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难属的希望与绝望——2013“两会”前访张先玲

2013-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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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群体“两会”前发表公开信”*

中国官方公布,中国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将分别于2013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

2月28日,八九“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发表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公开信。标题:“这是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

*再忆八九“六四”*

现在简要回顾一下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历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离任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腐败、争民主”的请愿游行。

(当时现场录音片段,呼喊声)“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丁子霖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二百零三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张先玲:公开信发表后不久,丁子霖女士的电话被掐断*

今年2月28日,当“天安门母亲”致“两会”代表公开信发表后,我打电话给丁子霖女士,电话无法拨通。难属张先玲女士告诉我:“上午她的电话还能通,到了中午以后就不通了,掐断了。”

*张先玲女士宣读123位“六四”难属联署的致“两会”代表公开信*

参加公开信联署的张先玲女士在“六四”屠杀中失去了19岁的儿子王楠。谈到这封123位难属署名的公开信,张先玲女士说:“今年又是‘两会’到了,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给‘两会’的代表有一封公开信。这封信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公开信’”。

(宣读)
各位人大代表、各位政协委员:

当年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至今已进入第二十四个年头,昨日统领着中国的三代领导人至今也已由第四代领导人习近平先生出任。再过几天,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即将换届,选出新的国家主席,新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政协主席。但是,二十三年来令世人瞩目、年年都会提上台面的八九“六四”问题,却在漫长的岁月里,被一届又一届领导人牢牢地压着,拒不作出公开的交代。

今天,新的一代领导人上任了,我们作为“六四”惨案的死难者亲属——天安门母亲,一致要求他们能弥补以往领导人的错失,果敢地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处理。
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

在两代会将要召开之际,我们敦请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来关注、讨论这件事情,把推进“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作为你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去年12月,习近平先生在深圳、广州视察时的讲话中,谈到“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由此丢失了苏联的军队和专政工具,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的一个党,“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人出来抗争”。

他在这个讲话中没有提到中国的“六四”,但“六四”问题却呼之欲出。一次是中国的“六四”,一次是苏联的“八•一九”。两次重大历史事件,相隔不过两年,但结果却完全不一样。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是:中国的“六四”镇压究竟是经验?还是教训?他们不会不想到,而我们这些“六四”惨案的受害者,更不会不想到。事实上,当年苏联、东欧巨变即是引“六四”屠杀为戒,一个靠机抢、坦克维持的政权是不能持久的。

那么,当年中国的男儿在哪里呢?他们决不是调集军队实行血腥镇压的邓小平、李鹏,而恰恰是因为反对调集军队镇压而被邓小平、李鹏以及他们的后继者禁锢了足足十五年,不屈服、不检讨,然后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的赵紫阳;是当年在“六四”屠杀现场的死人堆里一次又一次地抢救伤员最后被子弹击中颈部死去的北医应届毕业生王卫萍;是一次又一次地把伤员用门板抬进医院最后自己却被别人抬进医院停止了呼吸的北京工人刘凤根;是为了救护同伴双腿被坦克碾掉后苦苦挣扎求生存最后被迫去国的北京体院应届毕业生方政……他们才是中国的好男儿。在“六四”惨案中,他们可歌可泣,视死如归,又何止这区区少数几个人呢! 这群中华儿女有自信,不自馁,曾经前仆后继地抗争过,不过总是被摧折,被抹杀,最终消失在茫茫的黑暗中。

在以往的半个多世纪里,有多少优秀的青年、壮年、男人和女人默默地倒卧在血泊中,告别了生他们、养他们的这片土地。这一场场、一幕幕的死亡、血污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永不消退的阴影,中共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难道总要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吗!

在中国这个政治舞台上,总有那么一些过于自负的当政者,他们始终相信:有枪、有炮、有坦克就垮不了;他们始终相信:有权、有势、有钱就倒不了;他们始终不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他们也始终不相信:气数(统治的合法性)尽,一切皆干净。

“六四”至今已经快二十四个年头了,人们痛定思痛,沉下心来,思绪变得深邃、理性。时至今日,中国必须义无反顾地推行政治改革;但这决非坚持一党专制下的改革,否则就会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要改革,首先必须解决“六四”问题,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回想起当年持续了五十天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广场上喊出了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倒,反腐败”。今日,这两个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膨胀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因此,要实行政治改革,必然要沿着当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方向,紧紧抓住并解决这两个时代的主题。除此以外,中国无路可走!

“六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海内外各个政治派别、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取决于朝野之间各种政治诉求达成最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目前尚不存在。这就需要依靠民间和官方的对话、谈判。对话、谈判的成与败,一如人心之所向,民意之所归。

我们作为“六四”受害者群体,作为天安门母亲,有足够的信心,也有足够的耐心;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还有下一代。我们的要求仍然是这样三条: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及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做出个案交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以上这三条要求概括起来就是真相、赔偿、问责六个字。

我们还曾多次申明:关于“六四”遗留问题的处理,必须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纳入民主、法制的轨道,不能按任何党派、任何个人的意志办理,不能因袭以往历次政治运动过后由政府单方面采取“平反昭雪”的做法。我们意识到,属于我们自身的权利和尊严,包括死去亲人的权利和尊严,应该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和维护,不能靠他人的施舍。为此,我们提请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提交大会讨论、审议,通过相关的决议,以求“六四”问题得到公正解决。这个主张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我们认为,通过立法和司法程序来解决“六四”问题,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在此次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召开前夕,我们再一次提出“六四”问题,再一次重申我们的主张和诉求。我们相信,形势比人强,请代表、委员们明鉴!三思再三思!

签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管卫东 高 婕 刘淑琴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郝义传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雷 勇 陆燕京 李浩泉 孙珊萍林武云 奚永顺(共 123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萧昌宜 轧伟林 刘建兰 索秀女 杨子明(共32人)

2013年2月28日天安门母亲

*张先玲: “六四”问题不解决,中国没出路;解决中国乱象须反腐败,民主自由*

宣读完这封信,张先玲女士谈她的心情:“读起来有点心里难过,这些天我心里……哎!”

主持人:“回过头看,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可是当新的一届中国最高领导人上任以后,你们的这封公开信的题目是‘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这是怎样一种心情?”

张先玲:“我想,我们23年来也锻炼得比较坚强了。当初完全处于一种茫然状态,然后我们站起来,成为群体,大家就共同抗争,这些年的抗争也把人都磨练得刚强起来。所以,我们……起码我个人认为并不这次就一定能解决,甚至有可能解决不了。因为中国现在情况非常复杂,不是说某一个人上来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他后面有很多利益集团,有很多权贵在那里掣肘。但是目前国内的状态,存在的这些社会问题,如果不解决,将来一定没有出路。所以作为领导人,也要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这封信写得非常恳切、中肯。就是说,你要想把目前国家的这种乱象解决的话,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必须要走这路,首先要‘反贪污、反腐败’,这就是当年天安门学生的要求,就是要传承这个‘天安门运动’提出的要求,做下去,才能够把‘反腐败’,当时叫作‘反官倒’,现在是反腐反贪……把这件事做好。只有给大家民主,才能有监督。”

*张先玲:希望当局尽快开始对话;难属们虽老去,年轻人加入,有足够信心和耐心*

张先玲:“我觉得,这个路还是有一点长。我们并不急于马上能解决问题,但希望尽快开始。我们已经几次提出要求尽快开始对话。只有对话,才能一点点拉近距离,才能一点点解决问题。先从好解决的问题入手,慢慢达成共识,这才是一条必经之路。”

主持人:“回顾这些年……24年快要到了,这么漫长的时间,难属们的聚集和一些难属们渐渐离(世)去,您看关于难属群体整个的情况,有什么特别想让外界知道的?”

张先玲:“我觉得,首先我们这个群体抗争了近24年时间,相当不容易。我们是真正的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年纪大的人比较多,而且逐渐在离(世)去。可是,我们的群体也是一个有希望的群体。我们死了,还有更年轻的人,还有一些现在并没有加入到我们群体里边,也在为我们群体工作的、或做些事情的年轻人。我相信,后边的事情还是会有人接着来做的。

而且我发现,我们群体里的人当初加入时,有一些还谈不到争取权利,只是个人有要为自己的孩子(或家人)弄清真相、寻求正义的想法。现在大家的思想越来越成熟,能够接受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说‘我们有足够的信心,也有足够的耐心’,大家都有这种共识。”

*忆去年“六四”前夕以死抗争的难属轧伟林先生,难属们关心帮助其遗孀张振霞*

主持人:“刚才您读名单的时候,我想到轧伟林先生是在比较近的时间内离去的……”

张先玲:“去年‘六四’前夕,他是以死抗争的。轧伟林是我们‘六四’难属中唯一一个以死抗争的自尽了的难属。”

“六四”遇难者轧爱国的父亲轧伟林先生2012年5月25日离家出走,26日清晨,他的家人在停车场发现了他的遗体。轧伟林22岁的儿子轧爱国于1989年6月3日晚在北京公主坟一带被进京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戒严部队的子弹击中头部,死于301医院。

“天安门母亲群体”发布的讣告中说:“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轧伟林年复一年的参加‘天安门母亲群体’要求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公开信签名活动,也年复一年地密切注视着政府方面的反馈信息。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政府不仅无视难属们的正当要求,而且每逢‘六四’便加紧打压难属们的纪念活动。轧伟林从50岁的壮年熬到了73岁的老年,长期的悲痛和压抑终于导致他的绝望,73岁的轧伟林自缢身亡。”

张先玲:“他的这种以死抗争的勇气我们难属很佩服,但我们不赞成这样做。我们要坚强地活着,一代一代地把这桩事情搞清楚。”

主持人:“他太太张振霞现在情况怎样?他们家庭目前情况怎样?”

张先玲:“她现在跟(另一个)儿子住在一起,在郊区,离我们这里比较远了,所以我们不能经常看到她。她目前在悲痛中已经缓一点,但经济生活上可能有些困难,不过我们大家都在帮助她。”

*张先玲:痛失长子和丈夫的“六四”难属徐珏身患癌症,坚强乐观,继续抗争*

在北京的“六四”难属徐珏女士是一位地质科学家,她的长子吴向东当年是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工人,1989年21岁。6月3日夜里,吴向东被戒严部队枪击,6月4日凌晨去世。徐珏的先生吴学汉因儿子遇难悲愤抑郁,患了癌症,几年后去世。徐珏女士3年前也身患癌症。

我向张先玲女士询问徐珏女士近来的健康状况。

张先玲女士说:“徐珏是非常坚强,前几天我们讨论公开信的时候还见面了。她很好,身体看上去……红光满面,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也很好。她是刚刚做完化疗,不过她很坚强,每次化疗完以后,身体精神都搞得很好,而且她也很乐观,‘反正我活着一天,就高高兴兴的’。她还在做这个抗争的事情。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身体,一定继续抗争,一定把自己的健康保护好’。”

当我提到希望能通过越洋电话电话采访丁子霖女士的时候,张先玲女士说:“她两个电话都不通了,包括手机。她是用别人的电话给我发了个短信,说她电话都不通了。”

*张先玲:遇难时19岁的王楠若活着,今年43岁。我们可以等,但要尽快开始解决*

张先玲女士说,她近几天还在回忆自己遇难的儿子王楠当年的一些往事,想到王楠遇难前不久与我在中国工作时的一个广播节目的联系。

张先玲:“因为我的小孩王楠林临遇难之前不是还写过一篇稿子,在‘午间半小时’节目播出过吗(主持人:是),然后你们还给我抄了一份拿回来嘛,所以我就想起你,想起你跟王楠你们关系的这段多么……”

主持人:“是。也就是刚才您宣读公开信的时候,我想到当年王楠19岁,现在已经过去超过他一倍的年龄38岁都多出5年了。”

张先玲:“(他如果活着应该是)四十多岁了。”

主持人:“应该是43岁了。”

张先玲:“我认为我说的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可以等,绝对有信心、有耐心等,但是我们希望尽快开始。”

*张先玲:解决“六四”问题对当局长远有好处,大家推动启动解决,先易后难*

主持人:“您今年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或比较新的想法?”

张先玲:“我们今年讨论这封信时,非常热烈,讨论时间也非常长。慢慢大家讨论集中的观点就是发表的这封信的观点。现在新一届政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会有很大困难;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会有一些困难。因此,就应该尽快开始,一步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法律程序一步步来,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接触起来,对话起来,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真想解决问题,就要这样开始。我们大家共同用力来推动这件事情。

但是,当政者或者是有些权贵集团,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认为,你解决这个问题,对你长远来说有好处;他们认为不能解决,解决了他们就要完蛋了。他们就采取这么拖延的办法。所以说,这两种立场看问题有不同点。但作为我们民间的人,就是要大家来推动这桩事情,高层民主人士一起来推动这事情,开始启动解决方案。”

*张先玲:想作“开明皇帝”搞“圣君贤臣”是妄想,当今时代只有民主宪政才是正道*

主持人:“您看还有没有这几天想到还没有来得及讲的?”

张先玲:“因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观点是要经过讨论的,我以下谈的话是我个人的看法。现在因为习近平的‘好男儿’一说,很多人的想法一下子一落千丈,原来都是希望……哎呀,(上)来一个新人能有好大的转折呀,(成)民主的促进者呀……经过习一说‘好男儿’,大家心都凉了半截。有的人就180度转弯,完全没有信心了。我倒不那样看。我认为,他可能在民生方面会有些好的做法,让老百姓感到一些好处。就是想作个‘康乾盛世’、‘开明皇帝’啊,‘清平世界’啊……这个现在是不可能的,是一种妄想。我在讨论会上也说过这话,(当局)会启动一些对民生有利的措施,但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会维持一个阶段,就像病入膏肓了,你不开刀、不做手术也可以吃点药缓和缓和,延缓生命而已呗,就是拖延。但是社会不同了,时代不同了。

当然人的思想也会改变,听其言观其行吧,现在下结论也为时过早,我们希望他有转机吧。至少我个人这样想,所以才推动这桩事。我认为现在掌权的人要想把中国仍旧搞成一个圣君贤臣的清平世界,不可能。因为时代不同了,那是妄想了!只能走民主宪政的道路,这才是正道儿。”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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