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推迟的祭奠——访“六四”难属黄金平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0,06,11)
201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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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4日,是八九“六四”二十一周年。纪念日之后三天,我采访了几位“六四”难属,她们谈到今年祭奠亲人的心情,谈到难属祭奠亲人受到警察监视干扰,难属黄金平被迫推迟祭奠“六四”遇难亲人。

*“六四”难属张先玲女士:纪念日过去,很长时间心难平静*

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安葬着“六四”遇难者王楠、袁力、杨燕声、段昌隆、郭春珉等。

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1989年十九岁,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6月4日凌晨遇难。

谈到今年6月4日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的祭奠追悼活动,在北京家中的张先玲女士说:“‘六四’难属黄金平的丈夫、遇难者杨燕声安葬在万安公墓。6月4日那天黄金平和警察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冲突,最后她没有去,没参加成那天的追悼会。  

我们万安公墓6月4日悼念仪式基本上和每年程序差不多,今年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当局对我们打压非常厉害。我们想,又不是五年、十年的,今年为什么打压得这么厉害?据警察说今年是公安局局长新上台,他害怕。今年差不多每家难属都有警察跟着,而且还不止一、两个,要求我们坐他们的车,不许我们坐自己的车去。

到6月4日这天。。。我们难属年纪大的比较多,袁力的父亲病得厉害,他妈妈没有来,家人派了一个代表来的。郭春珉的父母也是有病不能来。还有些人是在外地没法来。因此,今年参加万安公墓祭奠的人应该说一点也不多,十二、三个人的样子。自然规律不可逃避,以后人可能会越来越少,但即使是有一个人活着,我们也会接着做下去。
人会越来越少,但我们的心和决心还是一样的。可是看着我们的人反而比往年还要多,很多便衣在外面看着。

难属黄金平说,在警察监视之下追悼亲人,这是一种什么‘和谐社会’呀?她坚决抗议,非不肯坐警察的车来,因此就没有来成。

其他难属。。。到今天大家心情还是没有很平静,当年亲人在暴力下的突然死亡,很长时间我们都不会很平静的。每进到五月中旬,心里就会很不舒服,一直到‘六四’过后要好长时间才能够安静下来。”

 *关于八九“六四”*

1989年4月15日,被罢黜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大规模街头请愿游行。

(各界游行录音片段)

<呼喊>“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

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当时实况录音剪辑片段)

<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
(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人喊声>

*丁子霖女士与“六四”难属群体*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十七岁的儿子蒋捷连(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学生),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丁子霖和难属们一起,已经寻访到203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71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六四”难属黄金平女士:二十一周年那天我要去祭奠亲人,受到警方干扰*

今年6月7日,我采访了因为警察干扰被迫推迟祭奠亲人的“六四”难属黄金平女士。

黄金平谈“六四”二十一周年当天情况:“6月4日那天我没有去(参加万安公墓集体祭奠)。因为从6月1日开始就有警察看管了。我跟他们说好,6月4日早晨八点半,让他们的车到楼下,每年我们都是九点集体祭奠我们的亲人。

4日早八点半我下楼的时候,警察说‘不走,等我们所长’。我说‘为什么?’他说‘所长还没来,时间要错开。’
我说:‘为什么要错开?我现在要去祭奠亲人,你就现在走。’
他说:‘现在不能走,就得等着。’
我说:“那我不去了,我抗议你们的行为!’我就回来了。

九点多钟,他们给我打电话,说‘所长来了,跟着一块去,你下来咱们走吧。”

主持人:“今年你们定的是几点?”

黄金平:“定的是九点。”

主持人:“已经晚了。”

黄金平:“对。而且他也明确说了‘你们不能见面,就是错时,给你们错开。’我说‘我们一起祭奠,互相慰藉、安慰。对不对?你们‘错时’不让我们见,让我自己去,我祭奠亲人,两个警察往那儿一站,如果是你,你什么感觉,什么心情?我要是服刑人员,你恩赐我祭奠亲人,你们在旁边监视,可以。我是合法公民,我没有犯法呀!你为什么要限制我呀?’

他说:‘你到底是为了去,还是为了见人?’

我说:‘我们一起祭奠亲人有什么错吗?’

二十周年的时候。他们就这么做了,把我们(难属)分开,开着车直接从后门进去。我在那儿祭奠亲人,旁边有两个警察在那儿看着。后来他们跟我说,看到那个照片(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他们心里也很不舒服。他们说‘挺好的一个家庭,我们很同情你’。我说‘我很感谢你们,有这种良知’。

今年我们难属要一起祭奠,我说八点半,他们坚持等到他们所长来,九点多了再走。我说‘我不去了,什么时候想去,我自己去。我是个公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安排,我抗议你们这种行为,在我祭奠亲人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跟着我,在旁边监管我。我祭奠亲人有什么错?这就是和谐社会吗?’”

*黄金平女士:被迫推迟的祭奠*

主持人:“后来怎样?”

黄金平:“我一般到这个日子,心情就特别不好,昏昏沉沉,4日、5日我就没下楼。 6日,就是昨天,上午九、十点钟,我才去的万安公墓。我自己去祭奠了亲人,祭奠我爱人杨燕声。”

主持人:“警察守在您门口守到几号?

黄金平:“听他们说是到5日。”

主持人:“您看到几个警察在您楼下?”

黄金平:“一个。”

主持人:“有车吗?”

黄金平:“有车,在门口。没用警车,用的是一个白色‘捷达’车。”

主持人:“挂的是警方牌子吗?”

黄金平:“没挂车牌。”

主持人:“警察穿警服吗?”

黄金平:“有时穿警服,有时不穿。”

主持人:“男警还是女警?”

黄金平:“男的,就是我们这儿‘管片’的。经常的,我这儿每年都有。您知道十五周年的时候,我这儿出事。把我和丁子霖、张先玲我们三人一起抓了。从那以后,他们对我就非常严了。到敏感日、关键的日子,全都是。”

主持人:“能不能谈谈今年您祭奠亲人的心情?”

黄金平:“6日我到了万安公墓存放骨灰的地方签到,哪里人说‘您怎么今天来了?’我说‘是,我应该4日来,因为他们要看着我,让我单独,要监视着我,我抗议他们,不希望他们跟着,所以选择我合适的时间来了。’二十一年了,对于我来说,就是昨天的事情。不是想用时间就可以把这事情忘掉,让人们遗忘。想用谎言把这事情掩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黄金平女士:回忆丈夫杨燕声1989年6月4日遇难和寻夫经过*

主持人:“二十一年前,您的先生杨燕声那天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离开家到现场的?”

黄金平:“这之前,他们报社。。。当时北京大家都是在做这件事情(上街游行请愿)。因为原定6月4日我要参加一个考试,我们就睡得比较早。傍晚的时候我们俩带着孩子,孩子一岁多,我们到崇文门去看了看,觉得没什么,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回来了。睡觉把窗户都关了,家里就那一间屋子,也没有听到(外面的声音),那几天睡眠也不够,睡得很实,什么都没听到。

然后是邻居敲门,说‘燕声,燕声,快点!他们开枪了!’,我们俩‘噌’的就起来了。因为是楼房,合居的(单元),我们就跑出来。他就给我们讲‘开枪了,坦克压人’,怎么怎么着,我听着他(我丈夫杨燕声)说‘真是法西斯’。这是我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我还在听,再回头找他,就没有了。但我当时也没在意,跟邻居大妈说‘您给我看一下孩子,我今天要到西直门考试去’。等我要走还没走的时候,他们《体育报》社来人了,告诉我杨燕声在协和医院,可能当时接电话没听清楚。当时是北京医院的人打的,后来我找到他,他告诉我是他给《体育报》社打的电话。

杨燕声是6月4日早晨五、六点钟出去的。七点多钟,他们《体育报》社就来了一个人,告诉我他受伤了,说在协和医院。我骑自行车赶紧就奔协和医院。那儿有好多人,根本就不让进了。我在后门,我说‘我跪下求你们让我进去!因为我爱人在里边。’旁边很多人帮我说话,我就进去了。找,找,没找到。

他们说有的人直接送太平间了。我就去太平间找,当时有个本院记者要照相。他说‘你跟着我,别害怕’我就揪着他后衣服跟着他进去了。当时看到三摞(尸体),没有他。我又到同仁医院找,边走边有开枪的。我骑自行车,也不怕了,我跟疯了似的。到同仁医院找,也没有。回到家里又等消息,也没有,就到处找。

到天安门广场问部队‘你们怎么开枪了?’他们说‘不是我们,我们是刚换的班,前边的已经走了。’我说‘怎么搞的?真的动枪了!’当时我还表现出老百姓的善良,去问他们。只有一种不解。

第二天我在单位上班,我想我丈夫知道我单位电话,他在哪儿一定会给我打电话。我就在单位等电话。跟(他工作的)《体育报》社联系,我们派出几拨人去找,包括我姐姐。最后是在北京医院找到的。

北京医院就收了他一个,这是‘皇家医院’,当时因为北京医院一个大夫在他身边。他们一起看见军车来了,都趴下了,因为在开枪。前边有一个人说‘救命,救命,我受伤了’。别人没有站起来,我丈夫站起来了,枪就打中了他。

军车开过以后,有一个板车过来了,把他搁在上边,他艰难地说出‘我是《体育报》社的,我叫杨燕声’,‘声’字都说得很模糊。然后就说不了话了,昏迷过去了。因为他们在正义路那儿,直接就奔了北京医院,大夫赶紧把他送到北京医院手术室抢救。

送他的医生去吃早点,吃完早点回来,说‘看一下我救的这个人’,人家跟他说‘(杨燕声)已经不行了,打开胸腔一看中弹了,一打开‘啪’那血就喷出来了,他中了‘开花弹’(国际禁用的‘达姆弹’,在人体内爆炸),人就不行了,已经去世了。

给他整容的医生是给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整过容的,这位医生说‘我很敬佩他(杨燕声),那时候人都顾命,他还能为救人。。。’”

主持人:“当您去的时候,他。。。?”

黄金平:“他已经非常安详地躺在那儿,整容都整完了。”

主持人:“过世有多长时间了?”

黄金平:“我找到他时已经是第二天了。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真是法西斯’,然后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是《体育报》社的,我叫杨燕声。”

主持人:“当时他多大年纪?”

黄金平:“三十。而且我们俩是初恋,然后结婚,非常纯真。他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他是《体育报》社总编室电脑室的,负责接收新华社来稿的。”

*黄金平女士: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我被警察抓走,儿子才知道父亲遇难真相*

黄金平在丈夫遇难后,含辛茹苦二十一年,已把幼子抚养成人。她说:“生死对于我来说,真的都无所谓了。跟警察谈话,我也说过‘死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活着是一种责任,因为我有儿子’,1989年我们当时有个一岁多的孩子。”

主持人:“您的孩子现在怎样?”

黄金平:“已经工作了,‘六四’时他一岁零八个月。”

主持人:“孩子知道父亲的情况吗?”

黄金平:“他原来不太清楚这些事情。也没跟他说,因为他那时候太小。‘六四’十五周年,安全局到我们家来抓我的时候,正好是星期天,孩子等于无情面对了这一切。那时候他上高中,他们过来抓我,我当时也咆哮了,嚷嚷起来‘你们十五年前杀了人,今天又来抓我,天理何在?’他们把我带走以后,孩子上学肯定心里不踏实,几次往家里打电话。家里人就跟他说我‘出去了’,或说‘在卫生间’,实际上我当时在大红门拘留所。

等回来以后,他说‘你跟我谈谈,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好,我今天告诉你事实真相。’他是从那时候才知道的,之前并不知道。因为我想让他平静地度过青年时期。我们也不懂政治,就想作个普普通通的守法公民,但是无情地被卷入这个事情中,而且我爱人当时是为了救人。按共产党的逻辑,他应该是英雄,舍己救人是他们一贯倡导的。”

主持人:“您的孩子是仅仅不知道他父亲是怎么过世的,还是连一九八九年‘六四’这回事情都不知道?”

黄金平:“他上学的时候知道1989年的事情。老师讲过,一带而过,但是他没有想到跟他有联系。2004年警察来抓我,他面对这些就知道了。”

主持人:“孩子知道真相以后,心理上过这一关容易吗?”

黄金平:“说起来,我心里挺内疚的,他那时候正好要高考,所以考得不是很好,上的是专科。后来他自己又学。我可能也不是一个很称职的母亲,没有让孩子过得很安逸。他比一般孩子成熟要早,很多事情他朦朦胧胧。知道他父亲去世了,可他不说,心里很能装事,是很懂事、很孝顺的孩子。现在看他这样,对我也是一种安慰、一种成就感。他能自立、有孝心。我说‘妈妈就希望你能健康快乐过好每一天。’之前,他知道我有些事情,但不问我,好像挺无所谓。

我跟他谈了一次,他说‘我知道您在做什么事情’他提到丁奶奶(丁子霖)、张奶奶(张先玲),因为我也带他去看过她们,他就觉得是朋友,是亲戚,是亲人那样。但是,没有很清晰地知道这件事情,没有像2004年一下子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那天他清晰知道后告诉我,我跟警察走了以后,他就追着在我后面,他说特别怕我突然想不开,做出什么过激冲动,或不要命。他还是很挂念的。”

*黄金平女士:“六四”二十一周年特别想说的话*

主持人:“‘六四’二十一周年,您今年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

黄金平:“我们祭奠亲人,这在和谐社会中是最最人之常情的事情吧?如果你连祭奠亡灵都不让,不要说和谐社会,连起码公民的权利都保证不了吧?警方说我可以去,为什么要给我定时间,为什么要站在我旁边?监视什么呢?

二十年大家都是一起祭奠、祭酒、献花,这是底线嘛,怎么现在又变本加厉对我们阻止、干预?我实在搞不懂共产党在做什么?一直在提‘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我觉得这简直是太滑稽了,说法和做法太不匹配了吧!

前些年我是比较封闭的,现在我也不会到处跟人说我是‘六四’难属,但是我自己坚定内心深处要做这件事,要找政府为我丈夫申冤。

那次跟安全局谈,我说‘我们这些人没有组织,没有什么领导不领导,大家都是同一事件的受害者、遇难者。我们坐在一起互相慰藉,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中国悲剧再发生。因为牵扯到不止是一个家庭、一个人,而是多个家庭,很多亲人都在悲痛中。而且这件事以后,我整个人生和性格全部改变了,对我的打击特别大。我自己几次想轻生,面对孩子,又觉得不行。对人的伤害太大了!这是人祸,不是天灾。这种人祸根本就不应该发生。

杨燕声的父亲是军乐团在天安门广场迎接国家元首的,他说‘我怎么会想到我儿子死在我战友的手里啊!我的战友开枪把我儿子打死了!我在天安门广场迎接了多少国家元首,我在那儿吹号。。。所以很多事情根本想不通。’

为我丈夫申冤,我肯定要做下去。寻求真相,拒绝遗忘。向政府提出我们的三项诉求,公布死难者名单,公布伤亡人数;惩办凶手,追究刑事责任;经济赔偿。希望政府能够面对,不要逃避,要跟我们来谈这个事情。‘和谐社会’,什么叫‘和谐’?杀了人了,你到现在没有一个说法,老百姓要个说法。

我们确实需要很多人的关心,我们会坚持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孤独。”

*“六四”难属丁子霖女士: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纪念“六四”香港做得很出色 *

在上周节目里,播出了“六四”难属丁子霖女士在今年6月4日在全美学自联主办的华盛顿纪念‘六四’二十一周年烛光会的录音讲话。现在在北京家中的丁子霖女士说:“今年我给全美学自联的讲话稿是一口气写下来的,所有那些就是我的心里话,一气呵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

我确实很累,你们也看到报道了,3日夜里(在儿子遇难地点祭奠)我都晕倒了。现在我们一般各人按个人的方式(祭奠)。我们暂时没有聚在一起的打算,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今年看到不少报道,像今年这种情况在香港,二十一年了,他们做得真的很出色,很不容易,很辛苦。我要给他们发个电子邮件,表示一下我的心意,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做,我没有力气了。我已经用尽全部力气做了。‘六四’刚刚过去,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难属的事情。”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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