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曾扬起一抹微旭的季风……

2017-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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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陕西南路季风书局。(Public Domain)
上海陕西南路季风书局。(Public Domain)

这是场漫长的告别。
剪下你书中的一段文字,
留在这面玻璃墙上。
那些字句与思想,
请再回到这里,给予我们思想。
当你再次翻开这本书,看到那些空白,
或许你会想起,它来过......

这是上海陕西南路季风书局总店门帘上的一张诗意盎然的安民告示。
闻讯而来的财新记者睹物伤情,遂奋笔疾书一乡愁体长篇特写报道。
报道的起首是: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这里,那些闪耀的思想,请最后一次回到我的脚下。”最后的告别,像诗句,挂在上海季风书园的进门处。旁边写着,“季风书园暂别倒计时:第xx天。”。
季风即将停业。原因是上海图书馆“考虑用房现状和事业发展需求”,决定在租约期满,即2018年1月31日后,“收回房屋自用”。这封由上海图书馆出具的公函复印件,就摆在书店进门的桌子上,供读者查阅。
桌子后面的玻璃墙上,已贴满了读者们闻讯写来的卡片。
“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
“‘只有你和我,在这屋子里,如此地远离人世。’季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等你回来。”
《闲话上海》在文章夹带的照片中读到了另外两则认为被感动了的留言:
“初到季风,感觉这里的氛围凝重,也许是因为阅读的凝重?后来才知道季风要走了,才明白这是告别仪式的庄严。”

“从少女到母亲,从常来到偶逛,感谢季风陪伴的二十年。永不忘你给予的帮助,衷心期待你再次吹来。”



【读报补丁】

《随笔》 作者:白色旋风

终于,一切都支离破碎。
……季风依旧吹着,含着没有结尾的思念,就如那一幕未开始之前,安静而又平和。凝视或是一瞥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看见的,或者是感受到的,那纠缠在一起的心结。游荡着的灵魂不会为了谁而停留,流浪着,疯狂着,给追慕的人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
决定的不一定是美好的,或许只是带着面具的小丑在华丽的舞台上博人一笑。
妥协着的逃跑,带着骄傲的味道。

《季风书园二十年,这是最后的告别》   刘芳(财新记者 )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这里,那些闪耀的思想,请最后一次回到我的脚下。”最后的告别,像诗句,挂在上海季风书园的进门处。

季风即将停业。原因是上海图书馆“考虑用房现状和事业发展需求”,决定在租约期满,即2018年1月31日后,“收回房屋自用”。
…玻璃墙上,已贴满了读者们闻讯写来的卡片。

“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

“‘只有你和我,在这屋子里,如此地远离人世。’季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等你回来。”

“二十年不容易。季风,从陕西南路一直到上图地铁站,你陪伴了我20年。感谢。”

季风书园创立于1997年,最初只是上海陕西南路地铁站通道里的一间小屋子,面积41平方米,仅有8000多册书。创始人之一严搏非,从上海社科院哲学所辞职,一头扎进了书店的事业里。

差不多前后脚,几家后来闻名全国的独立民营书店在各地不约而同出现。贵州的西西弗书店,北京的万圣书园、国林风、风入松,南京的先锋书店,杭州的晓风书屋⋯⋯严搏非这样解释,“(上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分流,邓小平南巡,自由经济在不争论的背景下崛起。正是这种政治经济状况的合流,才有了我们的书店。这几乎是被生活和精神境遇逼出来的一个结果。”

办书店的初衷很简单。知识分子爱书,懂书,想要离开体制找点事养活自己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当书商、开书店。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开店之初就经常造访,“我判断一个书店好不好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分类行不行。那时上海书城分类最差:有多少个学科都被归为一类‘社会科学’。但季风非常专业,哪怕你不熟悉书店的布局,也可以马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书。很快大家就有了一个共识:要买书就去季风。”

看看那些年季风的畅销榜单就知道了,当《第一次亲密接触》《三重门》《谁动了我的奶酪》风靡南北时,这里排上榜首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冯衣北编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舒衡哲的《张申府访谈录》⋯⋯

今天,季风“一周热销”处摆放的是:《阿伦特:关键概念》《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以自由之名:乔姆斯基论美国》《朝服:马基雅维利与他所创造的世界》⋯⋯

严搏非慢慢总结出季风的风格,把它印在书店的介绍上: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

接下来,季风不断开出新的分店,复兴西路店、莲花路店、黄陂店、静安艺术店、来福士广场店、徐家汇百脑汇概念店⋯⋯最鼎盛时,共有八家店在。

陕西南路总店无疑已成为上海的文化地标之一。由于这里是地铁1号线与10号线换乘站,交通便利,客流量大,来来往往的读者络绎不绝。

书店的美好,就在于这样的不期而遇。人与书的相遇,人与人的相遇。严搏非攒下许多这样的故事。

早年的宣传方式有限且不及时,常常,季风举办作者见面会前都没有预告,只在活动当天贴个通知,凑巧碰上的读者就坐下来听一场。那时,王安忆、陈丹青、李欧梵来做讲座,也不过十几个读者来听;放在今天难以想象。

前些年董建华还任香港特首的时候,每年到北京述职之后,会来上海住一个星期,就在陕西南路附近的老锦江饭店。每天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他就会到季风来,待两个小时,然后回去吃晚饭。连续七天如此。严搏非并未在店里碰见过他,如此轶事,也不过是听市政府的朋友日后闲聊起。

“季风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买书到季风,要找朋友也去季风,每一回都能看到熟人。”许纪霖说,“和朋友约在季风,既不怕朋友迟到,也不怕自己迟到,不管早到晚到反正先看书。季风就这样从一家书店,慢慢变成文化人的一个雅居,一个公共文化空间。”

“我们办活动,就源于这样一个美好的想法。”严搏非说,“独立书店在最初都没有什么高远的目标,就是很单纯很朴素的愿望,要促进那些有价值的知识的传播。”

很快,这些单纯朴素的愿望感受到各方巨大的压力。

2017年4月23日,季风发布了即将停业的消息。

消息上午发出,下午闻讯赶来的读者已超过日常平均人数。这一天,季风的销售额也是四年来的最高纪录。

家住浦东的高先生特意在下班之后远道赶来,一次买下7000多元的书,到晚上11点闭店时才离开。“他们选书很用心,关门太可惜了。书店确实不容易,但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书店也不像话。一块土地不能只种庄稼,不种水果和鲜花。”

许纪霖注意到,来季风的听众职业多元,白领、金融高管、医生、慈善公益和培训机构各色人等都有,但很少有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他们提的问题都不专业,但他们很敏锐。不像现在大学生提的问题和自己的生活都没关系,从书本到书本;他们的问题是从生活中感受出来的,与人生经历、痛与爱是相关联的。你感觉得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

他认为,季风到了上海图书馆以后,读者的主体有了质的变化,从文化人、读书人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主流——白领阶层、中产阶级。“这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变迁,就在这五年到十年期间,上海的白领阶层已经走向了文化舞台。”

四年来,季风上图店共组织了443场活动,150场系列人文讲堂,累计有10万人次参加。即便前一晚才发出的活动通知,第二天也能落座上百人。因“不断拓展读书组织功能效应,成为读者的精神家园”,2016年季风书店获得第二届华文领读者“阅读组织者”大奖。

未来两百多天里,书店策划了“季风时代20年”纪念活动,20个人文主题讲座,对应每一年的流行思潮和社会问题,正在一一进行。他们也在邀请季风老友和读者们撰稿,书写与季风相关的往事,出版纪念册,录制音视频。

严搏非说,“这会是一场美的、优雅的、有尊严的告别。我期待一个完美的葬礼。”

刊于《财新周刊》2017年第20期。


☯铜锣湾书局☯

红旗袍 第二章

上海市公安局。于光明警官正坐在办公室里沉思。这其实还不能算他的办公室,至少现在还不是。作为特案组代理组长,陈超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他将暂时在这里办公。

事实上,尽管他早就在组里掌握实权,却没几个人把他当回事。即便是在陈超忙于各种会议和翻译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他总感觉自己像是生活在陈超的阴影里。

陈超报名去学文学的决定令他颇感不解,局里同事们对此也是议论纷纷。按照刑侦队[1]队长[2]廖国昌的说法,陈超这是试着在声名鹊起之后保持低调,以读书为掩护远离众人目光焦点。在小周看来,陈超一直就想考个硕士甚至博士的学位,这对他将来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因为在新的党员干部提拔任用机制中,拥有高学历就拥有巨大先机。而返聘老干部张政委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陈超的目的是出国留学,以便与远在美国的那位当狱警的红颜知己长相厮守。但这与那位传奇探长的诸多轶事一样,没人能辨明真假。

于光明对上述说法都不怎么赞同,或许这其中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秘密。陈超已就一桩房地产案向他询问过相关信息,却没有说明询问的原因。这不符合陈超平日与他交流案情时的风格。

不过在这样一个繁忙的早晨,已经没时间容他去细想这些了。党委李书记要他去廖队长办公室开会。

廖国昌是个四十出头的壮实汉子,鹰钩鼻、浓眉大眼,面容严肃。看到于光明走进办公室,他皱了皱眉,显得有些不悦。

在局里,一般只有那些有着重大政治影响的案件才会交给由陈超和于光明领导的特案组。廖国昌表现出的不悦,表明案件肯定不是简单的凶杀案。

“于光明同志,想必你对‘红旗袍杀人案’已经有所耳闻了吧。”与其说李书记是在提问,不如说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是的,这案子真是耸人听闻啊。”于光明答道。

一周之前,在淮海路一座花坛里发现一具姑娘的尸体。死者身穿红色旗袍。由于案发现场地处繁华商业区,在媒体的渲染之下,此案被公众称为“红旗袍杀人案”。案发之后当地曾出现交通阻塞现象,无数群众前来围观,还有无数记者和摄影师,夹在拥挤的人群中,作着各种报道。

一时间,报刊上充斥着各种推测。如果没有什么特定原因,哪个杀人犯会傻到把这般穿着的死者弃尸于如此繁华之地?一位记者发现,案发现场花坛所在的街道对面,正是上海音乐学院。还有人说这是一起政治案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丑恶价值取向的抗争。因为旗袍曾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如今却重新风靡上海。有家小报说得更悬,说此案幕后策划乃是时尚界某巨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媒体对于本案的热络报道,一些服装店旋即在橱窗里挂起了各色新款旗袍。

于光明感到此案迷雾重重。根据最初的尸检报告,死者臂部和腿部的伤痕显示在其窒息而死之前遭受过性侵犯。但死者身上和体内均未检出精液痕迹,且尸体被清洗过。死者在旗袍之下未穿着任何衣物,这于常理解释不通。弃尸地点位于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几乎不会有杀人犯选择在这种地方弃尸。

按照局里一般的办案经验,本案凶手应该是在行凶后为死者穿上衣服,以便于运输。但由于行动仓促,他忘了给死者穿上内衣,或者说他认为没必要这么做。也许死者在遭遇致命袭击之前所穿的就是这件旗袍。弃尸地点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含义,可能就是凶手比较鲁莽,随便找了这么个地方丢下尸体而已。


于光明不怎么相信这种“偶然理论”,但他觉得这案子跟自己的特案组应该关系不大。他可不想越俎代庖。

“真是耸人听闻啊。”他重复着这句话,他觉得有必要这么重复一下,因为李书记和廖国昌都没吭声。“这案发现场有点儿意思。”

还是没人吭声。李书记轻轻地咳嗽起来,他的眼袋在这诡异的寂静气氛中显得愈加突出。说起来,李书记就快六十岁了,他的眼皮浮肿得很厉害,眉毛也早已变成灰色。

“调查有什么突破吗?”于光明向一旁的廖国昌问道。

“突破?”李书记插话道,“今天早晨又发现一具身穿红旗袍的女尸。”

“又一个?在哪儿?”

“南京路上。人民广场一号门的阅报栏前。”

“真是令人发指,那可是市中心,”于光明说道,“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啊!”

廖国昌说:“我们比对了两名受害人,二者存在一些相似之处。特别是她们所穿的旗袍,面料和款式完全一样。”

“这下那些记者们可又活跃起来了。”李书记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办公桌上堆着的那沓刚送来的报纸。

于光明拿起一份《解放日报》,上面发表了一张彩色照片,一个身穿红旗袍的姑娘倒在阅报栏前。

“上海第一起连环变态杀人案,”廖国昌大声读着报纸上的内容,“‘红旗袍’一词如今已变得家喻户晓,各种揣测四起,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不安之中……”

“记者都疯了,”李书记打断了他,“啥图片和报道都发出来,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他的这种挫败感是可以理解的。上海一直以高效率的政府工作和相对突出的低犯罪率著称。其实,之前在这座城市并非从未发生过连环杀人案,只是得益于高效的媒体管控,那些案件从未见诸报端罢了。一旦这样的案件被媒体曝光,就会暴露出警方的工作不力。所以通常国有报纸对于此类案件都是尽量避而不谈的。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报界也都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即新闻工作者必须揭露丑恶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管控就未必奏效了。

“如今书店里、电视机上都充斥着西方那些灯红酒绿的玩意儿,有些东西还是咱们的陈大探长翻译的呢!”廖国昌说道,“报纸专栏上都开始玩起福尔摩斯式的推理游戏了。看看《文汇报》,正预测下一起命案的发生时间呢。‘周五将会出现另一具身穿红旗袍的女尸。’”

于光明接话道:“这是常识,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通常会以相似的手法作案。只要不被抓到,他就会一直这么干下去。陈队长翻译过一些关于连环杀手的东西,我觉得咱们应该听听他的看法。”

“去他妈的连环杀手!”李书记貌似被这个词激怒了,“你跟你的领导谈过了吗?我想还没有吧。他现在忙着写论文呢。”

陈超与李书记素来不合。于光明深知这一点,所以他选择了沉默。

“担心啥啊,难道说死了张屠户咱就得吃混毛猪吗?”廖国昌话里带着几分挖苦。

李书记显得特别激动:“这些杀人犯简直是在抽公安局的嘴巴!他们就好像是在炫耀‘我又干了,你们警察能奈我何’?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通过在人民群众中制造恐慌的方式威胁社会稳定!我们应当把调查重点集中在那些对政府心有怨言的人身上。”

看起来他的逻辑还停留在全民手捧《毛主席语录》的时代。于光明心想,照你这种逻辑,“阶级敌人”可多了去了。李书记向来以在刑事侦查上滥用政治理论而著称。这位局党组织一把手,貌似把自己也当成刑警队的一把手了。
“凶手肯定有个第一犯罪现场,很可能就在他家里。他的邻居也许听到了些什么呢。”廖国昌说。

“没错,通知所有居委会,特别是靠近两处案发现场的那些。毛主席说过,我们要依靠人民,”这时李书记拿出领导的威严指示道,“现在,为了尽快破案,廖队长、于警官,我授权你俩牵头组织一个专案组!”

直到李书记走出办公室之后,两位警官才开始正式讨论案情。

于光明先开了腔:“我对案情不甚了解,特别是对第一个受害人一无所知。”

“这是第一个死者的资料。”说着,廖国昌递过一个鼓鼓的文件夹,“目前我们还在收集第二个死者的信息。”

于光明拿起第一个死者的放大照片。乌黑的头发遮住了这个姑娘的一半面庞,她身材姣好,旗袍将她的曲线勾勒得玲珑有致。

廖国昌介绍道:“从胳膊和腿部的伤痕来看,她貌似遭受过某种性侵犯,但在其阴道内没有检出任何精液和非正常分泌物。法医已经排除凶手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因为没有检出任何安全套润滑粉的成分。不管凶手对这姑娘做了什么,起码他给僵硬尸体穿上旗袍的时候很仓促很粗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旗袍上有撕扯痕迹,纽扣也没系好。”

“我们可以确定这旗袍根本不属于死者吧?第二个受害人不也穿着同样的旗袍吗?”于光明提出疑问。

“没错,这旗袍不是死者本人的。”

于光明仔细查看着照片上旗袍开衩被撕破的部分以及那些未系的纽扣。如果凶手不辞劳苦地提前准备好这样精美而时尚的旗袍,他会如此仓促地把它穿在死者身上吗?何况同样的事也许还发生了两次。

“第二个死者的旗袍开衩部分也被同样地撕破了吗?”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廖国昌不情愿地点了点头,确实不像因仓促而撕坏的。

“你啥时候对外发布第一个死者相关信息的?”

“发现尸体三四天之后吧。这个姑娘名叫田陌,二十出头,在邻近广西路和金陵路的海鸥饭店工作。她和瘫痪的父亲相依为命。听邻居们说她是个善良勤劳的姑娘。她没有男朋友,熟悉她的人也都不相信她能有什么仇家。”

“看上去凶手是从车上把她扔下来的。”于光明说道。

“很明显就是这样。”

“弃尸者会不会是个出租车司机或者私家车主?”

“出租车司机都是十二小时轮班的,第二具尸体被发现之后,我们立刻调查了当晚和前晚当值的出租车司机。只有不到二十个人符合犯罪时间段。但每个人都有案发当晚载客的票据记录。忙着拉客的出租车司机怎么有时间杀人呢?而且清洗尸体的地点很可能是在家中的浴室里,更何况还要费劲巴力地给死者穿上红旗袍。”廖国昌摇了摇头,继续说道,“私家车倒是有可能。最近几年冒出来好多私家车,有些属于有钱人,有些属于官员。可即便捧着党委书记的尚方宝剑,咱们也不可能跑遍整个上海一一调查这些人啊。”

“那么你怎么看那些案发地点呢?”

“先说第一处。”廖国昌拿起一张背景为路口交通灯的照片,“凶手应该是亲自下车抛尸的。这很危险。因为在这种地方几乎是车流不断的。26路有轨电车末班凌晨两点半停运,但最早一班早晨四点就起运了。再说,即便在凌晨,附近也偶尔有车辆经过。马路对面的学校还有通宵学习的学生进进出出。”

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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