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教父”钱其琛逝世

201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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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和他撰写的《外交十记》。(资料图片)
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和他撰写的《外交十记》。(资料图片)

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钱其琛是上海人,1942年在上海加入中共,任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员,区学委书记。1945年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后进入上海《大公报》馆上海馆会计科做财务工作,大约1947年下半年调入总管理处做稽核工作。1949年-1953年任上海徐汇,长宁,杨浦区党委委员,共青团区委书记。

钱其琛职业生涯全盛时期被誉为中国“外交教父”,晚年却饱受外事丑闻困扰从而失势落寂,去世前长期罹患埃兹海默症(老年痴呆),六亲不认。

【读报补丁】

务实的外交家钱其琛:六四后引导中国走出孤立 《纽约时报》储百亮

北京——沉着冷静的中国外交官钱其琛週二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他曾担任外交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带领中国採取务实路线,经历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与美国的激烈争执。

中国官方新闻报导宣布了钱其琛去世的消息,但没有提到死因。

近年来,钱其琛大部分时候都远离公众视线。但週四,共产党的主要报纸《人民日报》在头版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这标志着他在苏联集团1991年解体后塑造一种温和、冷静的政策,以及在1989年之后的多年裡逐步瓦解西方对中国的孤立方面,都功不可没。

「邓小平是中国务实外交政策的设计师,但钱其琛是执行这一政策的外交官,」曾在比尔·柯林顿(Bill Clinton)总统任内担任副助理国务卿时与钱其琛共过事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教授谢淑丽(Susan L. Shirk)说。

1989年6月,共产党权力最大的元老邓小平命令军队镇压席捲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的亲民主抗议,导致数以百计的平民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马路上,死于炮火和溷乱。事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极度厌恶中国,钱其琛强硬但务实的方式经历了最大的考验。

美国国会要求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制裁,但乔治·布希(George Bush)总统不想冒因为这次暴力事件而与中国彻底绝交的风险,于是派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科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前往北京,与中方举行会谈。起初,会谈是祕密进行的。在会谈期间,斯科克罗夫特和钱其琛围绕如何改善两国关係产生了争执。

「你们有你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困难,」钱其琛的回忆录显示他当时对斯科克罗夫特说。「你们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也在寻求解决的方法。」钱其琛的回忆录分别在2003年和2006年出版了中文版和英文版。

斯科克罗夫特在2006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儘管两国之间的紧张关係持续存在,但「在主要同钱其琛进行的谈判中,我们制定了让两国关係恢复正常的路线图」。

钱其琛因为赢得了邓小平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信任,而在1993年升任副总理,又在1998年进入由25名高级官员组成的政治局。这样的成就对一名职业外交官来说颇为罕见,之后尚没有哪位外交部长能与其相提并论。

「升为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这个事实,标志着他深受中国领导人的敬重,」华盛顿研究中国问题的苏葆立(Robert.L.Suettinger)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道,又补充说钱其琛「能够在天安门事件后引导江泽民和其他人走出国际孤立局面」。

苏葆立曾在担任柯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亚洲事务负责人时见过钱其琛。他说,钱其琛「总是见多识广,始终很博学,永远不会对自己的任务没有把握」。

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时,钱其琛面临的世界与现在大为不同。当时,看上去中国和苏联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美国是它们永远的敌人。

他1928年1月5日出生在中国北方的港口城市天津,但祖籍是逾700英里(约合1100公里)以南的嘉定。后者现在是上海的一个区。他的祖先中有一个清代的着名学者。

革命前在上海求学时,钱其琛接受了共产党的地下激进主义。他1942年加入共产党。七年后,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有关钱其琛去世的中文报导几乎没有提到关于他的背景和家人的细节,但他其中一个儿子钱宁根据自己在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上学时的经历,写了一本有关美国的书,书中充满讚赏之情。

1954年,在当了几年记者和党务工作者后,钱其琛被派去苏联学习。第二年,他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谋得一份小差事。在那裡工作的七年裡,他看着北京与克里姆林宫关係破裂。

毛泽东视苏联为意识型态上的灵魂伴侣和专业知识源泉,但因为政治理论上的分歧,以及中国对俄罗斯控制的不满,两国关係恶化。

1962年回国后,钱其琛在外交领域继续攀升。但和很多官员一样,他因毛泽东1966年发起的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而遭排挤。钱其琛下放到一所对官员进行再教育的「干校」,1972年才被召回,重回外交岗位。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钱其琛支持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的对外开放举动。他1988年升任外交部长时,中国与西方和苏联建立桥樑的行动似乎取得了成功。但仅仅过了一年多一点,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和苏联集团的解体,让中国的外交进展为疑云所笼罩。

随着共产主义在东欧消亡,一些中国官员想让北京站出来,在意识型态上更大胆地对抗美国。但钱其琛支持邓小平实行低调、务实的外交政策,这让中国能够把精力集中在经济增长和台湾问题等核心领土问题上。邓小平称其为「韬光养晦」。

「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钱其琛在1995年解释该政策时说,「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要耽搁。」

在整个90年代,钱其琛领导着中国结束西方排斥的努力。他参与改善中日关係、与韩国建交、与印度尼西亚关係正常化、争取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的支持,并希望改善与华盛顿的关係。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他为了寻求各方让步以结束敌对状态,他访问了巴格达,同该国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举行会谈。后者问他是否认为美国真的会打仗。

「我说,一个大国,集结了几十万大军,如果没有达到目的,是不会不战而退的,」钱其琛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在整个90年代,围绕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和镇压国内异见人士,以及对华贸易受到的制裁,钱其琛也同美国外交官多次交锋。1995年,当柯林顿政府在国会的压力下决定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Lee Teng-hui)访问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时,中国大怒。

白宫称李登辉的访问是私人活动,但中国视台湾为一个非法分裂出去的省份,谴责李登辉试图通过访问结束台湾的外交孤立局面。这场危机一直延续到1996年中国在台湾岛内举行选举前,在台湾附近发射导弹。

「我们从未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钱其琛在一个长达一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

钱其琛1998年离任外交部长一职,2003年从其他高级职位上退下。和一些退休的中国外交官不同的是,在中国外交政策近些年,尤其是习近平主席上台后变得更加好斗,他没有公开发表过评论。

钱其琛「从来没有像他的一些继任者那样,为了做样子而斥责西方同僚」,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谢淑丽说。她接着表示,不同于软弱的继任者,钱其琛「似乎有权在必要时做出让步,以便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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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六十六



告别黄浦江

―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上午,雨后初晴,天气凉爽,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王洪文,马天水和我的陪同下,乘船游览了黄浦江,我们在北京东路外滩的轮渡码头,登上了“上海号”游艇。上海港务局的负责人在艇上迎接了周恩来一行。

游艇缓缓地驶离外滩,向 着吴淞口开去。黄浦江上,汽笛喧腾,百舸争流。周恩来注视着在眼前掠过的挂满各色旗帜的中外海轮,眺望着正在忙碌起吊的沿江装卸区的作业情景。他详细询问 了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亿吨大港的通过能力。他深思熟虑地指出:上海港是我国最大的内外贸综合港。与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目前的通过能力 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还要多建若干个万吨级泊位。他说不久将会委托国务院业务组的粟裕同志前来具体考察了解。

游艇驶抵吴淞口,这里便 是黄浦江流入长江、然后汇进东海的所在。黄浦江,上海人民的母亲河!周恩来对您太稔熟了,他走到游艇的甲板上,久久地凝视着吴淞口的灯标,陷人了深深的沉 思……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告别过雄伟的吴淞炮台;和胡志明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时刻,吹拂过江上的寒风,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枪声,震荡过浦江两岸 的土地;马斯南路“周公馆”的灯火,照亮过上海人民的心……

从周恩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到达上海,直到这一次的最后告别,一晃五十多年时光过去了。五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犹在眼前;而如今,却要离去,却要离去……

周恩来扶着游艇甲板旁的栏杆,默默无语。

永别了,黄浦江!永别了,上海!永别了,上海人民!

—个平凡而质朴的人正和上海人民告别,但是,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一定会魂牵梦萦,久久地回绕在他的心头……

二十五.“瞻仰”王副主席办公室


王洪文在办公室


―个极其普通,平凡的人,一旦身居高位,总会有一批追随他的人,麕集在他的周围,肉麻地吹捧他,神化他,给他的头上罩上一圈神圣的光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幕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活剧,竟然落到了王洪文的头上。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五十年代,王洪文从部队复员,进了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当一名普通机修工,纺织厂称作“小加油”。干了几年,被提拔为上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事。为此,在厂保卫科的办公室里,有了他的一张小小办公桌。

—九六八年,王洪文和我都在康平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有一天,借着到扬树浦路上棉十七厂参加劳动的机会,他“顺便”带我去参观保卫科办公室。
保卫科办公室在上棉十七厂厂部办公大楼的底层,从大门进去一拐弯就到了,办公室很小,只有十多个平方来,光线也很阴暗,里面要坐三个人王洪文这个小干事 的办公桌只能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又旧又矮,毫不起眼。唯一可以说明这张桌子的主人的标志,就是在桌面上的小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当年写有“王洪文”姓名的 选民证,如此而已。

王洪文发迹以后,对这间 办公室和这张办公桌很是重视,曾几次带着亲信前往参观。文革中期,随着王洪文政治地位的逐步上升,这间办公室也变得越来越“神圣”起来,中国共产党“十 大”以前,王洪文对心腹王秀珍说:“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要保留下来。”王秀珍当即告诉了上棉十七厂党委负责人,“十大”以后,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 席,这间小屋即被冠以“王副主席办公室”的称号,郑重其事地原样保存了下—来。王秀珍下令,办公室里的桌椅都要按照当年的情况放置,那张压在玻璃板底下的 选民证也不准挪动。当然,厂保卫科再也不能使用这间副主席的旧“官邸”了。

“十大”结束以后,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们回到上海,王秀珍别出心裁地搞了一次“胆仰”活动,有一天,她把中央委员上钢一厂的周宏寳,5703厂的祝家耀、候补中央委员江南造船厂的张国权、海运局远洋轮的冯品德、纺织局停经片厂的汪湘君、上海市第五百货商店的陈佩珍等人,召集到上海市总工会,向他们宣布:“今天集体到上棉十七厂瞻仰王副主席当年的办公室,接受一次路线斗争的教育。”

接着,这批人由王秀珍带头,坐着一长串小轿车,浩浩荡荡地奔向上棉十七厂。大家毕恭毕敬地走进“王副主席办公室”,瞻仰那张旧办公桌和那张颜色发黄的选民证。

就在这间办公室里,王秀 珍滔滔不絶地讲述了王洪文当年的“造反史”。她介绍了王洪文在一九六六年如何带头贴出枇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 级”的“事迹”。王秀珍在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绘声绘色,因为正是在王洪文处于极端孤立的时候,隔壁贴邻的上棉三十厂里,王秀珍挺身而出,带了一批造反 娘子军,冲进了上棉十七厂,有力地支持了身陷绝境的王洪文,因此,王洪文不断提携王秀珍,王秀珍也始终紧跟王洪文。宣宣扬当年王洪文的“光荣史”,当然也 给王秀珍自己的脸上贴了金。

这批新当选的中委、候补 中委们,都是造反比较晚的,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进入中央委员会,本来已经诚惶诚恐、感恩戴德,现在听了“老造反”司令王洪文的“事迹”,更不免肃然 起敬。王秀珍趁热打铁,当场组织大家进行讨论,要他们挨个儿发表感想,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毎个人在谈到今后决心一辈子忠于老人家革命路线的时候,都要 表明态度:自己在参观瞻仰了这间办公室以后,更感到要向王副主席学习的必要性,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坚定不移,百折不挠。

不但对新当选的中委,候 补中委们,要通过“瞻仰”进行“路线教育”,而且对于一批“老造反”──王洪文的“小兄弟”们,同样要由通过“瞻仰”进行“效忠”活动,据王秀珍自己说: 一九七五年曾”带领‘小兄弟’去这个办公室开会,以增强对王洪文的‘感情’,效忠工洪文”。参加者有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金祖敏。王 秀珍说:“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效忠王洪文,为王洪文争气。”

林彪的党羽们所搞的“效 忠”活动,刚刚被揭发批判不久、王洪文的帮姐帮弟们又来搞什么像模象样的“瞻仰”活动,可谓无独有偶。而恰恰是这个王洪文、还负责过林彪集团成员的项目清 查工作,他在听了王秀珍向他汇报中委们去上棉十七厂的“胆仰”活动以后,不但不表示异议,而且还得意洋洋。

可见,从林彪到王洪文的血管里,流着某种同样类型的血液,这种血液是由千百年来中国封建意识所积淀和酿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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