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太爺霸王黨獨攬神州 未莊人鬼步舞滑腳開溜

滑腳——上海話意爲逃之夭夭，翻譯成北方話：開溜，網絡用語“閃”。

上個禮拜，備受中國有錢人追捧的胡潤研究院發表《2017中國投資移民白皮書》，這是對304位平均財富2000萬元的已移民、正申請移民和考慮移民的中國高淨值人羣進行的調研，結果是：46.5%的受訪中國高淨值人羣正在考慮移民，9%已移民或在申請中。白皮書顯示...教育質量和居住地環境污染已連續四年成爲中國高淨值人羣海外移民的最主要原因。胡潤表示：“人民幣貶值和國內房價漲幅，是高淨值人羣願意全球資產配置的另外兩個原因”。


【讀報補丁】
中國青年報原標題：《中國中產階級移民現狀：10個有三個已經移民，4個在路上》
“你移了麼？”不知何時起，移民成了餐桌和聚會上無法迴避的話題，聲浪逐天。
有網友調侃道：“不是說好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大家一起富起來呢？先富起來的特麼全移民了？”還有不少網友感慨說：“貧賤不能移啊！”
記得著名導演賈樟柯曾經發微博透露：“昨天聚會才知道，在坐的十幾個朋友除我之外，都辦了或正在辦移民手續，這讓我非常震撼。”當時也曾引發不少網友熱議。
改革開發三十餘年，中國經濟高歌猛進，成就了迅速壯大的富人階層，但社會的不安全感、羣體對錢權的狂熱追逐以及教育體制的嚴重失敗，讓此時的他國，似乎成爲逃離的最好方向。
中國社科院發佈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已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中國外海僑胞的數量已超過4500萬，絕對數量穩居世界第一。如今，對於幾乎所有一線城市中產階級而言，一個集體感受是，每個人身邊都有起碼一個朋友正在或已經辦理了移民。
連空氣都無法呼吸了，難怪越來越多的有錢人正在辦理移民，據調查約70%的中國被訪者認爲，腐敗、不公平、特權、環境、教育、食品安全、醫療水平等因素是他們移民的重要原因，而美國成爲中國中產階級移民的主要集中地。
越來越多的人，以奮鬥的名義，以未來的名義，而選擇了移民。原本應該是一個社會支柱的財富和知識精英，紛紛選擇遠走他鄉。他們帶走的，不僅有他們自身數十年發展所累積的智識和財富，更嚴重地說，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帶走了這個社會的靈魂，帶走了那種激勵個體奮發向上並努力改造社會的精神。面對富豪的遷移，我們不要把愛國聯繫在一起，更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是，爲何，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成長起來的富豪，不願居住在中國。
水、空氣和陽光，這三樣東西一直被認爲是大自然賦予每個人最平等的禮物。在中國霧霾日趨嚴重之時，霧霾已不僅僅是環境問題，逃離霧霾似乎會促發中國第四次移民潮。
美國國家簽證中心（National Visa Center，NVC）的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11月1日，在NVC註冊並等候綠卡排期的親屬移民和職業移民申請人數超過436萬，其中中國大陸出生者逾25萬人。
這麼多人喜歡美國，美國除了好水、好空氣和好陽光外，還有什麼好的吸引力？
一、教育環境好，利於子女成才
衆所周知，歷年來美國教育一直居於世界領先地位，而且美國擁有很多聞名世界的高等學府，每年申請美國留學的人數也在逐年遞增。成功申請移民美國的人士，其子女也可在用世界官方語言交流的環境下享受公立學校小學到中學的免費教育，更利於考入美國知名高等院校。
有這樣一句描述青島的老闆們移民的話：“青島10個老闆中有3個已經移民，有4個在移民的路上，還有3個打算移民。”有超過58%的投資移民表示：子女教育是他們移民的首要原因。相對於國外，國內的孩子整天在重複做一些他並不感興趣的計算題，整天處於壓抑中。學校和老師根本不教他們如何做人，只是一味地學習。從小在各種輔導班和學習作業的壓迫下，孩子已經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可貴的創造力。
而移民們希望他們的孩子移民後可以去探尋到內心的自由度，而不是急功近利，中國的教育體制缺乏人性化的考慮，現在很多老師都在課外辦學習班，提前講後面的課；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國內教育亞文化的影響下，過早學會察言觀色，說一些違心的場面話；他們希望這一代人在社會大環境下無法改變的悲哀，不要再將它延續到他們的孩子身上。比如，在國外讀大學，學習就不會再有那麼大的壓力，可以分出時間做點自己感興趣的事情。
一方面，外籍學校在孩子的幼兒園和小學教育中，更注重對於孩子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培養。西方式教育更傾向於把孩子教育成感情豐富，而且能夠學會真實表達真實的個人，而並非一味強調某些功課的應試成績，這種不那麼急功近利的教育，更容易讓孩子們擁有一個健康、快樂的童年。
另一方面，在國外，從小學到高中都是義務免費教育，即使是到了高等教育階段，孩子也可以自己申請學生貸款，以後再免息償還，即便一個孩子讀到博士，他也可以領取不低於正常工薪階層的薪資，就是說他即使是依靠讀書深造，都能養活自己
二、爲了國外健康的生活環境
大多數移民國外的企業家，很多都是喜歡上了國外的一種生活環境，更是爲了在國外“養老”。比如食品質量、空氣質量等都比國內要高。國內的食品安全問題一直是部分富豪的一塊心病，比如：關於牛奶中摻入三聚氰胺和關於地溝油的新聞屢禁不止。另一方面，國外的醫療體系更完善，很多有錢人願意花錢買健康。國外的醫療體系比國內要好，這個是一個無需爭論的事實。
有人曾這樣說：“在加拿大，國家比較成熟了，十幾年不變一變，哪裏死個人，都是天大的新聞。最受新聞歡迎的內容就是娛樂至死。政治也娛樂。在中國就不一樣了，天大的事都是小事。永遠想象不出能出什麼千奇百怪的事。在中國，變化太快，每天一個樣，每個新聞都讓人爆炸。”
美國作爲發達國家，對於環境污染治理方面也有着世界領先的高科技技術。而且在食品安全上，美國國家也有着嚴格的監管制度，美國居民大可不必爲生存環境和食品質量而擔心。
另外，移民美國意味着醫療和社會福利保障齊全的生活環境。美國不僅擁有世界上先進的醫療技術和設施，而且其社會福利保障也相當齊全，其中包括醫療服務、殘廢保險、退休及殘疾人子女教育補助金、社會安全福利金、失業救濟金以及對低收人家庭子女的津貼、對失業者的工作訓練補助以及學童營養等。
三、投資環境與安全因素
一位移民美國的朋友說其選擇移民的原因：
一、國內的投資環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讓，他讓投的不掙錢；
二、各種稅費太高；
三、現在貧富差距這麼大，說不定哪天又要均貧富，太沒有安全感了。
另外，國內的投資環境不好，很多都是要人際關係來解決，隱形的東西太多。爲了做成一筆生意，除了要在正常競爭秩序上勞心費神以外，還要另外動多少歪腦筋，才能得到本該屬於自己的利益。如果相關政策能夠更加完善，保護企業家的切身利益，競爭機制更加透明，減少潛規則帶來的不安全感，誰又願意背井離鄉？
與以往移民目的是追求財富相比，現在移民的人羣不是爲了簡單的生存需求而離開，他們要追求安全感。也許他們都很熱愛這個國家，也想在發財後爲國家做更大的貢獻，但渴望這個時代能儘快進行體制變革，給很多致富試圖思源的人創造更適宜生存的陽光、空氣、溫度和水。不然就有可能導致致富者人人皆有罪的杯具。首富黃光裕的鋃鐺入獄是耐人尋味的――誰的罪與罰更多呢？
社會仇富，政策又不穩定，有錢的人誰能有安全感呢？移民到了國外，可以享受到更爲安全的保護，無論是經商還是從事其他行業，資產相對來說，比較安全。有錢人也會擔心，自己的財富會不會被懷疑來路不明？
還有一個原因：很多人都有的“私有欲”，但是，這個想法在國內無法實現。比如想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譬如土地、房子。在國內，是無法滿足個人的這種“私有欲”的。“房子說到底是租的，土地也只有使用權。個人是沒有財富的完全支配權的，因爲，都是公有的。
而對於年輕人們來說，美國代表着廣闊的就業發展平臺。美國作爲世界領先的發達國家，學術教育和高科技技術發達，擁有衆多可供年輕人鍛鍊發展的就業發展平臺。
四、移民後的其它優惠
通過移民後的身份轉變，很多老闆在不放棄中國的掙錢機會的同時，還能獲得在發達國家的種種好處。比如，在拿到發達國家的身份以後，來去很多國家可以免簽證。
獲得外國國籍，或者拿到綠卡，對於富人們來說，也是一種非常便利的出入各國的方式。相比中國護照的13個免籤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新加坡的免籤數量分別爲125個、120個、130個和122個。
許多移居美國只爲持有綠卡、以便自由往返美中兩國的大陸新移民，數年後，都十分自然地希望申請加入美國國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護照享有的全球最高禮遇—-免簽證前往世界150多個國家。
華人有旅遊、探親、商務需要的國家基本上都在美國護照免簽證國家和地區名單附上。與此相反的是，目前持中國護照前往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甚至包括歸屬中國特區的香港、澳門等地，都要申請簽證或入境許可。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之七十二

于會泳終於當上了文化部長

一九七五年初，我到北京參加十屆二中全會的預備會議，討論四屆人大的議程和政府工作報告，醞釀本屆政府的組成名單。在預備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準備讓鄧小平出來擔任第—副總理，張春橋擔任副總理等，在軍隊方面，鄧小平擔任總參謀長，張春橋擔任總政治部主任，毛對鄧、張有兩個指示，對鄧的評介更高：“人材難得，政治思想強。” 本來，毛講得更簡略，是“人材難，政治強”。周恩來把它演繹成“人材難得，政治思想強。”毛對張春橋的評介是：“有能力。”比較簡略。 醞釀的結果，周恩來還是當總理，鄧小平第一副總理，接下來的副總理是張春橋等人。全會還沒有結束，一天，張春橋與馬天水、我、王秀珍談下屆政府組成的問 題，他說在政治局討論過國務院各部部長的名單，準備在四屆人大的一次會議上確定。討論到文化部長的名單時，周恩來總理說有人提名，仍由原文化部長沈雁冰（茅盾）擔任，張春橋和江青不贊成，理由是文化部是分工給張管的，他要管得起來。周總理在會上說：“那麼我不調徐景賢來，調朱永嘉來，還不行嗎？”當時， 朱永嘉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市寫作組一把手，又是姚文元指定的上海的《紅旗》雜誌組稿小組主要成員，是張，姚在上海很得力的筆樣子，張、姚都不捨得把朱永嘉調到北京去。最後，江青提名由於會泳當文化部長，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贊成，這樣就通過了。文化部部長名義上是歸一位副總理領導，當然最後是要請示總理的，但是，大家心裏都明白，這個部只能歸江青領導。道樣，于會泳由上海音樂學院的一名普通教師，因爲在搞樣板戲中緊跟江青、終於當上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部部長。

于會泳當了部長後，表示要與文藝黑線統治下的文化部決裂，不到文化部大樓辦公，他找了北京一個原東南亞國家駐華大使館的房子作爲辦公地點，他定好後，請我去參觀，喫飯。那天我去的時候，看到那個衚衕很寬，走到底是紅漆大門的一個大四合院，門裏是一條石板道，房間都整修一新，外面看是中式的琉璃瓦房，裏面是很考究的西式裝修，現代化的衛生設備一應俱全、還有暖氣。院子後面，走過月洞門是個大花園，裏面有石桌、石亭，綠樹，假山，風景很優美。于會泳陪我兜了園林後，就進入一個很精緻的餐廳，桌上已放好了酒菜，京劇演員楊春霞、齊淑芳一起來喫飯。于會泳很得意地告訴我：“這個大使館原來有一個特級廚師，最擅長做北京烤鴨，我接收大使館的時候，把這個廚師也一起接...接收下來了。”于會泳一興奮起來，就有點口吃。

喫烤鴨的時候，我故意問于會泳：“你這個部長是屬於國務院的，你今後請示工作，是找周總理呢，還是找張副總理？”于會泳不加思索，馬上就回答：“找江青同志。她有什麼意見，我再轉告他們。”以後，文化部長果然不找總理，連副總理也不找。只有江青不願管的時候，她就對於會泳說：“你去找你們的副總理春橋同志，他是分管你們的工作的嘛。”這時，于會泳纔會去找張春橋，但轉過頭來又會找江靑。張春橋也知道這裏面的錯綜複雜，懶得管。

于會泳當部長不久，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成電影《創業》，描寫大慶工人戰天鬥地的事蹟，當然也要涉及到石油戰線上的領導。電影拍好後，送北京審査，文化部部長、副部長等都在文化部小放映間裏審片，在座的還有《創業》的原創人員，如編劇張天民等。影片一結束，于會泳拍腿叫好，說：“這是一部難得的好影片！”他看完影片後，很快打電話給我，他說：“好消息好消息，有一部好影片！”他催促我在上海也要抓幾部好影片，當時，我正在上海抓電影《春苗》。

過了幾天，江青看片子了，她看了後大發雷霆，指責影片爲劉少奇評功擺好，把原石油部的領導也作爲劉少奇的干將一股腦兒地批進去了，姚文元也跟着指出影片有哪些嚴重問題。于會泳頓時傻了眼，他只好把“首長”的十點意見記下來，命令長春電影製片廠修改，否則不準放映。影片的編劇張天民不服氣，寫信給毛澤東。毛看了影片後，批示說： “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於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這個批示下達的同時，也下達了毛針對江青、張春 橋、姚文元有關反對經驗主義的批示。江青等人連續遭到毛的批評，馬上就縮回去了，只好由於會泳出面擔當否定《創業》的責任。

我與文化部的關係十分密切，對於會泳的工作大力支持，我配合他做了以下幾伯事：

第一，我配合他把全部的樣板戲拍成電視片和彩色影片，在全國放映。江靑一開始說要把樣板戲拍電視片，要原汁原味地在電視熒幕上拍攝實況演出的片子，連演員額頭上流汗的鏡頭也要拍下來，我們完全忠實地執行了她的指示。電視片畢竟不很清晰，而且又是黑白的，江靑又提出要拍彩色影片，於是，在北京、上海將樣板戲都拍成彩色影片。八部樣 板戲以後的《龍江頌》，《杜鵑山》、《盤石灣》等也拍成彩色影片。

第二，幫助他完成一些新的創作，或是一齊搞劇本，或是支持他，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如京劇《杜鵑山》，《盤石灣》，芭蕾舞劇《草原小姐妹》、《紅嫂》，鋼琴協奏曲《黃河》、《戰颱風》，交響樂《智取威虎山》等。
第三，根據毛澤東的要求，在上海文化俱樂部，召集些老藝人和水平比較高的老票友，演傳統京劇、老戲。當時，毛澤東多病，希望在北京看一些老的傳統京劇曲藝節目，我們在上海組織班子，專門給他拍成彩色紀錄片，對外不說是爲毛澤東拍片，而是說爲了搶救傳統遺產。這樣，拍了一系列的京劇、曲藝的彩色紀錄片。

第四，根據毛澤東和江靑下達的任務，我恢復了上海電影譯製片廠，翻譯了《簡愛》、《巴黎聖母院》、《鴿子號》、《瑞典女王》等，《瑞典女王》是好萊塢演員嘉寶主演的，毛澤東對嘉寶的演技很欣賞，這部影片是特地爲毛譯製的，還有什麼《鐵道兒童》，兒童片、江青看了後，主張中國也要拍兒童片，後來就拍了《閃閃的紅星》。

第五，張春橋到上海來， 我陪他參觀了上海電影製片廠，那天張春橋傳達了江靑的指示，原話是：“給我拉出一個廠子來。”我接受江青的指示後，重組了上海電影製片廠，先是練兵，拍了 兩個小故事片：《一副保險帶》、《無影燈下送銀針》，接下來就拍大的影片，在全國打得響的先是《火紅的年代》（一九七四年），後來又拍了《第二個春天》、 《戰船臺》、《難忘的戰鬥》，《歡騰的小涼河》等，重拍了《渡江偵察記》、《年靑的一代》，這兩部過去都是黑白片，重拍成彩色片。還拍了一些兒童片，如 《阿夏河的祕密》、《小將》，反映當時的教育革命的。

第六，在出版方面，重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圖書。當時的上海市委寫作組主編出版了《朝霞》雜誌和《朝霞》叢書，還搞了《外國文藝摘譯》等。

第七，在上海恢復了上海音樂學院，上海戲劇學院，比較早的招收學生。另外，還按照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上海辦了“‘五.七’京劇訓練班”，“‘五?.七’舞蹈訓練班”、“‘五.七’音樂訓練班”等，培養了一批京劇演員、芭蕾舞演員、音樂演奏員，當時的意圖是培養樣板戲的接班人。

一九七五年，“批鄧”和 “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後，于會泳兩次向我傳達了江青的指示，要大寫批判“走資派”的作品，要寫更高級別的“走資派”，更能體現出黨內的兩條路線鬥爭，上海抓緊把影片《春苗》拖上去，《春苗》搞了好幾年，原來是不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我一看不行，決定在裏面要反映文化大革命，編劇改了幾次還不行，我就叫寫作 組下面的電影小組專門修改，花了很多功夫後送到我這裏，我還是不滿意，最後，我不顧自己正在發偏頭痛，抱病修改，把杜文傑這個基層衛生院的院長說成是從上到下都有一條黑線串起來的“走資派”，上到衛生部，下到衛生院，大大加強了同“走資派”鬥爭的內容。我指定謝晉當導演。《春苗》在全國公映後，“反撃右傾翻案風”更猛烈了。于會泳指示文化部的寫作班以“初瀾”的筆名在《紅旗》雜誌發表文章，肯定《春苗》，批判鄧小平，上海的另一部電影《歡騰的小涼河》，也 是我決定在影片中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的，于會泳在文化部審片時說，配合得緊，配合得及時。

《春苗》公映後，于會泳從毛遠新那裏得到重要情報，說鄧小平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沒看完就大叫“極左！極左！”離席而去。當時，中央已開過打招呼會議，毛澤東已發動批鄧，我們感到這個材料好極了。在初瀾的文章裏第一次把這件事拋出來，以後把它作爲批鄧的重要材料，與“走資派還在走”聯繫起來，大批了一通。

一九七六年初，我們去京參加中央召開的打招呼會。在一次飯桌上，毛遠新要于會泳積極支持遲羣、謝靜宜拍一部反映清華、北大教育革命、反擊“走資派”的電影，後來，毛遠新和于會泳一起到京西賓館看望我們，在馬天水住的套間裏又強調了這一點。于會泳極力支持他們，從討論劇本一直到拍攝，最後完成電影《反擊》。這樣，我們在“批鄧，反 擊右傾翻案風”的過程中，連續作戰，打了好幾仗。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於會 泳有一天打電話告訴我，他要作爲中國文化代表團團長率團訪問阿爾巴尼亞。十月六日，“四人幫”已被捕，但我們都不知道，十月七日，馬天水被中央找到北京去了。馬天水走以前，找我和王秀珍商量分析有什麼情況，但我們都估計不出來。那天深夜十二時左右，我打電話給於會泳，問他北京有些什麼動向，他說，今天下午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吳慶彤通知他，中國文化代表團不出訪了，是華總理決定的，于會泳覺得很奇怪。我說，中央突然把馬天水找去開會，但內容沒有告訴我們，也不 知道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我們在電話里約好要多聯繫，我說：“於部長，你有什麼消息要及時告訴我。”十月八日那天晚上，我們不斷找王洪文、張春橋、姚文 元，但都找不到。那兩天裏面，于會泳和劉慶棠連續向上海打電話，我也要祕書給他們打電話。他們說，“首長”找不到了，我感到很緊張：我告訴他們，上海與 王、張、姚也聯絡不上。于會泳他們最後一次給我們的電話出了暗語：“我們幾個都生病了。”

一九七七年，我在離職反省、隔離審查的時候，看到《人民日報》刊登一篇批判于會泳的文章，說他“罪有應得，死存餘辜”。我看後就估計他已經死了。直到後來，我才知道：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于會泳在接受批鬥期間，在文化部的隔離審查地點，偷服了廁所裏的消毒藥水，自殺身亡。他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唯一的一任文化部部長的生涯。

網編：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