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共記者會

2017年10月5日，郭文貴（中）在美國國家記者俱樂部召開全球首場記者會。（視頻截圖）

【這一輪核爆料蘑菇雲下驚惶失措的被污染人羣最常感受到的輿論衝擊波是：“受害者不但應當而且必要甚至必須給予施害者更多的理解、支持、庇護和包容，這是大局意識。”但是人們開始傾盡洪荒之力一次又一次濫施仁慈般的去理解去支持去庇護去包容一個習慣性病態撒謊者的後果是，謊言地堡的槍口卻在同一時刻扣動着污垢至極的暴戾扳機對與他同樣生來平等的被侮辱被欺凌被損害的老弱婦孺掃射出一排又一排浸透劇毒的子彈。】 編者按

本臺報道：北京時間10月5日晚9點，中國億萬富豪郭文貴在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家新聞俱樂部舉行了新聞發佈會，美國、日本等國主流媒體，以及多家華文媒體到現場參與了報道。

記者會採邀請式，有媒體或個人或因私人恩怨遭東道主拒之門外。專程從紐約趕來與會，被郭衛兵推擋，當下郭文貴面對的兩場紐約州官司之一的原告方【博訊網】記者西諾，與郭文貴的保鏢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衝突。

記者會由當年獨家驚爆王立軍移交美領館材料有關薄熙來周永康發動政變內容一舉揚名海內外華人圈的華盛頓自由燈塔新聞網站資深記者比爾·戈茨主持。

有意思的是，兩小時記者會的16個提問，端坐主席臺郭左側自始至終被郭文貴溫柔顧盼的主持人老戈茨一人包辦了7個，期間主人翁在和魚貫入場的衆粉作揖打恭之餘一一輕鬆作答。

記者會那剩餘半拉子9個問題中的至少2個，分別由郭文貴目前最親密的戰友和記者會主辦方楊建利的【公民力量】提出，整場記者會除了本臺和美國之音各2個提問，金髮碧眼同僚看似好奇缺缺，舉牌寥寥，換言之，記者會多數提問來自“國王的人馬”……

網人潮語：“像極人大記者會，不如人大記者會。”

由此，標題誕生。

今天，《閒話上海》和偉國一起談談郭文貴華盛頓記者招待會，這一討論將持續到下個週末。

【讀報補丁】

 

郭文貴答記者會第一個提問（網絡自媒體文字整理）——

主持人比爾·戈茨（英語）：早上好，Miles，你在美國造成了一場重大的震盪，不僅在美國，而且在中國，以前呢，大家沒有親自和你見面，今天你到這兒來和我們 對話，首先請你介紹一下你的背景，從你開始到你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

郭文貴：首先是向Bill和大家問早上好，我能活着坐在這裏相當不容易（笑，衆 人鼓掌）。從昨天Hudson Institute的（演講）的取消，到今天在這裏開這個記 者招待會確確實實中間發生了很多事情，非常的不容易。特別是讓我覺得震驚的 事情，昨天我們安排好的團隊，包括了翻譯到最後都嚇得不敢來了。但是這就是 我要不惜一切代價，不顧生命的危險也一定要坐在這裏的原因。 接下來我向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我的經歷和坐在這裏的原因。首先我還得感謝像 Bill先生、公民力量的楊建利先生，和所有大家在這種危險恐懼的情況下能讓我 們成就這個記者招待會。非常非常感謝，謝謝！感謝所有大家不顧生命危險來到 這裏，謝謝大家！ 那麼我接下來就用我最簡單的語言來表達一下我的過去，就Bill剛纔問的問題，我簡單說一下：我是祖籍山東省聊城市莘縣古城鎮西曹營村的一個地地道道的農 民家庭的一個孩子。我的父親，後來是一個軍人，母親一直以來就是家庭婦女， 一個字兒也不認識。後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的父親被打成了右派，被下放流放到了東北的吉林省磐石縣趙家溝這個地方。我父親的腿兩次被打斷。也因爲文化 大革命，我的幾個哥哥都被刀傷過很多次，被扎傷，我的母親因爲這個被嚇出了 精神病。後來我們家人在極痛苦的（情況下）在東北活過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後 來就把我送回了山東老家，跟我的伯父去上學。然後1983年我輟學了，初中還差 幾個月畢業，輟學以後在社會上開始做生意，投機倒把，85年我和我現在的妻子 慶枝（音）戀愛私奔了。到今天是32年，明天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鼓掌）。 86年就有了我一個兒子，88年有了我的一個女兒，我現在的一對兒女都非常的幸 福，都是在美國和英國上學長大的。89年中國發生災難性的89民運的時候，我賣 掉了我的摩托車去給民運活動捐錢。後來包括我當時發生了一個商業小糾紛，他 們以此爲由，喝醉了酒以後兩個警察來抓捕我，我弟弟在讓他們出示證件的時候 他們開了兩槍將我弟弟給打死了。我的弟弟當時被擊中以後，現場第一槍是打中 我太太了，我太太抱着我幾個月（大）的女兒，我太太躲過了一槍，後來又是一 槍去打我太太的時候就是我弟弟用胳膊擋住了這個子彈，第三槍的時候又擋住了 另一發子彈，後來我弟弟就倒在地上了，然後警察不讓給治。在醫院裏面呆了三 天讓他流血死亡。我同時被關進去以後，關押了22個月，當時是以“煽動反革命 罪”把我抓起來的，後來給我定的是“妨礙公務”和“詐騙罪”7000塊人民幣， 在裏邊關了我22個月，後來在1991年將我放出，後來我開始做房地產生意。 然後我開始和海外的港商和日本的、美國的經濟合作者開始了我在河南鄭州做房 地產生意的生涯，建造了中國當時最高級的五星級飯店，後來在北京做了第一個 龍形建築“盤古大觀”七星級酒店，還有金泉廣場等一系列的房地產開發，包括 投資了金融、證券等行業。在過去的28年裏邊，我有我的追求，就是我一定有一天要爲我的弟弟報仇，我一定有一天讓中國人，少一點發生像我弟弟這樣濫殺的事件。而且我一定要推翻這個傷害我的兄弟，傷害我家人多次，因爲過去28年來，我也兩次被他們抓去了，我要跟這個體制要回屬於我們的公平、公證。後來我積累了170億美元的財富，然後開始了我真正的理想、革命的生涯。

我在中國賺的這170億美元，都在中國被他們凍結了，所有的資產——過去這幾年來我沒有從中國大陸拿出老百姓一分錢，我可以在這裏向大家保證，希望大家檢查。我沒有在中國偷過一分稅，到目前沒有任何人起訴我。而且，我所有在海外的花銷，都是我在海外金融領域賺的錢，而且我擁有世界上所有人所追求的最好的東西——最好的房子，最好的遊艇，最好的私人飛機等等。所以物質生活不是我的追求，已經是過去了。我現在只有一個理想，改變中國，讓中國人真正的實現我所追求的 “郭七條”。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之八十一

張春橋終於下決心與文靜離婚

自從有人在大字報和大標語中公開提出了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以後，張春橋對這件事變得十分敏感，一有機會，他就要撇清自己和文靜的關係。

有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上海展覽館宴會廳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由張春橋主持，我坐在他的旁邊。爲了表示發揚民主，允許各羣衆組織的代裏在會下廣泛提名，由誰擔任市革會委員的候選人，並將名單公開宣讀。有一個羣衆組織的頭頭，爲了巴結張春橋，可是又不知道“文靜”這個名字，就在會上公開提出由“張春橋的夫人”當市革會委員候選人。

這下子馬屁拍在馬腳上，張春橋當場聽了勃然大怒，他聲色俱厲地痛罵起來：“你這種人算什麼造反派？我們共產黨從來就不搞夫貴妻榮！做了誰的老婆就可以當委員，這完全是封建主義和國民黨的做法，哪像個無產階級革命派！”

一頓臭罵，把那個溜鬚拍馬的人罵得莫明其妙，尷尬萬分。但是，我卻十分明白：張春橋這種色厲內荏的微妙精神狀態，表明他打算和文靜分道揚鑣了。

―九六九年中國共產黨第 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張春橋當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文靜開始從上海的公衆場合消失。市裏在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時，文靜也從不在會場裏露面，而是躲在文化廣場後面的化妝室裏，通過廣播喇叭聽臺上的報告，我知道這是張春橋的關照和安排，所以也不去邀請她進會場。

一九七○年夏天，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等人向毛澤東爲首的黨中央發動突然襲擊，首先拿張春橋開刀。一九七一年林彪倉皇出逃，自我爆炸以後，張春橋發現林彪在上海的黨羽、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早就通過各種途徑捜集他的材料；文靜的歷史問題當然是張春橋的政敵最感興趣的“突破口”之一，在王維國設置的延安中路密點裏，就發現了文靜的材料，張春橋知道他今後在政治上的升遷，將無法繞開文靜這一個難題，因此他開始下決心要脫開自己和文靜的關係。

—九七二年的秋天，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住在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這也是他在文革期間最後一次回到上海，向此之後，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月，足足有四年時間，他再也沒有回過上海；也就是在這一次，他和文靜作了最後的告別，然後分手。張春橋此後長期住在北京釣魚臺九號樓，文靜也從此搬出了上海興國路招待所，搬回了康平路大院內的家裏。從夫妻感情來說，應該說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不錯的。文革期間，張春橋每次回到上海，總是住在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這裏原來是英商太古洋行大班建造的一座別墅，前面有一個優雅的大花園。別墅的底層是張春橋的辦公室兼會客室，二樓是套間，外間裝着直通北京的保密電話，裏間便是張春橋夫婦的臥室，安着一張雙人席夢思大牀，放着幾把沙發和軟椅等，別墅的三樓還有兩間臥室，是供客人來時使用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形勢比較動盪的時候，張春橋和文靜留我在那裏住過幾天。

每逢張春橋回到上海，文靜就從康平路大院搬到興國路招待所去住。張春橋習慣於晚上工作，他工作到什麼時候，文靜就守候到什麼時候；張春橋半夜總要喫宵夜，文靜就通知廚師做好，到時候由服務員端上來，由文靜陪着喫。張春橋善飲，文靜有的時候就打開酒瓶，陪張春橋喝上幾盅。文靜既會抽菸，又能喝酒，煙癮很大，酒量也不小，這兩方面都和張春橋很契合。文靜和張春橋一共生了四個孩子，三女一男，不時還進行閤家團聚，說說笑笑，氣氛十分融洽。據我觀察，文革初期的一個階段，張春橋和文靜之間的夫妻關係，可以用“感情甚篤”來形容。張春橋後來提出要和文靜離婚，可以說完全是出於政治原因。

 

一九七三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林彪集團宣告破產，江青集團的地位上升。一九七三年八月中旬，我和馬天水、王秀珍等幾個上海市委書記到北京去參加“十大” 預備會議，聽到毛澤東主席提名張春橋擔任“十大”的祕書長，我們就預感到張春橋的政治地位即將上升。果然，到了十屆一中全會上，張春橋從政治局委員晉升爲政治局常委，這預計着張春橋今後在黨內，政府內將掌握更大的權力，可是，隨着張春橋在政治上的重大升遷，文靜的那一塊歷史污跡，卻顯得更加見不得人。

正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使張春橋感到最最“觸心境”的事。

鄧穎超的來訪促進了張春橋的離婚行動

一九七三年九月，周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鄧穎超大姐隨同周總理來到上海，重遊這片他們曾經戰鬥過的熟悉的土地，鄧大姐的爲人非常熱情而又細緻周到，她善於團結人、關心人，這是衆所周知的。周總理在上海期間，整天都和我們一起陪同外賓活動，而鄧大姐則利用晚上的時間走門串戶，專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幾戶上海領導人的家屬。她先去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家，又來到了我的家，對我們的家屬和小孩問長問短，特別親切。

鄧大妲不似關心年輕的幹部，而且非常尊重老幹部，從我家出去以後，她又去探望了市委常委，老幹部王少庸的家屬，當時，張春橋的家就在康平路大院裏，緊挨着王少庸的家，可以說近在咫尺，而且文靜也正在家裏等候，但是，鄧大姐就是不上門，從王少庸家出來，她徑自登上停在門口的汽車，直接駛回茂名南路五十八號住處……鄧穎超當然知道文靜歷史和爲人，她不見文靜、表明了她的原則性。

鄧穎超來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的消息，不脛而走，大院裏的家屬們和工作人員們都奔走相告，可是，更加令人深思的是：鄧穎超看望了好幾戶人家，連老幹部王少庸的家都去了，可是爲什麼偏偏不去張春橋的家？這個問題像一個無聲的炸雷，誰都在背後竊竊私議：鄧大姐肯定不願意見到文靜。這就等於把文靜的歷史問題在康平路大院裏公開了。當然，大人們不便公開議論，只有不經事的小孩子嘰嘰喳喳，問個不休。我的兩個女兒就盯住我問："爸爸，鄧媽媽到了小紅（姚文元的女兒）家，到了我們家，爲什麼不去毛弟（張春橋的兒子）家？”我只好回答：“不知道，可能鄧媽媽沒有時間了，小孩子別多問！”

鄧大姐來訪以後的那幾天，康平路市委大院裏不見了文靜的身影。本來，每天早晨，她肩上袴着一架半導體收音機，一邊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早新聞，一邊在林蔭小道上悠閒地散步；現在，她那矮矮胖胖的身影忽然消失了，又過了幾天，聽說文靜的心臟病發作，住進了華東醫院。

鄧穎超來訪的消息，當然也傳到了北京，傳進了張春橋的耳朵裏。這對他不啻是一個嚴重的警告。“十大”以後，張春橋在中央取得了更大的權力：毛澤東在任命鄧小平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同時，任命張春橋爲總政治部主任；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確定鄧小平爲排名第一位的副總理，而決定張春橋在副總理中排名第二，僅次於鄧。

張春橋充分意識到自己在政治上正處於關鍵時刻，今後他將面臨尖鋭的鬥爭，要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決不能授人以柄。這次，鄧穎超到上海有意不去看文靜，給他發出了一個信號，促使他下決心採取進一步的果斷行動：和文靜離婚！

過了一段時間，王洪文陪同外賓來上海訪問。送走外賓的那天晚上，王洪文特意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個人找到康平路，在小禮堂樓下的貴賓室裏閉門密談。

王洪文坐在正中的沙發 上，點上一支菸，向我們通報關於張春橋和文靜離婚的事。他開門見山地說：“我這次來，專門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就是春橋同志決定離婚了。這件事他本來早就想解決的，因爲中央不斷有事，所以拖了下來。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寫了報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靜那裏，春橋同志自己會告訴的。”

聽到這個消息已經變成事實，我們都感到有些意外，馬天水首先嘟嘟嚷嚷地說：

“是不是有這個必要？”

王秀珍表示惋惜，因爲她和文靜的關係很密切。我沉默了片刻，說了一句話：“我尊重春橋同志本人的意見。”

王洪文對我們幾個苦笑了一下，繼續說：“這件事已經定了，春橋同志的考慮是有道理的，什麼原因你們也瞭解，我就不多說了。文靜曾經提出：離婚以後她從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暫時不必動了，文靜仍舊住在康平路，這裏是她和孩子們的家，這樣對孩子們更好些。這個消息對外不必宣佈，要考慮到影響。當然，春橋 同志今後到上海不會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後孩子們要看他，可以直接到北京去……”

就這樣，張春橋和文靜難婚的事，由王洪文向我們幾個作了正式宣佈，因爲保密，外界誰也不知道這個消息。

自此以後，我也有意識地迴避和冷淡文靜，很少上門去看她，因爲她不再是張春橋的妻子了；當然，偶爾在市委大院裏見了面，我對她還是客客氣氣的，只當不知道這件事。

一九七五年，姚文元舉家遷往北京，他的妻子金英和二個孩子都從市委大院裏搬走了。王洪文調往中央以後，他的妻子崔根娣和孩子們，每年都到北京探親。可是，這些年來，文靜卻從來沒有到北京去探過一次親，只有孩子們利用假期到北京去看望張春橋。他們已經開始實踐分手時的諾言。

同時，張春橋的離婚，也爲他後來願望的實現，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