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六四”難屬羣體歷程:生者與死者——八九“六四”25週年紀念與回憶(之二)


2014.05.07
ding64.jpg 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法新社資料圖片)

*再憶八九“六四”*

今年6月4日是八九“六四”25週年。今天播送“八九‘六四’25週年紀念與回憶”專題節目之二。

首先再簡要回顧一下1989年發生在中國的歷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辭職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隨後,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爲先導,繼而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的“反腐敗、爭民主”的請願遊行。

以下第一段錄音是我當時在街頭採錄的現場錄音剪輯中的一段。
(呼喊聲)

“耀邦不朽!”

“言論自由!”

“解除報禁!”

“要求清除腐敗!”

“剷除官倒!”

“保障人權!”

從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後在中國各地,遊行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5月20日,中國當局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6月3日夜裏,戒嚴部隊動用坦克和機槍在北京街頭殺戮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以下一段當時的實況錄音剪輯是北京街頭戒嚴部隊的槍聲和民衆的喊聲
(女)“快,快!近一點兒!快一點兒!”
(男)“板車,板車!”
(槍聲,另男)“錄下來這暴行!”
(女)“救-護-車!快!救護車!救-護-車!”
(男)“一個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個助教,背後中了一彈,鮮血……全身流滿了鮮血,躺在了地上,然後我們去救的時候,他們還朝我們開槍!”
(槍聲,喊聲)

在6月3日夜裏、6月4日清晨,以及隨後的幾天裏,到底有多少人遇難,多少人受傷,時至今日,中國當局一直沒有公佈確切的數字和名單。

*“‘六四’難屬羣體”——“‘天安門母親’羣體”*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蔣培坤是這個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裏,他們17歲的兒子蔣捷連,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時候,首先站出來公開了兒子遇難的經過,隨後開始尋訪“六四”遇難者家屬和傷殘者。到目前,丁子霖和幾位難屬一起,已經尋訪到二百零二位“六四”遇難者的家屬和七十多位傷殘者。他們組成的羣體被稱爲“‘六四’難屬羣體”或“‘天安門母親’羣體”。

在八九“六四”25週年漸漸臨近的時候,多年身爲“‘六四’難屬羣體”負責人的丁子霖女士說:“我們已經讓尤維潔接替了,她畢竟六十歲,至少比我年輕將近二十歲,現在她是負責人。”

*尤維潔:今生唯一想做的就是督促政府把“六四”問題公諸於世,政府不可逃責*

“六四”難屬尤維潔的先生楊明湖1989年42歲,在中國貿促會工作。楊明湖先生於“六四”屠殺中遇難。他們的孩子當時還不到5歲。

八九“六四“25週年臨近,現在身爲難屬羣體負責人的尤維潔女士談八九“六四”屠殺。

尤維潔:“我自己對這件事情的看法,真的是國家對中國人民一個犯罪的行爲。如果這樣的行爲到現在國家沒有任何道歉,也沒有任何對全國人民的一個解釋,我是想要繼續做下去的。

當年因爲我的孩子非常小(不到五歲),我所有的精力也是在孩子身上,當年是失去孩子的父親、母親們站在前面,他們做了很多很多事。我尤其非常欽佩丁老師,她第一個站起來,作爲女性,作爲一個母親能夠站起來向全世界的人說‘我們對這件事情不接受’。不是像政府所說的,只承認死了幾個人,而是我們已經找到了這麼多人(遇難者202人),這也不是全部。

 

我今生今世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六四’的問題……督促政府要公諸於世。不能因爲你是政府行爲你就可以逃責。

所以,當年當時丁老師、張老師,還有趙廷傑老先生他們覺得年紀大了,想找一個年輕一點的,他們推薦了我,我說‘我同意’。

我知道誰站在前面就可能有風險,可能會對我採取一些不仁道的行爲。但是我覺得,因爲他們年紀大了,這件事情必須有人去接過來,所以我說‘我同意做這個事情’。

我們想說的話在我們給‘兩會’的公開信裏全部都講了。”

*回放“六四”難屬多年前談話,《生者與死者》記錄羣體尋訪、聚集、吶喊歷程*

在“八九‘六四’25週年紀念與回憶”節目中,將選輯幾位“六四”難屬多年前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採訪的錄音片段。她們之中有的人已經離世。她們的談話,記錄了‘六四’難屬羣體尋訪、聚集、記憶與吶喊的歷程。

以下請聽十三年前的2000年9月“心靈之旅”就蔣培坤、丁子霖夫婦所著《生者與死者》一書的出版對幾位難屬所作的訪談片段。以此回放作爲紀念與回憶的一部分。

2000年“中國人權”在香港出版了蔣培坤、丁子霖夫婦合著的《生者與死者-------爲了中國的明天》。

談到這本書的出版,丁子霖女士說:“‘六四‘屠殺以後,可以說死者長已矣,留給我們這些生者……那些年邁體弱的父母、孤苦無依的遺孀、嗷嗷待哺的遺孤,還有那些倖存的傷殘者的這份痛苦,真是無邊無盡,看不到盡頭。儘管屠殺以後,當局的高壓並沒有使我們低頭屈服,但是,以後這份人世間的冷酷,再有我們自己對失去親人的思念,常常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

*《生者與死者》出版者介紹:丁子霖、蔣培坤因說出真相而被停止招收研究生*

在《生者與死者》一書的出版者所作的介紹中寫道:“丁子霖向世界媒體講述兒子的死亡真相,揭露中國政府的謊言,自1991年開始尋訪其他難屬,收集整理‘六四’死傷者資料,因而遭到學校當局撤銷碩士生導師資格。

1995年5月,聯合國國際寬容年,丁子霖、蔣培坤夫婦與45名科學家和學者上書江澤民、喬石要求建立寬容政治環境,並由丁子霖爲首發表27名死難者家屬致全國人大公開信,要求平反“六四”,公正對待‘六四’受害者及家屬。蔣培坤因而被撤銷美學研究所所長職位,並被下令停止招收研究生。

但是丁子霖、蔣培坤夫婦繼續發表聲明,要求中國政府承擔責任,改善人權狀況。1998年他們發表兩項公民權利宣言,但也因此屢遭當局無理關押、監居、恐嚇、凍結銀行存款等政治迫害。

爲了不讓‘六四’屠殺事件再發生,丁子霖、蔣培坤和其他難屬們展開漫長的尋訪‘六四’死難者名單及幫助發放各地人道捐款的工作,他們多次獲得世界各地人權獎項。”

*丁子霖:八九“六四”後最初11年,我與難屬羣體的文字記錄*

丁子霖:“這本書(內容)分這麼幾類(文章):一是11年來的‘六四’,就是我從1991年‘六四’前第一次接受媒體採訪,以後每年我和我先生在‘六四’週年的時候都會寫文章,一直到1999年6月1日;第二類是我們一起聯署的兩份宣言。再有是關於人權問題的一些文章,譬如中美重開人權談判問題、從‘文革’到‘六四’等;再有一類就是書信了,包括這些年來我和朋友們寫的信、尤其跟外地難友們之間的通信。以前沒有電腦的時候,都是用複寫紙,用以前的‘美隆(音)紙’寫的,因爲好多我怕我忘了,自己留份底子。他們算了算有二十多萬字,從中挑了11封信;再有一類是我得的幾次獎的獲獎答辭;再有就是我這些年接受媒體採訪的幾份有代表性的;最後是我們年年向政府要求討回公道的這一類(呼籲書、公開信)。這些都放在一起了。”

*丁子霖:當局警告指控我們危害國家安全,我們彙編文章預約律師,一如既往*

丁子霖:“書名《生者與死者》是我起的,副標題‘爲了中國的明天’是幫我們出版的編輯給加的。‘爲了中國的明天’我覺得我擔不起來。

我從我自己說這些話,發表這些意見、寫這些東西,就是考慮生者與死者。起這個書名,可以說幾乎是不加思索,蔣老師也贊成。在這些文字上,可以說是傾注了我們兩個人這11年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所以我纔會不加思索的脫口而出,給這部書起了這個名字。

去年10週年紀念活動之後,我得到了當局的一些警告,說我們倆做的一切都‘過頭了’,說‘我們不是不可以對你採取行動,只是考慮到各方面的因素,所以纔沒有動手’。當然這些是嚇不住我們的,我們一如既往。

指控我們的所謂的‘罪狀’就是在境外發表了一些言論、文章。用他們的話來說‘危害了國家的安全、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說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要我自己負責。

既然這樣,我們也做好這方面準備。如果一旦我們被捕,我們的辯護律師我也早就預約了。拿我們以言獲罪、以文獲罪吧,我們就把歷年發表的言論文章打印出來,彙集在一起送給律師,讓他過目,做準備。”

*丁子霖:封面上兒子栩栩如生,把我的回憶帶到1989年的那個時候*

丁子霖:“《生者與死者》這本書是不久前拿到的,是回國的一位朋友帶來的。外邊包了十幾張紙,當他們打開封面,我一看封面是我兒子的照片。儘管這張照片我放大了一直掛在牆上,我每天都不時地面對着他。但是等我拿到這書以後,我真是特別受不了。當時就沒有勇氣當着這位給我帶書來的朋友翻閱,我只好把它放在一邊,當然我謝謝朋友。等朋友走了以後,我自己真是心如刀割。看着封面上兒子栩栩如生的樣子,馬上把我的回憶帶到了1989年的那個時候。”

(插播:1989年北京街頭學生和市民街頭請願遊行實況錄音片段”,衆呼口號)

“打倒官倒!”

“剷除腐敗!”

“除了中華富強,我們一無所求!”

丁子霖:“兒子每次參加遊行回來生氣勃勃的樣子,以及他最後走的時候跟我吻別時候的樣子……”

(插播:6月3日夜裏北京街頭的槍聲、喊聲)

*丁子霖:我把自己整個的存在……我所做的一切,都看成是我兒子生命的繼續*

丁子霖:“‘六四’屠殺以後,災難是突然降臨到我們頭上的。經過一開始那段痛苦掙扎以後,作爲一個從死亡邊緣上回來的生者,我給自己定下的責任就是,爲了我死去的兒子,爲了和他一起倒下去的人,我餘生就應該去尋訪那一個一個在“六四”屠殺中的死難者的家庭,我就要去尋找答案,記下那一個個無辜被殺害的男男女女的名字。

這個世界本來也是屬於他們的,可是他們現在永遠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按民間的說法,生者和死者本來已經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了。可是很怪,在我的意念裏,我和我兒子之間的聯繫卻彷彿從來就沒有割斷過。我已經把自己整個的存在,我的呼吸,我的聲音,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看成是我兒子生命的繼續。我就是靠着這份意念咬緊牙關堅持下來的。

您從這本書中‘六四’十週年的祭奠活動裏可以看出,我們不少難友也都早已經把他們親人消失的靈魂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讀者通過讀這本書,不僅可以瞭解到我和我先生這些年來的處境、我們的感受、我們的思想觀點,而且可以瞭解到我們這個特殊的羣體是怎麼樣艱難痛苦的、一步一步走出谷底、走出深淵的。”

*張先玲:與丁子霖、尤維潔最初的相識*

《生者與死者》一書出版後,“六四”遇難者之一、原北京月壇中學高中二年級男生王楠的母親張先玲女士接受了我的採訪。

張先玲:“我覺得,這本書出來也能讓世界上更多的母親、更多善良的人們瞭解‘六四’的真相,瞭解我們現在的處境,能夠把正義的訴求……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更多人的瞭解。畢竟正直的人還是有的,善良的人還是多的。我相信,我們所尋求的正義最後是能夠得到伸張的。”

和丁子霖女士一起從事尋訪工作的“六四”難屬張先玲女士說:“我的孩子王楠19歲的時候,1989年6月4日在南長街南口被戒嚴部隊打死。這些年來,我跟丁子霖一起,還有些其他的人,爲尋找死難者的家屬和爲了尋求正義,我們做了一些事情。

最早的時候,我跟丁子霖因爲我們兩個人的丈夫都是‘九三學社’的社員,所以我們兩個最先認識了。因爲我爲了尋訪我兒子王楠到底爲什麼、怎麼死的,在哪兒被打死的,我已經尋訪了好幾個月,見到她以後我們兩人談的比較多,也比較投機。

以後我們經常見面,覺得這樣下去不行,我們就想找一些共同命運的人。

尤維潔的丈夫是在‘六四’被打死的,她丈夫的骨灰和我兒子的骨灰同時都寄放在萬安公墓的骨灰堂。我因爲想讓大家知道我的兒子是無辜被打死的,所以我就把他的骨灰放在走道的邊上,擺的照片也比較大,很引人注目。

尤維潔看到了,就給我寫了一封信。那時候骨灰盒的格子都是沒有鎖的,後來當局都安了鎖。當時沒鎖,她擺了一封信在裏邊。其中說她丈夫也和我兒子一樣在‘六四’被打死,她很痛苦,也堅信這個事情早晚是要澄清的,要重新評價的。她希望跟我聯繫,我就把這個條子拿去給了丁子霖。

子霖就先給尤維潔寫了一封信,我們三家就聯繫在一起。在跟尤維潔聯繫的過程中,我們又瞭解到另外一位叫許力平的,也是丈夫在‘六四’遇難,帶着一個6歲的孩子,生活也比較困難,我就跟子霖想,我們應該想辦法幫助他們。但我們都是工薪階層,沒有很大的力量。”

*張先玲:記者高瑜幫我們募捐來第一筆捐款,我們尋找更多難屬,也得到更多幫助*

在北京的著名女記者高瑜是最早幫助“六四”難屬的人之一。

今天回放難屬張先玲女士這段談話錄音的時候,高瑜女士和她的兒子正處於失蹤狀態。

張先玲:“當時有個叫高瑜的記者,她幫助我們募捐來了第一筆捐款。然後我們就分給了這兩位難屬。

從這樁事情我們受到啓發,我們就想,可能還有很多人在經濟上有些困難。另外有更多的人是在精神上感到孤獨、鬱悶,又有沒有人可說。所以子霖就和我一起,開始了尋訪難屬的情況。

當然這個工作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包括留美的一些學生,還有一些後來我們找到的難屬,他們也幫助我們一起找。互相來提線索。”

* 蘇冰嫺:在國內我們完全是被封鎖的狀況,我們必須做應該做的事情*

蘇冰嫺女士是21歲的“六四”遇難者趙龍的母親。

蘇冰嫺女士已於13年前的2001年1月16日凌晨逝世。以下播放的是她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我採訪的錄音片段,包括她逝世前 4個月的談話。

蘇冰嫺:“‘六四’事件已經11年了,在國內我們完全是在被封鎖的狀況,誰都不敢提這件事情,任何媒體……就算是我們比較好的同事和朋友也都回避談這些問題,因爲誰都不能幫我們說一句公道話。

丁子霖出了《生者與死者》這本書,讓世人知道我們‘六四’難屬這批人至少我們還是做了很多工作,‘六四’我們沒有忘記。

我們的親人在這場大屠殺中被殺害,這件事不管政府已經是定案的,現在我們的活動都被受到監視。電話被竊聽,稍微一動,門口就有人看着。但是我們想,現在作爲母親我們都六十歲上下了,我們願意堅持真理,必須做出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蘇冰嫺:把這頁痛苦的歷史擺在衆人面前,爲死難者和1989年這場運動伸張正義*

蘇冰嫺:“《生者與死者》這本書現在能夠和讀者見面,我真是感到很高興,並且心情也是很沉重。把這一頁痛苦的歷史都擺在衆人面前,讓大家能夠不忘記‘六四’,不忘記還有這麼多人爲‘六四’死難者伸張正義,討一個公正的說法。

我們也爲1989年這場運動伸張正義,希望給以重新的評價,使中國人、使死難的家屬、傷殘者和家屬能夠像個人一樣的活得那麼有尊嚴。”

“六四”難屬蘇冰嫺和她的先生趙廷傑都曾經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工作多年。

蘇冰嫺女士說:“如果沒有‘六四’這場大屠殺,我和丁子霖、張先玲是不可能認識的。是共同的命運把我們牽扯在一起了,結了很深的友情。不是經歷這樣一場血的洗禮,是不會產生這一份感情的 。

1989年的時候,我是從上海調回北京剛剛第九個年頭。原來在上海一個海軍研究所工作。轉業後回到北京,在中共中央編譯局,是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的這樣一個單位。

1989年這個運動最早起來的時候,大隊的學生一個方陣一個方陣的,手挽着手,朝着天安門廣場……”

(插播:當時學生市民在北京街頭請願遊行錄音片段,口號聲、歌聲)

(口號)“打倒官倒!”

“剷除腐敗!”

“師大,師大,

人民養大。

爲民請願,

辛苦不怕!”

(唱)“同學們,同學們!

快拿出力量,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唱)“工農兵,

聯合起來向前進,

萬衆一心。

……”

蘇冰嫺:“從那個時刻起,我對這場運動就非常關心。我當時都感動得掉眼淚。整個在北京,1989年那個春天,真是牽動萬人心這樣一種場面,整個北京市,那麼多人都走到街上去。那時因爲我和我先生對這場運動很關心,所以我的兒子趙龍對這件事也很關心,因爲當時走上街頭的年輕人就更多一些,到後來,各界的成年人才去的很多。這個場面我是終生難忘的。”

(插播:當時的請願遊行錄音片段,口號聲)

“發揚‘五四’精神,

科學民主萬歲!”

“要求清除腐敗!”

“堅持改革!

反對倒退!”

“剷除官倒!

按勞分配!”

“保證人權!”

……

*蘇冰嫺:兒子趙龍遇難,胸部從左向右被三顆子彈打在最要害的部位*

蘇冰嫺:“可是換來的就是後來的殘酷鎮壓,這真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當時我就擔心大兒子,因爲當年他剛剛大學畢業,準備到美國去留學。我擔心他因爲總上街,將來(秋後)算帳的話,對他有影響。我就對小兒子趙龍說‘去給哥哥買一張票,讓他回鄭州去。爺爺病重。’龍龍在遇難之前還做了這件事情,把哥哥送到火車站。回來後第二天,他就遇難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插播:6月3日夜裏北京街頭槍聲、民衆喊聲)

蘇冰嫺:“趙龍是死在民族宮那一帶的,胸部從左向右被三顆子彈打在最要害的部位,當場就送命了。

確認是趙龍以後,當時我就嚎啕大哭,覺得好像是在作惡夢——怎麼可能在天安門、在長安街用解放軍對手無寸鐵的人開槍呢?!

特別是我們這一代人,我們從小生活在解放區,受到黨的教育完全不是一樣的。

這次發生的事情,使我們震動得簡直天天都是在作惡夢一樣。腦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該做什麼。幾天之內我的體重從一百二十多斤降到九十多斤。”

*蘇冰嫺:高幹子弟同學說,所謂“羣衆扔石頭”是解放軍拉來石頭,自己燒軍車*

蘇冰嫺女士早年畢業於北京師大女附中。

蘇冰嫺:“我跟你說在女附中讀書的嘛!我的同學、我的朋友,高幹子弟是多數的。他們事後來看望我,都感到非常非常震驚。

當時就有人告訴我,所謂‘街上羣衆扔石頭’,石頭也是解放軍拉來的。她們當時告訴我‘燒車有的人就是解放軍自己在燒車’。我同一屆的同學來看望的很多,她們都給我講了很多很多情況,都感到非常非常喫驚,非常非常氣憤。”

*蘇冰嫺:“六四”死亡人數遠不止現在找到的這些,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難*

蘇冰嫺:“丁子霖、張先玲她們這幾位比我勇敢,比我頭腦清醒,她們很早就站出來爲自己的孩子伸張正義。當時我就是找單位、派出所。我甚至要求單位‘我跟李鵬在中央電視臺公開現場直播辯論……’

我不知道當時她們已經站出來。

後來,大概到1994年或1995年,還是我同學從美國回來向我介紹了這些情況,我才和丁子霖他們認識了,加入了‘六四’難屬羣體,他們已經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了。我一直對他們很敬佩。

‘六四’到現在站出來……當然,‘六四’死亡人數遠遠不止(現在找到的)這一百多人,因爲當時從我們(尋找我兒子)看到的醫院死亡名單,一個醫院就有幾十人,我們現在找到的纔是多少啊!在人民醫院的(死者的家屬)恐怕一個也沒找到。

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難。我們的活動都受到監視、電話被竊聽,稍微一動的話,門口就有人看着了。

*蘇冰嫺:中國沒有開闢哪怕一個角落、有一個電臺給我們半小時讓我們說話*

蘇冰嫺:“他(當局的人)就認爲‘六四’難屬這個羣體就是國家當前不穩定的因素。

我說‘那你認爲是不穩定因素的話,爲什麼不化解這個不穩定因素?我們已經成立了一個‘六四難屬對話團’,大家來談嘛!談你們都不肯談的’。

他又說‘不要弄成一股勢力,還接受外援,這是不允許的’。

我說‘你知不知道這些難屬裏有多少人生活在最底層?生活那麼貧困,無援無助,別人送點錢給他們,特別在外地的人,都會有人去騷擾他們,不許他們接受任何援助,這就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我說‘現在我們是萬般無奈,來接受境外的採訪,如果你現在能把新華社的記者、新華社社長請來,我們面談。你能不能辦到?他們敢不敢來?

沒有人關心我們,任何媒體都對我們進行封鎖。誰來聽聽我們‘六四’難屬十年受壓抑的呼聲?沒有人聽我們說。當然有朋友向我們伸出援助的手,我們爲什麼不拉住?我們爲什麼不接受他們的幫助?當然接受他們的幫助!’

他說‘你們應該忍耐嘛,你們過去都忍耐了好幾年了嘛。’

我說‘是我過去忍耐,我過去覺得黨會知錯改錯的,會主動來解決這個問題。我等了這麼多年,沒有人理我們,所以我們難友是血和淚聯繫在一起的,誰想來分化我們也是不可能的。我們都是死了孩子的,我們心境完全一樣,誰也不可能把我們分割開來。中國沒有給我們開闢哪怕一個角落的地方讓我們來說話,有一個電臺哪怕給我們半個小時來說話,都不可能。現在你對我們不應該有任何指責。”

*蘇冰嫺:答官方人員指責——那晚你被屠殺了,保證你媽媽今天和我們站在一起*

面對中國官方人員的種種指責,蘇冰嫺女士是這樣回答的——

蘇冰嫺:“我說‘除非那一天晚上,你被屠殺了,保證你媽媽今天和我們站在一起,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回去問你媽去!’我說‘只有遭受到這場大屠殺以後,醒過來以後,纔會有共同的感覺。”

“六四”難屬當年重申多次的訴求,直到今天,仍是他們不變的訴求。請聽2001年張先玲女士的談話錄音片段。

張先玲:“我們向來都是本着這三條原則——

一個就是要求政府成立專門的委員會,調查‘六四’真相,並且公佈於衆。

第二就是一定要公佈死難者名單,包括傷殘者,然後作個案處理,然後立法來進行撫卹,進行法律上應有的賠償。

第三就是追究責任者的刑事責任,早一日把劊子手繩之以法,能夠早一日立法保證不會在中國再會產生這樣的事情。

我相信我們所尋求的正義最後是能夠得到伸張的,劊子手最後也是能夠得到懲處的。”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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