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玲：“两会”闭幕，官方对“六四”难属联名公开信无任何反应*
2014年中国的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两会”已经先后于3月12日、13日在北京闭幕。
今年“两会”召开之前的2月28日，八九“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发表了“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公开信”，表达难属们在八九“六四”25周年即将到来时的心情，要求两会与会者弥补以往的错失，把“六四”问题提到大会讨论。128位“六四”遇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联署签名，并另附了35位已故难属的名字。
参加公开信联署的难属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1989年19岁，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在“六四”屠杀中遇难。“两会”闭幕时，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张先玲女士。
主持人：“难属们的公开信发表到现在已经十多天过去，‘两会’有关方面有没有给你们任何回复？有没有什么反应？”
张先玲：“任何官方的反应都没有，也没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但是有一点细节上的改变，就是每年‘两会’他们或者是叫我被旅游，或者是看着我。有些难属是有时候（被）看，有时候不看。原来‘两会’期间我到哪儿都跟着，出门要坐他们的车，今年没有。我想也许他们会监视，但是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觉察。应该说也算是个小小的进步吧，虽然只是形式上的进步，不是本质上的进步。我常常跟他们讲‘我们是守法公民，我们是优秀的公民哪，你们监视我们是违法违宪’。
今年他们没有看我。据我知道，也没有看别的人。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找了一下，问问‘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活动’之类的话。他们问我‘有什么活动？’我说‘我们的要求和想法都写在公开信上’。我给了警察一份。我说‘你拿去，给你的上级看，就可以了’。我说‘你们也没有权力来知道我有什么想法、什么活动。我有什么想法或有什么活动，我也没什么义务告诉你们’我说‘这个（公开信）里面写的很清楚，你们拿去看吧！’
*张先玲女士宣读“六四”难属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公开信*
天安门母亲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公开信——
你们不提“六四”，你们流失了什么？流失了道义，流失了良知
尊敬的全国人大代表：
尊敬的全国政协委员：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又要召开大会了，今年正好遇上“六四”大屠杀二十五周年。我们作为“六四”惨案的死难者亲属——天安门母亲，将打起精神，拭目以待，看看这一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有何作为，能否弥补以往的错失，果断地把“六四”问题提到大会讨论；能不能作出决定并不要紧，大家议论纷纷就是一个进步。
在以往的二十四年中，我们天安门母亲栉风沐雨，筚路蓝缕，不气馁、不放弃，已先后寻访到了202位“六四”死难者。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我们这个母亲群体中，至今已有35位同难者倒下了。他（她）们直到临终仍然忘不了、放不下已先于他（她）们离去的被害亲人。
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勉力！
最近，我们天安门母亲分三路走访了外地特别是边远地区的一些难友，访问归来者深有感触。其中，有一位被访难友语重心长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二十五年来，日日想，天天盼，儿子却再也回不来了。但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一个昭示天下的认错！但至今都没有看到任何希望，难道让我们带着这种绝望离开人世吗？这种绝望、等待已折磨我们二十五年了！真相只有一个，偌大的北京，有千千万万人亲眼目睹了一切！全世界人民也都了解这一切！二十五年了，那些直到今天都还不愿也不敢承认事实的人，才是最懦弱、最愚蠢的！”
千言万语，就是这么几句话。“二十五年来，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一个昭示天下的认错！”在这里我们特地重复引述这几句话，是为了让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都能听清楚这位受访的“六四”难属说了些什么！
我们在去年“两代会”期间曾就如何解决“六四”问题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后来到了“六四”时期，我们经反复考量，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今天呢？我们依然看不到一点希望。那些不愿也不敢承认事实的人，确确实实是最懦弱、最愚蠢的！
在二十年前，江泽民不说“六四”，好像“六四”不存在；十年前，胡锦涛不说“六四”，好像“六四”也不存在；今天，新的领导人上台了，也不说“六四”，好像“六四”越走越远，已经望不到影儿了。
这长长的二十五年，你们不提“六四”，你们流失了什么？你们流失了道义，流失了良知，流失了执政的合法性。
世界上，一个人说你无道义、无良知，你可以说此人瞎说；两个人说同样的话，你还可以说不可信；三个人、四个人说同样的话，你心里就会打鼓；很多人都说同样的话，甚至还有人连说都懒得说，只是像潮水般地往国外涌，那就说明无人相信你了，你就只剩下了懦弱、愚蠢。你说你经济发展到世界第二，再过几年就世界第一，但你剩下的仍然只是懦弱、愚蠢。
而我们呢？尽管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我们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幸福，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和权利。但是，我们保存了道义，保存了良知，保存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
真相、赔偿、问责这三项是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一贯诉求，它们将随着道义、良知一起保持下去，直至最后实现的一天。
世上事，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总得沿着道义、良知走下去；你唱着反调，你倒退着走；你能唱多久，能走多远？这还是一个疑问。
尊敬的全国人大代表，尊敬的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尊敬的国家领导人，请你们三思，再三思！
张先玲（说明）：“下面就是签名的人（名单），一共128人。包括（这些年）死去的（难属）35个（人的名字），加在一起那就是163个人。”
（读）：“2014年2月28日。”
张先玲女士感慨：“岁月不饶人哪！我现在确实觉得老了。不论是精力还是体力，还有思维，都在老化。我那个时候才52岁，现在都77岁了。”
*八九“六四”简介*
现在我们再简要回顾一下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已离任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腐败、争民主”的请愿游行。
以下第一段是我当时在街头采录的——
（当时现场录音剪辑片段，呼喊声）“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以下一段是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现场录音剪辑）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丁子霖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202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丁子霖：当局对公开信没有任何回音*
今年的北京时间3月12日晚上，中国全国政协大会已经闭幕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在北京的丁子霖女士。电话信号不好。
丁子霖：“喂。”
主持人：“喂。喂！”
丁子霖：“又听不清了。”
主持人：“现在看来……”
丁子霖：“现在又不行了。”
主持人：“我想知道这个公开信发出到现在 ，‘两会’已经进入闭幕的阶段了，有没有什么回音？”
丁子霖：“没有。没有任何回音。你这样子吧，我们已经让尤维洁接替了，你就给尤维洁打吧。我今天一天非常非常疲劳，你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脚抽筋，贴好了膏药，我今天真的说不动话了。 你就给尤维洁打吧，她毕竟六十岁，至少比我年轻将近二十岁。再说现在她是负责人，给她打比较合适。”
主持人：“好的。丁老师多保重！再见！”
*尤维洁：反感每年“两会”派出所、分局来打招呼*
“六四”难属尤维洁的先生杨明湖1989年42岁，在中国贸促会工作。杨明湖先生于“六四”屠杀中遇难。北京时间今年3月12日晚，我拨通了尤维洁女士的电话。
主持人：“‘两会’之前看到难属们联名写的公开信。现在‘两会’已经有闭幕式，我不知道有关方面对难属群体有没有作出什么反应？”
尤维洁：“现在好像跟往年也差不了多少。我们也是挺期望新的领导上台应该有一套新政的方式，原来我还有期望他们会不会关注我们。其实‘两会’的时候还是……不管怎么样，比如对于我，我们这儿的派出所、东城分局的人来跟我打了一个招呼‘说一下你最近有什么活动？’或者‘你上班的时候需要不需要有人送？’这些我都拒绝了。其它的好像没有。其实我是希望你开‘两会’，作为我是一个公民的话，我可以关注‘两会’开会的内容什么的，没必要把我们当成一个……好像我们会要去做什么不利于‘两会’的事情这样的人来对待我们。其实每年他们这样做，我心里是挺反感这样子的。”
*尤维洁：2013年分三路小组看望外地难属*
主持人：“每年‘两会’召开前，近年来一次一次联名致信‘两会’，今年您觉得联署时您的心情有什么和往年不同吗？”
尤维洁：“当然了，我觉得今年都25年了，今年我们的（公开信）内容里讲到了，我们在去年分成三路小组去看外地的难属。因为这么多年我们也没去看望过他们，想想都已经25年了，也不知道他们在外地生活的怎么样。因为毕竟我们在北京的难属比较集中，大家还是有见面机会的。每年我们春节之前都有一个聚会，大家见见面。毕竟这件事情，每个人心里都记挂着。但是外地的难属不同了，他们是分散在各个城市各个地方。25年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生活得怎么样，所以去年就给他们做了采访，看望他们一下。”
*尤维洁：大学生在街上，或因穿北京大学背心就被打死，只有纳粹这么干*
尤维洁：“哎呀，反正我觉得很有感触。尤其看到一些在农村的老人，他们的生活……你想，有很多老人举全家之力去供这个孩子读书啊，我们看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当年孩子已经研究生毕业了，已经给他分了工作了，分到广州。他是人民大学的，只不过他还没有离开学校。就是因为在大街上，在长安街上就被打死了。你说，作为他们家来讲唯一一个这么样的孩子，被打死了！实在是太残忍了！
还有例如，我见到一个外地人，他的孩子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只是骑车去找同学，骑车到复兴门那个地方，军人就看他穿着一件北京大学的背心，他也没有任何的暴力行为，什么行为都没有，就是因为一个背心，把他给打死了。这件事情我实在是不能理解，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只有希特勒、纳粹分子才这么干哪！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军队怎么能够对自己的百姓或者是孩子，他才19岁的孩子就给打死了。这些我真的不理解。”
*尤维洁：25年未解决此事，心情沉重。希望国家正视、承认事实*
尤维洁：“到今年25年一直没有解决这件事，而且我们去年又做了看望外地人（难属），其实我们心里真是很沉重。希望这个国家要正视这个事情，要想一想我们这些失去孩子的母亲、父亲们，他们心里多沉重啊！他们说‘我们真的是不甘心啊，就这样而且是无声无息的，国家不解决。我们心里的确很沉重’。
我们今年给‘两会’的信里也讲到了，我们到现在还看不到一点希望，政府到现在也不敢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年复一年在说，让我们说的都觉得还有什么可说的，该说的我们都说了，希望这个国家来正视这件事情。”
*尤维洁回忆先生杨明湖八九“六四”遇难经过*
我们当时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怎么样？”——
尤维洁：“我的先生杨明湖‘文化大革命’时正好是老高三毕业。他在‘文革’期间也没有放弃，一直在跟老教育家陈翰笙学外语，直到后来恢复高考，他参加高考，进清华大学分校学机械。他考大学时已经32岁，大学毕业36岁。
我跟他结婚时他36岁，我30岁。我生我孩子时31岁，我跟我先生共同生活了六年。1989年时他正好42岁，我的孩子还不到5岁。
当时杨明湖在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五一’时他出差不在北京，十几号才回到北京。
到6月3日晚上，因为我睡觉睡得比较晚，他先睡觉的。等到他半夜起来的时候，我睡着了，我没有听见枪声，他听见了。他就叫我说‘快点起来，外面开枪了’我们听见楼下有人说话，我们俩人就下去了。楼下人说，他们从西单回来，就看见地上一滩一滩的血，他们挺害怕的，就没敢去天安门广场。所以我们当时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怎么样？’他们说不知道。（我丈夫）他说想去看一看，就骑车走了。”
从公安部出来的军队开着枪往外冲，还有被刺刀捅死的人——
尤维洁：“可能3点多的时候，我听见枪声。因为我一直在马路上没回家。估计那时3点钟左右，因为他1点多走的。3点多听到一阵枪声，估计他那阶段正好走到南池子。（他后来跟我说）他把车停在公安部门口，有个电话亭，他把自行车放在那儿了，然后过马路，在南池子那儿站着。
他跟我说的是，从公安部出来的军队开着枪往外冲。
外面马路上全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哪！很多人都在那儿。这个军队怎么就可以一边开枪一边往外打呢？是打的自己国家的百姓啊！
我到医院以后，那个送信人跟我说，他当时在医院里看见……我现在也记不清楚（说的）是平板车把他们拉过来的还是一个面包车把他们拉过来的，说这个车里一共拉了七个人，五个人是死的。只有两个人是活的，其中就有杨明湖，还有一个是煤炭部的。煤炭部的这个人其实我们到现在没找到他。就是这个送信的人跟我讲的，说这个煤炭部的人就到地下室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就死了，他死之前说了一句‘我是煤炭部的’。
他说他是被刺刀捅到后心死的。这也是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我觉得子弹是不长眼的，打到谁是谁，可是刺刀是人去用刺刀捅下去的。用刺刀去捅人，我是无法去接受自己国家的军队对自己的老百姓下这么大的狠手。而且不只是他。
这次我们到外地去采访时，还有一个叫吴国锋的，丁老师在‘六四’访谈录里也讲到这个人。这个孩子被子弹打完以后，看他没有死，因为他手里带着照相机，军队要抢他的照相机，要夺这个照相机的时候，用刺刀捅到他下腹部的地方。”
杨明湖被打到膀胱，骨盆粉碎性骨折，送医两天后死去——
我的先生杨明湖后来在医院里活了两天，就死了。”
主持人：“那您后来又和他见面，去医院，那时什么时间？”
尤维洁：“是第二天早晨。我一看他早晨没有回来，就在马路上等他，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我上楼的时候就碰见一个送信人，从楼上下来。他跟我说我家里门没锁，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没锁门就下楼了。他说，他进屋一看一个孩子在屋里睡觉，家里没有人，他就下来了，在楼梯上碰见我。他问我‘你是不是尤维洁？’我说‘是’。他说，是杨明湖让他来给我送信的，说他受伤了，在同仁医院。他说‘你也不要紧张，去看看就行’。当时他说只送了两个（人的信），一个是北京大学的一个老师，还有就是杨明湖。他跟我说，他们家他是独生子，所以他的父母对他也很担心，他当时在同仁医院的门口，看见以后就帮助抢救这些受伤的人。
我知道以后就到医院去了。我看到在急诊室里，好多浑身是血的伤者。我就问护士‘有没有一个叫杨明湖的人？她说‘没有’。后来我想，可能他在手术室。我又到手术室去找，在门口等。
等到快10点了，他才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当时他是很清醒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了几句话。医生跟我说‘你不要让他再说了，因为他刚刚做完手术’医生跟我讲‘打的是膀胱，膀胱给修补了。骨盆是粉碎性的骨折，没办法给他做手术’。
我当时非常天真，我觉得骨折长长就好了。其实我真的不理解，粉碎性骨折是什么一个状况。其实非常非常的严重，如果他活着，他是永远站不起来的一个人。而且，他是一边给他输血一边往外流血。他的血管没找到，就等于是给他输进去多少流多少。结果他是腹腔感染导致胸腔感染之后去世。
去世是6月6日早晨八点。医生跟我说‘他血压没有了’。我真的是……当时那个情景就一直在我脑子里，真的是忘不掉。医生拿一个刀子去割他腿上的血管，血管里一滴血流都不出来，所以医生当时就跟我说，说‘他不行了’。他当时知道自己血压没有以后，他马上就昏过去了。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坚强挺着自己，一直在大喘气，求生的愿望非常强。但是他知道、明白自己不行了，这才昏过去的，就死了。”
*黄金平：坚持。我们是人不是动物，有思想有语言功能，不能不说*
我又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六四”难属黄金平。
主持人：“请问今年有关难属联署的公开信，无论是您个人的心情还是其他难属，今年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黄金平：“就是坚持。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有思想，有语言功能，不能不说。”
电话信号越来越差。
黄金平：“今年已经25年了，我觉得应该重视这个事情，谁都不要回避了。对我们这些亲身经过这个事情的人来说，其实就像昨天。每时每刻在我们心里，想起来都是痛。”
*黄金平：忆先生杨燕声遇难，我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真是法西斯！”
黄金平女士回忆八九“六四”，他的先生在《体育报》社工作的当时30岁的杨燕声遇难经过。因为电话信号太差，听不清，这里播放一段2010年黄金平女士接受我采访的录音。
黄金平：“（1989年）6月4日我要参加考试，我们就睡得比较早。把窗户都关了，那时孩子一岁多，家里就那一间屋子，关了窗子也就什么都没听到。
是邻居敲门，说‘燕声，燕声，快点！快点！他们开枪了！’，我们俩‘噌’就起来了。因为是楼房合居（单元），我们就跑出来。他就给我们讲‘开枪了，坦克压人’，怎么怎么着了，我听到他（杨燕声）说‘真是法西斯’。这是我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
我还在听，再回头找他，就没有了。但我当时也没在意。
他是6月4日早晨五、六点钟出去的。七点多钟，他们《体育报》社就来了一个人，告诉我是（他在）协和医院，可能当时接电话的人没听清楚。是北京医院的人打来的。他中枪的时候能说话，说‘我是《体育报》社的叫杨燕声’，说完以后就昏迷过去了。
我骑自行车赶紧就奔协和医院。那儿有好多人，根本就不让进了。我说‘我跪下求你们让我进去！因为我爱人在里边。’旁边很多人帮我说话，我就进去了。找，找，没有。他们说有的人直接送太平间了。
我就去太平间找。当时有个本院记者要照相。他说‘你跟着我，你别害怕’我就揪着他后衣服跟他进去了。当时看到三摞（尸体），没有他。我又到同仁医院，边走边有开枪的。我骑自行车，也不怕了，我就疯了似的。到同仁医院找，也没有。回到家里又等消息，也没有，然后就到处找。
又到天安门问部队‘你们怎么开枪了？’他们说‘不是我们，我们是刚换的班，前边的人已经走了。’
第二天我一想，因为我在单位上班，我丈夫知道我单位电话，他在哪儿一定会给我打电话。我就在单位等电话。跟（他工作的）《体育报》社联系，我们派出几拨人去找，包括我姐姐。最后是在北京医院找到的。
北京医院的大夫把他送到北京医院手术室。说‘你们赶紧抢救，我去吃早点’。等他吃完早点回来，说‘我看一下我救的这个人’，手术室的大夫告诉救他的那个北京医院的大夫说‘这个人（杨燕声）已经去世了。’”
*黄金平：杨燕声为救人站起来，“开花弹”击中，在体内爆炸身亡*
黄金平：“ 救他的那个北京医院的大夫给我讲这个经过，说他们一起看见军车来了，都趴下了，那儿开枪嘛。前边有一个人说‘救命啊，救命，我受伤了’。别人没有站起来，（我丈夫）他站起来了，枪就打中了他。 等到军车开过以后，有一个板车过来了，就把他搁在那上边，他中弹后很艰难地说出来‘我叫杨燕声，《体育报》社’。昏迷以后，拉到北京医院直接送手术室，说‘赶紧抢救’。打开他的肝部一看中弹了，当时一打开，‘啪’的那血就喷出来了，说他中的子弹就是‘开花弹’
（国际禁用的‘达姆弹’，在人体内爆炸）在体内开花了。
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真是法西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是《体育报》社的，我叫杨燕声。’。”
*黄金平：说出真相、拒绝遗忘，永远不会淡化忘掉，肯定不会的*
今年‘两会’闭幕时，黄金平女士说：“我觉得政府一直说‘和谐社会’，说‘法制社会’， 事实情况呢？公民走在大街上，你就把他打死了，而且我爱人他是为了救人。不管怎么样，你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你是保家卫国的，怎么能拿起枪来向老百姓开枪呢？
我们要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到底有多少死难者？到底是谁下的命令？……这个事情你不说出来，永远也不可能淡化、把它忘掉。不会的，肯定不会的。”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