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六四”难属群体历程:生者与死者——八九“六四”25周年纪念与回忆(之二)

2014-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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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法新社资料图片)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法新社资料图片)

*再忆八九“六四”*

今年6月4日是八九“六四”25周年。今天播送“八九‘六四’25周年纪念与回忆”专题节目之二。

首先再简要回顾一下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腐败、争民主”的请愿游行。

以下第一段录音是我当时在街头采录的现场录音剪辑中的一段。
(呼喊声)

“耀邦不朽!”

“言论自由!”

“解除报禁!”

“要求清除腐败!”

“铲除官倒!”

“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以下一段当时的实况录音剪辑是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丁子霖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二百零二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在八九“六四”25周年渐渐临近的时候,多年身为“‘六四’难属群体”负责人的丁子霖女士说:“我们已经让尤维洁接替了,她毕竟六十岁,至少比我年轻将近二十岁,现在她是负责人。”

*尤维洁:今生唯一想做的就是督促政府把“六四”问题公诸于世,政府不可逃责*

“六四”难属尤维洁的先生杨明湖1989年42岁,在中国贸促会工作。杨明湖先生于“六四”屠杀中遇难。他们的孩子当时还不到5岁。

八九“六四“25周年临近,现在身为难属群体负责人的尤维洁女士谈八九“六四”屠杀。

尤维洁:“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真的是国家对中国人民一个犯罪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行为到现在国家没有任何道歉,也没有任何对全国人民的一个解释,我是想要继续做下去的。

当年因为我的孩子非常小(不到五岁),我所有的精力也是在孩子身上,当年是失去孩子的父亲、母亲们站在前面,他们做了很多很多事。我尤其非常钦佩丁老师,她第一个站起来,作为女性,作为一个母亲能够站起来向全世界的人说‘我们对这件事情不接受’。不是像政府所说的,只承认死了几个人,而是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么多人(遇难者202人),这也不是全部。

 

我今生今世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六四’的问题……督促政府要公诸于世。不能因为你是政府行为你就可以逃责。

所以,当年当时丁老师、张老师,还有赵廷杰老先生他们觉得年纪大了,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他们推荐了我,我说‘我同意’。

我知道谁站在前面就可能有风险,可能会对我采取一些不仁道的行为。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年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有人去接过来,所以我说‘我同意做这个事情’。

我们想说的话在我们给‘两会’的公开信里全部都讲了。”

*回放“六四”难属多年前谈话,《生者与死者》记录群体寻访、聚集、呐喊历程*

在“八九‘六四’25周年纪念与回忆”节目中,将选辑几位“六四”难属多年前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采访的录音片段。她们之中有的人已经离世。她们的谈话,记录了‘六四’难属群体寻访、聚集、记忆与呐喊的历程。

以下请听十三年前的2000年9月“心灵之旅”就蒋培坤、丁子霖夫妇所著《生者与死者》一书的出版对几位难属所作的访谈片段。以此回放作为纪念与回忆的一部分。

2000年“中国人权”在香港出版了蒋培坤、丁子霖夫妇合著的《生者与死者-------为了中国的明天》。

谈到这本书的出版,丁子霖女士说:“‘六四‘屠杀以后,可以说死者长已矣,留给我们这些生者……那些年迈体弱的父母、孤苦无依的遗孀、嗷嗷待哺的遗孤,还有那些幸存的伤残者的这份痛苦,真是无边无尽,看不到尽头。尽管屠杀以后,当局的高压并没有使我们低头屈服,但是,以后这份人世间的冷酷,再有我们自己对失去亲人的思念,常常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生者与死者》出版者介绍:丁子霖、蒋培坤因说出真相而被停止招收研究生*

在《生者与死者》一书的出版者所作的介绍中写道:“丁子霖向世界媒体讲述儿子的死亡真相,揭露中国政府的谎言,自1991年开始寻访其他难属,收集整理‘六四’死伤者资料,因而遭到学校当局撤销硕士生导师资格。

1995年5月,联合国国际宽容年,丁子霖、蒋培坤夫妇与45名科学家和学者上书江泽民、乔石要求建立宽容政治环境,并由丁子霖为首发表27名死难者家属致全国人大公开信,要求平反“六四”,公正对待‘六四’受害者及家属。蒋培坤因而被撤销美学研究所所长职位,并被下令停止招收研究生。

但是丁子霖、蒋培坤夫妇继续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承担责任,改善人权状况。1998年他们发表两项公民权利宣言,但也因此屡遭当局无理关押、监居、恐吓、冻结银行存款等政治迫害。

为了不让‘六四’屠杀事件再发生,丁子霖、蒋培坤和其他难属们展开漫长的寻访‘六四’死难者名单及帮助发放各地人道捐款的工作,他们多次获得世界各地人权奖项。”

*丁子霖:八九“六四”后最初11年,我与难属群体的文字记录*

丁子霖:“这本书(内容)分这么几类(文章):一是11年来的‘六四’,就是我从1991年‘六四’前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以后每年我和我先生在‘六四’周年的时候都会写文章,一直到1999年6月1日;第二类是我们一起联署的两份宣言。再有是关于人权问题的一些文章,譬如中美重开人权谈判问题、从‘文革’到‘六四’等;再有一类就是书信了,包括这些年来我和朋友们写的信、尤其跟外地难友们之间的通信。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都是用复写纸,用以前的‘美隆(音)纸’写的,因为好多我怕我忘了,自己留份底子。他们算了算有二十多万字,从中挑了11封信;再有一类是我得的几次奖的获奖答辞;再有就是我这些年接受媒体采访的几份有代表性的;最后是我们年年向政府要求讨回公道的这一类(呼吁书、公开信)。这些都放在一起了。”

*丁子霖:当局警告指控我们危害国家安全,我们汇编文章预约律师,一如既往*

丁子霖:“书名《生者与死者》是我起的,副标题‘为了中国的明天’是帮我们出版的编辑给加的。‘为了中国的明天’我觉得我担不起来。

我从我自己说这些话,发表这些意见、写这些东西,就是考虑生者与死者。起这个书名,可以说几乎是不加思索,蒋老师也赞成。在这些文字上,可以说是倾注了我们两个人这11年来全部的心血和精力,所以我才会不加思索的脱口而出,给这部书起了这个名字。

去年10周年纪念活动之后,我得到了当局的一些警告,说我们俩做的一切都‘过头了’,说‘我们不是不可以对你采取行动,只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所以才没有动手’。当然这些是吓不住我们的,我们一如既往。

指控我们的所谓的‘罪状’就是在境外发表了一些言论、文章。用他们的话来说‘危害了国家的安全、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说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要我自己负责。

既然这样,我们也做好这方面准备。如果一旦我们被捕,我们的辩护律师我也早就预约了。拿我们以言获罪、以文获罪吧,我们就把历年发表的言论文章打印出来,汇集在一起送给律师,让他过目,做准备。”

*丁子霖:封面上儿子栩栩如生,把我的回忆带到1989年的那个时候*

丁子霖:“《生者与死者》这本书是不久前拿到的,是回国的一位朋友带来的。外边包了十几张纸,当他们打开封面,我一看封面是我儿子的照片。尽管这张照片我放大了一直挂在墙上,我每天都不时地面对着他。但是等我拿到这书以后,我真是特别受不了。当时就没有勇气当着这位给我带书来的朋友翻阅,我只好把它放在一边,当然我谢谢朋友。等朋友走了以后,我自己真是心如刀割。看着封面上儿子栩栩如生的样子,马上把我的回忆带到了1989年的那个时候。”

(插播:1989年北京街头学生和市民街头请愿游行实况录音片段”,众呼口号)

“打倒官倒!”

“铲除腐败!”

“除了中华富强,我们一无所求!”

丁子霖:“儿子每次参加游行回来生气勃勃的样子,以及他最后走的时候跟我吻别时候的样子……”

(插播:6月3日夜里北京街头的枪声、喊声)

*丁子霖:我把自己整个的存在……我所做的一切,都看成是我儿子生命的继续*

丁子霖:“‘六四’屠杀以后,灾难是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经过一开始那段痛苦挣扎以后,作为一个从死亡边缘上回来的生者,我给自己定下的责任就是,为了我死去的儿子,为了和他一起倒下去的人,我余生就应该去寻访那一个一个在“六四”屠杀中的死难者的家庭,我就要去寻找答案,记下那一个个无辜被杀害的男男女女的名字。

这个世界本来也是属于他们的,可是他们现在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按民间的说法,生者和死者本来已经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了。可是很怪,在我的意念里,我和我儿子之间的联系却仿佛从来就没有割断过。我已经把自己整个的存在,我的呼吸,我的声音,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看成是我儿子生命的继续。我就是靠着这份意念咬紧牙关坚持下来的。

您从这本书中‘六四’十周年的祭奠活动里可以看出,我们不少难友也都早已经把他们亲人消失的灵魂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读者通过读这本书,不仅可以了解到我和我先生这些年来的处境、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思想观点,而且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特殊的群体是怎么样艰难痛苦的、一步一步走出谷底、走出深渊的。”

*张先玲:与丁子霖、尤维洁最初的相识*

《生者与死者》一书出版后,“六四”遇难者之一、原北京月坛中学高中二年级男生王楠的母亲张先玲女士接受了我的采访。

张先玲:“我觉得,这本书出来也能让世界上更多的母亲、更多善良的人们了解‘六四’的真相,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能够把正义的诉求……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更多人的了解。毕竟正直的人还是有的,善良的人还是多的。我相信,我们所寻求的正义最后是能够得到伸张的。”

和丁子霖女士一起从事寻访工作的“六四”难属张先玲女士说:“我的孩子王楠19岁的时候,1989年6月4日在南长街南口被戒严部队打死。这些年来,我跟丁子霖一起,还有些其他的人,为寻找死难者的家属和为了寻求正义,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最早的时候,我跟丁子霖因为我们两个人的丈夫都是‘九三学社’的社员,所以我们两个最先认识了。因为我为了寻访我儿子王楠到底为什么、怎么死的,在哪儿被打死的,我已经寻访了好几个月,见到她以后我们两人谈的比较多,也比较投机。

以后我们经常见面,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们就想找一些共同命运的人。

尤维洁的丈夫是在‘六四’被打死的,她丈夫的骨灰和我儿子的骨灰同时都寄放在万安公墓的骨灰堂。我因为想让大家知道我的儿子是无辜被打死的,所以我就把他的骨灰放在走道的边上,摆的照片也比较大,很引人注目。

尤维洁看到了,就给我写了一封信。那时候骨灰盒的格子都是没有锁的,后来当局都安了锁。当时没锁,她摆了一封信在里边。其中说她丈夫也和我儿子一样在‘六四’被打死,她很痛苦,也坚信这个事情早晚是要澄清的,要重新评价的。她希望跟我联系,我就把这个条子拿去给了丁子霖。

子霖就先给尤维洁写了一封信,我们三家就联系在一起。在跟尤维洁联系的过程中,我们又了解到另外一位叫许力平的,也是丈夫在‘六四’遇难,带着一个6岁的孩子,生活也比较困难,我就跟子霖想,我们应该想办法帮助他们。但我们都是工薪阶层,没有很大的力量。”

*张先玲:记者高瑜帮我们募捐来第一笔捐款,我们寻找更多难属,也得到更多帮助*

在北京的著名女记者高瑜是最早帮助“六四”难属的人之一。

今天回放难属张先玲女士这段谈话录音的时候,高瑜女士和她的儿子正处于失踪状态。

张先玲:“当时有个叫高瑜的记者,她帮助我们募捐来了第一笔捐款。然后我们就分给了这两位难属。

从这桩事情我们受到启发,我们就想,可能还有很多人在经济上有些困难。另外有更多的人是在精神上感到孤独、郁闷,又有没有人可说。所以子霖就和我一起,开始了寻访难属的情况。

当然这个工作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包括留美的一些学生,还有一些后来我们找到的难属,他们也帮助我们一起找。互相来提线索。”

* 苏冰娴:在国内我们完全是被封锁的状况,我们必须做应该做的事情*

苏冰娴女士是21岁的“六四”遇难者赵龙的母亲。

苏冰娴女士已于13年前的2001年1月16日凌晨逝世。以下播放的是她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我采访的录音片段,包括她逝世前 4个月的谈话。

苏冰娴:“‘六四’事件已经11年了,在国内我们完全是在被封锁的状况,谁都不敢提这件事情,任何媒体……就算是我们比较好的同事和朋友也都回避谈这些问题,因为谁都不能帮我们说一句公道话。

丁子霖出了《生者与死者》这本书,让世人知道我们‘六四’难属这批人至少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六四’我们没有忘记。

我们的亲人在这场大屠杀中被杀害,这件事不管政府已经是定案的,现在我们的活动都被受到监视。电话被窃听,稍微一动,门口就有人看着。但是我们想,现在作为母亲我们都六十岁上下了,我们愿意坚持真理,必须做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苏冰娴:把这页痛苦的历史摆在众人面前,为死难者和1989年这场运动伸张正义*

苏冰娴:“《生者与死者》这本书现在能够和读者见面,我真是感到很高兴,并且心情也是很沉重。把这一页痛苦的历史都摆在众人面前,让大家能够不忘记‘六四’,不忘记还有这么多人为‘六四’死难者伸张正义,讨一个公正的说法。

我们也为1989年这场运动伸张正义,希望给以重新的评价,使中国人、使死难的家属、伤残者和家属能够像个人一样的活得那么有尊严。”

“六四”难属苏冰娴和她的先生赵廷杰都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多年。

苏冰娴女士说:“如果没有‘六四’这场大屠杀,我和丁子霖、张先玲是不可能认识的。是共同的命运把我们牵扯在一起了,结了很深的友情。不是经历这样一场血的洗礼,是不会产生这一份感情的 。

1989年的时候,我是从上海调回北京刚刚第九个年头。原来在上海一个海军研究所工作。转业后回到北京,在中共中央编译局,是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这样一个单位。

1989年这个运动最早起来的时候,大队的学生一个方阵一个方阵的,手挽着手,朝着天安门广场……”

(插播:当时学生市民在北京街头请愿游行录音片段,口号声、歌声)

(口号)“打倒官倒!”

“铲除腐败!”

“师大,师大,

人民养大。

为民请愿,

辛苦不怕!”

(唱)“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唱)“工农兵,

联合起来向前进,

万众一心。

……”

苏冰娴:“从那个时刻起,我对这场运动就非常关心。我当时都感动得掉眼泪。整个在北京,1989年那个春天,真是牵动万人心这样一种场面,整个北京市,那么多人都走到街上去。那时因为我和我先生对这场运动很关心,所以我的儿子赵龙对这件事也很关心,因为当时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就更多一些,到后来,各界的成年人才去的很多。这个场面我是终生难忘的。”

(插播:当时的请愿游行录音片段,口号声)

“发扬‘五四’精神,

科学民主万岁!”

“要求清除腐败!”

“坚持改革!

反对倒退!”

“铲除官倒!

按劳分配!”

“保证人权!”

……

*苏冰娴:儿子赵龙遇难,胸部从左向右被三颗子弹打在最要害的部位*

苏冰娴:“可是换来的就是后来的残酷镇压,这真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当时我就担心大儿子,因为当年他刚刚大学毕业,准备到美国去留学。我担心他因为总上街,将来(秋后)算帐的话,对他有影响。我就对小儿子赵龙说‘去给哥哥买一张票,让他回郑州去。爷爷病重。’龙龙在遇难之前还做了这件事情,把哥哥送到火车站。回来后第二天,他就遇难了,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插播:6月3日夜里北京街头枪声、民众喊声)

苏冰娴:“赵龙是死在民族宫那一带的,胸部从左向右被三颗子弹打在最要害的部位,当场就送命了。

确认是赵龙以后,当时我就嚎啕大哭,觉得好像是在作恶梦——怎么可能在天安门、在长安街用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人开枪呢?!

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从小生活在解放区,受到党的教育完全不是一样的。

这次发生的事情,使我们震动得简直天天都是在作恶梦一样。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做什么。几天之内我的体重从一百二十多斤降到九十多斤。”

*苏冰娴:高干子弟同学说,所谓“群众扔石头”是解放军拉来石头,自己烧军车*

苏冰娴女士早年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

苏冰娴:“我跟你说在女附中读书的嘛!我的同学、我的朋友,高干子弟是多数的。他们事后来看望我,都感到非常非常震惊。

当时就有人告诉我,所谓‘街上群众扔石头’,石头也是解放军拉来的。她们当时告诉我‘烧车有的人就是解放军自己在烧车’。我同一届的同学来看望的很多,她们都给我讲了很多很多情况,都感到非常非常吃惊,非常非常气愤。”

*苏冰娴:“六四”死亡人数远不止现在找到的这些,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难*

苏冰娴:“丁子霖、张先玲她们这几位比我勇敢,比我头脑清醒,她们很早就站出来为自己的孩子伸张正义。当时我就是找单位、派出所。我甚至要求单位‘我跟李鹏在中央电视台公开现场直播辩论……’

我不知道当时她们已经站出来。

后来,大概到1994年或1995年,还是我同学从美国回来向我介绍了这些情况,我才和丁子霖他们认识了,加入了‘六四’难属群体,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了。我一直对他们很敬佩。

‘六四’到现在站出来……当然,‘六四’死亡人数远远不止(现在找到的)这一百多人,因为当时从我们(寻找我儿子)看到的医院死亡名单,一个医院就有几十人,我们现在找到的才是多少啊!在人民医院的(死者的家属)恐怕一个也没找到。

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难。我们的活动都受到监视、电话被窃听,稍微一动的话,门口就有人看着了。

*苏冰娴:中国没有开辟哪怕一个角落、有一个电台给我们半小时让我们说话*

苏冰娴:“他(当局的人)就认为‘六四’难属这个群体就是国家当前不稳定的因素。

我说‘那你认为是不稳定因素的话,为什么不化解这个不稳定因素?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六四难属对话团’,大家来谈嘛!谈你们都不肯谈的’。

他又说‘不要弄成一股势力,还接受外援,这是不允许的’。

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些难属里有多少人生活在最底层?生活那么贫困,无援无助,别人送点钱给他们,特别在外地的人,都会有人去骚扰他们,不许他们接受任何援助,这就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我说‘现在我们是万般无奈,来接受境外的采访,如果你现在能把新华社的记者、新华社社长请来,我们面谈。你能不能办到?他们敢不敢来?

没有人关心我们,任何媒体都对我们进行封锁。谁来听听我们‘六四’难属十年受压抑的呼声?没有人听我们说。当然有朋友向我们伸出援助的手,我们为什么不拉住?我们为什么不接受他们的帮助?当然接受他们的帮助!’

他说‘你们应该忍耐嘛,你们过去都忍耐了好几年了嘛。’

我说‘是我过去忍耐,我过去觉得党会知错改错的,会主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等了这麽多年,没有人理我们,所以我们难友是血和泪联系在一起的,谁想来分化我们也是不可能的。我们都是死了孩子的,我们心境完全一样,谁也不可能把我们分割开来。中国没有给我们开辟哪怕一个角落的地方让我们来说话,有一个电台哪怕给我们半个小时来说话,都不可能。现在你对我们不应该有任何指责。”

*苏冰娴:答官方人员指责——那晚你被屠杀了,保证你妈妈今天和我们站在一起*

面对中国官方人员的种种指责,苏冰娴女士是这样回答的——

苏冰娴:“我说‘除非那一天晚上,你被屠杀了,保证你妈妈今天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回去问你妈去!’我说‘只有遭受到这场大屠杀以后,醒过来以后,才会有共同的感觉。”

“六四”难属当年重申多次的诉求,直到今天,仍是他们不变的诉求。请听2001年张先玲女士的谈话录音片段。

张先玲:“我们向来都是本着这三条原则——

一个就是要求政府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调查‘六四’真相,并且公布于众。

第二就是一定要公布死难者名单,包括伤残者,然后作个案处理,然后立法来进行抚恤,进行法律上应有的赔偿。

第三就是追究责任者的刑事责任,早一日把刽子手绳之以法,能够早一日立法保证不会在中国再会产生这样的事情。

我相信我们所寻求的正义最后是能够得到伸张的,刽子手最后也是能够得到惩处的。”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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