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个“清明”:祭八九“六四”遇难者

2013-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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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国民间首次公祭“六四”死难者(网络图片)
图片:中国民间首次公祭“六四”死难者(网络图片)

*八九“六四”后第24个“清明”祭*

今年4月4日是中国传统“清明节”,是祭奠逝者、扫墓的时节。八九“六四”遇难者的家人,在年复一年致信中国当局提出自己的诉求一直得不到回音的情况下,在八九“六四”后第24个“清明节”祭奠遇难亲人。

现在在江苏无锡老家的“六四”难属、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女士说:“该说的话都说了。蒋(培坤)老师80岁了,我也77周岁了。我们有口气,我们会继续跋涉的。”

*再忆八九“六四”*

现在我们再简要回顾一下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离任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腐败、争民主”的请愿游行。

(当时现场录音片段,呼喊声)“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录音剪辑: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丁子霖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二百零三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今年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开幕之前的2月28日,八九“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发表了致“两公”的公开信。标题是:“这是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当时,“心灵之旅”节目也就此作过专题报道。

*难属丁子霖:“两会”期间我的电话被控制,外边打不进来*

4月3日,也就是“清明节”前夜,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现在在无锡的“六四”难属丁子霖女士。

丁子霖说:“我在南方,很冷,阴冷得很。”

主持人:“现在是‘清明祭’,我不知道您家里安排的祭奠是哪一天。‘两会’期间,我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

丁子霖:“‘两会’期间,我自己开始没发现,因为我对外打电话可以打通,后来有人告诉我‘外边打进来,好像你一直在通话’,事实并非如此。这就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技术了,现在高明得很啊,‘科学发展观’大概就这么发展到这种地步去了,现在‘发展’到我们头上,用这种监控……所以当时我一点不觉得。我也基本在跑医院,整个冬天,回到北京后修理我的牙齿,看病,拿药,所以(电话打不进来)我自己没什么感觉。”

主持人:“那时候,我们打不进去。”

丁子霖:“是啊,我看到了你的报道(其中提到)。反正张先玲已经接受了采访,她说跟我说一样的。”

*丁子霖:难属每年2月28日发表致“两会”公开信,提醒吸取“2.28”处理经验*

丁子霖:“每年为什么选择2月28日发表我们的公开信给‘两会’,就因为台湾有个‘2.28’在那儿。我说‘这是不言而明的,每年我们这样提醒你,成天说两岸,两岸,彼岸已经有了2.28事件处理的模式在那里,为什么不能吸取这个经验啊?为什么不做?’问题是他不学习做。”

*丁子霖:该说的话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我们有口气,会继续跋涉的*

丁子霖女士说:“我觉得,现在没什么可说的了,该说的话也已经说得差不多了。

明天是4日过‘清明’,现在在大陆地区,那些可能家里没受到伤害的家庭,现在有‘清明小长假’,去踏青了,游玩了。我们这些遇难亲属在这一天是要祭奠自己亲人的。我心情也很沉重。

明天傍晚,我祭奠我儿子,明天白天我必须到医院去看我们一个亲戚,是近亲,得了很重的病。我已经做了这样的安排。连续这几天中午我都睡不着觉。对我来说,明天白天晚上确实很沉重。该说的话都说了,留点话等周年再说吧。蒋(培坤)老师80岁了,我也77周岁了。所以……我们有口气,我们会继续跋涉的。”

*难属吴定富:3月22日成都难属肖宗友和几位朋友先后祭奠遇难者肖杰、吴国锋*

八九“六四”遇难的中国人民大学三年级学生吴国锋,当时不满21岁。

他是家乡四川新津县第一个考进北京的大学生。1986年,县城里的人们在街道上欢送他去北京上学;1989年,县城里的人们在街道上向他父母手中捧着的他回家的骨灰致哀。

吴国锋遇难后,他的爷爷奶奶悲愤病逝,他的弟弟支撑全家生活积劳成疾,也病逝。吴国锋的父亲吴定富先生患癌症做了手术。

今年“清明”,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六四”难属吴定富先生。先请问他现在与外界联络是不是都正常。

吴定富:“正常。”

主持人:“您是今天去祭奠的,还是安排在哪一天呢?”

吴定富:“我们家里人今天已经去了。3月22日成都来了一些朋友,陈云飞带着一起来的。‘六四’难属肖宗友和几位朋友先在成都一起祭奠了肖宗友的儿子、‘六四’遇难的肖杰之后,来到新津县祭奠吴国锋。肖杰当年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遇难时21岁。”

*吴定富:人生有几个24年?我和老伴鼓励自己坚强地活下去,等着总有那一天*

吴定富:“今天我们家里我女儿和他叔叔,我们一起去祭奠吴国锋。”

主持人:“这是八九‘六四’后第24个‘清明’,也临近‘六四’24周年,能谈谈今年祭奠的情况和您的心情吗?”

吴定富:“今年去祭奠我儿子的时候,心情是非常沉重,今年尤其是比往年沉重。已经过去24年了,‘六四’这个问题始终还没得到解决,人的一生有几个24年?我和我的老伴年纪已经大了,我已经71岁,老伴68岁,时间不等人啊。想到这个事情,心情很不好。我们也感觉,这个事情总有一天会熬到头,我们也在人生中无奈地等待。

新的领导人换届上台了,丁老师和我们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谈到我们的诉求。

<电话信号越来越不好>

我们也希望新的领导人会按照我们的诉求、广大人民的愿望来解决‘六四’这事情。我们对他们的希望是希望,并不等于是现实,我们一直都是翘首以待。

我和我老伴还是在万般无奈当中自己鼓励自己——坚强地活下去,等着总有那么一天。”

*难属张先玲:与警方几次交涉,坚持不坐警察的车,警察还是驾车跟随*

北京难属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在1989年“六四”屠杀中遇难,当时19岁。

张先玲女士接受我的电话采访,谈今年“清明”祭奠情况:“3月下旬时,我给警察打过电话,我跟管我们的‘片警’说‘你跟你们副所长来不够,你必须再请个分局的人一块儿过来,我请你们喝茶,有事要跟你们谈’。

他们果然来了。我说‘马上到清明了,每年你们都跟着我,拿车拉着我,非要坐你们的车不行。祭奠的时候你们还在旁边监视,让我心里非常不舒服,也是一种对人权的践踏,完全没有一点‘人性化’。我知道你们是执行命令,现在习近平和李克强都强调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你们这种违法、违宪的事情还是少做吧。今年清明我不想你们再跟以前一样,我希望自己去,你们不要跟着。

第二点,为什么让朝阳分局来呢?你可以向市局反映,我希望,不但对我,对全北京市的天安门母亲正常祭奠亲人,你们都不要干预,不要做这种违法违宪的事情’。

他们三人当时都表示‘我们一定向上级反映,但是结果如何我们也不能决定。我们三个人很理解你的心情,我们也认为你说得对’。他们就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来电话,意思是‘那您自己去吧,我就不管了,只要不出事’。我说‘出什么事啊?’他们也说不出所以,就算了。他们说‘其实坐我们的车您还方便呢’我说‘那意义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如果我们是朋友,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是公务,不行。’他们说‘那我们就不去了’。我说‘好’。我想,今年可能就没有什么罗嗦了。

结果没想到,大概是3月30日,副所长和这边负责的警官到我家来说‘是不是(清明)您还是跟着我们一起走吧?’我说‘不行,坚决不会坐你们的车。怎么能这样呢?天天说着依法依宪,现在你们又违宪又违法的,这叫什么事啊?’结果讲了半天,他们说‘这样吧,您也自便,我也自便’。我明白他的意思了,我可以不坐他的车,但他们可能会要跟着。我说‘好,我自便。你们爱跟着不跟着我不管,随便你们’。”

主持人:“您知道其他难属去祭奠,他们情况怎样吗?”

张先玲:“至少黄金平说她也接到这样的通知,说他们会来送她。我们‘清明’的时候都是各去各的,只有‘六四’时候才约好一起去。

今天早上我找了学院一个老师的车,他送我过去。因为我的老伴王范地身体不好,心脏昨天晚上又不太舒服,我想‘今天上午就不要去了,出了危险很麻烦’,就说‘我一个人去吧’。

等到我下(楼)去一看,有两个警察开了一辆不是警车,是民间车,在楼底下。然后我跟那位学校的老师一起上车走了。他们的车就跟在我们后边。

等我一到万安公墓门前,看那架势——外边看着很松啊,我也不要坐他们的车啦,实际上那门口还有五、六个便衣警察。没到之前,跟在我后面车里的警察就给我打电话说‘您的车是不是一直开到里边去吧?’我说‘不行,我得在门外买花’。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是,如果我在门口下车,可能会有记者、有别的其它方面的人来找。

我说‘不行,里面的花品种太少,外面的花多’。他们也没办法,就让我下来了,也没有什么记者和其他的人。我一看,有很多便衣警察,马上就拿出相机来照。一照他们就跑,我就追他们照相。

买了花以后我们进去,跟在我后面的警察因为平常大家都比较熟了,他看我买了很多花就说‘我帮你拿吧’,我说‘好吧,你拿着吧’。

这样,就是一个同事、两个警察陪着我往里边走。给我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内紧外松’,本质上的改变是没有的,他还是监视着你。

*张先玲:内紧外松的监控,些微进步,本质不变;陈云飞专程来京祭奠遇难者*

我(从骨灰堂)拿了骨灰盒出来后,我们就在外边祭奠。这时候过来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我认识叫陈云飞,是四川的,当年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他每年自费坐火车过来。这个小伙子让我很感动,他每年‘清明’都来我这里一起上万安公墓,去给这些遇难者献花。我觉得持之以恒这么多年也真的不容易。

他今年还带来一个人,跟他岁数差不多可能四十多岁吧,是为‘六四’坐过八年监狱的人,原来是四川大学历史系老师,‘六四’以后被判了8年刑,现在他也是自谋出路吧。他也来参加一起祭奠。

因为今天人多,他们安排很精心。我们把骨灰从骨灰堂拿出来,放在庭院的小桌子上祭奠,桌子几乎都给占满了。我正找 呢,警察叫我说‘这边有个空桌子’。我就过去了,一看空桌子旁边坐着个年轻人,戴着眼镜背个包。一看也不像是来祭奠亲人,我觉得他也是个‘便衣’。他所以在那儿坐着就是看着这张桌子不让别人占,好让我在那儿祭奠。

以前我祭奠的时候,都有一个‘便衣’站在旁边距离三、五步远,也许有录音机,也许还有什么可以听到我们祭奠时说的话,或者有些人跟我的交谈。那就比较明显,一看就知道是监视的。

这次不是,这小伙子坐在那边,拿着个手机好像打电话,这人我就觉得是个‘便衣’,离我们也就三步远吧。表面你看不出来。

我们祭奠完之后,就到每个遇难者的坟墓上去摆上一点鲜花。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四川来的小伙子跟我在交谈一些事情,然后他也在跟警官说一些事情,说他对‘六四’的一些看法等等。跟着我的两个警官也不回答,听着也不干预。这点比过去小有进步,要是过去会拦着,不许不认识的人或亲属跟我一起,也不许说话什么的。今年没怎么管。

另外,公墓里的工作人员比过去是强多了,过去有时也参与在里边干预我们的一些纪念活动。今天两个年轻人要去看另外两个遇难者杨明湖和杨燕声的骨灰,也在骨灰堂。我记不太清楚他们的号码,只记得杨燕声的外面有照片,我能够找到,杨明湖的号码我记不清。工作人员来帮我指点‘这个是杨明湖的’‘那个是杨燕声的’,他们还帮助,这我觉得比过去是进步,表面的小进步。

但是,真正的进步、实质的东西还是没有的。因为你完全没必要限制我们的悼念,完全是民间的悼念嘛!我自己悼念我的儿子,你们还看着干什么?这还有什么人权可讲?有什么人性可谈呢?”

主持人:“您在祭奠了您的儿子王楠之后,又去看了其他几位遇难者的墓,墓前情况怎样?”

张先玲:“也有几个有人来献过花了。基本上都有人来过了。除了他们家人之外,也许还有些别人来过。‘六四’时,花更多些。”

*张先玲:希望新一届领导与难属接触,从现公布的二百多人名单开始调查*

主持人:“我上次采访您是‘两会’期间,难属们也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两会’开过,转眼又到‘清明’,‘六四’事件24周年很快临近。无论是难属的诉求、官方的反应,以及对于中共新的最高领导人推行的政策和意向的观察,这个‘清明节’您是怎么想?”

张先玲:“‘六四’难属的心情我们在给‘两会’的信里边讲得已经很明白,我们希望新的领导人上来以后能够开拓一点新的气氛,不要再在过去一套旧的做法上继续往下走。希望他们能够有个新的开端,如果真想解决问题的话,起码有一些事情可以开始做起来。

作为新的领导人,比如我们已经每年的两次……或者是上书,或者是公告,都把我们的心情、我们的要求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作为你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是公民,那你们对于我们受到你们这么惨痛伤害的公民,对你们提出这些要求,你们作为公仆怎么样也应该有所表示,有所回答。起码应该开始与我们难属进行接触。

你说‘马上公布名单不可能,要调查’,那你从我们现在公布的二百多个人开始好了,你说哪个人是暴徒?你可以一个一个来调查嘛!从这点开始,我们可以一起来谈这个问题。至于其它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即使谈不到一起,可以慢慢一步一步来嘛!”

*张先玲:中国是黑箱操作,里面到底在操作什么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

张先玲:“习近平说的‘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李克强说的‘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这话听起来是非常好的。我希望他们应该有一点一滴的改进,让人家感觉到,你真是想依宪治国,你真的是想依法治国,不是说了听的,这样就好。

比如说他惩治腐败,这一点大家也看到了,像一些什么公款请客呀,公车私用啊,还是有点亮点,不能不承认是个改进,当然也是属于应该改的,至少是腐败嘛。但是至于人权哪,依宪依法这方面,我觉得没有看到很多,尤其是今天,让我感到有点失望。

特别是今天有人告诉我中央有个什么说法‘新三反分子’,我觉得简直是笑话奇谈,这是倒退呀!

中国是黑箱操作,里面到底在操作什么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这就是我的看法。”

* 4月2日各地在京访民约60人缅怀“六四”英烈*

在“清明节”的前两天4月2日,大约60名来自中国各地的在京访民,在北京南站打出横幅或出示各种形式的标语,表达他们的诉求。其中有“昭雪‘六四’千古奇冤”、“深切缅怀‘六四’英烈,推进中国民主进程”、“怀念‘六四’亡灵”、“清明祭亡灵”等等。

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其中两位访民。

*访民赵广军:八九请愿是有良心的活动,现在想唤回知识精英和公民们的良知*

第一位是赵广军先生。他先谈到对1989年学生和各界人士上街游行提出诉求的看法,以及他参与这次活动的心情。

赵广军:“我认为,那就是中国有良心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一个有良心的活动。现在这个知识界啊,良心好像都磨灭了,中国现在这种现象,对什么‘毒污染’、贪官污吏……根本就好像已经麻木了。也就是想能唤回知识界精英和公民们的一点点良知吧,现在已经糟害完了。”

*赵广军:上访原委——请假探母12天被单位除名,起诉后7次开庭未能复职*

主持人:“您个人上访有多长时间了?当初是为什么上访?“

赵广军:“我是2009年,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我是当兵后来分配到中石油原辽河油田的职工。现在我们的单位分出来了,是辽河油田长城钻探。2000年,我当时是阑尾炎刚手术完,然后我母亲有病,我回家探母的时候,就12天,给我除名了。”

主持人:“当时您是多大年纪?”

赵广军:“我1968年出生,当时三十多(32)岁。”

主持人:“您到什么地方探望母亲?”

赵广军:“原籍黑龙江省。”

主持人:“您被除名的理由是什么呢?”

赵广军:“就说‘旷工’。实际上我跟队长请假了,假条也给我了,而且除名通知书到现在也没给我,而且他们没开过任何会议。然后我就起诉到辽河油田法院,而且我们队长已经到法院去给我作证了。那个法院专门保护他们油田的贪官不受查处。”

主持人:“您在那个地方工作了几年?”

赵广军:“10年。”

主持人:“有没有什么补偿呢?”

赵广军:“没有任何手续,任何补偿都没有。这些年我四处打工,一直到2009年,我就回去,开始找。”

主持人:“您的要求是什么?”

赵广军:“回去上班就行,我要求非常非常低。他们不干。”

主持人:“您提到法院还审了这事情,最后怎么判的?”

赵广军:“7次开庭,5个判决,说我请假的时候,没经过我们劳资科的同意,说拿着手续应该让我去劳资科。我就告诉他们‘我请假只能请假到队长一级,往下走是队里头上公司拿着单子去批示,我能自己直接上公司去请假吗?那他们就是,我有一万条理由他们不采信,他们只采信那一条站不住理由的理由。我现在已经处于没人管的状态了。

老百姓,现在这访民里边,寄希望与习近平和李克强,能有好政策出台,能给他们解决点问题。但是现在我这么一看,还是不可能,因为他们跟前还都是这帮贪官污吏嘛,我看还是没什么太大希望。

‘两会’之前北京警察抓捕一回,往回清了一回了,我们随时随地都有被他们警察关起来,找任何借口随便给我们扣个帽子,是刑拘,还是什么拘留,还是送到那儿……我们就会失去人身自由。”

*访民王素娥:上访原委——18岁儿子被抢劫,却以“抢劫罪”被判刑8年*

我通过电话采访的第二位访民是王素娥女士。

主持人:“请问您作访民有多长时间了?是为什么事情上访?”

王素娥:“我是为我儿子,马元旭(当时18岁)。2006年9月份被判抢劫罪8年刑。事实上我儿子没有抢一分钱,而是我儿子被三个持刀歹徒把钱抢走,鞋抢走,在这种情况下胁迫我儿子两天时间,这两天我儿子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没拿他们一分钱,被强迫吃了一把药(阿普唑仑)。抢完我儿子两个小时以后,以同样抢我儿子的方法去抢别人。3个歹徒都想把自己的责任摘清,都把责任往我儿子身上推。

那个法官叫李品,是站前区法院刑事庭的主审法官,是我儿子案件主审法官。他说‘我说你儿子是受害也行,我说你儿子是罪犯也行,这事就我说了算。就根据你给我的钱多与少来量刑定罪’。

在这种情况下,公检法把我儿子判成‘抢劫罪’。而且,一审开庭根本就不通知我,不给我起诉书,不给我相关手续,不给我下开庭通知书。我儿子一没有律师,二没有辩护人,什么都没有,而且在法庭上还不允许他说话。

他们给我儿子扣的‘抢劫罪’,但是判决和笔录前后矛盾,足以证明我儿子没有抢劫一分钱的财物,而是我儿子的钱财物被别人抢,被他们刀压在脖子上跟他们一块儿走的。我儿子不愿意跟他们走,笔录里都有。”

主持人:“现在您的儿子服刑已经多长时间了?”

王素娥:“6年零7个月了。我儿子现在里头有减刑,本月,4月25日他就能出狱了。”

主持人:“您一直都能够正常探视他吗?”

王素娥:“我每个月都去看他。”

主持人:“他在哪个监狱?”

王素娥:“大连南关岭。名字叫辽南新入监犯监狱。”

主持人:“您的儿子在事发之前是做什么的?”

王素娥:“他在一个技校上学,(当时18岁)回来的路上被劫持走。”

主持人:“现在您到北京上访有多长时间了?”

王素娥:“我到北京5年多点儿。”

主持人:“这5年有没有什么效果?判决有没有什么变化?”

王素娥:“我是2008年3月9日第一次到北京上访,3月12日就认定我儿子是冤案,那时候就要把我儿子放了。放的前提就是叫我承认我儿子有点错,承认有罪,他就放,不给任何说法。我又到北京来,又上访。2009年12月信访局的楼上、公检法、监察委还有信访局的局长、市委秘书长、还有副局长他们跟我谈,就说把我儿子放出来,给我一些钱,让我别告了。那时候我就认为‘你给我多少钱也买不来我儿子的名誉,我就非要那个改判书,证明我儿子无罪,改判我儿子无罪就行’。他们说‘你要那个改判书,就等于要我们大伙的乌纱帽一样’。我觉得通过这么多年上访知道,地方现在就是要压。”

主持人:“您儿子在被羁押期间和后来在监狱里有没有受到什么虐待?”

王素娥:“那就不用说了。我儿子现在在里头非常惨,我月月看他去,每次都是隔着大玻璃,谈话能谈10分钟。”

主持人:“他的健康状况、精神状况怎么样?”

王素娥:“精神状况还行。我儿子善良,心态好。但是他现在就是瘦,皮包骨,在那里有病,痔疮挺严重的也不给治。我儿子非常孝顺,他在外头从来不给我惹一点事,跟我从来没大声说过话,我儿子不会骂人,不会打人。现在这个‘抢劫罪’一盆污水泼在我儿子身上,我儿子永远得不到清白,这是我和我儿子最大的耻辱。我不惜用生命的代价和所有的钱财,我现在房子都卖了,就是倾家荡产打这个官司……我一天到那市场上去捡菜,去打工,起早贪黑,在我眼里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节假日,为了他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我相信共产党,我一步一步走到如今,可是最后才知道法律是这样的黑暗,这样对待我们百姓,我心里真是太难过、太难过了!”

*王素娥:如果没有“六四”大劫难,他们不被镇压,我们国家不会腐败成这样子*

主持人:“今年‘清明节’前的2日您和访民一起对‘六四’遇难者作悼念,您是怎么想呢?”

王素娥:“过去我们不知道‘六四’,当我们来到北京上访,这么多年了,慢慢地知道的,不是说一下子就知道。今年我们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如果没有‘六四’那场大劫难的话,他们不被镇压了的话,我们国家不会腐败成这个样子,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我现在就觉得,这个国家、这个党失去民心,失民心就是失天下。我觉得他们对老百姓这种做法,太让老百姓伤心了。

我作为中国公民,真的,我现在心里是非常难过。现在我们老百姓怀念‘六四’学生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前偷偷摸摸的(怀念),现在变成公开的了。我们百姓越来越怀念他们。在天安门镇压‘六四’学生的惨案、政府惨无人道的屠杀、镇压,我觉得暴露了它的本质。”

*“清明节”前,一些八九“民运”参加者和民间知识分子公祭“六四”遇难者*

在“清明节”前3天,4月1日,一些八九“民运”的参加者和民间知识分子在中国河北省正定县殡仪馆铭德堂举行公祭,祭奠“六四”遇难者。由于警方阻挠,另有部分人未能按时到场,主要组织者于世文先生被警方羁押讯问后获释。

一位参与《公祭词》联署者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祭奠是应该可以的。但是没想到警方反响如此强烈,我开始感到有些问题。因为我们这次祭奠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因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就这么死了二十三、四年了,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我们现在祭奠他们,完全是属于人道主义。如果这个都不让,那就是一个很不人道的局面了。”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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