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共產資本家的乏走狗?


2017.09.01
M0622-YF2-AFP.jpg 萬達集團總裁王健林。(AFP)

【共產黨早已成爲中國大陸的既得利益集團,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僚們早已是資本家了。中共來個入黨做官,讓天下企業家(資本家)均加入極權主義集團中,加強官商勾結,強化腐敗政治,黨商一家,天下豈不更極權、更“隱固”!】

魏京生

“乏走狗”一詞源自魯迅與梁實秋上世紀30年代的筆戰中的一篇雜文的大標題【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看似文不對題。王健林,一度的中國首富資本大鱷,怎麼倒過來成了資本家的狗了呢?這共產資本主義又是怎麼回事兒?

讓我們細細道來。

《紐約時報》:   萬達、樂視、融創、復星、海航等幾家近年來在海外頻繁大手筆併購和投資的巨頭企業,最近受到了中國當局的敲打…而在過去,其海外併購和投資一直受到政府鼓勵和扶持。這除了反映中國嚴峻的金融狀況外,也暴露出這些巨頭企業和中國政府扯不清的隱祕關係…今年以來,幾個頂級富豪相繼出事。除了逃亡在外的郭文貴外,股市大鱷肖建華、安邦掌門人吳小暉、地產商人黃如倫先後遭中國政府調查,輿論將之與中共十九大掛起鉤來,認爲是習近平在十九大前要對權貴資本開刀……

美妙如斯,純潔如斯啊!果真是這樣嗎?

 

我們首先將【讀報補丁】移到卷首……

 

【讀報補丁】

《中國模式:共產黨資本主義》 【中國人權】 作者 程曉農 2016年06月22日(摘錄)

中國的私有化始自1997年下半年,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國企改組後上市、管理層持股、職工股份化、與外資合資、與私企合資等。由於這些企業資產規模龐大,管理層無法獨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動用公款購買企業股份送給管理層幹部,同時也用送股份的辦法賄賂那些有權批准企業上市的政府部門官員及其家屬,形成利益共謀。這些國企幹部和政府官員不花任何成本,便成爲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總經理或常務董事之類,躋身於富人行列。

中國的私有化完成之後,究竟哪些人成爲企業的所有者?根據兩個全國性抽樣調查的數據,大約50%到60%的企業都由企業管理層私人擁有...這種“國企改制”幾乎就是企業管理層夥同其上級(地方政府官員)和紅二代們對國有資產的公開瓜分和掠奪。

自從馬克思創立共產主義學說以來,中國模式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在化公爲私的改革過程中,紅色家族及共產黨的各級官員及其家屬搖身一變,成爲企業家、大房產主、鉅額金融資產所有者這樣的資本家。他們積聚財富的過程充滿了骯髒與犯罪,既需要紅色政權保護其財產和生命安全,也需要通過政府壟斷的行業繼續聚斂更多的財富。因此,他們是中國現行體制的堅定支持者,而不是民主化的促進者。

中共的紅色權貴們在短短的20到30年內如何從一無所有變成鉅富家族羣,這是共產黨資本家們發財的祕訣,也是理解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和判斷中共利益集團未來政治走向選擇的指南。簡單來說,這個祕訣和指南就是,不法侵吞國產,壟斷重要行業,操控政策獲利,維持專制統治。不法侵吞國產,是指中共的經濟管理精英們利用國企私有化過程,或者直接侵吞中小國有企業的資產,或者無償獲取上市大國有企業的股份;壟斷重要行業是指,保留國有大企業在金融、能源、電力、交通、電信等行業的壟斷地位,讓紅色精英或紅二代佔據這些大企業的要津......

摘錄自【紐約時報】《萬達帝國王健林:遊刃於商業與權貴之間》《尋找萬達帝國背後的神祕股東》

現年33歲的楊欣是中國最富有的女人之一,持有大連萬達商業地產(簡稱萬達商業)逾6億美元(約合37億元人民幣)的股份,萬達商業是王健林的萬達集團下屬的商業地產公司。

根據報給政府的企業記錄,楊欣是擁有大量萬達股份的幾位中國最高層領導人的親屬及其商業夥伴之一。楊欣是自己堂兄弟王兆國的外甥女,王兆國在2003至2013年間曾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潘永斌被列爲北京一家公司的唯一股東,該公司於2007年向大連合興投資了約16萬美元,王健林用大連合興作爲自己企業的主要持股公司。這筆投資後來轉化爲萬達房地產子公司的股份,截至週一,市值已超過2.5億美元。他的公司提交給政府以及在線數據庫的記錄都對公衆開放,記錄顯示,公司地址在北京市中心標誌性的、巧克力色的中信國際大廈的頂層。公司董事長李伯潭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的女婿。

現年50歲的金怡是2009年有機會獲得萬達股份的爲數不多的投資者之一。那些股份如今的市值已超過2.5億美元。她的身份證上...提供的地址在柳林,中國北方省份山西的一個煤礦小鎮...在當地政府部門...的戶口登記簿中,沒有找到一位姓金的人。但是,通過一次記錄檢索可以找到另一家公司,股東之一也叫金怡...那是北京的一家房地產公司,只有另外兩名股東。一位叫段偉紅,她是有名的女商人,她的公司泰鴻集團是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母親及其他親屬用來持有一家保險公司股份的投資工具。另一名股東在公司記錄中用的名字是常麗麗(Lily Chang),這是溫家寶女兒溫如春用過的別名。

通過仔細查閱公司向政府機關提交的文件,時報發現在2007年至2011年之間,有過數宗這樣的投資。那時萬達還未上市,極少向外界出售股份。早期獲得機會買到該公司股份的人當中,有一位是齊橋橋。她是一位活躍的投資者,也是中國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姐姐。(2013年10月,她已經將持有的萬達股份出售或轉讓給了一位長期的商業夥伴。)

王健林的父親是一名老戰士,參加過共產黨具有傳奇色彩的長征。退役後,王健林在東北的港口城市大連找到了一份政府工作。當1988年被調到一個日漸衰敗的國有住宅樓開發公司時,他的機會來了。在一名老戰友的幫助下,他得到了一筆貸款,並讓公司扭虧爲盈。1992年,公司重組,成爲中國首批股份制公司之一...王健林領導該公司實現私有化,併成爲其大股東。

“從黨的角度來看,王健林是個完美的工具,”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說...王健林之所以是一個有效的工具,部分原因在於他已經不再單純是一個房地產開發商了...他的院線在2012年購買了AMC公司位於美國的4000多塊銀幕之後,成爲了全球最大的連鎖影城......

中共中央委員會在2011年10月發表的一份決定中提到,“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要求“更加緊迫”。“這個綱領性文件之後”,萬達“就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北京的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學者張麗華表示。

一些與中共高層領導人有聯繫的投資者,得以在早期參與萬達的行動。記錄顯示,2010年12月,賈慶林女婿的投資公司收購了萬達旗下連鎖影城價值900萬美元的股份...這些股份已經升值到1.31億美元。

記錄顯示,同月還有另一筆早期投資,投資方是私募股權公司新天域資本(New Horizon)管理的一家投資基金。新天域是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聯合創辦的。這些股權目前價值爲5.26億美元。

正所謂狡兔死,走狗烹。

當體制內紅二代資本巨鱷第一桶金的亂倫通姦淫窟被裝修成燈火闌珊的愛情童話城堡,王健林的下場,無疑是順理成章的。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之七十六



毛遠新、李先念告鄧小平的狀


王洪文在上海一住就是幾個月,“八.一”建軍節,他沒有回北京,“十.一” 也在上海過。“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參加,他也沒有去。後來,傳達了鄧小平在這次大會上的講話,他說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 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科技隊伍也要整頓。我們看來,全面整頓,就是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鄧小平的連續講話,使我們這些在文革中起來的人都不滿意。

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看到鄧小平的一系列講話後,大有意見,在一九七五年國慶前後,他從遼寧到全國幾個地方走了一圈,到北京後,在中南海向毛澤東當面彙報,他說:“今年以來,在省級工作感到有一股風,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似乎比一九七二年批極左還要兇些,我擔心中央出覆。”毛澤東很同意毛遠新的看法,他說“文化大革命應該是三七 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毛還說:“鄧小平是代表一批被打倒過的老幹部說話的。他對文化大革命不是支持的,是持否定態度的。”毛澤東要毛遠新當面找鄧小平談一談,同時要汪東興和陳錫聯一起參加。

關於毛遠新當面找鄧談話的情況,後來在一九七六年初的“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他在京西賓館馬天水的套間裏向我們作了詳細的敘述:毛遠新找鄧談話,把鄧的講話中的問題都指出來, 但鄧不服貼,鄧說:“遠新同志啊,照你這麼說,我是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囉!說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搞了修正主義路線,不好說,從九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 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可以想一想嘛。”毛遠新說:“不錯、你搞的就是修正主義!”毛遠新在向我們敘述這次交鋒時,很激動,又顯得很神氣,講着講着站起 來,左手插在腰裏,右手朝前伸,一個指頭做着指向鄧小平的樣子:“你就是修正主義!”樣子非常咄咄逼人,他平時也很傲氣,可以想象那天他和鄧小平的談話是 兩個“鋼鐵公司”碰在一起了。

過了兩天,毛澤東提議政治局討論如何統一認識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書面決議,肯定文革的成績。當然,也要指出文革的不足,但是,據張春橋告訴我說,鄧小平拒絕作 這個決議,鄧小平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由我寫這個決議是不合適的。”當時,毛遠新是毛澤東的聯絡員,每一次政治局討論的情況, 都由他轉達,鄧小平的態度,大大地得罪了毛澤東,後來毛遠新傳達了毛的十二條指示,其中,我們最感興趣的是毛說:“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留在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牴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毛對鄧的批評越 來越尖鋭了。

但是,並非所有的老同志都是如此,比如政治局裏資格很老的李先念,當時不但不要求算文化大革命的賬,而且是首先提出“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員之一,向毛作了彙報,這是世人所 不知道的。到現在爲止,我看了很多文章,從來沒有人提到過李先念也向毛彙報過鄧的問題,而這是王洪文親口告訴我的。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七五年國慶節前後,有幾批重要的外賓由李先念陪同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在中南海紫雲軒的書房進接見外賓,會見結束,外賓離開後,李先念有單獨與毛澤東談話的機 會,他非常瞭解毛澤東是極其看重他本人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雖然毛澤東幾次談到文革的錯誤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但這部分只佔“三七”開的"三”, 實際上,講“二八”開,或“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可能更符合毛的意願。因爲他始終把發動文化大革命和反對修正主義,防止和平演變作爲千秋大業來看的,從他臨終前與政治局成員談話中也可以看出來,他把發動文化大革命作爲畢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解放全中國,把蔣介石趕到海島上去,足見文化大 革命在毛澤東心目中的位置和份量之重。這一點、李先念是應該充分體會到的,他在這個問題上有過教訓。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與李富春、陳毅、譚震林等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發過牢騒,作爲“二月逆流”參與者,受過嚴厲的批判。但當時,李先念轉得快,檢討得早,因而被毛澤東保了下 來。我參加過一九六九年黨的九屆一中全會,毛澤東不僅保留了李的中央委員,還當場提名他當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李先念非常感動,他當着全體中央委員的 面,向毛主席作了公開的檢討。我聽了他的發言以後,感到他言辭很懇切,對參加“二月逆流”的事,心情也很沉重,九屆一中全會以後,我在與張春橋、姚文元, 王洪文閒談的時候,都認爲他的態度不錯,爭取了主動,在捲進“二月逆流”的那幾個人當中,他是態度最好的一個。他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在毛心目的位置,現在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國慶節,李先念聽了鄧小平的一系列講話,他根據毛對文化大革命的一貫着法,覺得應該表明自己的態度,接待外賓後,在毛澤東的書房裏,他對毛 說:“最近,有一些講話,我覺得有問題,味道不對,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對鄧小平講話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視。一個毛遠新,一個李先念,一老一少,不謀而合,共同對鄧小平提出質疑,焦點問題是在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上。毛澤東絕不能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鄧小平不願做文革的書面決議後,毛被激怒了,他想通過一個什麼突破口,把鄧小平的問題揭示出來,機會終於給毛抓住了,他藉着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的信發難,劉冰一連給毛寫了兩 封信,反映遲羣和謝靜宜在淸華擔任領導後在思想、作風等方面的問題,遲羣原是中央警衛局八三四一部隊宣傳科長,派去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謝 靜宜更是毛的人,她參軍後,長期擔任毛的機要員,後擔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兼北京市委書記。劉冰的信由鄧小平轉送給毛,應該說也是很正常的,但毛認爲不 尋常,他在信上批了:“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羣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而且針對鄧小平轉信這件事,他寫下六個字:“小平偏袒劉冰。”

這個批件下達後,政治局都很震動,一九七五年的十一月三日,政治局派吳德,紀登奎趕到清華大學,召開黨委擴大會,傳逹毛的批示,遲羣和謝靜宜看到毛對他們的支持,就來勁了,連續召開常委擴大會,明爲批劉冰,實際上矛頭向上,引向教育部,引向鄧小平。毛的批示下達後,清華大學有個政治部副主任叫吳偉煜,寫了一篇大字報,叫《論走資派還在走》,一語道破了這場批判的底蘊,遲羣看了吳偉煜的大字報非常高興,要他連續寫它十篇。

毛澤東問毛遠新有關遲羣 和謝靜宜的情況,毛遠新彙報說:“遲羣和謝靜宜在執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線上是比較積極的。”毛澤東聽後說:“遲羣不能走,遲羣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嗎?”毛還生氣地說:“他們罵遲羣,實際上是反對我,可又不敢,就把氣發到還羣身上。”遲羣和謝靜宜每天把開會和寫大字報的情況直送政治局,上報 毛澤東。

這時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看 到清華大學給政冶局的演示文稿後,非常興奮,在北京曾有人問鄧小平,王洪文到哪進去了?鄧小平鼻子裏哼了一聲:“蹲點去了。”這話傳到王洪文那裏,他很惱 火。現在聽到這些情況,感到機會來了,他趕快把我們找到東湖路七號招待所的會客廳,拿出清華大學的演示文稿給我們看,說毛已有批示了,我們鼓勵他回去參加 戰鬥,他說再等幾天,現在是清華大學在開常委擴大會,但是政治局是否開會,我還要看一看,又過了兩天,他說政治局要開會幫助鄧小平了,才正式離開上海。

在與上海小兄弟們的告別會上,酒過三巡,王洪文說“你們不知道啊,政治局分成好幾派,中央的鬥爭是複雜、激烈的。從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就可看出問題來了。”王秀珍怕他說漏嘴,趕 快扯扯他的衣角,說“喝酒,喝酒!乾杯,乾杯!”王洪文那天酒喝得多了,恨不得把心裏的東西都倒出來:“今年七、八,九月,他們造江青同志的謡,造我的 搖,可兇啦!這次我回北京就是參加鬥爭去的。”那些小兄弟聽他這麼一說,知道他回北京一定有重大動作。

第二天,我和馬天水、王秀珍把他送上回北京的專機,當天晚上,他就參加幫助鄧小平的會議。會後,王洪文打電話給我們,叫我們趕緊給他收集鄧在各種會議上的講話材料,這樣,上海市委的機器就開動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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