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人的武漢 偷人的長江


2017.09.29
11 尋找林飛陽的橫幅。(Public Domain)

9月27日,一則內容爲“幾十名大學生神祕消失在武漢”的文章在網上流傳。該文章稱,在武漢,有林飛陽等幾十名大學生失蹤,至今未被找到。9月28日,武漢警方發佈通報稱,據撰寫併發布該文章的王某交代,文章根據林飛陽父親的要求和網絡搜索的結果而寫,對其中的數據和內容未經覈實,有的系自己杜撰。目前,王某被處以行政拘留10日的處罰。

事實上,林飛陽失蹤案是在拖了1年半有餘,被逼成了被告並敗訴之後,當地警方纔於今年7月被迫立的案。

武漢丟人事件鬧大了之後網民的智慧:失蹤學生沒找到,發帖的全找到了。

推友蒼山獨厚有言:必須給武漢警方點個贊,失蹤的學生(無論有幾個)雖然沒有找到,但曝光此事的發帖者還是立即被他們逮到了!我只問兩件事—— 1、究竟有沒有失蹤的學生或者人口,確定的有幾人? 2、傳聞中的“不對成年人失蹤立案”,有,還是沒有?

武漢丟人多了去了!竊以爲別隻盯着學生,大名鼎鼎的武漢籍中國民主黨黨魁秦永敏的妻子趙素利,失蹤超過兩年半,警方至今拒不立案。上述“傳聞中武漢警方不對成年人失蹤立案”,莫非因趙女之噎而廢食?

【讀報補丁】

《尋找兒子林飛陽的500天》 新京報  2017年4月18日

這是一臺在武漢街頭已小有名氣的“尋子車”。從2015年12月起,近500天以來,這臺車的主人、林飛陽的父親林少卿每天穿梭在武漢的大街小巷,喫住都在車上,度過漫長的尋子生活。

2015年11月26日,正在莫斯科大學讀書的林飛陽突然乘飛機到達武漢,之後失蹤。

林飛陽訂票郵箱顯示,這張機票經過多次改簽。先是11月18日,後來改到了2016年1月17日,但中國南方航空提供的信息顯示,林飛陽的實際回國時間卻是2015年的11月25日。莫斯科到武漢沒有直達飛機。林飛陽當天乘坐的飛機是從莫斯科經停離家近的廣州,再到的武漢。林少卿想不通,爲什麼林飛陽要去武漢。林飛陽在武漢只有一個小學同學,事後這位同學表示,林飛陽也沒有去找她。知道了林飛陽的行蹤後,林少卿急忙趕到武漢。12月4日,在武漢天河機場航站樓派出所,林少卿終於從監控錄像中看到了林飛陽的身影。不過,林飛陽的樣子有些奇怪。一份林少卿事後起訴武漢市公安局江漢區分局的判決書顯示,林飛陽下了航班後,躲在武漢天河機場安檢口不願出來,看起來“精神狀態異常”、“懷疑有人跟蹤”,因此被帶到機場航站口派出所值班室,休息了10分鐘。後來,民警告訴他機場大巴的位置,他走向機場大巴和出租車停車區,隨後消失在監控盲區。

看到這段監控錄像時,林少卿已有3個多月沒有見到兒子了。他不記得兒子有什麼精神狀態的異常,只是想起,給兒子打電話的前一週左右,林少卿妻子突然接到林飛陽遠在莫斯科的電話,他有點慌張地問:“我爸是不是被綁架了?我怎麼打不通他的電話?”

爲了找到兒子,林少卿想到的第一個辦法,是組織親戚朋友在武漢發尋人啓事。一個月後,尋人啓事終於發到了那天搭載林飛陽的出租車司機手裏。這位司機回憶,那天上車後的林飛陽神色緊張、沒有目的地,“只說去方便住宿和喫飯的地方。”司機沿着機場高速往武漢市區走,最後把他放在了常青五路的楊汊湖菜市場附近。楊汊湖菜市場屬於武漢姑嫂樹派出所的管轄範圍。在姑嫂樹派出所,民警爲林少卿調取了監控。林飛陽下車約半小時後,出現在了監控裏。他沿着常青五路“軋馬路”,晚上7點零8分慢步走進了武漢市委黨校,兩分鐘後,他換了一套黑色衣服後出來,步行離開。3月31日,新京報記者曾前往武漢市委黨校,按照林飛陽當時的路線步行兩分鐘,但那條路線是黨校內的一條車道,往返兩分鐘僅能走到車道的拐彎處。晚7點38分,林飛陽出現在常青五路和常青路交叉口,在這裏,他徘徊了幾分鐘,往附近的一個公交站走去。那是一個有100多趟公交車的公交樞紐。彼時,林少卿希望能調取當晚那個時間段的公交監控,但是,公交公司告訴他,沒有警方出示調查證明或者當面來調查,公交公司不會提供這份監控視頻。

不得已,林少卿回到了姑嫂樹派出所。但警方答覆是,沒有上級領導批示,開不了這份協查通知書。在2016年1月5日,按照相關規定,警方將林飛陽列入了失蹤人口管理庫,並提取了林少卿的DNA入庫。

如今,公交樞紐那天的監控錄像早已被覆蓋,林飛陽也再無線索。

新的動靜也會在不經意間出現,他曾經發現,林飛陽有一個YY賬號,2015年12月3日修改了密保郵箱。2016年3月11日上午,林少卿在撥打林飛陽的手機時,電話突然通了,但是沒有人接。新的兩條線索曾讓林少卿興奮,但當他拿着這些線索到相關的通訊公司要求查看詳細內容時,得到的答覆卻是,涉及隱私的信息不能對個人,只能對持有相關手續的公安機關、法院、檢察院公開。他回到姑嫂樹派出所,對方答覆還是一樣:查找YY郵箱等涉及個人隱私的信息,需要向上級部門請示。

尋子之路再次回到原點:沒有公安機關的協助,林少卿仍然無法得到進一步的信息。4月1日,林飛陽失蹤報警的接警單位——漢興街姑嫂樹派出所刑偵隊民警曾告訴新京報記者,林飛陽失蹤一事,夠不上刑事立案標準。因爲林飛陽失蹤時,沒有被綁架、被詐騙等犯罪事實,也沒有相關的犯罪線索。另一位武漢市某派出所負責人也表示,正常成年男子失蹤,沒有刑事犯罪跡象的,“連案件都算不上,只能算事件。”

“他們已經是正常的成年人,有權利主導自己的行動,萬一我們動用了刑事手段找到他,但他在另一個地方生活得好好的不願意回來,我們也不會強制他,我們也要在法律允許範圍內行動。”上述民警說。據業內人士介紹,根據《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只有公、檢、法機關通過審查,符合“有犯罪事實”和“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兩個條件的時候,才能批准立案,否則,不予立案。新京報記者從武漢市另外一些近幾年失蹤大學男生的家長處得知,他們的孩子無故失蹤後,至今也都沒有立案。“失蹤大學生太多了,有些我們費力氣去找了,過幾天他們自己又回來了,這種例子太多了。”武漢市馬房山派出所一位民警說。

2016年4月,林少卿將姑嫂樹派出所所屬的武漢市公安局江漢區分局告上了法庭,認爲警方對林飛陽失蹤一案的作爲屬於“行政不作爲違法”。

2016年11月25日,法院一審判決公佈,“原告訴請被告對其子林飛陽失蹤案件未履行法定職責的理由成立”,“責令武漢市公安局江漢分局在判決書生效後十五日內,對林飛陽失蹤一案報本單位主管領導審批後,移交刑偵部門登記受理”。

新京報記者瞭解到,姑嫂樹派出所刑偵部門依然沒有正式登記受理林飛陽失蹤一案,理由是按照判決書的要求,“正在等主管領導批示”。

“金錢面前,沒有情”,是林飛陽失聯前最後更新的日誌。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八十

我替張春橋“做個伴”

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被捕以後,上海就盛傳:“徐景賢爲張春橋找了個老婆。”

聽說的人都感到奇怪:張春橋不是早就有老婆了嗎?張春橋的老婆不是叫文靜嗎?怎麼又給張春橋找了個老婆呢?

在各種場合,許多人向我 打聽這件事的真相,可是我始終緘口不言,因爲,當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蘇振華、倪志福,彭衝三人到上海主持工作,當時我還沒有失去自由,我便把這件事 的前後經過,向他們作了詳細彙報。他們三人聽了以後對我說,這件事情就到此爲止,不必再對外講出具體的當事人了。人命關天,這類事情處理得不好會出人命案 子的。我也覺得確實應該慎重對待,特別要對當事人負責,所以,我一直把這件事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裏。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 我還關在監獄裏,看到有一個作家爲張春橋寫的一本傳記。他當然不肯放棄這段頗有吸引力的情節,可是他又打聽不到真實的情況,於是把一些道聽途說的東西寫了 進去。他寫道,張春橋不打算“與文靜離婚”,只是“需要一個伴”,“要年輕、漂亮、有文化、有政治頭腦”,“徐景賢畢竟頭腦靈活,派人在上海醫學院物色對 象,藉口是給‘中央首長’挑選一名護士……‘對象’總算找到了,照片,檔案送往北京,張春橋也滿意了。”這個作家把林彪,葉羣爲林立果“選美”的做法,移 植到了張春橋身上,這實在是一種很不嚴肅的寫作態度。可是,當時我正身處囹圄之中,無法出來澄清事實。

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我覺得不應該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東西帶進墳墓裏去。我們不但要對歷史負責,而且要如實地寫出當時人們的心態,使後來的讀者進一步瞭解中國的政治和中國的社會。因此,我決定說出事實的真相。

妻子的歷史問題──張春橋的心病

張 春橋確實早就有妻子了,而且夫妻關係相當融洽,張春橋的妻子叫文靜,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出生,年齡比張春橋大一歲,李淑芳是天津人,說一口門相當 標準的普通話,她的父親,是天津大清銀行的職員,以後又擔任過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李淑芳在天津讀書的時候,就加入過C?Y(共 產主義靑年團)抗日戰爭爆發後,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二年,她來到晉察冀解放區,進人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黨校學習,第二年,分配到北嶽區黨委宣傳部 擔任宣傳幹事。李淑芳(文靜)身高一米六十左右,比張春橋略矮一點,她皮膚黝黑,剪着齊耳短髮,常戴一副淺黃色的玳瑁眼鏡,一直是個女學生的打扮。

李淑芳當時喜歡寫文章,而且寫得一手男子氣概的好字,她經常給《晉察冀日報》投稿,筆名是李巖、李若文。當時,張春橋也在北嶽區黨委宣傳部工作,兩個人趣味相投,由相識而很快進人戀愛階段。此時,張春橋二十六歲,李淑芳二十七歲。

一 九四三年十二月,正當張春橋和李淑芳的戀愛進入到“白熱化”的時刻,日本侵略軍對晉察冀地區發動了大掃蕩。張春橋和分局宣傳部的工作人員一起,隱蔽到河北 平山、阜平一帶的山溝裏;至於當時已經調到平山縣郭蘇區任區委宣傳委員的李淑芳,卻在一個大雪天的早上,落到了突然進村的日本侵略軍的手裏。

李 淑芳被押到石家莊,關進了日本憲兵司令部。爲了苟活,她向日本侵略軍自首了,日軍爲了利用已經投誠的女共產黨員,吸收李淑芳進宣傳班進行訓練,讓她對八路 軍搞“心戰”。她的上級是日本憲兵中尉矢野。於是,李淑芳留在石家莊日本憲兵特別警備隊,番號甲一四一七部隊,既撰寫反共宣傳品,又上日本廣播電臺播音, 還參加宣傳演出。她編寫了《棄暗投明》、《我們不再受騙》,《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反共宣傳文章和節目,污衊中國的抗日軍民,鼓吹“中日親善”,淪落成了日 本帝國主義的喉舌和鷹犬。

時 隔不久,隨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節節勝利,八路軍在華北大舉反攻,駐石家莊的日軍紛紛潰逃,把李淑芳她們拋棄了。正在阜平縣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 張春橋,和中斷了一年多聯繫的李淑芳,終於重新相會,張春橋安排李淑芳進了報社任編輯工作,從此,李淑芳正式改名爲“文靜”,並向組織上隱瞞了重大歷史問 題。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張春橋和文靜(改名爲李淑芳)在張家口結爲夫妻。

文靜的這段歷史,很快就被黨組織掌握了,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不能重用向日本侵略者自首變節的人,而且,在後來的審幹,肅反等歷次政治運動中,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受到了反覆的審査,她的仕途前景黯淡。

然 而,張春橋的政治地位倒是節節上升,特別是隨軍進入上海以後,張春橋擔任過上海市軍管會新聞出版處軍代表、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 輯、中共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市委常委、市委候補書記、文革前當上了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長期在柯慶施的領導下工作,在石家莊時期、柯 就是張的老上級,解放以後,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張春橋寫的文章得到過毛澤東的賞識,所以柯慶施 也對張刻意提攜。

解放以後,文靜一直鬱郁不得志,在政治上被打入冷宮,她被安排在康平路上海市委辦公廳內部,做做調研工作,編編演示文稿。文革以前,我在市委工作時,唯一的一次看到文靜拋頭露面,就是在黨員幹部大會上給大家宣讀中共中央文件:因爲她的普通話講得比較標準。

六 十年代初期,我在宣傳部工作,當時新華社上海分社送來一份報告,建議任命文靜爲上海分社的副社長。可是,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知道文靜有那段歷史,覺得這 個任命要慎重對待,而且文靜又是張春橋的妻子,宣傳部不便表態,便把任命報告轉報給市委。結果市委不予批准,文靜仍舊當不了新華分社副社長。
長期以來,文靜的嚴重政治歷史問題,成了張春橋的一塊“心病”。

文革中文靜給張春橋帶來的麻煩

文革大潮興起,張春橋當 上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又成爲上海市的黨政第一把手──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和上海市革命委員貪主任。文靜自持成了上海的“第一夫人”,到處拋頭露面。照理 說,像文靜這樣有政治歷史問題的老幹部,在文革當中早就被宣佈爲叛徒,特務加以打倒了,可是因爲有了張春橋這頂“保護傘”,沒有人敢來揪她。而且她自己也 不思收斂,變得飛揚跋扈,目中無人。

文靜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里沒有任何領導職務,可是她卻大搖大擺地出席市革委會領導成員(副市級)會議,發表意見;辦公室發給市級領導的文件,她也有一份;原來的市委書記、老幹部馬天水出來主持工作,有時還要向文靜請示商量。

文靜習慣於對別人指手劃 腳,盛氣凌人,有一天晚上,她直接打保密電話給我,指責我“做出了連舊市委書記都不敢做的事”!究竟做了什麼事呢?無非是我的祕書小張經過我的同意,給住 在康平路市委大院裏的家屬孩子們放了一場故事影片《海鷹》。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她卻興師問罪,關鍵在於:當時張春橋去了北京,而我決定在市委大院裏放 映這場電影,事先沒有向她這個“第一夫人”請示。

這種不符合組織原則的反 常情況,持績了一年多時間,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十二日,上海廣大羣衆掀起了“炮打張春橋”的浪潮,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裏,出現了“張春橋的臭老婆文靜是 大叛徒”的標語。與此同時,上海市革委會組織組的幾個負責人,對李淑芳心存懷疑,從幹部檔案箱中偷偷地調閱了文靜(李淑芳)的歷史檔案。

這些沉重的打擊使張春橋 大爲震驚,盛怒之下,他批准一舉撤掉了組織組幾個負責人的職務,改組了領導班子。同時,還同意王少庸的建議,讓我帶了康平路市委辦公室的負責人,一起到外 灘市革委會組織組的檔案庫裏去,當場取出文靜等人的檔案材料,加以包紮,貼上封條,帶回康平路市委,交給當時主持自常工作的老幹部王少庸,讓他緊鎖在自己 辦公室的鐵箱裏。

可是,隨着“抓叛徒”運 動的深人,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不斷外泄。有一天,《解放日報》社給我送來一份報告,說是原報社的一名老幹部隨意對別人議論,擴散了文靜的歷史閭題,我把這 份報告當面交給張春橋過目,他十分惱火,恨恨地說:“這個人很壞!”又有一次,外地專門派人到上海來外調,調査當地一名女幹部的歷史,說她供出了當年和李 淑芳(文靜)一起叛變投敵的經過,當地來人要求找文靜面談證實。我覺得此事很棘手,就單獨一個人到張春橋辦公室去,把這份外調材料給他看了。張春橋面對這 份材料,滿臉通紅,沉默半晌,亮亮的前額上沁出了幾顆汗珠,顯得十分狼狽。過了一會兒,他悻悻地說—句:“不見了吧!”當面要我把外調材料退回去,拒絕讓 文靜與外調人員見面。

這些接二連三的事件,終 於使張春橋意識到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將會給他招致極大的麻煩,他開始對文靜採取制約的辦法,不讓她參加市裏的領導層會議,不要她再管康平路辦公室的事, 不許她拋頭露面,可是,文靜並不安分,她雖然表面上不再管事,背後仍想插手,不斷施加影響。不過,這時王洪文,馬天水和我對文靜的問題,已經心中有數,對 張春橋的態度也有所瞭解,所以我們便對文靜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方針。


(網編: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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