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25周年渐近，再谈官方对“六四”难属联名公开信无任何反应*
前次节目谈到今年中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开过之后，我采访了几位“六四”难属，了解到“两会”前128位“六四”遇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联名致“两会”的公开信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八九“六四”25周年渐渐临近。今天继续谈这个话题。
今年“两会”召开之前的2月28日，八九“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发表了“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公开信”，表达难属们在“六四”25周年即将到来时的心情，要求两会与会者弥补以往的错失，把“六四”问题提到大会讨论。128位“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联署签名，并另附35位已故难属的名字。
参加公开信联署的难属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1989年19岁，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在“六四”屠杀中遇难。“两会”闭幕时，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张先玲女士。
主持人：“难属们的公开信，‘两会’有关方面有没有给你们任何回复？有没有什么反应？”
张先玲：“任何官方的反应都没有。……岁月不饶人哪！我现在觉得确实是老了，不论是精力还是体力，还有思维，都在老化。我那个时候才52岁，现在都77岁了。”
*八九“六四”简介*
现在我们再简要回顾一下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腐败、争民主”的请愿游行。
以下第一段是我当时在街头采录的现场录音剪辑片段——
（群众游行请愿呼声）“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以下一段是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现场录音剪辑）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丁子霖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202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丁子霖：当局对公开信没任何回音，现在尤维洁是难属群体负责人，她年轻些*
今年的北京时间3月12日晚上，中国全国政协大会已经闭幕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在北京的丁子霖女士。
主持人：“公开信发出到现在 ，‘两会’已进入闭幕阶段，有没有什么回音？”
丁子霖：“没有。没有任何回音。你这样子吧，我们已经让尤维洁接替了，你就给尤维洁打吧。我今天一天非常非常疲劳，你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脚抽筋，贴好了膏药，我今天真的说不动话了。你就给尤维洁打吧，她毕竟六十岁，至少比我年轻将近二十岁。现在她是负责人。”
“六四”难属尤维洁的先生杨明湖1989年42岁，在在中国贸促会工作。杨明湖先生于“六四”屠杀中遇难。在前面的节目中播出了我于北京时间12日晚采访尤维洁女士的部分访谈录音，今天请继续收听。
主持人：“每年‘两会’召开前，近年来一次一次联名致信‘两会’，今年您的心情有什么和往 年不同吗？”
尤维洁：“今年都25年了，今年我们的（公开信）内容里讲到了，我们在去年分成三路小组去看望外地的难属，给他们做了采访。”
*尤维洁：访毕业分配后尚未离校的遇难者研究生程仁兴的家人*
尤维洁：“哎呀，反正我觉得很有感触。尤其看到一些在农村的老人，他们的生活……你想，有很多老人举全家之力去供这个孩子读书啊，我们看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当年）他的孩子程仁兴已经研究生毕业，人民大学的，当年已经给他分了工作，分到广州。只不过他还没离开学校。就是在长安街上，就被打死了。
*尤维洁：支援大西北的建设者在矿井里接到19岁儿子北大学生孙辉遇难电报*
尤维洁：“我还见到一个外地人，他的孩子是北京大学学生，男孩子，叫孙辉，只是骑车去找同学，到复兴门那个地方，军人就看他穿着一件北京大学的背心，上面写着‘北京大学’红色的背心，他什么行为都没有，就因为一个背心把他打死了。他才19岁。
丁老师曾经在‘六四’访谈录里已经写到这个孩子了，但是我去见到他父母的时候，感受真的很深。他父母是1962年去支援大西北建设时到宁夏去，（那时候）那可是不毛之地啊，他们是从东北响应国家号召到那儿去的，这样的建设者，他们的孩子19岁在北京大学上了不到一年，88级的学生，就给打死了。”
主持人：“当时他的儿子被打死的时候他们人还在宁夏那边吗？”
尤维洁：“嗯。在宁夏，是支援大西北建设在煤矿。”
主持人：“孩子是从宁夏考到北京？”
尤维洁：“是。他父亲跟我们讲，那孩子非常聪明，高二时去考，一考就考到宁夏大学。后来这孩子说‘我想考到北京去，想考北京大学’，他的父亲说‘哎呀，反正孩子还小呢，就不如让他把高三上完，结果高三上完，一考就考到北京大学了。你说父母知道这个孩子被打死……
他跟我说，当孩子被打死电报过来的时候，他在煤矿底下还在采煤。所以他非常非常的不理解，说‘我这一生为了国家，响应国家的号召，到那么老远的边远地方去，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孩子会……到北京来上学应该……北京是首都嘛，到北京来上学会出这样的事情。’”
*尤维洁：他们把孩子送到北京去，孩子被打死，被刺刀捅死*
尤维洁：“我还见到武汉的一个教师，他说‘我的孩子在北京被打死了，还有什么人还敢把自己的孩子再送到北京去？认为北京是首都，应该是最安全的，能够保障孩子的安全的地方，结果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们所有的人都不能接受，这次我们到外地采访时，还有一个叫吴国锋的，丁老师在‘六四’访谈录里也讲到这个人。这个孩子被子弹打完了以后，看他没有死，因为他手里带着照相机，军队要把他的照相机抢过来，他要夺这个照相机的时候，军队把这个人……用刺刀捅到他下腹部的地方。”
*吴定富：走向民主自由，不辜负死难孩子们的愿望，能否达到，还要我们大家努力*
吴国锋的父亲吴定富先生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受访，讲述过吴国锋遇难前后的情况。
吴国锋生前是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三年级学生，他是家乡四川新津县城四十年里第一位考进北京读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县城的人们曾经上街欢送吴国锋去北京，三年后，又上街沉痛的迎回吴国锋的骨灰，到他的灵堂鞠躬。
今年“两会”结束后，我通过越洋电话再次采访了“六四”遇难者吴国锋的父亲吴定富先生。他也谈到“六四”难属群体的负责人尤维洁女士到访过他家。
吴定富先生说：“去年尤维洁女士来过。”
主持人：“北京的‘六四’难属来访，以前有过吗？”
尤维洁：“以前只是张先玲女士来过。”
主持人：“这次是在全国不同方向不同省份分成三组探访，也到您这儿来了，这次她们来，您有些什么特别的感受、印象？”
尤维洁：“这次是尤维洁女士……她们几个比较年轻一点，尤维洁女士六十岁，她代表丁老师他们几个老的难属来，跟我交换了很多意见。我总的来说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支持。
我也对他们表了态，我过去和丁老师讲的话，今天仍然重复一下跟她们讲‘我们虽然远在四川，你们在北京，很多情况比我们先知道。你是代表丁老师，我也可以请你代表我们转达丁老师，我很欣赏他们的行动’。我们也交换了很多意见。总的来说，是非常好的。”
主持人：“今年‘两会’公开信您参加了联署，到现在没有回音。今年25周年，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您能不能讲讲今年特别的心情、愿望和要求？”
吴定富：“今年我们的心情还是和过去一样，希望中国政府给我们一个回答。25年过去了，我们的儿子已经不明不白死了25年。对于我们来讲，心情非常非常悲痛。希望是，一次一次的诉求希望不要落空，始终中国政府没有给我们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感到很失望。
但是我们和北京的、全国的难属都是一样的心情，这种要求是不会断的，一直到我们儿子的问题得到解决的一天为止。
过去已经讲了25年，现在我们希望新一届政府……从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我们难属的要求来讲，应该是走向民主，走向自由，不要辜负我们儿子们死为的这个愿望。但是能不能够达到，还要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
*尤维洁：遇难的农家孩子们，研究生周德平在菜地里的墓碑和已平了的坟*
“六四”难属尤维洁女士说：“我还见到也是一个农村的孩子，他大学时不是在北京上的。这孩子也非常聪明，他们家唯一的男孩子，他还有两个姐姐。他大学上完后直接考到清华大学读研究生。他学的专业是国家高尖端专业，卫星通讯方面的，当时在国内是比较新的技术，学校里导师对他学术上的专业学习评价很高。
当我们（去年）去（探访他家）的时候，他的墓地是在一个菜地里。
我心里真的很难受。碑上写着‘硕士研究生周德平’，就是这么一块碑。但是后面他的坟都已经平了。看到这个碑，我非常非常难受，我不知道能为他做什么。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现在福利院住着，是将近八十岁的老人。这样的家庭供养一个孩子多不容易啊！”
主持人：“您刚才讲他的墓地是在一块菜地里，是普通菜地？还是离他家很近的菜地？是村子里的菜地，还是怎么回事？”
尤维洁：“这块菜地是以前他父母在农村时大队分的（承包）菜地。他有两个姐姐，也不在这个村子里，父亲去世了，母亲也没有能力再种地，把地还给大队了。他这块墓地当年时应属于他们家承包的菜地。
这地现在已经是别人来种，碑还在那儿。
我说的好几家农村的孩子，他们当地有个风俗习惯，就是说，自己孩子不是正常死亡不能够埋在自己家的墓地、自留地啊这样的，我遇到几个农村孩子家他们当地的风俗都是这样。”
*尤维洁：曲折找到原中央民族学院遇难者20岁学生陈永廷家人，家贫父母已不在 *
尤维洁：“我再接着想谈的是，这次找到一个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遇难时）20岁。
其实我们找到他家之前，2008年时是通过四川另外一个人把他的学生证和他家住的地址通过张先玲老师转给丁老师。，但是他本人的所有情况我们都不知道。这次是去年大家作了个决定，要去找他家。
但是我们到了四川以后找到有关人员，就是提供给我们信息的这个人，然后经过他找到找这个孩子的人。
这个人说，他也是当年八九‘六四’学运的一个参与者。他说‘当年他是被关（押），原因是他以前在北京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是个记者。
‘六四’以后他回来老家时，在船上有很多当地的老百姓，非常关心北京学运的问题，因为北京已经镇压了嘛，死了那么多学生，那么多市民。所以，外地人非常关心，就问这些从北京回来回家的人。这些人就在船上跟大家讲。
这个人跟我说，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个别的讲，后来一看问的人太多了，他们就在轮船上大喇叭广播室里向全船人讲北京镇压情况。这件事后来被公安局知道了，就成了一个罪名。当时他们这个县抓了三十多个回家的学生，关在这个县监狱里。过了几个月，中秋节以后，他们就被放了。
他在监狱里听到中央民族学院另外一个孩子跟他讲，他们学校有一个孩子被打死了。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就决心要到这个孩子家去找。他找了三年才找到。
我们这次也去见到了这个孩子的家里人。他父母都不在了，家里也很贫困。”
主持人：“他叫什么名字？”
尤维洁：“他叫陈永廷。”
*尤维洁：分三路探访，每家都非常痛苦，期盼有生之年见沉冤昭雪，否则死不瞑目*
主持人：“您说这次探访分三路，您刚刚讲的是您自己参与的这一路，还是说也包括另外两路？”
尤维洁：“我参与了两路。我这讲的是这两路一些孩子的情况，因为太多了嘛。还有一路到东北去了，也看了好几家，也是非常非常难受。
有一家，父亲知道孩子被打死后，家里等于是家破人亡了。姐姐因为这个受刺激，最后去世了。还有个姐姐现在身体也不好。父亲常年得病。
每个家庭都非常非常痛苦。
25年了，他们这么活着，心里有个企盼，能够还自己的孩子一个公道。到现在还没有。他们说‘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自己的孩子沉冤昭雪的那一天，否则我们都死不瞑目’。”
*尤维洁：接棒——越有风险越要有人站在前头。请政府好好看看我们的公开信*
主持人：“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您和难属群体一起，历年签名、要求、呼吁……现在难属群体又说，您是一位‘接棒人’，因为他们年纪都大了。在这方面的情况，比如说，难属群体对您的希望和您自己的心情以及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您是怎么想的呢？”
尤维洁：“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真的是国家对中国人民的一个犯罪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行为到现在国家没有任何的道歉，也没有任何对全国人民的一个解释，我想要继续做下去。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自由的。
我当年就跟遇难的我先生的单位领导谈了，我说‘我不仅是他的妻子，我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对一个人，活生生的一条生命，他站在马路上没有任何的行为，被打死了。这是根本就说不过去的。每一个人都有活在这土地上的自由，怎么就无缘无故把他这种自由给剥夺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但是当年因为我的孩子非常小（不到五岁），我所有的精力也是在孩子身上，当年是失去孩子的父亲母亲们站在前面，他们做了很多很多事。尤其丁老师，我非常钦佩她。她第一个站起来，作为女性，作为一个母亲能够站起来向全世界的人说‘我们对这件事情不接受’。不是像政府所说的只死了几个人，只承认几个人，而是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么多人（遇难者202人），这也不是全部。
至少我（当时去）的医院同仁医院里，（救人者说）至少那个平板车（也可能是面包车）拉了五个人，到现在我们也没找到两、三个啊。还有别人呢，还有当年在医院里里死掉的人哪。所以从各个医院来讲，这些人数……到现在国家也没公布。
我有思想准备，因为我觉得人必须要……既然你有这个理念……我自己觉得我今生今世这是我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六四’的问题……督促政府要公诸于世。不能因为你是政府行为你就可以逃责。这是我自己的思想。
所以，当年当时丁老师、张老师，还有赵廷杰老先生他们觉得年纪大了，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他们推荐了我，我说‘我同意’。
我知道谁站在前面就可能有风险，也许我的风险不会像丁老师她们当年那样。但是丁老师是个学者，她有世界对她的一种威望的认可，对于我来讲，我不是学者，世界也没有对我的认可。可能国家会觉得不认可的你的话，可能会对你采取不仁道的行为。但是我觉得人必须要往前走，因为他们年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有人去接过来，所以我说我同意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越是有风险越要有人站在前头做，我愿意承担风险。这是我当时的思想。
我当年同意接手已经是三年以前的事了。这是逐步逐步的过过渡过来的。我觉得现在大家对我们这种过渡式的接替是认可的。谢谢大家！谢谢媒体！
我们想说的话都在我们给‘两会’的公开信里全部都讲了。如果这个政府真的想为我们做些什么事情，请他们好好看一看我们‘两会’的公开信。”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