,他們的“選美”觸角也鑽進來了。相冊上除了這位演員的正面照、側面照以外,還貼着一張她穿緊身的練功服正在練功的全身照片……

有了這些照相冊,林立果就可以按圖索驥,實行“點名”了。接下去,“上海小組”的成員便秉承林立果的旨意,給點中的女青年去做“工作”,動員她們參軍、入伍。可憐的女孩子,她們有的是想去部隊文工團當演員,有的是羨慕部隊領導機關優越的工作條件,也有的甚至是爲了穿上軍裝可以不再上山下鄉……就這樣,一些女青年被矇在鼓裏,經過體格檢查,辦了入伍手續。


獵物入伍進學習班與個別談話

人伍以後的第一件事,先進學習班,重點學習“林副部長”的“講用報告”。這種學習班很特別,有時候只有一、兩個人也辦班。等到她們稍稍熟悉了部隊生活以後,“林副部長”就找她們個別“談話”了,“談話”的地點就在鉅鹿路林立果住的那幢花園洋房裏。林彪垮臺以後,王洪文和我到這個地方實地去看了一下,花園洋房的樓下是客廳和餐廳,大客廳的四壁都用古老的英國式雕花牆板鑲嵌着,很有氣派。

但是這個地方不夠隱蔽,所以林立果不願選定這間客廳作爲“談話”的地點。他看中二樓的一個大套間,外間佈置成會客室模樣,淺色面料的沙發套扶手上,覆蓋着白色的花邊,沙發背上放着織錦緞的軟墊。會客室的一隅放着小桌子和軟椅子,桌上鋪着白色的檯布。“談話”都在晚上進行,到半夜十一點鐘左右,招待所的廚師就會做好酒菜、夜點心,由值班的“上海小組”成員送上樓來。套間的裏面是林立果的臥室,靠牆安放着一張席夢思的大牀,牀上鋪着當時罕見的電熱毯。大牀的兩側,擺着兩隻長條形的進口立體聲音箱,牀邊的櫃子裏,放着一架立體聲收錄機和當時一般人從未見過的大量盒式錄音帶。林立果把臥室和“談話”客廳緊捱在一起,當然是別有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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