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人的武汉 偷人的长江

2017-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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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林飞阳的横幅。(Public Domain)
寻找林飞阳的横幅。(Public Domain)

9月27日,一则内容为“几十名大学生神秘消失在武汉”的文章在网上流传。该文章称,在武汉,有林飞阳等几十名大学生失踪,至今未被找到。9月28日,武汉警方发布通报称,据撰写并发布该文章的王某交代,文章根据林飞阳父亲的要求和网络搜索的结果而写,对其中的数据和内容未经核实,有的系自己杜撰。目前,王某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事实上,林飞阳失踪案是在拖了1年半有余,被逼成了被告并败诉之后,当地警方才于今年7月被迫立的案。

武汉丢人事件闹大了之后网民的智慧:失踪学生没找到,发帖的全找到了。

推友苍山独厚有言:必须给武汉警方点个赞,失踪的学生(无论有几个)虽然没有找到,但曝光此事的发帖者还是立即被他们逮到了!我只问两件事—— 1、究竟有没有失踪的学生或者人口,确定的有几人? 2、传闻中的“不对成年人失踪立案”,有,还是没有?

武汉丢人多了去了!窃以为别只盯着学生,大名鼎鼎的武汉籍中国民主党党魁秦永敏的妻子赵素利,失踪超过两年半,警方至今拒不立案。上述“传闻中武汉警方不对成年人失踪立案”,莫非因赵女之噎而废食?

【读报补丁】

《寻找儿子林飞阳的500天》 新京报  2017年4月18日

这是一台在武汉街头已小有名气的“寻子车”。从2015年12月起,近500天以来,这台车的主人、林飞阳的父亲林少卿每天穿梭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吃住都在车上,度过漫长的寻子生活。

2015年11月26日,正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林飞阳突然乘飞机到达武汉,之后失踪。

林飞阳订票邮箱显示,这张机票经过多次改签。先是11月18日,后来改到了2016年1月17日,但中国南方航空提供的信息显示,林飞阳的实际回国时间却是2015年的11月25日。莫斯科到武汉没有直达飞机。林飞阳当天乘坐的飞机是从莫斯科经停离家近的广州,再到的武汉。林少卿想不通,为什么林飞阳要去武汉。林飞阳在武汉只有一个小学同学,事后这位同学表示,林飞阳也没有去找她。知道了林飞阳的行踪后,林少卿急忙赶到武汉。12月4日,在武汉天河机场航站楼派出所,林少卿终于从监控录像中看到了林飞阳的身影。不过,林飞阳的样子有些奇怪。一份林少卿事后起诉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的判决书显示,林飞阳下了航班后,躲在武汉天河机场安检口不愿出来,看起来“精神状态异常”、“怀疑有人跟踪”,因此被带到机场航站口派出所值班室,休息了10分钟。后来,民警告诉他机场大巴的位置,他走向机场大巴和出租车停车区,随后消失在监控盲区。

看到这段监控录像时,林少卿已有3个多月没有见到儿子了。他不记得儿子有什么精神状态的异常,只是想起,给儿子打电话的前一周左右,林少卿妻子突然接到林飞阳远在莫斯科的电话,他有点慌张地问:“我爸是不是被绑架了?我怎么打不通他的电话?”

为了找到儿子,林少卿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组织亲戚朋友在武汉发寻人启事。一个月后,寻人启事终于发到了那天搭载林飞阳的出租车司机手里。这位司机回忆,那天上车后的林飞阳神色紧张、没有目的地,“只说去方便住宿和吃饭的地方。”司机沿着机场高速往武汉市区走,最后把他放在了常青五路的杨汊湖菜市场附近。杨汊湖菜市场属于武汉姑嫂树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在姑嫂树派出所,民警为林少卿调取了监控。林飞阳下车约半小时后,出现在了监控里。他沿着常青五路“轧马路”,晚上7点零8分慢步走进了武汉市委党校,两分钟后,他换了一套黑色衣服后出来,步行离开。3月31日,新京报记者曾前往武汉市委党校,按照林飞阳当时的路线步行两分钟,但那条路线是党校内的一条车道,往返两分钟仅能走到车道的拐弯处。晚7点38分,林飞阳出现在常青五路和常青路交叉口,在这里,他徘徊了几分钟,往附近的一个公交站走去。那是一个有100多趟公交车的公交枢纽。彼时,林少卿希望能调取当晚那个时间段的公交监控,但是,公交公司告诉他,没有警方出示调查证明或者当面来调查,公交公司不会提供这份监控视频。

不得已,林少卿回到了姑嫂树派出所。但警方答复是,没有上级领导批示,开不了这份协查通知书。在2016年1月5日,按照相关规定,警方将林飞阳列入了失踪人口管理库,并提取了林少卿的DNA入库。

如今,公交枢纽那天的监控录像早已被覆盖,林飞阳也再无线索。

新的动静也会在不经意间出现,他曾经发现,林飞阳有一个YY账号,2015年12月3日修改了密保邮箱。2016年3月11日上午,林少卿在拨打林飞阳的手机时,电话突然通了,但是没有人接。新的两条线索曾让林少卿兴奋,但当他拿着这些线索到相关的通讯公司要求查看详细内容时,得到的答复却是,涉及隐私的信息不能对个人,只能对持有相关手续的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公开。他回到姑嫂树派出所,对方答复还是一样:查找YY邮箱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需要向上级部门请示。

寻子之路再次回到原点:没有公安机关的协助,林少卿仍然无法得到进一步的信息。4月1日,林飞阳失踪报警的接警单位——汉兴街姑嫂树派出所刑侦队民警曾告诉新京报记者,林飞阳失踪一事,够不上刑事立案标准。因为林飞阳失踪时,没有被绑架、被诈骗等犯罪事实,也没有相关的犯罪线索。另一位武汉市某派出所负责人也表示,正常成年男子失踪,没有刑事犯罪迹象的,“连案件都算不上,只能算事件。”

“他们已经是正常的成年人,有权利主导自己的行动,万一我们动用了刑事手段找到他,但他在另一个地方生活得好好的不愿意回来,我们也不会强制他,我们也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动。”上述民警说。据业内人士介绍,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只有公、检、法机关通过审查,符合“有犯罪事实”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条件的时候,才能批准立案,否则,不予立案。新京报记者从武汉市另外一些近几年失踪大学男生的家长处得知,他们的孩子无故失踪后,至今也都没有立案。“失踪大学生太多了,有些我们费力气去找了,过几天他们自己又回来了,这种例子太多了。”武汉市马房山派出所一位民警说。

2016年4月,林少卿将姑嫂树派出所所属的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告上了法庭,认为警方对林飞阳失踪一案的作为属于“行政不作为违法”。

2016年11月25日,法院一审判决公布,“原告诉请被告对其子林飞阳失踪案件未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责令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在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对林飞阳失踪一案报本单位主管领导审批后,移交刑侦部门登记受理”。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姑嫂树派出所刑侦部门依然没有正式登记受理林飞阳失踪一案,理由是按照判决书的要求,“正在等主管领导批示”。

“金钱面前,没有情”,是林飞阳失联前最后更新的日志。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八十

我替张春桥“做个伴”

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捕以后,上海就盛传:“徐景贤为张春桥找了个老婆。”

听说的人都感到奇怪:张春桥不是早就有老婆了吗?张春桥的老婆不是叫文静吗?怎么又给张春桥找了个老婆呢?

在各种场合,许多人向我 打听这件事的真相,可是我始终缄口不言,因为,当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到上海主持工作,当时我还没有失去自由,我便把这件事 的前后经过,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他们三人听了以后对我说,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对外讲出具体的当事人了。人命关天,这类事情处理得不好会出人命案 子的。我也觉得确实应该慎重对待,特别要对当事人负责,所以,我一直把这件事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我还关在监狱里,看到有一个作家为张春桥写的一本传记。他当然不肯放弃这段颇有吸引力的情节,可是他又打听不到真实的情况,于是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写了 进去。他写道,张春桥不打算“与文静离婚”,只是“需要一个伴”,“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 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护士……‘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这个作家把林彪,叶群为林立果“选美”的做法,移 植到了张春桥身上,这实在是一种很不严肃的写作态度。可是,当时我正身处囹圄之中,无法出来澄清事实。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不应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带进坟墓里去。我们不但要对历史负责,而且要如实地写出当时人们的心态,使后来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社会。因此,我决定说出事实的真相。

妻子的历史问题──张春桥的心病

张 春桥确实早就有妻子了,而且夫妻关系相当融洽,张春桥的妻子叫文静,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出生,年龄比张春桥大一岁,李淑芳是天津人,说一口门相当 标准的普通话,她的父亲,是天津大清银行的职员,以后又担任过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李淑芳在天津读书的时候,就加入过C?Y(共 产主义靑年团)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来到晋察冀解放区,进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第二年,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 担任宣传干事。李淑芳(文静)身高一米六十左右,比张春桥略矮一点,她皮肤黝黑,剪着齐耳短发,常戴一副浅黄色的玳瑁眼镜,一直是个女学生的打扮。

李淑芳当时喜欢写文章,而且写得一手男子气概的好字,她经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笔名是李岩、李若文。当时,张春桥也在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工作,两个人趣味相投,由相识而很快进人恋爱阶段。此时,张春桥二十六岁,李淑芳二十七岁。

一 九四三年十二月,正当张春桥和李淑芳的恋爱进入到“白热化”的时刻,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地区发动了大扫荡。张春桥和分局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一起,隐蔽到河北 平山、阜平一带的山沟里;至于当时已经调到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的李淑芳,却在一个大雪天的早上,落到了突然进村的日本侵略军的手里。

李 淑芳被押到石家庄,关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为了苟活,她向日本侵略军自首了,日军为了利用已经投诚的女共产党员,吸收李淑芳进宣传班进行训练,让她对八路 军搞“心战”。她的上级是日本宪兵中尉矢野。于是,李淑芳留在石家庄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番号甲一四一七部队,既撰写反共宣传品,又上日本广播电台播音, 还参加宣传演出。她编写了《弃暗投明》、《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反共宣传文章和节目,污蔑中国的抗日军民,鼓吹“中日亲善”,沦落成了日 本帝国主义的喉舌和鹰犬。

时 隔不久,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八路军在华北大举反攻,驻石家庄的日军纷纷溃逃,把李淑芳她们抛弃了。正在阜平县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 张春桥,和中断了一年多联系的李淑芳,终于重新相会,张春桥安排李淑芳进了报社任编辑工作,从此,李淑芳正式改名为“文静”,并向组织上隐瞒了重大历史问 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张春桥和文静(改名为李淑芳)在张家口结为夫妻。

文静的这段历史,很快就被党组织掌握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不能重用向日本侵略者自首变节的人,而且,在后来的审干,肃反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受到了反复的审査,她的仕途前景黯淡。

然 而,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倒是节节上升,特别是随军进入上海以后,张春桥担任过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 辑、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长期在柯庆施的领导下工作,在石家庄时期、柯 就是张的老上级,解放以后,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张春桥写的文章得到过毛泽东的赏识,所以柯庆施 也对张刻意提携。

解放以后,文静一直郁郁不得志,在政治上被打入冷宫,她被安排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厅内部,做做调研工作,编编演示文稿。文革以前,我在市委工作时,唯一的一次看到文静抛头露面,就是在党员干部大会上给大家宣读中共中央文件:因为她的普通话讲得比较标准。

六 十年代初期,我在宣传部工作,当时新华社上海分社送来一份报告,建议任命文静为上海分社的副社长。可是,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知道文静有那段历史,觉得这 个任命要慎重对待,而且文静又是张春桥的妻子,宣传部不便表态,便把任命报告转报给市委。结果市委不予批准,文静仍旧当不了新华分社副社长。
长期以来,文静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

文革中文静给张春桥带来的麻烦

文革大潮兴起,张春桥当 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成为上海市的党政第一把手──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革命委员贪主任。文静自持成了上海的“第一夫人”,到处抛头露面。照理 说,像文静这样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老干部,在文革当中早就被宣布为叛徒,特务加以打倒了,可是因为有了张春桥这顶“保护伞”,没有人敢来揪她。而且她自己也 不思收敛,变得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文静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可是她却大摇大摆地出席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副市级)会议,发表意见;办公室发给市级领导的文件,她也有一份;原来的市委书记、老干部马天水出来主持工作,有时还要向文静请示商量。

文静习惯于对别人指手划 脚,盛气凌人,有一天晚上,她直接打保密电话给我,指责我“做出了连旧市委书记都不敢做的事”!究竟做了什么事呢?无非是我的秘书小张经过我的同意,给住 在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家属孩子们放了一场故事影片《海鹰》。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她却兴师问罪,关键在于:当时张春桥去了北京,而我决定在市委大院里放 映这场电影,事先没有向她这个“第一夫人”请示。

这种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反 常情况,持绩了一年多时间,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十二日,上海广大群众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出现了“张春桥的臭老婆文静是 大叛徒”的标语。与此同时,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的几个负责人,对李淑芳心存怀疑,从干部档案箱中偷偷地调阅了文静(李淑芳)的历史档案。

这些沉重的打击使张春桥 大为震惊,盛怒之下,他批准一举撤掉了组织组几个负责人的职务,改组了领导班子。同时,还同意王少庸的建议,让我带了康平路市委办公室的负责人,一起到外 滩市革委会组织组的档案库里去,当场取出文静等人的档案材料,加以包扎,贴上封条,带回康平路市委,交给当时主持自常工作的老干部王少庸,让他紧锁在自己 办公室的铁箱里。

可是,随着“抓叛徒”运 动的深人,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不断外泄。有一天,《解放日报》社给我送来一份报告,说是原报社的一名老干部随意对别人议论,扩散了文静的历史闾题,我把这 份报告当面交给张春桥过目,他十分恼火,恨恨地说:“这个人很坏!”又有一次,外地专门派人到上海来外调,调査当地一名女干部的历史,说她供出了当年和李 淑芳(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经过,当地来人要求找文静面谈证实。我觉得此事很棘手,就单独一个人到张春桥办公室去,把这份外调材料给他看了。张春桥面对这 份材料,满脸通红,沉默半晌,亮亮的前额上沁出了几颗汗珠,显得十分狼狈。过了一会儿,他悻悻地说—句:“不见了吧!”当面要我把外调材料退回去,拒绝让 文静与外调人员见面。

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终 于使张春桥意识到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将会给他招致极大的麻烦,他开始对文静采取制约的办法,不让她参加市里的领导层会议,不要她再管康平路办公室的事, 不许她抛头露面,可是,文静并不安分,她虽然表面上不再管事,背后仍想插手,不断施加影响。不过,这时王洪文,马天水和我对文静的问题,已经心中有数,对 张春桥的态度也有所了解,所以我们便对文静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方针。


(网编: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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