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我受监控，今年不能去儿子倒下的地方路祭，非常遗憾，除抗议外，无奈*
今年北京时间6月1日晚上，“六四”难属丁子霖女士接受我的采访，谈到受监控的情况。
丁子霖：“我这里，昨天（5月31日）公安局已经来找我，通知我从6月3日清晨开始，他们要恢复上岗，把守在我单元门口，我和我客人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又像以前那样，我和蒋老师只能上医院看病，或者去银行取生活费，或者到附近小超市购买些生活必需品，都有他们贴身跟踪陪着，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他们二十四小时守在我门口。这就意味着今年6月3日夜晚，我不能像去年那样在木樨地给小连路祭，给与他一起在木樨地倒下的人路祭了。对此我非常遗憾，但是我除了抗议以外，也无奈。”
*关于八九“六四”*
1989年4月15日，被罢黜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因病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大规模街头请愿游行。
（各界游行录音片段）
< 呼喊 > “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 ......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
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当时实况录音剪辑片段）
<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
（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人喊声>
*“六四”难属群体*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十七岁的儿子蒋捷连（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学生），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丁子霖和难属们一起，已经寻访到二百零三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回放丁子霖追述儿子遇难经过：倒在木樨地二十九号楼前，子弹穿透心脏，血流如注*
丁子霖女士的儿子蒋捷连，是在木樨地二十九号楼前倒下。请听丁子霖女士两年前接受我采访的一段录音。
丁子霖：“小连是在二十九楼。。。本来两个地铁口之间，二十九楼前面有一个长的花坛。小连和他同学赶到那儿就赶上开枪，他们就‘猫’着，躲在那花坛后边。开始开枪以为是橡皮子弹，小连个子高，‘猫’着，一颗子弹射中他后背进来，穿透心脏，没留在体内，又穿出去。他的同学在旁边，同学比他矮，就是脚上擦破一块皮。他们两个人结伴去的，小连还跑了两步，说‘我可能中弹了，你快跑吧’，他跑不动了，说完就跪倒，趴在地上，就此昏迷过去，血流如注。同学告诉我，民众先用平板车，后来看他血流得太厉害，一直昏迷不醒，马上又截了辆汽车。。。他就此再也没醒过来。后来儿童医院出的死亡证明，说‘来院前已死亡’，所以我知道他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
*回放张先玲追述儿子遇难经过：在南长街南口被击中头部，不让抬出抢救，流血过多*
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1989年十九岁，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6月4日凌晨遇难。王楠在被戒严部队枪杀后，被埋在天安门西侧28中学门口草坪的西头，后来才被发现。
张先玲女士两年前接受我采访时说：“王楠是6月4日凌晨一点左右在南长街南口因为照相被击中头部，当时并没有死，戒严部队不让抬出去救，就这样流血过多死亡了。曾经救过王楠的一个当时是医学院的学生，来看我的时候说‘我真体会到什么叫作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包扎伤员时，老百姓就围成人墙，给我们挡着，我真是很感动。结果有的人墙的人被枪打中，倒下去死了’这是在当年他说的。”
*22周年前夕张先玲受访：还是被跟踪监视，不可以去看丁子霖*
八九“六四”22周年前夕，我再次采访了张先玲女士。
主持人：“您那里近来情况怎样，您有没有受到什么限制？”
张先玲：“还是跟踪监视，从昨天（5月31日）起，到哪里都跟着。今年根本上讲没有什么进步，只不过晚了几天。”
主持人：“您原来有什么悼念祭奠的计划？”
张先玲：“原来想跟往常一样，‘六四’上午都要去万安公墓集体祭奠，3日晚上有的难属要到自己孩子遇难牺牲的地方去祭奠。像丁老师去木樨地，有些人在民族饭店那里，我也曾经在南长街祭奠过。去年除丁老师之外，别的人都受到阻拦，不准去祭奠，所以去年我也没去成。今年能不能去成也不知道。比如买菜、看病、串亲戚，也跟着，而且去串门还必须说去看谁。”
主持人：“说明之后有什么区别吗，谁可以看，谁不可以去看吗？”
张先玲：“那是肯定的，看丁子霖就不可以去。”
*张先玲：希望当局真心诚意与“六四”难属群体对话*
主持人：“无论当局的做法还是难属的心情，今年和以往有哪些不同之处？”
张先玲：“今年有个事，当局找过一位难属。我们发了声明写得很清楚。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要求对话，当局始终没反应，一直都以沉默对待。这次有这么个信号，我们觉得这第一步还是值得欢迎。但是，对当局的这种方式是不赞成的，是反对的。因此心里也感到一些愤懑，觉得本来是可以大家好好谈的事情，怎么现在搞得像要分化瓦解的感觉。这是共产党惯用手法。当然这也是行不通的。我们希望当局能把这桩事情真心诚意地来跟我们对话。”
*张先玲：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将“天安门母亲群体”的诉求坚持到底*
主持人：“去年到今年有没有新找到的遇难者家属？”
张先玲：“有一位新知道的遇难者，还是少数民族人士，家属我们还没有联系上。”
主持人：“进入统计数字了吗？”
张先玲：“203位遇难者应包括这位。”
主持人：“难属群体现在情况怎样？”
张先玲：“难属群体整个的情况是大家越来越老，例如袁力的父亲今年身体不如往年，已经九十四岁，袁力的母亲年纪也比较大了。我和丁子霖的身体转况也不如以前了，自然规律嘛，都要承认。但是，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尽量搞好，争取多活，要把这桩事情弄清楚。我们也努力坚持下去，有些年轻人也能逐步顶上来。
我觉得应该特别提起徐珏，她身患重病，但一直生活态度很积极，很乐观，心情保持得非常健康。因为她心态好，在战胜病魔方面非常了不起。她就是为了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好，我们一起将‘天安门母亲群体’的诉求坚持到底。”
*张先玲：当局紧张，草木皆兵，放试探性气球同时不应非法监视难属，但愿不会更黑暗*
主持人：“对目前的大环境和中国现在的状况，您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吗？”
张先玲：“我基本上在家里时间多，上网也看不到很多东西，以我孤陋寡闻的感觉，现在的情况比较紧张。当局非常紧张，有点草木皆兵。他们既然释放了这么一个试探性气球，对我们群体的成员不应该再作这种违法的监视了吧？但他们还在违法监视我们。对丁子霖那边还加强了监视，这就是当局心虚的表现。大环境下对言论自由、人身自由都限制比较紧。我以前总说‘我相信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但愿不会有最黑暗。”
*张先玲：中国今天贪污腐败不止、道德低下，都与“六四”惨案有关*
主持人：“关于难属们现在的要求，您觉得22年这么久了，一个政府。。。”
张先玲：“我觉得政府实在应该惭愧。他们扪心自问，会觉得惭愧吗？会觉得对不起这些人吗？我想也许有人会。但是囿于私利、或小集团利益。。。现在都是以人民币为联系，可能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就昧着自己的良心。但是我想，社会的发展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迟早总会大白于天下。”
主持人：“这么重大的一个惨案，二十二年了，搁置到今天，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或者更长远的后果，您还有哪些想说的？”
张先玲：“我感觉二十二年前那场惨案。。。就从那儿开始，中国的贪污腐败就蓬勃发展，扼杀了中国人民中一些先进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关怀，以及社会道德的正义感。慢慢培养了贪污腐败、道德低下的温床。社会发展到今天，道德已经没有底线，贪官贪污屡禁不止，这都跟二十二年前的惨案有关，根子就在那里。”
*张先玲：年轻人了解八九“六四”的很少*
主持人：“现在的年轻人对1989年的事情、“六四”的事情，到底多少人知道？年年有新人长大，年轻人对这件事了解程度如何？”
张先玲：“我感觉年轻人了解的很少。但是关心的人一旦了解之后，很多人有正义感。完全不知道的占很大部分，我看有百分之五十。”
主持人：“您说的百分之五十，指哪个年龄段的？”
张先玲：“是二十岁以下到二十五岁左右。二十五岁以上的人会知道一些。”
主持人：“知道的人中大体也会有两种情况。或觉得应该把这个历史事件搞清，被颠倒的黑白是非应该颠倒回来；或虽然知道一些，但受官方影响，按照当局说法说。后一种情况大概占多大比例？”
张先玲：“我觉得这种人也很多。在国内倒不见得比国外多，我看出去的人里，第二种情况恐怕也不少。”
*张先玲：受教育程度高，道德良知水准低，公民意识没觉醒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主持人：“国外资讯比较自由，还有那么多人按中国当局的说法说，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张先玲：“能出去的人我不能说背景都是贪官，但至少有些跟当前腐败有关的人，或者有经济能力把他送出去或怎样。为了维持他们小集团利益或既得利益，当然就听信共产党的宣传、顺从共产党说的话去想去做，不然就无法解释。国外资讯那么发达，能知道那么多事情。
我认为，还有就是多少年来培养的狼性，不是人性，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本来就是公民意识很少的人群，现在简直就没有公民意识了，都成了奴才。
大多数人都成了钱的奴隶。不论他的知识怎么高深，人格不一定高尚。年轻的孩子们受的教育虽然很高，大学毕业，或者博士、硕士，但他的道德水准、良知是很低的，这是民族的悲哀啊！太悲哀了！这么多年启发公民意识，都没有觉醒。
当政府拿着你的钱去做坏事，老百姓还不敢说，或还不知道，好像那钱不是他的，就没有这种公民意识，中国人现在很多都还不是公民。
但是我也接触到一些底层的人，他们对‘六四’还是很愤懑的，觉得‘六四’应该平反，相信这事情早晚一定会大白于天下，讨还公理。尤其有人知道我的事情，都很支持我，但是谁都不敢站出来说。”
*吴定富：想起我们可怜的儿子死在共产党枪下，泪流不止，万分沉痛*
“六四”在北京遇难的大学生吴国锋，家乡在四川省新津县。“六四”22周年前夕，我采访了住在家乡的吴国锋的父亲吴定富先生。
主持人：“在八九‘六四’22周年的时候，能讲讲您目前的心情、家庭的情况吗？”
吴定富：“每年一到‘六四’我和他母亲的心情是万分沉痛，想起我们可怜的儿子，死在共产党的枪下。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我们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往常丁子霖老师给我们看的难属联署声明，我也都看了，我们与丁老师的心情完全一样，代表我们说出了要说的话。”
*回放吴定富追述儿子遇难：后脑致命枪伤，另四处枪擦伤和肚脐下刺刀伤，未满21岁*
五年前吴定富先生接受我的采访，讲述了吴国锋的遇难。请听当时的一段录音——
吴定富先生说: “我的儿子吴国锋,当时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读三年级，四年毕业嘛，89年死在北京，我和他妈妈亲自到北京见了他的尸体。”
主持人: “他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遇难的?”
吴定富: “时间大概是6月3日晚上十二点到一点左右.。到底是怎么遇难的我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死在哪个地方，我们确实不清楚.。”
主持人: “吴国锋遇难那年多大年纪?”
吴定富: “差一个月二十一岁.”
主持人: “当时你们是怎么得到通知的?”
吴定富: “北京发了电报来，他们已经知道死亡了，通知我说‘你的儿子已经死了，已经发现遗体了。’8日通知我们的，我们两个人自己买票到北京去，乘9日早晨的火车，10日下午，大概是五点多到的北京。”
主持人: “当时您多大年纪?”
吴定富: “四十七岁.”
主持人: “你们到北京,看到吴国锋的遗体,当时是什么样情形?”
吴定富: “尸体寄放在西单邮电医院里，用塑料布装起来。塑料布剪开后，头部全是血，脸上也糊满了血，基本上看不出他原来的样子。他是近视眼，眼镜也没有了，只穿一条短裤，一件T恤衫，他考取大学后，我还买了只‘西铁城’手表送他。手表还戴在他的手上。
然后我们就请人清洗他的尸体，这样我就发现他的伤口了。第一枪，致命的一枪，打在后脑勺上，子弹孔很小，大概只有筷子粗细的洞，估计是手枪打的。另外就是左、右臂上，有两处子弹擦伤；右边肋巴上，有一处子弹擦伤；左脚上，有子弹擦伤。
另外最可恶的是，他的肚脐下方大概十公分左右的地方刺了一刺刀，这个刺刀口看着很长，而且发黑。当时我们就怀疑这个刺刀是带毒的，只有带毒的凶器杀了人过后，伤口才发黑。
当时，在没清洗以前我就我向人民大学提出要求，我自己要拍照。理由很简单，因为家中还有他爷爷、奶奶，八十多岁高龄，我要把他怎么死的，怎么受的伤，照片全部带回去。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么你给我请个冷藏机，把尸体送回四川，让他爷爷、奶奶见一见。他们因为我的态度比较强硬，勉强同意了我自己拍照。所以我拍了不少照片回来。这就是当时我儿子死难的整个情况。”
*吴定富：忆小县城人曾高高兴兴为近四十年里头一个考进北京读大学的吴国锋送行*
主持人: “您能介绍一下您的儿子吗，他读书时是个什么样的学生，怎么考到北京的？”
吴定富: “我在一个街道企业工作，街道企业是比乡镇企业都不如的由居民闲散人员组织起来的小工厂，在七、八十年代，一个月只有二、三十元钱工资。他妈妈是家庭妇女，靠做一点小手工，一个月挣几元、十几元钱。我们把孩子供大。
吴定富说：“吴国锋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吴国锋从读小学起，一直是班上第一名，三好学生。考取新津中学，属于新津县第一流中学，读了三年初中，当时出于家庭经济条件，我希望他考中等专业学校，好早点出来挣钱，结果他不同意，自己坚持要考大学。
县里文教局通知成绩，他是全县第一名，全省高考第七名，就这样考取了人民大学。吴国锋会做很多家务，是我们家里锻炼他的，比如煮饭啊，洗衣服啊，做些家务相当能干。所以，每当想起他以往这些事情，我们心情万分沉痛。”
吴定富先生回忆起1986年，所在的小县城里人们向他祝贺，跟着他一起高高兴兴为这个县城近四十年里出的第一位进北京读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送行。
吴定富先生说: “凡是我认识的、不认识的街上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主动上前来向我祝贺，他们都觉得我们这个县，解放近四十年了，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所以这个事情在当时全县来讲很震动，我们也很受世人关注。”
*吴定富：吴国锋骨灰归来，县城人在街上驻足观望致哀，家中设灵堂三天师生给他鞠躬*
吴定富：“儿子死后，我们也同样受人的关注。这两件事情，对这个县，认识和不认识的所有人都相当震动。我们就生活在这两个震动当中。
我和他妈妈从北京把他的骨灰带回来，刚刚踏上县城的街道，街上所有走路的、住家的都站在门口观望，向我们致哀，心情都很沉重。而且我在家设了灵堂，设了三天，当地的学生、老师都上门来给他鞠躬，给他致哀，安慰我们。也遇到农民上街，整个我家门口都围满了。”
*吴定富：吴国锋遇难后，家中灾祸接二连三*
吴定富先生说：“自从吴国锋遇难以后，家中的灾祸接二连三。吴国锋小时候，爷爷奶奶亲自带他，他跟爷爷奶奶关系相当好。所以，吴国锋遇难后，他爷爷奶奶非常气，爷爷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身体衰弱就死了。奶奶由于高血压，一气就中风，后痴呆，也就死了。
唯一的经济收入，就靠我小儿子。小儿子因为找不到工作，这种家庭的子弟，谁要你工作呢？自己自谋出路，开出租车挣钱，供养我们全家人。我小儿子开的时间长，挺劳累，2001年就得了尿毒症，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需要给他换肾，我们又没有那个天文数字的钱，吃饭都比较困难，哪里有这笔钱给他换肾！
就这样，向亲戚、朋友、向所有的地方借贷，国内亲人、国外朋友支援一些，他的尿毒症拖了不到两年，治病花了七、八万元钱，2002年去世，留下一个小女儿。当时小女儿只有两岁半，过了两年，他的爱人就另外组织自己的家庭去了，我们也非常支持。这小女儿就丢给我们，现在由我们夫妇俩带。我两个儿子的姐姐自己有家庭，两个女儿读书，经济上也很困难，没有多的照顾我们。”
*“六四”22周年吴定富受访谈现况，患癌切除右肾，退休金勉强维生*
吴定富：“我们家两个儿子去世，当时我的退休工资只300多元，国锋的妈妈也没有工作，女儿每月帮补我们一百多元，勉强维持。现在我的工资涨到1，300多元，勉勉强强能过。我们所处的地方，生活比成都稍便宜点。”
主持人：“您现在身体怎样？”
吴定富：“当时小儿子患病同时，我患上了癌症。为了保小儿子的命，所有亲戚朋友借给我们的钱、捐的钱都用来救小儿子，结果小儿子去世了。第二年2003年，我的病已经不行了，在朋友亲戚那里又借了一点钱去住医院，检查出我是肾脏癌，切除了右肾，勉强保住命，慢慢恢复起来。”
主持人：“您的孙女现在怎样？”
吴定富：“孙女今年11岁，9月份就要读中学。”
*吴定富：所有人见到我都安慰我，总有那么一天，会为我儿子讨回公道*
主持人：“‘六四’已经22年了，对于中国的发展趋势、目前的情况，您怎么看？心里有些什么想说的吗？”
吴定富：“‘六四’这事情，全中国人民都知道，我所在的县都知道。所有人见到我都安慰我，
总有那么一天，会为我儿子讨回公道。我们的每个朋友和吴国锋的同学，见到我们都说希望我们好好保重，总要等到看到那么一天。
中国现在各地都在发生不同程度的抗议和反抗，处处都在动。目前当局是以‘维持稳定’为主要，到处抓人，对我们也控制得比较紧。年初不是有‘茉莉花行动’吗，公安打电话问我在不在家，生怕我跑到其它地方去。我当时就跟他们发了火，我说‘在不在家又怎么样？’‘我到北京去了又怎么样？’对方赶快就把电话挂了。他们现在比较混乱恐慌，我们就更有耐心、更有信心地等。”
*吴定富：希望你们多讲些八九“六四”的事情，在国内，很大一部分年轻人不知道*
主持人：“现在吴国锋安葬在什么地方？”
吴定富：“安葬在本县。以前骨灰一直放在家，没有埋。后来因为他弟弟也去世了，我女儿劝我说‘您也有病，把他们一起埋了，毕竟心情也好一点’。这样就把吴国锋的骨灰盒，跟他弟弟埋在一起，都在东边大概两、三公里的地方。
希望你们多讲些八九‘六四’的事情。在国内，很大一部分年轻人不知道，但中年人。。。四十多岁和吴国锋同年龄的人都知道，而且都是比较理解的，都很尊重我们。”
*吴定富：陈云飞年年来看我们，今年可能来不了，四川形式比较紧，把他控制住*
主持人：“吴国锋的同学、同龄人还有没有来您这里或和您联系的？”
吴定富：“有，有。你们都比较熟悉的成都的陈云飞，他每年都来看我们，清明啊，‘六四’啊，我很感谢他。他说‘吴伯伯，你把我当成你自己的儿子吧’，一个很大的安慰啊。我估计这一年他可能来不了，因为四川的形势比较紧，可能把他控制住。还有在美国留学的其他同学，逢年过节，打电话慰问我、安慰我。他们都是和吴国锋一样的（参加八九民运），因为‘六四’逃出去的。
*吴定富：我们耐心地盼啊，等啊，特别向香港人民、港支联、同胞、朋友们说声谢谢*
主持人：“在八九‘六四’22周年的时候，您心里还有什么特别要讲的话？”
吴定富：“我们耐心地盼啊，等啊。。。现在看来，全国、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情，尤其是香港人民，特别是香港支联会，对我们非常支持。我借自由亚洲电台的声音向香港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同胞们、朋友们说声谢谢！”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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