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六四”难属:第25个“清明”祭奠

2014-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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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张先玲等“六四”难属万安公墓祭奠死难亡灵。(参与网)
资料图片:张先玲等“六四”难属万安公墓祭奠死难亡灵。(参与网)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4,04,12)                            

*八九“六四”后第25个“清明”祭,难属仍被监控*
今年4月5日是中国传统“清明节”,是祭奠逝者、扫墓的时节。今年的“清明节”是八九“六四”后的第25个“清明节”。像往年一样,“六四”难属扫墓祭奠遇难亲人,仍受到种种限制和监控。

北京时间4月7日晚上,“六四”难属群体负责人尤维洁女士接受我的采访。

尤维洁:“今年从周四(4月3日)开始就把我看起来了。24小时全天候在我楼道里有警察在看着。”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报道了八九“六四”难属群体年复一年致信中国当局提出自己的诉求,一直得不到回音。

*再忆八九“六四”*
现在我们再简要回顾一下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腐败、争民主”的请愿游行。

以下第一段录音是我当时在街头采录的现场录音剪辑中的一段。

(呼喊声)“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以下一段当时的实况录音剪辑是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丁子霖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二百零二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多年身为“‘天安门母亲’群体”负责人的丁子霖女士说:“我们已经让尤维洁接替了,她毕竟六十岁,至少比我年轻将近二十岁,现在她是负责人。”

*尤维洁:警方从4月3日起在门外24小时看守,说是“避免记者到家里采访”*
“六四”难属尤维洁的先生杨明湖1989年42岁,在中国贸促会工作。杨明湖先生于“六四”屠杀中遇难。

4月7日晚上,尤维洁女士说:“今年从周四(4月3日)开始就把我看起来了,在我楼道里有警察。周四早晨起来我一开门就看到了。

我挺生气的,就说‘清明你们看我有什么道理?’他们说,理由就是避免记者到家里来采访我。

其实我一再跟他们说‘我真的希望中国的记者,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你们这样的记者来采访我们,我们真的是弱势群体,也不去会做任何危害国家的事情。我们就是这麽多年失去亲人的这种痛苦没有办法去向谁诉说。你怕什么记者?不是说我想让境外记者来采访我们,是中国境内记者不来对我们做。而国外的很多媒体对 我们很关心,我们为什么不能谈呢?我们谈的就是六四’”。

*尤维洁:因发表采访难属文章,4月7日派出所和公安分局找我谈话一天*
尤维洁:“今天从早晨八点半一直到现在刚结束……我要讲讲我今天遇到的情况。

我们派出所的人昨天打电话说,让我今天早晨到派出所去一趟。我早晨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说‘我其实跟你们派出所的所长相互观点都谈得很清楚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见你们所长’。他说‘你来一趟吧’。我也很尊重派出所,就跟这个警察去了。

到派出所后,其实是东城区公安局系统的人在找我,从早上八点四十,一直谈话到五点多。主要问题是我们采访的一篇文章登在《中国人权双周刊》上。”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尤维洁女士介绍了去年北京的一些“六四”难属分三组探访外地难属的情况。

尤维洁:“我可以说,‘中国人权’刊登的文章是我们要求登的。我去了两个小组,文章是我写的,绝对没有半点虚假,而是事实,就是外地难属和我们谈话的内容。

然后他告诉我,‘中国人权、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都被中国政府列为敌对的’。我说,‘至于中国人权是不是敌对的,我是第一次听你说,过去的情况我不是很知情’。

他说‘你们文章写完之后,有没有编辑?’我说‘反正我的东西肯定都是原始的东西,我把它交给蒋老师了,最后怎么发给中国人权了,我不知道。中国人权这么多年来,对我们难属曾经给了很多帮助,一直是帮助我们的。’

他们说‘是不是你们拿他们的钱,去做的这个采访?’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在我们采访之前,中国人权是完全不知情的,是我们自己的行为。’

他问‘你们为什么就想到?’我说‘我们在去年七、八月份时,大家曾经就‘六四’(周年时)国家对我们的监控情况互相有一个沟通。沟通时谈到,因为我们有三十多位难属已经去世了,外地难属,我们这么多年……可能当年寻找的时候有过一定接触,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真正见过他们。我们也很想看看外地难属、父母亲们他们的生活情况,所以我们决定去了。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其实跟‘中国人权’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认为我们用了‘中国人权’的钱,才做了这个采访行动,我跟他们讲,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尤维洁:警方从我电脑中拿走并删除所有探访外地难属的影像材料*
尤维洁:“为了这个,一直到今天下午五点多。他们要求我把我计算机里有关采访的东西他们要拿回去,把我计算机里的东西删掉。

虽然我知道这是完全对我的一种人权的侵犯。在强势之下,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也知道,我们拿出去的影像资料什么的全都被他截了。我觉得我根本也没有秘密。我们采访的内容,包括文章的内容全部都是公开的。

我们真正的希望是,中国政府能够好好看一看我们采访难属的资料里写的东西。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中国政府能面对我们难属,来解决我们难属的诉求。

我跟他们讲,我希望你们反省一下你们自己,其实不是我触犯了什么中国的法律,不是你们用‘中国人权是敌对的关系’来说我,我要求‘你给我拿出文件来,你让我看中国政府什么时候把中国人权列为敌对,我需要看原件,不是你说一句我就能承认。

我希望,或者丁老师、蒋老师,还包括我、包括东城区公安系统的人,包括国保的人,我们坐下来共同谈中国人权的事情。如果这个问题不谈的话,我没办法今天就能认可你们。      

我触犯了哪条法律?你告诉我中国人权是敌对的,我就应该认可他们是敌对的?’。在笔录上,他们也写了,我要求他们把这个写上。

他们问‘那你们为什么选择中国人权?’我说‘中国人权他们可以用英文的方式,让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去了解我们的诉求。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想要在外面有什么事情,而是要促进中国政府来解决我们的诉求。

我真的很希望中国的政府把我们的诉求,把我们的采访资料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让中国人民去讨论一下——‘六四’大屠杀是不是正确的?对于我们的这种打压是不是正确的?中国老百姓自己去投票!我真的很希望是这样的一种局面。

很遗憾今天对我这样,从早晨八点钟多一直到五点多跟我谈话这种方式。”

*采访尤维洁过程中电话多次被掐断*
主持人:“这是哪个部门执行的?把您带到什么地方?”

尤维洁:“这是东城区公安……”

谈到这里,电话被掐断。

之后,我又拨了四次,才拨通。后来又有几次被掐断。

尤维洁:“断了,断了……”

主持人:“是,是。”

*尤维洁:希望警方把影像资料给政府有关领导们看看——难属25年的血泪*
主持人:“今天这么长时间,是什么部门找您?带到什么地方?”

尤维洁:“把我带到东花市派出所,因为我是属于这个派出所管辖范围之内。然后是东城区公安系统的人来找的我,没有休息。中午他们给了我两个包子,我也没吃。给我水了。”

主持人:“那您等于没有吃饭,一共几个小时?”

尤维洁:“从早晨八点四十,一直到晚上五点多。实际他们到我家里来……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那么今天我肯定是过不去的。所以我说‘你要给我删,你就删吧。这些东西确实是每个难属、每个家庭自己的血和泪,要想说的话’。

他们要求我保证以后不外传。我写了‘从4月7日开始,从今天开始,我的影像的东西可以给你,我要求你们不仅仅是拿着这个东西,希望你们拿着这些影视材料,去给中国政府和有关领导看。希望他们能看看我们这些弱势群体的难属是怎么说的。’我说‘我们这个影视资料在我们这个难属群体里,我只负责我自己,其他人我不负责。’”

*尤维洁:今年的“清明“祭奠*
尤维洁:“周日(6日)时我跟孩子去扫完墓,监控警察看见我回来了,他们撤了。”

主持人:“周日当天扫墓有没有什么限制?”

尤维洁:“扫墓他们没有跟着我们,我们是自己去的。”

主持人:“在万安公墓您有碰到其他难属吗?”

尤维洁:“没有。我们清明祭扫是各家自己安排时间,不是像‘六四’周年的时候我们是集体祭奠。因为‘清明’万安公墓扫墓不仅仅是‘六四’难属扫墓,很多人都在里面扫墓。

我跟孩子为我先生做了一下祭奠,给他献了一些花。同时我也买了几支玫瑰花,到万安公墓其他遇难者的地方,我都献了一支红色的玫瑰花,向他们致哀。杨燕声的骨灰盒是跟我先生相对的,所以我是买的那种永久保存的那种不是真花。包括张先玲的孩子王楠的骨灰盒,我们都为他献了这种花。有一位骨灰盒是在骨灰墙(花没办法粘在上边)。我另外买了几支玫瑰花到墓地去,为袁力、郝致京、王立平和段昌隆这几家,我是在墓地每家放了一支玫瑰花,我也看到每一个墓碑前面都放了很多花在那儿,也有可能是他的家庭、亲属,可能包括张先玲老师他们都为他放了。”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是八位。”

尤维洁:“是八位。”

*尤维洁:没看到新一届政府对难属态度进步,对警方做法我感到愤怒,你政府心虚*
主持人:“今天本来监控是没有了,可是今天又以‘中国人权’发表了有关难属的信息为理由把您带走……”

尤维洁:“是。在一开始时并没有告诉我要跟我谈什么,我以为是派出所的人要找我谈些事情。我跟我们派出所的警察还说‘因为我今天还有事情要出去。我已经跟朋友大家约好要去见一下面’。但是,我不知道从早晨一直谈到晚上五点多。我跟他们事先约好,半个小时,我们派出所的警察告诉我‘时间由你决定’,我说‘那好吧,就半个小时’。不知道当时有那么多位……至少一开始有四位跟我谈,再后面又来了两位。前面谈的和后面谈的是分开的。先有四个人,后来有两个人走了以后,又换了两个人过来。”

主持人:“但是他们谈的问题都是有连续性的,都是围绕这一回事,还是分别谈不同的事情?”

尤维洁:“主要就是围绕‘中国人权’发表我们文章,然后可能各大媒体进行了转登,就这个问题来谈。”

主持人:“这次提到的在‘中国人权’所发的文章指的是什么时间发的?”

尤维洁“就是4月1日《中国人权双周刊》发表的我们采访的实录。包括丁老师写她自己孩子的文章。

觉得今年……我原来曾经在年初时‘两会’前派出所来找我的时候,我还说‘新政初始,因为我们是弱势群体,我们很理智,我们敦促中国政府走法治的道路,我们不会去做违法的事情,我们一直是这么坚持着。如果今年能够对我们六四难属不作监控的话,我觉得这个新政是一个进步。’

其实我现在跟本就没看到这个进步,我看到的是对我们更强的那种打压,好像不让我们发出任何声音。至少我对他们今天的行为,感到很愤怒。”

主持人:“后来他们要删那些影像资料时,是把您带到家里,在您的电脑上做,还是把您带到派出所时已经把电脑拿走了?”

尤维洁:“我把他们带到我家去了。说‘我要求你们拿走以后,让有关领导、有关政府的官员们好好去看看,我们这些在‘六四’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这些家庭,这二十五年的悲痛’。我说‘你们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如果你的家庭也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想?’我说‘你们每个人去想想,包括中国的政府,不要再用这种方式来对我们打压了!    

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希望的就是中国政府承认‘六四’大屠杀是错误的。因为不论用什么理由都不可以用枪、用坦克去屠杀自己的人民。无论什么理由,你大屠杀以后,竟然二十多年来,当我们要求申述我们的理由时,竟然用这种方式、这种态度来对待,真的,我感到很愤怒!

反正我计算机里关于这次采访的东西全部没有了。

你们怕什么?如果你们觉得自己做对了,你公开去讲啊!尤其在国内,或者在国外让别人公开的去看这些录像啊!为什么不敢让看?谁心虚啊?不是我心虚,也不是我们难属群体心虚,是你政府心虚。”

*张先玲:今年对记者特别严格限制*
在北京的“六四”难属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1989年19岁,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在“六四”屠杀中遇难。张先玲女士的先生王范地身体不太好,“清明”过后,4月8日,我打电话给张先玲女士。

张先玲:“他住院了。我每天早上去看他,中午以后就回来,晚上不需要陪。他现在情况稍微好些,手能动一点了。还是心脏方面引起的,脑子供血不好。”

主持人:“您 ‘清明’扫墓的时候,今年情况怎么样?”

张先玲:“跟往年是一样的。本来‘两会’时我曾经说过 ‘今年比往年松,这也许是个进步吧’。但只是‘两会’时对我比较松。因为每年‘两会’都看着我,跟着我前前后后走。今年没有,只是来问了问。

今年‘清明’墓园里警察看样子少一些,每年‘清明’都是有两个便衣跟着我,今年也是照样。坐他们的车去,但是今年不是警车,是普通车送我过去。然后也是两个便衣跟着一起。

以前我祭奠的时候,旁边都有一个便衣在监视,反正就是隐蔽型的监视吧,但是你看得出来他是在我祭奠王楠的时候监视我,他虽然有些伪装。

今年我倒没发现有这样的情况。两个警察贴身跟着还是有的。

我觉得今年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对记者特别严格的限制,尽量把记者都拦开,不让他们接近我,到我家门口都不让上来。”

主持人:“您家门口的警察来拦截记者的是24小时都在那儿等着看守吗?“

张先玲:“不是。他们肯定是有监听。国外的……或尤其香港的一些记者,他们喜欢打电话,早就约好的到临时还会打个电话认定一下,这也是应该的。但是这个电话就给别人提供线索了。

有一天警察从早晨就来了,那时‘两会’刚刚开完3月14日。他们‘两会’期间并没有来看着我。14日来了在我们电梯口站着。

我说‘你们干吗到这儿来呀?’

他说‘听说今天有个记者找您。’

我说‘啊?你们怎么知道的呢?’我想起来,可能有个记者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们就听见了呗。可能也不是他们听见了,是他们上级听见了叫他们来。

今年我发现很多人都被找谈话说‘你不要接见记者’、‘不要跟记者接触’、‘不要接受记者采访’……也跟我说过,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现在知道跟我说也没用,我说‘只要他进了我的门,我就要接受采访’‘他给我打电话,我就要接受采访’。他们现在就不让记者进我的门,还没有到不让接电话的程度。”

*张先玲:你说外媒是“敌对势力”,你“人民喉舌”怎么不来采访?*
张先玲:他们说‘你为什么老接受外台采访?’

我说‘我愿意接受中国台采访啊!你说那是‘敌对势力’,你这‘朋友势力’你来采访啊!你不是‘人民的喉舌’吗,你来采访啊,你怎么不来呢?你们不来呀!”

主持人:“今年在整个扫墓过程中,多长时间?与往年相比情况相同和不同的?”

张先玲:“每年‘清明’我们都是自己去扫墓。我每年都要买上八支花,八个人的墓地我都去致敬一下,每个遇难者面前都搁一支。

今年我们在墓地里呆的时间比较长,因为最近正在整理王楠以前的一些东西和当年1989年时同学写的一些回忆。我整理之后,心里也很难过,所以我在他骨灰盒前面呆的就比较久。

后来我们就去找这几位遇难者的墓地,但是很不顺利。因为墓地老在那里修整扩大,变化也大。不容易找到郝致京和王立平的墓地,这次我转了很久都没找到。我先生心脏不好,我说‘你不要跟着我跑’,他还是跟着我跑来跑去。他心情也比较难过,就生病了。因为我先生父母的墓地也在万安公墓,比较远一点的地方。所以我们总共在墓地呆了大概有两个小时不到一点,连祭奠带走路,到各个墓地再看一看。”

主持人:“我想您说的‘正在修整’,就是原来的墓并没有挪动地方,只是那墓园正在修理,所以路有点变样子了,不好找。是这个意思吗?”

张先玲:“是这个意思。总体来讲我们去的是4月3日,还没有放(清明)假,里面人不是很多,也不像往常有那么多看得出来是警察。

只是有两个年轻人老是跟着我,好像认出我是谁,就来照相。我估计他们是记者,最后警察就挺凶的把他们赶跑了。

后来我就上厕所,有个女士跟进来了。她说她是香港电视台的记者,我们就在厕所里说了几句。

我觉得今年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很不明白的就是对记者的限制特别严。”

主持人:“尤维洁女士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这一点。”

*张先玲:当局说一套做一套,警察跟着我祭奠我儿子,没有人味,是往伤口撒盐*
张先玲:“今年因为临近‘六四’25周年,这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今年当局对媒体的采访非常防范。现在难属群体去年所做的采访在尤维洁女士那边保存的一些音像资料被公安拿走,并且特别追问。基于这样一个背景,您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吗?”

张先玲:“我觉得我们天安门母亲25年来不断地抗争,但是我们一直秉持着我们的理念,就是和平的、理性的、在法制道路上的抗争。我觉得无可非议,无可指责的。我常常跟警察说,我们是模范公民,我们的言行举止完全无可指责。我们是完全按照法律程序、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在做着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作为政府、新的一届领导,这些比较年轻的一届领导上台之后,他们也是从底层上去的,应该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合法的。他们警察随便阻止或跟着我们上陵墓去祭奠,这都是违法违宪的行为。

我觉得他们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你说‘依宪治国,依法治国’那你根据哪一条法律,非要拿他们的车拉着我,非要警察跟着我去祭奠我的儿子呢?这不连一点人的味道都没有了嘛!你这不是给我们的伤口上又撒把盐吗?”

*张先玲:当局违法违宪。我们对“六四”坚持六字要求——真相、赔偿、问责*
张先玲:“也许他们说‘是害怕你们有什么行动’,那我们这些年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和平理性的,我们是反对暴力的,很明确。而且我们这三项要求年复一年地提出来。我们的方式,要求对话,也是年复一年常常提出来,但始终没有一个答复,我觉得这个就说明……只能说是政府方面现在还无能吧,还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事,也没能力来制止这些违法违宪的行为。

作为我们来讲,不要说25年,再多个25年我们也一样要坚持到底的。

去年我们‘天安门母亲’派人出去探访一些外地的遇难者亲属,这是我们群体内部的事情,我们应该关心我们群体内部的人。这么多年,我们有的人没有见过,有的见过也是一、两面,没有详细的交流过。这么多年他们都是我们群体的成员,我们当然有义务、有责任去探访他们,把他们的情况收集起来,更具体地向外界反映他们目前的处境和他们的心声。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行为。政府根本无权干涉,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合法的行为。”

*张先玲:解决“六四”问题,才有真和谐稳定,请注意看网络发表难属采访实录*
主持人:“那当局现在把这些影像资料拿走,还不许外传……”

张先玲:“我想你注意看,应该会有一些网站发表出来。虽然政府千方百计的阻挠,我想群众的力量还是伟大的。我们做第一集《‘天安门母亲’之路》的时候,也是受到了百般阻挠,最后我们不也做成了嘛!”

主持人:“现在25周年的日子临近,您现在的愿望、要求,或者针对目前这种状况,还有要说的吗?”

张先玲:“我的愿望、要求和目前的状况都已经重复了好多遍,可以说年复一年都是如此,从总体上来讲,根本上没有任何改善,只是在一些表面现象上有所缓和。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侵犯人权嘛,还是违反宪法的。掩盖不了这个事实的。

我们的要求也是年复一年的说这六个字——真相、赔偿、问责。一直在要求这些事。我们也没有什么改变。我们要求的方式就是要求政府跟我们对话,这个也没有改变。   

所以我觉得,到了25年,是一个整的日子,这25年来我们的悲痛、我们对亲人的思念也丝毫没有减少,只是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但是,25年是个大日子。因此,全世界关心我们的人想必都会有一些表示,包括大陆内部的人。这可能就是当局害怕的事情。

其实我就说,你要是害怕这些事,说明你就是掩耳盗铃。你害怕这些事,你并不能完全禁止这些事。为什么人家会组织这些悼念的活动?你不解决这个问题,永远都会有人来悼念这个事情。所以你只能面对这个现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才能够真正的和谐稳定。”

*黄金平:我从4月4日就被警方看守,我不会让警察跟着祭奠,所以推迟祭奠*
在北京的“六四”难属黄金平女士的先生杨燕声,1989年30岁,在《体育报》社工作。杨燕声在“六四”屠杀中遇难,当时他们的孩子才一岁多。

今年“清明”假期过后,4月8日晚上黄金平女士说:“我是从4日开始就被看上了,一直到昨天晚上撤的。

主持人:“那祭奠的事情……”

黄金平:“我就没去。我不会让他们跟着我去的。除了是‘六四’(周年)那天,我们这个群体一起去,他(警察)要跟着我也得去,他不跟着我也得去。其它时候我不会让他们跟着我去的,我都是自己去的。”

主持人:“以前有时候也是会有这种情况,记得我采访您的时候,有一次也是被迫推迟。”

黄金平:“对。我们这个群体里有的时候是到5日结束(被监控),我是到昨天7日才结束。他们在那儿24小时,连晚上都有人,两个人换班。”

主持人:“他们守在什么地方呢?”

黄金平:“守在楼下一楼物业办公室。碰面,我说‘我出去’,他就跟着我。说‘上边规定的,从4日开始,从现在开始,有什么事你就跟我们说,我们跟着去就行了’。说‘有什么安排?”我说‘你们跟着我,我有什么安排?没安排。我要做的事情肯定不会是你们跟着的时候我做。’”

*黄金平:“六四”难属集体祭奠我肯定去,不接收警方的“错时”*
黄金平:“‘六四’(周年),不管他(警察)跟着不跟着,我肯定要去。但是他们采取过几种方式,一种是‘错时’,把时间给错开。我个人采取过拒绝,我现在要走,他不让我走,让我等。我知道他是为了‘错时’。我说‘你不是让我等吗?你等我不等’,我就上楼回家了。后来我自己去的,就等于跟我们同在万安公墓(安葬的遇难者)的家属们没有见面。有一次是这样。

还有一次是前年,他们(警方)的人给我弄到车上,把我们给拆开了。我跟张先玲老师先到的。我们俩坐在那儿,互相挨着。他(警察)就给我们拆开,强行弄开了。张老师很生气就骂他们,我也吵。

去年他们是表现得相当不错,让我们家属在一起顺利地祭奠完我们的亲人,是6月4日。

今年我们肯定不管有多少困难,不管怎么样,肯定还是要去。他即使‘错时’,我第一个到的,我不走。去年就是,说我该走了,让我走,我不走,等下一位我们群体的。然后张老师就来了,后边尤维洁来了,我们就一起到袁力的墓前,然后我们一起祭奠。”

*黄金平:只要活着,就会坚持——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唤醒良知*
主持人:“马上‘六四’25周年的日子近了,您看当局对‘六四’这个问题,历届几任过来,您觉得当局的态度有变化吗?”

黄金平:“没有。我们从最艰难的……自己带孩子的那种艰难的日子,现在走过来了。已经25年了,当时的婴儿现在已经都成青年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的……相反的,到这种日子,我还要失去自由吗?

对于这件事情来说,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呀,你(当局)并没有去面对这件事情啊!”

主持人:“您看今年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黄金平:“坚持。我们的信念永远会坚持下去的。不管怎么样,坚持下去,我活着的意义,既然我活着,我就要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唤醒良知。

只要活着,就会坚持。”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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