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共产资本家的乏走狗?

201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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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集团总裁王健林。(AFP)
万达集团总裁王健林。(AFP)

【共产党早已成为中国大陆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僚们早已是资本家了。中共来个入党做官,让天下企业家(资本家)均加入极权主义集团中,加强官商勾结,强化腐败政治,党商一家,天下岂不更极权、更“隐固”!】

魏京生

“乏走狗”一词源自鲁迅与梁实秋上世纪30年代的笔战中的一篇杂文的大标题【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看似文不对题。王健林,一度的中国首富资本大鳄,怎么倒过来成了资本家的狗了呢?这共产资本主义又是怎么回事儿?

让我们细细道来。

《纽约时报》:   万达、乐视、融创、复星、海航等几家近年来在海外频繁大手笔并购和投资的巨头企业,最近受到了中国当局的敲打…而在过去,其海外并购和投资一直受到政府鼓励和扶持。这除了反映中国严峻的金融状况外,也暴露出这些巨头企业和中国政府扯不清的隐秘关系…今年以来,几个顶级富豪相继出事。除了逃亡在外的郭文贵外,股市大鳄肖建华、安邦掌门人吴小晖、地产商人黄如伦先后遭中国政府调查,舆论将之与中共十九大挂起钩来,认为是习近平在十九大前要对权贵资本开刀……

美妙如斯,纯洁如斯啊!果真是这样吗?

 

我们首先将【读报补丁】移到卷首……

 

【读报补丁】

《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 【中国人权】 作者 程晓农 2016年06月22日(摘录)

中国的私有化始自1997年下半年,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国企改组后上市、管理层持股、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由于这些企业资产规模庞大,管理层无法独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动用公款购买企业股份送给管理层干部,同时也用送股份的办法贿赂那些有权批准企业上市的政府部门官员及其家属,形成利益共谋。这些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不花任何成本,便成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总经理或常务董事之类,跻身于富人行列。

中国的私有化完成之后,究竟哪些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根据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大约50%到60%的企业都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这种“国企改制”几乎就是企业管理层伙同其上级(地方政府官员)和红二代们对国有资产的公开瓜分和掠夺。

自从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以来,中国模式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化公为私的改革过程中,红色家族及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及其家属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大房产主、巨额金融资产所有者这样的资本家。他们积聚财富的过程充满了肮脏与犯罪,既需要红色政权保护其财产和生命安全,也需要通过政府垄断的行业继续聚敛更多的财富。因此,他们是中国现行体制的坚定支持者,而不是民主化的促进者。

中共的红色权贵们在短短的20到30年内如何从一无所有变成巨富家族群,这是共产党资本家们发财的秘诀,也是理解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和判断中共利益集团未来政治走向选择的指南。简单来说,这个秘诀和指南就是,不法侵吞国产,垄断重要行业,操控政策获利,维持专制统治。不法侵吞国产,是指中共的经济管理精英们利用国企私有化过程,或者直接侵吞中小国有企业的资产,或者无偿获取上市大国有企业的股份;垄断重要行业是指,保留国有大企业在金融、能源、电力、交通、电信等行业的垄断地位,让红色精英或红二代占据这些大企业的要津......

摘录自【纽约时报】《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寻找万达帝国背后的神秘股东》

现年33岁的杨欣是中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持有大连万达商业地产(简称万达商业)逾6亿美元(约合37亿元人民币)的股份,万达商业是王健林的万达集团下属的商业地产公司。

根据报给政府的企业记录,杨欣是拥有大量万达股份的几位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亲属及其商业伙伴之一。杨欣是自己堂兄弟王兆国的外甥女,王兆国在2003至2013年间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潘永斌被列为北京一家公司的唯一股东,该公司于2007年向大连合兴投资了约16万美元,王健林用大连合兴作为自己企业的主要持股公司。这笔投资后来转化为万达房地产子公司的股份,截至周一,市值已超过2.5亿美元。他的公司提交给政府以及在线数据库的记录都对公众开放,记录显示,公司地址在北京市中心标志性的、巧克力色的中信国际大厦的顶层。公司董事长李伯潭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

现年50岁的金怡是2009年有机会获得万达股份的为数不多的投资者之一。那些股份如今的市值已超过2.5亿美元。她的身份证上...提供的地址在柳林,中国北方省份山西的一个煤矿小镇...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户口登记簿中,没有找到一位姓金的人。但是,通过一次记录检索可以找到另一家公司,股东之一也叫金怡...那是北京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只有另外两名股东。一位叫段伟红,她是有名的女商人,她的公司泰鸿集团是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母亲及其他亲属用来持有一家保险公司股份的投资工具。另一名股东在公司记录中用的名字是常丽丽(Lily Chang),这是温家宝女儿温如春用过的别名。

通过仔细查阅公司向政府机关提交的文件,时报发现在2007年至2011年之间,有过数宗这样的投资。那时万达还未上市,极少向外界出售股份。早期获得机会买到该公司股份的人当中,有一位是齐桥桥。她是一位活跃的投资者,也是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2013年10月,她已经将持有的万达股份出售或转让给了一位长期的商业伙伴。)

王健林的父亲是一名老战士,参加过共产党具有传奇色彩的长征。退役后,王健林在东北的港口城市大连找到了一份政府工作。当1988年被调到一个日渐衰败的国有住宅楼开发公司时,他的机会来了。在一名老战友的帮助下,他得到了一笔贷款,并让公司扭亏为盈。1992年,公司重组,成为中国首批股份制公司之一...王健林领导该公司实现私有化,并成为其大股东。

“从党的角度来看,王健林是个完美的工具,”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说...王健林之所以是一个有效的工具,部分原因在于他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了...他的院线在2012年购买了AMC公司位于美国的4000多块银幕之后,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连锁影城......

中共中央委员会在2011年10月发表的一份决定中提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这个纲领性文件之后”,万达“就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学者张丽华表示。

一些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有联系的投资者,得以在早期参与万达的行动。记录显示,2010年12月,贾庆林女婿的投资公司收购了万达旗下连锁影城价值900万美元的股份...这些股份已经升值到1.31亿美元。

记录显示,同月还有另一笔早期投资,投资方是私募股权公司新天域资本(New Horizon)管理的一家投资基金。新天域是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联合创办的。这些股权目前价值为5.26亿美元。

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

当体制内红二代资本巨鳄第一桶金的乱伦通奸淫窟被装修成灯火阑珊的爱情童话城堡,王健林的下场,无疑是顺理成章的。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七十六



毛远新、李先念告邓小平的状


王洪文在上海一住就是几个月,“八.一”建军节,他没有回北京,“十.一” 也在上海过。“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他也没有去。后来,传达了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他说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 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科技队伍也要整顿。我们看来,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邓小平的连续讲话,使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起来的人都不满意。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看到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后,大有意见,在一九七五年国庆前后,他从辽宁到全国几个地方走了一圈,到北京后,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他说:“今年以来,在省级工作感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似乎比一九七二年批极左还要凶些,我担心中央出覆。”毛泽东很同意毛远新的看法,他说“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三七 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还说:“邓小平是代表一批被打倒过的老干部说话的。他对文化大革命不是支持的,是持否定态度的。”毛泽东要毛远新当面找邓小平谈一谈,同时要汪东兴和陈锡联一起参加。

关于毛远新当面找邓谈话的情况,后来在一九七六年初的“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他在京西宾馆马天水的套间里向我们作了详细的叙述:毛远新找邓谈话,把邓的讲话中的问题都指出来, 但邓不服贴,邓说:“远新同志啊,照你这么说,我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啰!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不好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 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可以想一想嘛。”毛远新说:“不错、你搞的就是修正主义!”毛远新在向我们叙述这次交锋时,很激动,又显得很神气,讲着讲着站起 来,左手插在腰里,右手朝前伸,一个指头做着指向邓小平的样子:“你就是修正主义!”样子非常咄咄逼人,他平时也很傲气,可以想象那天他和邓小平的谈话是 两个“钢铁公司”碰在一起了。

过了两天,毛泽东提议政治局讨论如何统一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书面决议,肯定文革的成绩。当然,也要指出文革的不足,但是,据张春桥告诉我说,邓小平拒绝作 这个决议,邓小平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写这个决议是不合适的。”当时,毛远新是毛泽东的联络员,每一次政治局讨论的情况, 都由他转达,邓小平的态度,大大地得罪了毛泽东,后来毛远新传达了毛的十二条指示,其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毛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对邓的批评越 来越尖鋭了。

但是,并非所有的老同志都是如此,比如政治局里资格很老的李先念,当时不但不要求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而且是首先提出“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员之一,向毛作了汇报,这是世人所 不知道的。到现在为止,我看了很多文章,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李先念也向毛汇报过邓的问题,而这是王洪文亲口告诉我的。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七五年国庆节前后,有几批重要的外宾由李先念陪同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南海紫云轩的书房进接见外宾,会见结束,外宾离开后,李先念有单独与毛泽东谈话的机 会,他非常了解毛泽东是极其看重他本人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虽然毛泽东几次谈到文革的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这部分只占“三七”开的"三”, 实际上,讲“二八”开,或“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可能更符合毛的意愿。因为他始终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作为千秋大业来看的,从他临终前与政治局成员谈话中也可以看出来,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毕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解放全中国,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足见文化大 革命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和份量之重。这一点、李先念是应该充分体会到的,他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教训。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与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发过牢騒,作为“二月逆流”参与者,受过严厉的批判。但当时,李先念转得快,检讨得早,因而被毛泽东保了下 来。我参加过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届一中全会,毛泽东不仅保留了李的中央委员,还当场提名他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李先念非常感动,他当着全体中央委员的 面,向毛主席作了公开的检讨。我听了他的发言以后,感到他言辞很恳切,对参加“二月逆流”的事,心情也很沉重,九届一中全会以后,我在与张春桥、姚文元, 王洪文闲谈的时候,都认为他的态度不错,争取了主动,在卷进“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当中,他是态度最好的一个。他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在毛心目的位置,现在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国庆节,李先念听了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他根据毛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贯着法,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接待外宾后,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他对毛 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对邓小平讲话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视。一个毛远新,一个李先念,一老一少,不谋而合,共同对邓小平提出质疑,焦点问题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毛泽东绝不能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邓小平不愿做文革的书面决议后,毛被激怒了,他想通过一个什么突破口,把邓小平的问题揭示出来,机会终于给毛抓住了,他借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信发难,刘冰一连给毛写了两 封信,反映迟群和谢静宜在淸华担任领导后在思想、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迟群原是中央警卫局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长,派去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谢 静宜更是毛的人,她参军后,长期担任毛的机要员,后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刘冰的信由邓小平转送给毛,应该说也是很正常的,但毛认为不 寻常,他在信上批了:“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且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他写下六个字:“小平偏袒刘冰。”

这个批件下达后,政治局都很震动,一九七五年的十一月三日,政治局派吴德,纪登奎赶到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传逹毛的批示,迟群和谢静宜看到毛对他们的支持,就来劲了,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明为批刘冰,实际上矛头向上,引向教育部,引向邓小平。毛的批示下达后,清华大学有个政治部副主任叫吴伟煜,写了一篇大字报,叫《论走资派还在走》,一语道破了这场批判的底蕴,迟群看了吴伟煜的大字报非常高兴,要他连续写它十篇。

毛泽东问毛远新有关迟群 和谢静宜的情况,毛远新汇报说:“迟群和谢静宜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积极的。”毛泽东听后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吗?”毛还生气地说:“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还群身上。”迟群和谢静宜每天把开会和写大字报的情况直送政治局,上报 毛泽东。

这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看 到清华大学给政冶局的演示文稿后,非常兴奋,在北京曾有人问邓小平,王洪文到哪进去了?邓小平鼻子里哼了一声:“蹲点去了。”这话传到王洪文那里,他很恼 火。现在听到这些情况,感到机会来了,他赶快把我们找到东湖路七号招待所的会客厅,拿出清华大学的演示文稿给我们看,说毛已有批示了,我们鼓励他回去参加 战斗,他说再等几天,现在是清华大学在开常委扩大会,但是政治局是否开会,我还要看一看,又过了两天,他说政治局要开会帮助邓小平了,才正式离开上海。

在与上海小兄弟们的告别会上,酒过三巡,王洪文说“你们不知道啊,政治局分成好几派,中央的斗争是复杂、激烈的。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就可看出问题来了。”王秀珍怕他说漏嘴,赶 快扯扯他的衣角,说“喝酒,喝酒!干杯,干杯!”王洪文那天酒喝得多了,恨不得把心里的东西都倒出来:“今年七、八,九月,他们造江青同志的謡,造我的 摇,可凶啦!这次我回北京就是参加斗争去的。”那些小兄弟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他回北京一定有重大动作。

第二天,我和马天水、王秀珍把他送上回北京的专机,当天晚上,他就参加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会后,王洪文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赶紧给他收集邓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这样,上海市委的机器就开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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