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后访“六四”难属:公开信杳无回音

201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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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张先玲等“六四”难属万安公墓祭奠死难亡灵。(参与网)
图片:张先玲等“六四”难属万安公墓祭奠死难亡灵。(参与网)

*张先玲:“两会”闭幕,官方对“六四”难属联名公开信无任何反应*

2014年中国的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两会”已经先后于3月12日、13日在北京闭幕。

今年“两会”召开之前的2月28日,八九“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发表了“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公开信”,表达难属们在八九“六四”25周年即将到来时的心情,要求两会与会者弥补以往的错失,把“六四”问题提到大会讨论。128位“六四”遇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联署签名,并另附了35位已故难属的名字。

参加公开信联署的难属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1989年19岁,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在“六四”屠杀中遇难。“两会”闭幕时,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张先玲女士。

主持人:“难属们的公开信发表到现在已经十多天过去,‘两会’有关方面有没有给你们任何回复?有没有什么反应?”

张先玲:“任何官方的反应都没有,也没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但是有一点细节上的改变,就是每年‘两会’他们或者是叫我被旅游,或者是看着我。有些难属是有时候(被)看,有时候不看。原来‘两会’期间我到哪儿都跟着,出门要坐他们的车,今年没有。我想也许他们会监视,但是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觉察。应该说也算是个小小的进步吧,虽然只是形式上的进步,不是本质上的进步。我常常跟他们讲‘我们是守法公民,我们是优秀的公民哪,你们监视我们是违法违宪’。

今年他们没有看我。据我知道,也没有看别的人。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找了一下,问问‘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活动’之类的话。他们问我‘有什么活动?’我说‘我们的要求和想法都写在公开信上’。我给了警察一份。我说‘你拿去,给你的上级看,就可以了’。我说‘你们也没有权力来知道我有什么想法、什么活动。我有什么想法或有什么活动,我也没什么义务告诉你们’我说‘这个(公开信)里面写的很清楚,你们拿去看吧!’

*张先玲女士宣读“六四”难属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公开信*

天安门母亲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公开信——

你们不提“六四”,你们流失了什么?流失了道义,流失了良知

尊敬的全国人大代表:
尊敬的全国政协委员: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又要召开大会了,今年正好遇上“六四”大屠杀二十五周年。我们作为“六四”惨案的死难者亲属——天安门母亲,将打起精神,拭目以待,看看这一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有何作为,能否弥补以往的错失,果断地把“六四”问题提到大会讨论;能不能作出决定并不要紧,大家议论纷纷就是一个进步。

在以往的二十四年中,我们天安门母亲栉风沐雨,筚路蓝缕,不气馁、不放弃,已先后寻访到了202位“六四”死难者。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我们这个母亲群体中,至今已有35位同难者倒下了。他(她)们直到临终仍然忘不了、放不下已先于他(她)们离去的被害亲人。

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勉力!

最近,我们天安门母亲分三路走访了外地特别是边远地区的一些难友,访问归来者深有感触。其中,有一位被访难友语重心长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二十五年来,日日想,天天盼,儿子却再也回不来了。但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一个昭示天下的认错!但至今都没有看到任何希望,难道让我们带着这种绝望离开人世吗?这种绝望、等待已折磨我们二十五年了!真相只有一个,偌大的北京,有千千万万人亲眼目睹了一切!全世界人民也都了解这一切!二十五年了,那些直到今天都还不愿也不敢承认事实的人,才是最懦弱、最愚蠢的!”

千言万语,就是这么几句话。“二十五年来,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一个昭示天下的认错!”在这里我们特地重复引述这几句话,是为了让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都能听清楚这位受访的“六四”难属说了些什么!

我们在去年“两代会”期间曾就如何解决“六四”问题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后来到了“六四”时期,我们经反复考量,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今天呢?我们依然看不到一点希望。那些不愿也不敢承认事实的人,确确实实是最懦弱、最愚蠢的!

在二十年前,江泽民不说“六四”,好像“六四”不存在;十年前,胡锦涛不说“六四”,好像“六四”也不存在;今天,新的领导人上台了,也不说“六四”,好像“六四”越走越远,已经望不到影儿了。

这长长的二十五年,你们不提“六四”,你们流失了什么?你们流失了道义,流失了良知,流失了执政的合法性。

世界上,一个人说你无道义、无良知,你可以说此人瞎说;两个人说同样的话,你还可以说不可信;三个人、四个人说同样的话,你心里就会打鼓;很多人都说同样的话,甚至还有人连说都懒得说,只是像潮水般地往国外涌,那就说明无人相信你了,你就只剩下了懦弱、愚蠢。你说你经济发展到世界第二,再过几年就世界第一,但你剩下的仍然只是懦弱、愚蠢。

而我们呢?尽管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我们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幸福,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和权利。但是,我们保存了道义,保存了良知,保存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

真相、赔偿、问责这三项是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一贯诉求,它们将随着道义、良知一起保持下去,直至最后实现的一天。

世上事,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总得沿着道义、良知走下去;你唱着反调,你倒退着走;你能唱多久,能走多远?这还是一个疑问。

尊敬的全国人大代表,尊敬的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尊敬的国家领导人,请你们三思,再三思!

张先玲(说明):“下面就是签名的人(名单),一共128人。包括(这些年)死去的(难属)35个(人的名字),加在一起那就是163个人。”

(读):“2014年2月28日。”

张先玲女士感慨:“岁月不饶人哪!我现在确实觉得老了。不论是精力还是体力,还有思维,都在老化。我那个时候才52岁,现在都77岁了。”

*八九“六四”简介*

现在我们再简要回顾一下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已离任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腐败、争民主”的请愿游行。

以下第一段是我当时在街头采录的——

(当时现场录音剪辑片段,呼喊声)“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以下一段是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现场录音剪辑)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丁子霖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202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丁子霖:当局对公开信没有任何回音*

今年的北京时间3月12日晚上,中国全国政协大会已经闭幕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在北京的丁子霖女士。电话信号不好。

丁子霖:“喂。”

主持人:“喂。喂!”
丁子霖:“又听不清了。”

主持人:“现在看来……”
丁子霖:“现在又不行了。”

主持人:“我想知道这个公开信发出到现在 ,‘两会’已经进入闭幕的阶段了,有没有什么回音?”

丁子霖:“没有。没有任何回音。你这样子吧,我们已经让尤维洁接替了,你就给尤维洁打吧。我今天一天非常非常疲劳,你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脚抽筋,贴好了膏药,我今天真的说不动话了。 你就给尤维洁打吧,她毕竟六十岁,至少比我年轻将近二十岁。再说现在她是负责人,给她打比较合适。”

主持人:“好的。丁老师多保重!再见!”

*尤维洁:反感每年“两会”派出所、分局来打招呼*

“六四”难属尤维洁的先生杨明湖1989年42岁,在中国贸促会工作。杨明湖先生于“六四”屠杀中遇难。北京时间今年3月12日晚,我拨通了尤维洁女士的电话。

主持人:“‘两会’之前看到难属们联名写的公开信。现在‘两会’已经有闭幕式,我不知道有关方面对难属群体有没有作出什么反应?”

尤维洁:“现在好像跟往年也差不了多少。我们也是挺期望新的领导上台应该有一套新政的方式,原来我还有期望他们会不会关注我们。其实‘两会’的时候还是……不管怎么样,比如对于我,我们这儿的派出所、东城分局的人来跟我打了一个招呼‘说一下你最近有什么活动?’或者‘你上班的时候需要不需要有人送?’这些我都拒绝了。其它的好像没有。其实我是希望你开‘两会’,作为我是一个公民的话,我可以关注‘两会’开会的内容什么的,没必要把我们当成一个……好像我们会要去做什么不利于‘两会’的事情这样的人来对待我们。其实每年他们这样做,我心里是挺反感这样子的。”

*尤维洁:2013年分三路小组看望外地难属*

主持人:“每年‘两会’召开前,近年来一次一次联名致信‘两会’,今年您觉得联署时您的心情有什么和往年不同吗?”

尤维洁:“当然了,我觉得今年都25年了,今年我们的(公开信)内容里讲到了,我们在去年分成三路小组去看外地的难属。因为这么多年我们也没去看望过他们,想想都已经25年了,也不知道他们在外地生活的怎么样。因为毕竟我们在北京的难属比较集中,大家还是有见面机会的。每年我们春节之前都有一个聚会,大家见见面。毕竟这件事情,每个人心里都记挂着。但是外地的难属不同了,他们是分散在各个城市各个地方。25年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生活得怎么样,所以去年就给他们做了采访,看望他们一下。”

*尤维洁:大学生在街上,或因穿北京大学背心就被打死,只有纳粹这么干*

尤维洁:“哎呀,反正我觉得很有感触。尤其看到一些在农村的老人,他们的生活……你想,有很多老人举全家之力去供这个孩子读书啊,我们看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当年孩子已经研究生毕业了,已经给他分了工作了,分到广州。他是人民大学的,只不过他还没有离开学校。就是因为在大街上,在长安街上就被打死了。你说,作为他们家来讲唯一一个这么样的孩子,被打死了!实在是太残忍了!

还有例如,我见到一个外地人,他的孩子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只是骑车去找同学,骑车到复兴门那个地方,军人就看他穿着一件北京大学的背心,他也没有任何的暴力行为,什么行为都没有,就是因为一个背心,把他给打死了。这件事情我实在是不能理解,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只有希特勒、纳粹分子才这么干哪!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军队怎么能够对自己的百姓或者是孩子,他才19岁的孩子就给打死了。这些我真的不理解。”

*尤维洁:25年未解决此事,心情沉重。希望国家正视、承认事实*

尤维洁:“到今年25年一直没有解决这件事,而且我们去年又做了看望外地人(难属),其实我们心里真是很沉重。希望这个国家要正视这个事情,要想一想我们这些失去孩子的母亲、父亲们,他们心里多沉重啊!他们说‘我们真的是不甘心啊,就这样而且是无声无息的,国家不解决。我们心里的确很沉重’。

我们今年给‘两会’的信里也讲到了,我们到现在还看不到一点希望,政府到现在也不敢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年复一年在说,让我们说的都觉得还有什么可说的,该说的我们都说了,希望这个国家来正视这件事情。”

*尤维洁回忆先生杨明湖八九“六四”遇难经过*

我们当时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怎么样?”——

尤维洁:“我的先生杨明湖‘文化大革命’时正好是老高三毕业。他在‘文革’期间也没有放弃,一直在跟老教育家陈翰笙学外语,直到后来恢复高考,他参加高考,进清华大学分校学机械。他考大学时已经32岁,大学毕业36岁。

我跟他结婚时他36岁,我30岁。我生我孩子时31岁,我跟我先生共同生活了六年。1989年时他正好42岁,我的孩子还不到5岁。

当时杨明湖在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五一’时他出差不在北京,十几号才回到北京。

到6月3日晚上,因为我睡觉睡得比较晚,他先睡觉的。等到他半夜起来的时候,我睡着了,我没有听见枪声,他听见了。他就叫我说‘快点起来,外面开枪了’我们听见楼下有人说话,我们俩人就下去了。楼下人说,他们从西单回来,就看见地上一滩一滩的血,他们挺害怕的,就没敢去天安门广场。所以我们当时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怎么样?’他们说不知道。(我丈夫)他说想去看一看,就骑车走了。”

从公安部出来的军队开着枪往外冲,还有被刺刀捅死的人——

尤维洁:“可能3点多的时候,我听见枪声。因为我一直在马路上没回家。估计那时3点钟左右,因为他1点多走的。3点多听到一阵枪声,估计他那阶段正好走到南池子。(他后来跟我说)他把车停在公安部门口,有个电话亭,他把自行车放在那儿了,然后过马路,在南池子那儿站着。

他跟我说的是,从公安部出来的军队开着枪往外冲。

外面马路上全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哪!很多人都在那儿。这个军队怎么就可以一边开枪一边往外打呢?是打的自己国家的百姓啊!

我到医院以后,那个送信人跟我说,他当时在医院里看见……我现在也记不清楚(说的)是平板车把他们拉过来的还是一个面包车把他们拉过来的,说这个车里一共拉了七个人,五个人是死的。只有两个人是活的,其中就有杨明湖,还有一个是煤炭部的。煤炭部的这个人其实我们到现在没找到他。就是这个送信的人跟我讲的,说这个煤炭部的人就到地下室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就死了,他死之前说了一句‘我是煤炭部的’。

他说他是被刺刀捅到后心死的。这也是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我觉得子弹是不长眼的,打到谁是谁,可是刺刀是人去用刺刀捅下去的。用刺刀去捅人,我是无法去接受自己国家的军队对自己的老百姓下这么大的狠手。而且不只是他。

这次我们到外地去采访时,还有一个叫吴国锋的,丁老师在‘六四’访谈录里也讲到这个人。这个孩子被子弹打完以后,看他没有死,因为他手里带着照相机,军队要抢他的照相机,要夺这个照相机的时候,用刺刀捅到他下腹部的地方。”

杨明湖被打到膀胱,骨盆粉碎性骨折,送医两天后死去——

我的先生杨明湖后来在医院里活了两天,就死了。”

主持人:“那您后来又和他见面,去医院,那时什么时间?”

尤维洁:“是第二天早晨。我一看他早晨没有回来,就在马路上等他,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我上楼的时候就碰见一个送信人,从楼上下来。他跟我说我家里门没锁,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没锁门就下楼了。他说,他进屋一看一个孩子在屋里睡觉,家里没有人,他就下来了,在楼梯上碰见我。他问我‘你是不是尤维洁?’我说‘是’。他说,是杨明湖让他来给我送信的,说他受伤了,在同仁医院。他说‘你也不要紧张,去看看就行’。当时他说只送了两个(人的信),一个是北京大学的一个老师,还有就是杨明湖。他跟我说,他们家他是独生子,所以他的父母对他也很担心,他当时在同仁医院的门口,看见以后就帮助抢救这些受伤的人。

我知道以后就到医院去了。我看到在急诊室里,好多浑身是血的伤者。我就问护士‘有没有一个叫杨明湖的人?她说‘没有’。后来我想,可能他在手术室。我又到手术室去找,在门口等。

等到快10点了,他才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当时他是很清醒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了几句话。医生跟我说‘你不要让他再说了,因为他刚刚做完手术’医生跟我讲‘打的是膀胱,膀胱给修补了。骨盆是粉碎性的骨折,没办法给他做手术’。

我当时非常天真,我觉得骨折长长就好了。其实我真的不理解,粉碎性骨折是什么一个状况。其实非常非常的严重,如果他活着,他是永远站不起来的一个人。而且,他是一边给他输血一边往外流血。他的血管没找到,就等于是给他输进去多少流多少。结果他是腹腔感染导致胸腔感染之后去世。

去世是6月6日早晨八点。医生跟我说‘他血压没有了’。我真的是……当时那个情景就一直在我脑子里,真的是忘不掉。医生拿一个刀子去割他腿上的血管,血管里一滴血流都不出来,所以医生当时就跟我说,说‘他不行了’。他当时知道自己血压没有以后,他马上就昏过去了。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坚强挺着自己,一直在大喘气,求生的愿望非常强。但是他知道、明白自己不行了,这才昏过去的,就死了。”

*黄金平:坚持。我们是人不是动物,有思想有语言功能,不能不说*

我又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六四”难属黄金平。

主持人:“请问今年有关难属联署的公开信,无论是您个人的心情还是其他难属,今年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黄金平:“就是坚持。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有思想,有语言功能,不能不说。”

电话信号越来越差。

黄金平:“今年已经25年了,我觉得应该重视这个事情,谁都不要回避了。对我们这些亲身经过这个事情的人来说,其实就像昨天。每时每刻在我们心里,想起来都是痛。”

*黄金平:忆先生杨燕声遇难,我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真是法西斯!”

黄金平女士回忆八九“六四”,他的先生在《体育报》社工作的当时30岁的杨燕声遇难经过。因为电话信号太差,听不清,这里播放一段2010年黄金平女士接受我采访的录音。

黄金平:“(1989年)6月4日我要参加考试,我们就睡得比较早。把窗户都关了,那时孩子一岁多,家里就那一间屋子,关了窗子也就什么都没听到。

是邻居敲门,说‘燕声,燕声,快点!快点!他们开枪了!’,我们俩‘噌’就起来了。因为是楼房合居(单元),我们就跑出来。他就给我们讲‘开枪了,坦克压人’,怎么怎么着了,我听到他(杨燕声)说‘真是法西斯’。这是我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

我还在听,再回头找他,就没有了。但我当时也没在意。

他是6月4日早晨五、六点钟出去的。七点多钟,他们《体育报》社就来了一个人,告诉我是(他在)协和医院,可能当时接电话的人没听清楚。是北京医院的人打来的。他中枪的时候能说话,说‘我是《体育报》社的叫杨燕声’,说完以后就昏迷过去了。

我骑自行车赶紧就奔协和医院。那儿有好多人,根本就不让进了。我说‘我跪下求你们让我进去!因为我爱人在里边。’旁边很多人帮我说话,我就进去了。找,找,没有。他们说有的人直接送太平间了。

我就去太平间找。当时有个本院记者要照相。他说‘你跟着我,你别害怕’我就揪着他后衣服跟他进去了。当时看到三摞(尸体),没有他。我又到同仁医院,边走边有开枪的。我骑自行车,也不怕了,我就疯了似的。到同仁医院找,也没有。回到家里又等消息,也没有,然后就到处找。

又到天安门问部队‘你们怎么开枪了?’他们说‘不是我们,我们是刚换的班,前边的人已经走了。’

第二天我一想,因为我在单位上班,我丈夫知道我单位电话,他在哪儿一定会给我打电话。我就在单位等电话。跟(他工作的)《体育报》社联系,我们派出几拨人去找,包括我姐姐。最后是在北京医院找到的。

北京医院的大夫把他送到北京医院手术室。说‘你们赶紧抢救,我去吃早点’。等他吃完早点回来,说‘我看一下我救的这个人’,手术室的大夫告诉救他的那个北京医院的大夫说‘这个人(杨燕声)已经去世了。’”

*黄金平:杨燕声为救人站起来,“开花弹”击中,在体内爆炸身亡*

黄金平:“ 救他的那个北京医院的大夫给我讲这个经过,说他们一起看见军车来了,都趴下了,那儿开枪嘛。前边有一个人说‘救命啊,救命,我受伤了’。别人没有站起来,(我丈夫)他站起来了,枪就打中了他。 等到军车开过以后,有一个板车过来了,就把他搁在那上边,他中弹后很艰难地说出来‘我叫杨燕声,《体育报》社’。昏迷以后,拉到北京医院直接送手术室,说‘赶紧抢救’。打开他的肝部一看中弹了,当时一打开,‘啪’的那血就喷出来了,说他中的子弹就是‘开花弹’

(国际禁用的‘达姆弹’,在人体内爆炸)在体内开花了。

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真是法西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是《体育报》社的,我叫杨燕声。’。”

*黄金平:说出真相、拒绝遗忘,永远不会淡化忘掉,肯定不会的*

今年‘两会’闭幕时,黄金平女士说:“我觉得政府一直说‘和谐社会’,说‘法制社会’, 事实情况呢?公民走在大街上,你就把他打死了,而且我爱人他是为了救人。不管怎么样,你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你是保家卫国的,怎么能拿起枪来向老百姓开枪呢?

我们要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到底有多少死难者?到底是谁下的命令?……这个事情你不说出来,永远也不可能淡化、把它忘掉。不会的,肯定不会的。”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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