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歌野词 拿班做势

201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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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5日,郭文贵记者会展示的中共官方的「绝密」文件。(本台记者摄)
2017年10月5日,郭文贵记者会展示的中共官方的「绝密」文件。(本台记者摄)
Photo: RFA

逃亡中国富商郭文贵日前在其推特上透露,过去一周内与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两次会面。马上让人联想到上个月王岐山班农北京秘会90分钟。

郭文贵对这次“与美国主流”的晚餐,惊喜之情溢于言表,其自媒体相关渲染图文并茂。但外界观察相对冷静得多。

本台特约评论员姜维平认为:郭文贵实在太不聪明,不够淡定,心情非常紧张,缺点暴露很多,人傻钱多。靠班农打通川普关系,是运用中国企业家思维,以为只要和马建,张越搞好关系,就能搞定一切,他当年就是倒霉在这个思维定势上。现在他到了美国,虽然场景变了,游戏规则变了,他还是没有变。他这一套利用政客游说川普,企图打开快车道进入政治庇护程序获得身份,很可能弄巧成拙,这么一搞,媒体再一报道,即使川普想为他说话也不敢了,因为人家会说:你是因为班农到你家吃了三小时饭,喝了很好的酒,获得好处,你才帮助他的。这更麻烦了!郭在人生转折点最关键时刻,有点乱了方寸,可见这个人的识别能力并不高。

 

【读报补丁】

班农密会郭文贵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多维新闻网 储文

中国外逃商人郭文贵,通过社交网站公布与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的会面,其言辞表达的十分兴奋,似乎在暗示他已手握“救命稻草”。 不过,很快就有消息指出,班农(Stephen Bannon)此举并非郭文贵想要表示的会被“留客”。班农很可能是来“送客”,劝说郭文贵走人。 10月11日,郭文贵在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公布了他与班农10月10日会面的照片。郭文贵甚至特意表示,对外公开两人的会面照片,得到了班农及班农团队许可。

郭文贵贴出的合影显示,他用手紧紧挽住班农的胳膊。据他宣称,两人在不到一周时间进行了两次会面。10月5日,两人的首度会面发生在华盛顿,第二次会面则在郭文贵位于纽约的家中。 郭文贵并未透露两人会面的谈话内容,班农方面也未对两人的会面内容透露更多信息。 有消息指,班农作为所谓“美国最危险的政治人物”与郭文贵会面,几乎不可能意味着郭文贵就获得支持,班农此举并非“挺郭留美”,实际上是“劝郭走人”。如果班农果真是帮助郭文贵这样一位风口浪尖的人物留美,只能选择暗箱操作,根本不希望被曝光。

……此次与班农的会面,应该是郭文贵的又一次舆论攻势,他在中国大陆时就擅长借助与高官的合影来提升自己的身份与能量。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11月份就将访问中国。特朗普将郭文贵作为“礼物”既不费钱,又无本万利,这显然符合特朗普的商人心理。美方也早已判定郭文贵并无价值,甚至是烫手山芋。

当然,如果采取强行遣返郭文贵,以美国目前十分对立的两派政治势力而言,会让特朗普遭遇内部新麻烦,其法律程序也有障碍。此时由离开白宫的班农出面来劝解郭文贵自行离开是可行方案之一。 据信,班农是劝说郭文贵离开美国,并不是让他回到中国。只要郭文贵离开美国,至于他想要去哪里,都与美国毫无关系了。在此之前,班农刚刚访问了北京。 在能否留守美国方面,郭文贵已经撒了弥天大谎,之前一直声称不存在留美的任何问题。但随后就被爆出他安排助理采取造假、虚构商业投资计划、变相贿赂律师等方式,力争长期留在美国。郭文贵在今年7月初曾提交过L1型签注申请,但被美方拒绝。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八十二

张春桥向马,徐,王提出要找一个秘书

一九七六年,张春桥五十九岁。

他最后一次回到上海是一九七二年,随后是和文静离婚,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我们也吃不准:这是不是他自己的有意安排……

我和马天水,王秀珍,曾经一再向张春桥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回上海看看。有一次,我们去北京,又一次重提此事,我说:“从一九七二年您回上海以后,有好几年没有回去了。真希望您到上海住一阵子。”王秀珍也说:“文元同志、洪文同志都到过上海了,春桥同志您什么时候去上海哪?”

听了这些话,张春桥总是淡淡地笑笑,慢悠悠地说:“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对上海的情况缺乏感性的了解,越来越没有发言权了!可是,这阵也确实忙,中央的事,国务院的事,再加上总政那一摊子,真是忙不过来……”

我想想也确实是那么一回事。特别是“批邓”的那一阵子,张春桥真可谓无分昼夜、殚精竭虑,在把邓小平“拉下马”的战役中,他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此,我根本没有觉察到:在他的内心深处,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伴侣问题,已有所考虑。而且正萌动着一种充满希望的欲望……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宣布:邓小平执行的是“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这样,张春桥和我们都感到出了一口气,会议结束以后,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九号楼二楼他的住处,作了一次长谈。

那次谈话,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我们今后在上海要注意的几种倾向。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张春桥似乎很不经意地对我们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

这个问题提得有些突然。我们都知道,张春桥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书,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北京是严秘书,上海是何秘书。我想,大概是他对北京的秘书不太满意,所以想另外找一个,我根本没有朝女秘书这方面去想。

说到这个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下上海的有关历史情况和规定:长期以来,特别是从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以后,禁止领导干部身边用女秘书。因为,女秘书日日夜夜追随在首长身边,相处的时间久了,关系密切,有的人便难免掌握不住自己。

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己就听到过柯庆施针对某个女秘书大发雷霆。那个女秘书曾和某领导干部有染,可是柯庆施不责备男性领导,却全部诿过于女秘书,他亲自下达指示:“这个人是个腐蚀性人物,不能留在市委机关工作!”那个女秘书从此被调离市委。

接着,根据柯庆施的指令,今后上海市委的各级领导干部,从书记,常委到各部部长,一律不准用女秘书。柯庆施说,这是为了保护领导干部,他自己身体力行,身边没有一个女秘书;张春桥是紧跟柯庆施的,当然也从来不用女秘书,文革期间,根据张春桥的规定,在我们身边全是淸一色的男秘书。

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当张春桥在钓鱼台住处找我们谈话,提出要找一个秘书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指男秘书,根本没有女性这方面去想。


而且,那天张春桥是在和我们谈话快临近结束的时候,突然提出这件事的,我们几个都没有精神准备,马天水哼哼了两声,朝我看看,轻声说:“老徐看,有什么合适的人吗?”

王秀珍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她当然很想往张春桥身边派人,可是,她淸楚地知道:中央领导对身边的秘书要求很高,条件很严格,而且必须是善摇“笔杆子”的秀才。她自己派不出这样的人,所以她也沉默着不吭气。

我沉思了一下,一时倒也想不起比较合适的人。前一段时间,王洪文调去北京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向我要一名秘书,替他起草文件,撰写讲搞,翻阅资料等。王洪文指名要调市委写作组的领导核心萧木。萧木是铁路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曾经担任过《上海铁道报》的编辑、《支部生活》的编委,他不但会写理论文章,而且会写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有较深厚的理论修养,为人比较谨慎,随和。像这样的人到张春桥身边工作倒是非常合适的,可进王洪文硬是点名把他挖走了,使我惋惜不止。此刻,再要找一个像萧木这样的人给张春桥当秘书,难了……

张春桥看我们几个都没有接口,便不再往下说了。这时,我提议说:“这件事让我回去和写作组朱永嘉他们商量下,提出几个名单来,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您看看再定吧!”张春桥表示同意,我们就告辞了。

那天,张春桥的心思只是露了一个头,我们都没有真正领会,而且,因为马天水,王秀珍都在场,他不便再说下去;要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场,也许他就直截了当向我交底了,免得后来为这件事又绕一个大弯子。
回到上海,我立刻找市革委会的常委,写作组组长朱永嘉。因为我和他都属于张春桥的“嫡系”,我们一本正经地商量起给张春桥找秘书的事。

朱永嘉同样想当然地认为张春桥在北京要调换秘书或增加秘书。他起劲地排出一批名单:从市委写作组下属的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自然辩证法组……中间,物色了条件比较相当的人选,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和活动能力,都能拿得起“笔杆子”,而且都比较年轻,没有家庭牵累,当然,淸一色的全是男性共产党员。

最后,我和朱永嘉一起还定了其中的三个人,朱永嘉考虑得很周全,他特别向我椎荐一名青年骨干,既会写文章,又会开汽车。朱永嘉不愧是研究历史的,他是最早跟着张春桥、姚文元写批判文章的“罗思鼎”小组的组长,他比我多一个心眼,他说:“当了秘书跟着春桥同志出去,万一有什么事,马上可以顶上去当汽车驾驶员!”我笑着采纳了他的建议。

我要市委写作组把那三个人的档案材料做了简要的摘录,打印出来,由我写了一封短信,附上摘录材料,通过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信中请张春桥圈定选用其中何人,或者他认为全然不合适,就把材料退回以便再选。


信和摘录材料送去以后,许久没有回音,朱永嘉也问过我,我说这件事由领导决定吧,我们不要催。接着,“批邓”越来越热闹,张春桥在那个阶段特别忙,找“秘书”的事情也被延搁了下来。

 

张春桥写来密信要我“找个伴”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 安门事件”爆发,当时张春桥正站在人民大会堂朝向天安门广场一侧的房间里,他透过长玻璃窗看到势如怒潮的人群向大会堂涌来,而持枪的人民解放军则排成人 墙,把汹涌的人流死命挡住。张春桥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事后,他亲口对萧木说:“当时我曾经想,假如部队都把枪口掉过来,那可怎么办?!”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一九七六年 的中国,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漫漫长夜之中。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党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四月间,各地人民群众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展开悼念活动,声 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他们的悼念活动受到无理压制。历经十年“文革”苦难的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压抑满腔的悲愤和怒火, 北京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四月四日清明节,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受到“四人帮”的极端 仇视,他们恶毒攻击这种活动是“反革命事件”,并决定从四日晚上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 采取抗议行动,遭到镇压并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这个事件彻底平反。

处在深深的恐惧中的张春桥,当然不会想到找老婆。

自从毛泽东给“天安门事件”定了性质,宣布为“反革命暴乱”以后,张春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天安门事件”比作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把邓小平比作策动闹事的前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纳吉,他说:“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毛泽东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使张春桥大大地出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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