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仲裁案出炉。自始至终“义愤填膺”的“四不”（死不）中共，被舆论称为“输光了下不了台”。这些天的相当一部分评论，把关注点集中在中国外交部为什么对三年仲裁死不理睬（四不理睬）问题上。这看似悲壮的“死士式冲动”，直接触发了司法意义上致命的的“缺席审判”。
《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8条对缺席审判的规定是这样的：当事一方不出庭或对其案件不进行辩护时，他方可请求法庭继续进行程序并作出裁决，当事一方缺席或对其案件不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法庭会为缺席方指派合适的代表以保证缺席方的利益得到保障）。
美国执业律师張大光：被人控告後最糟糕的事就是不去答辯訴狀。如果不提出答辯狀，原告可以立刻要求法院進行缺席判決。在缺席判決時，即使原告的控訴完全欠缺任何真理或憑據，亦能自動勝訴。
案例：2012年，海外民运艺术家陈维明代表在美国的民主女神基金会与台湾金门县政府签订合约，确定双方合作投资在金门建立一座民主女神塑像以纪念六四北京天安门事件。不料合约签订后不久，金门当局在官方压力下撕毁合同。陈维明在与台湾当局反复磋商交涉无果之下，愤以民主基金名义在美起诉马英九，并向被告追偿2,200万美元惩罚性赔偿。此案几经周折，法庭作出缺席判决，判原告胜诉。
关于自动胜诉，我们这些在海外待了较久的华人都知道的，自己居住的COUNTY有一种“小额法庭”，处理一些赔偿额度不高的小型民事诉讼，作为原告的我们，出庭时就盼着被告太忙无暇露面，吾等万事大吉，自动胜诉。
腾讯新闻“今日话题"《国际法庭能绕开中国强制仲裁南海争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5部分第3节第298条规定，如果当事方之间的争端涉及到大陆或岛屿主权，可以不接受强制仲裁。缔约国有权在任何时候做出书面说明,表明不接受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强制仲裁。也就说，中国如果回应，其实是有权终止此次仲裁的。
但一篇题名为《97年后的缺席——中国青年就南海仲裁案致海牙国际法庭各位法官公开信》却是如此政治正确着：“我们从未缺席...中国从形式上缺席了南海的仲裁，正是因为它形式上的不合法。我们无必向各位法官重申中国政府的观点...在道德为王的法庭上，中国不会缺席；在主权攸关的审判上，中国不会缺席；在实力写就的历史上，中国不会缺席。97年前中国代表缺席了巴黎和会签字，是对主权一种无可奈何的自保；而今天中国人的缺席，是因为我们正将更多的精力放到真正地解决问题的途径上。”
【读报补丁】
《九段线 二战列强瓜分的胜利果实》 万维博客 作者 啊哎呋唉
二战后，菲律宾劳威尔政权和越南保大帝国，成为日本扶植起来的傀儡战败国，而东南亚国家全部沦为日本占领国，包括整个九段线周边争议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等。
"九段线”，中华民国稱為“11段線”，越南称“牛舌线”，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張其在南海各項權益邊界的依據。11段线最初由中华民国政府於1947年（雅尔塔体系成型后第二年）提出；中国總理周恩来也是有点看不下去（今天突然被称为卖国了），于1953年主動移除「11段線」中的北部湾两線，最終成為今天的「九段線」。
雅尔塔体系，二战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巨变的基础上于1945年成型。二战后，世界大国开始按照雅尔塔等国际会议确立的基本原则，重新划分世界版图和势力范围，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具体内容主要是在雅尔塔会议上确立，其中内容就包括：处置战败国乃至重划法西斯战败国及其被占领地区的疆界。中国作为二战胜利方四大盟国之一，当然无可或缺的介入了这一重新洗牌的瓜分行列。
仲裁落败，静心之余，“那话儿”（还真的神似入港的那话儿）能成就九段高位，除了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之外，在满目尽是战败国的北部湾以南上下其手，是否也有这么一点点乘人之危，巧取豪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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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十九
江青择婿记
只知道林彪、叶群为儿子“选妃”的故事，却不知道江青也曾为自己的女儿择婿的内情。一九六八年，我在上海曾一度参与这后一件事，特把经过情形记叙如下：
李讷──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一九四○年八月生于延安，随着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李讷的个人生活也是命运多舛、一波三折，曲折多变。
李讷的相貌，宽额方脸，酷似乃父；而眼神和嘴巴，又像其母，长得很淸秀。毛泽东转战陕北的时候，化名李德胜，江青过去的姓名，叫李舆鹤，所以李讷也姓李，取名则采自孔子《论语》中《里仁》篇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李讷性格，沉稳而内向，从小只爱读书，话语不多，倒是应验了她的名字的内涵。
解放战争时期，李讷只能在马背上读书识字，直到一九四八年春天，中共中央机关在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以后，她才有机会进入一所简易小学。到了北京以后， 李讷插班到北京两郊的干部子弟学校──育英学校读书。由于家庭的熏陶，李讷对中国的历史和古典文学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聪明好学，成绩优秀，但生活俭 朴，毫不骄奢。一九五九年秋天，她以高分考人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一九六五年夏,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一名普通编辑。但时过一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颷席卷大地,李纳也卷人了这个政治旋涡:她在军报带头 "造反",化名"肖力"(小李的谐音),贴出大字报批判当时的军报总编辑"反党,反社色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不久,军报全面改组,才二十七岁的"肖力" 当上了军报总编辑。以后,毛泽东又把她调到自已身边当联络员,专门负责了解北京各大专院校的运动情况。
未婚姑娘年轻有为,名气很大,正处在事业的巅峰,又属于中国的一个特殊家庭,当然为众人所瞩自,李讷的婚事,首先受到了江青的特别关注,江青想为李讷物色一位理想的对象,可是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他希望子女不要找高干子弟做对象,所以江靑也难以找一家"高门大户",来一个"门当户对"。但是,找的对象总得讲政治条件,总得看人品,相貎、才干,气质和文化素养呀!当然,首先得要李讷自己满意,同时要得到江青的认可。江青反复物色以后,终于把目光投向了张永生。
张永生何许人也？浙江美术学院的学生，生于一九四○年，原藉安徽含山，文革初期，他是浙江美术学院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在夺权的过程中，又成为浙江省最大的 “造反”组织“省联总”的负责人；夺权以后，当上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小伙子二十多岁年纪，出身很好，正所称“根正苗红”。本人是共产党员，长得 一表人材，长方形的脸庞上架着一副浅色的玳瑁眼镜，白晳的脸孔，操看一口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颇有辩才，而且艺术修养也不错，画得一手好画。总之，初次接触下来，令人感到此人和那些靠冲冲杀杀，“造反”起家的粗鲁汉子不同。
张永生他们在文革初期有一个阶段的处境非常艰难：“省联总”一派在打倒原浙江省委负责人、向省委夺权的过程中，遭到了省军区等的抵制和反对，几乎寸步难行。 但是，原浙江省省长周建人老先生却偏偏支持“省联总”的观点，这位老科学家、鲁迅的小弟弟有一股倔脾气。他亲自赶往北京，站在国务院大门外，说是“八十老翁无所求”，只要求面见周恩来总理，为“省联总”鸣不平。后来，“中央文革”就把浙江的两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张永生代表“省联总”出席会议，当着江青的面侃侃而谈，陈述自己的观点。这个青年给江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中央文革”表态支持了张永生一派的夺权，驻浙江的野战军部队和空军部队也都站到了“省联总”一边。张永生终于掌了权，成了浙江省叱咤风云，红极一时的人物。这个得到江青支持的高等艺术院校出身的红卫兵领袖，和李讷是同年出生，而且如今他的政治地位相当于副省长，和李讷的军报总编辑的地位相当。这样，张永生就自然地进入了江青择婿的视野。
一九六八年，趁张永生上北京汇报情况的机会，江青提出要在钓鱼台住所单独接见他。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极高规格的待遇和殊荣，张永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他被接到钓鱼台江靑的客厅里边，但是没有马上见到江青。原来，经过江靑的精心安排，在接见之前，先让肖力（李讷）出来很自然地和张永生见了面，两人作了初次交谈。肖力当过 《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张永生仰慕已久；而张永生在文革风浪中翻滚两年，能说会道，见了人“自然熟”。两个人一见面，谈得比较投机，据张永生后来对我说： “见了肖力同志，觉得很谈得来。我们谈到了彼此的出生年份，我说我是一九四○年出生的，肖力同志说她也是四○年出生的，原来是同年。肖力同志还说，我们是同龄人，所以对事物也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和看法。”
两个年轻人会面以后，江青再出来单独接见张永生，垂询再三，其中的特殊含意，不言自明。
张永生回到浙江杭州，想起在北京见到江青和李讷的事，感到受宠若惊。过了几个月，在上海的张春桥接到江青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要他把张永生召到上海当面详谈一次，把张永生的近况了解清楚，直接向她汇报，这说明江靑在择婿方面有了新的考虑，她需要进一步从多方面来深入考察和了解张永生。但是，江青又关照张春桥，要他以“中央文革” 副组长的身份出面谈话，从关心浙江形势的话题谈起，不要暴露江青特别垂靑张永生的任何痕迹。
张春桥受此重托，不敢有丝毫的疏忽，急着要办。但是他又考虑到：如果由他直接出面通知张永生来上海，恐怕风声很快就会传出去，容易引起驻浙部队负责人的误解，也会造成另一派的波动。于是，他想由我出面去请张永生。
我在文革初期，曾经支持过浙江的“省联总”夺权，张永生上对我比较信任。因此，张春桥要我出面把张永生请到上海，不至于引起任何一点猜疑。接到任务，我直接给张永生打了电话，第 二天中午，张永生乘了一辆小轿车从杭州赶到上海。在康平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贵宾室，由我先和张永生见面。我和张永生交谈了一小时左右，询问了他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当然也“顺便”了解了一下他和江青，李讷接触以后的反应。谈到最后，我单独出来把情况向张春桥作了汇报。
下午二时，在康平路小礼堂楼上的203会议室，张春桥接见了张永生，张永生意外地见到了这位“中央文革”的副组长，非常兴奋，十分恭敬，一口一声“中央首长”，“感谢关心”。张春桥对他也特别地显得和颜悦色，只是绝口不提把张永生请来的真实意图，只是声称中央很关心浙江的形势，所以委托他直接了解一下情况。
提到浙江的形势，张永生的话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水一样，滔滔不絶，原来，由于他处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排斥他人。自行其是，和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紧张，他还反复埋怨解放军 部队“支左”不力，听着张永生絮絮叨叨地诉苦，无穷无尽地指责别人，张春桥微微蹙起了眉头，不时在纸上用铅笔记上几个字，张春桥淸楚地意识到：张永生恐怕连浙江的造反领袖都当不下去，还想常江靑的女婿吗？
谈话东拉西扯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下午四点多钟，张春桥结束了这次接见，绝口不提李讷或肖力。
告别的时候，张春桥并没有留张永生在上海住几天，而是要他立即返回杭州。张永生走了以后，张春桥连夜整理了和张永生的谈话材料，密报江青。
此后一段时期，浙江的形 势一直不很稳定，张永生的错误也暴露得越来越严重。当新的中共浙江省委成立的时候，他已被被排除在领导班子之外，从此张永生的飞黄腾达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江行也不再把择婿的目光投向张永生，张永生和李纳的那段没有发芽的“情缘”（恐怕连常事人也蒙在鼓里），也终于半途夭折，文革以后张水生被捕，判处无期徙刑，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