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六四”慘案 覺醒公民意識——八九“六四”22週年訪難屬

今年6月4日是八九“六四”22週年,紀念日前夕,我採訪了幾位“六四”難屬。

201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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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我受監控,今年不能去兒子倒下的地方路祭,非常遺憾,除抗議外,無奈*
今年北京時間6月1日晚上,“六四”難屬丁子霖女士接受我的採訪,談到受監控的情況。

丁子霖:“我這裏,昨天(5月31日)公安局已經來找我,通知我從6月3日清晨開始,他們要恢復上崗,把守在我單元門口,我和我客人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又像以前那樣,我和蔣老師只能上醫院看病,或者去銀行取生活費,或者到附近小超市購買些生活必需品,都有他們貼身跟蹤陪着,在他們眼皮子底下。他們二十四小時守在我門口。這就意味着今年6月3日夜晚,我不能像去年那樣在木樨地給小連路祭,給與他一起在木樨地倒下的人路祭了。對此我非常遺憾,但是我除了抗議以外,也無奈。”

*關於八九“六四”*
1989年4月15日,被罷黜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因病逝世。隨後,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爲先導,繼而社會各階層參加的大規模街頭請願遊行。
(各界遊行錄音片段)
< 呼喊 >  “耀邦不朽!”“言論自由!”“解除報禁!”“要求清除腐敗!”“剷除官倒!”“保障人權!” ......
從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後在中國各地,遊行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
5月20日,中國當局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6月3日夜裏,戒嚴部隊動用坦克和機槍,在北京街頭殺戮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當時實況錄音剪輯片段)
<北京街頭戒嚴部隊的槍聲和民衆的喊聲>
(女)“快,快!近一點兒!快一點兒!”
(男)“板車,板車!”
    <槍聲>
(另男)“錄下來這暴行!”
(女)“救-護-車!快!救護車!救-護-車”
(男)“一個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個助教,背後中了一彈,鮮血......全身流滿了鮮血,躺在了地上,然後我們去救的時候,他們還朝我們開槍!”
     <槍聲,人喊聲>

 *“六四”難屬羣體*
在6月3日夜裏、6月4日清晨,以及隨後的幾天裏,到底有多少人遇難,多少人受傷,時至今日,中國當局一直沒有公佈確切的數字和名單。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蔣培坤是這個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裏,他們十七歲的兒子蔣捷連(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學生),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時候,首先站出來公開了兒子遇難的經過,隨後開始尋訪“六四”遇難者家屬和傷殘者。到目前,丁子霖和難屬們一起,已經尋訪到二百零三位“六四”遇難者的家屬和七十多位傷殘者。他們組成的羣體被稱爲“‘六四’難屬羣體”或“天安門母親羣體”。

*回放丁子霖追述兒子遇難經過:倒在木樨地二十九號樓前,子彈穿透心臟,血流如注*
丁子霖女士的兒子蔣捷連,是在木樨地二十九號樓前倒下。請聽丁子霖女士兩年前接受我採訪的一段錄音。
丁子霖:“小連是在二十九樓。。。本來兩個地鐵口之間,二十九樓前面有一個長的花壇。小連和他同學趕到那兒就趕上開槍,他們就‘貓’着,躲在那花壇後邊。開始開槍以爲是橡皮子彈,小連個子高,‘貓’着,一顆子彈射中他後背進來,穿透心臟,沒留在體內,又穿出去。他的同學在旁邊,同學比他矮,就是腳上擦破一塊皮。他們兩個人結伴去的,小連還跑了兩步,說‘我可能中彈了,你快跑吧’,他跑不動了,說完就跪倒,趴在地上,就此昏迷過去,血流如注。同學告訴我,民衆先用平板車,後來看他血流得太厲害,一直昏迷不醒,馬上又截了輛汽車。。。他就此再也沒醒過來。後來兒童醫院出的死亡證明,說‘來院前已死亡’,所以我知道他的時間,就是這個時間。”

*回放張先玲追述兒子遇難經過:在南長街南口被擊中頭部,不讓擡出搶救,流血過多*
張先玲女士的兒子王楠,1989年十九歲,是北京月壇中學高二學生,6月4日凌晨遇難。王楠在被戒嚴部隊槍殺後,被埋在天安門西側28中學門口草坪的西頭,後來才被發現。

張先玲女士兩年前接受我採訪時說:“王楠是6月4日凌晨一點左右在南長街南口因爲照相被擊中頭部,當時並沒有死,戒嚴部隊不讓擡出去救,就這樣流血過多死亡了。曾經救過王楠的一個當時是醫學院的學生,來看我的時候說‘我真體會到什麼叫作生死置之度外,我們包紮傷員時,老百姓就圍成人牆,給我們擋着,我真是很感動。結果有的人牆的人被槍打中,倒下去死了’這是在當年他說的。”

*22週年前夕張先玲受訪:還是被跟蹤監視,不可以去看丁子霖*
八九“六四”22週年前夕,我再次採訪了張先玲女士。

主持人:“您那裏近來情況怎樣,您有沒有受到什麼限制?”
張先玲:“還是跟蹤監視,從昨天(5月31日)起,到哪裏都跟着。今年根本上講沒有什麼進步,只不過晚了幾天。”

主持人:“您原來有什麼悼念祭奠的計劃?”
張先玲:“原來想跟往常一樣,‘六四’上午都要去萬安公墓集體祭奠,3日晚上有的難屬要到自己孩子遇難犧牲的地方去祭奠。像丁老師去木樨地,有些人在民族飯店那裏,我也曾經在南長街祭奠過。去年除丁老師之外,別的人都受到阻攔,不準去祭奠,所以去年我也沒去成。今年能不能去成也不知道。比如買菜、看病、串親戚,也跟着,而且去串門還必須說去看誰。”

主持人:“說明之後有什麼區別嗎,誰可以看,誰不可以去看嗎?”
張先玲:“那是肯定的,看丁子霖就不可以去。”

*張先玲:希望當局真心誠意與“六四”難屬羣體對話*
主持人:“無論當局的做法還是難屬的心情,今年和以往有哪些不同之處?”
張先玲:“今年有個事,當局找過一位難屬。我們發了聲明寫得很清楚。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要求對話,當局始終沒反應,一直都以沉默對待。這次有這麼個信號,我們覺得這第一步還是值得歡迎。但是,對當局的這種方式是不贊成的,是反對的。因此心裏也感到一些憤懣,覺得本來是可以大家好好談的事情,怎麼現在搞得像要分化瓦解的感覺。這是共產黨慣用手法。當然這也是行不通的。我們希望當局能把這樁事情真心誠意地來跟我們對話。”

*張先玲:大家都有一個信念,將“天安門母親羣體”的訴求堅持到底*
主持人:“去年到今年有沒有新找到的遇難者家屬?”
張先玲:“有一位新知道的遇難者,還是少數民族人士,家屬我們還沒有聯繫上。”

主持人:“進入統計數字了嗎?”
張先玲:“203位遇難者應包括這位。”

主持人:“難屬羣體現在情況怎樣?”
張先玲:“難屬羣體整個的情況是大家越來越老,例如袁力的父親今年身體不如往年,已經九十四歲,袁力的母親年紀也比較大了。我和丁子霖的身體轉況也不如以前了,自然規律嘛,都要承認。但是,我們大家都有一個信念,一定要把自己的身體儘量搞好,爭取多活,要把這樁事情弄清楚。我們也努力堅持下去,有些年輕人也能逐步頂上來。
我覺得應該特別提起徐珏,她身患重病,但一直生活態度很積極,很樂觀,心情保持得非常健康。因爲她心態好,在戰勝病魔方面非常了不起。她就是爲了把自己的身體保護好,我們一起將‘天安門母親羣體’的訴求堅持到底。”

*張先玲:當局緊張,草木皆兵,放試探性氣球同時不應非法監視難屬,但願不會更黑暗*
主持人:“對目前的大環境和中國現在的狀況,您還有什麼要說的話嗎?”
張先玲:“我基本上在家裏時間多,上網也看不到很多東西,以我孤陋寡聞的感覺,現在的情況比較緊張。當局非常緊張,有點草木皆兵。他們既然釋放了這麼一個試探性氣球,對我們羣體的成員不應該再作這種違法的監視了吧?但他們還在違法監視我們。對丁子霖那邊還加強了監視,這就是當局心虛的表現。大環境下對言論自由、人身自由都限制比較緊。我以前總說‘我相信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但願不會有最黑暗。”

*張先玲:中國今天貪污腐敗不止、道德低下,都與“六四”慘案有關*
主持人:“關於難屬們現在的要求,您覺得22年這麼久了,一個政府。。。”
張先玲:“我覺得政府實在應該慚愧。他們捫心自問,會覺得慚愧嗎?會覺得對不起這些人嗎?我想也許有人會。但是囿於私利、或小集團利益。。。現在都是以人民幣爲聯繫,可能爲了自己的經濟利益,就昧着自己的良心。但是我想,社會的發展也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遲早總會大白於天下。”

主持人:“這麼重大的一個慘案,二十二年了,擱置到今天,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或者更長遠的後果,您還有哪些想說的?”
張先玲:“我感覺二十二年前那場慘案。。。就從那兒開始,中國的貪污腐敗就蓬勃發展,扼殺了中國人民中一些先進分子對國家命運的關懷,以及社會道德的正義感。慢慢培養了貪污腐敗、道德低下的溫牀。社會發展到今天,道德已經沒有底線,貪官貪污屢禁不止,這都跟二十二年前的慘案有關,根子就在那裏。”

*張先玲:年輕人瞭解八九“六四”的很少*
主持人:“現在的年輕人對1989年的事情、“六四”的事情,到底多少人知道?年年有新人長大,年輕人對這件事瞭解程度如何?”
張先玲:“我感覺年輕人瞭解的很少。但是關心的人一旦瞭解之後,很多人有正義感。完全不知道的佔很大部分,我看有百分之五十。”

主持人:“您說的百分之五十,指哪個年齡段的?”
張先玲:“是二十歲以下到二十五歲左右。二十五歲以上的人會知道一些。”

主持人:“知道的人中大體也會有兩種情況。或覺得應該把這個歷史事件搞清,被顛倒的黑白是非應該顛倒回來;或雖然知道一些,但受官方影響,按照當局說法說。後一種情況大概佔多大比例?”
張先玲:“我覺得這種人也很多。在國內倒不見得比國外多,我看出去的人裏,第二種情況恐怕也不少。”

*張先玲:受教育程度高,道德良知水準低,公民意識沒覺醒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主持人:“國外資訊比較自由,還有那麼多人按中國當局的說法說,您怎麼看這種現象?”
張先玲:“能出去的人我不能說背景都是貪官,但至少有些跟當前腐敗有關的人,或者有經濟能力把他送出去或怎樣。爲了維持他們小集團利益或既得利益,當然就聽信共產黨的宣傳、順從共產黨說的話去想去做,不然就無法解釋。國外資訊那麼發達,能知道那麼多事情。
我認爲,還有就是多少年來培養的狼性,不是人性,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哀。本來就是公民意識很少的人羣,現在簡直就沒有公民意識了,都成了奴才。
大多數人都成了錢的奴隸。不論他的知識怎麼高深,人格不一定高尚。年輕的孩子們受的教育雖然很高,大學畢業,或者博士、碩士,但他的道德水準、良知是很低的,這是民族的悲哀啊!太悲哀了!這麼多年啓發公民意識,都沒有覺醒。
當政府拿着你的錢去做壞事,老百姓還不敢說,或還不知道,好像那錢不是他的,就沒有這種公民意識,中國人現在很多都還不是公民。
但是我也接觸到一些底層的人,他們對‘六四’還是很憤懣的,覺得‘六四’應該平反,相信這事情早晚一定會大白於天下,討還公理。尤其有人知道我的事情,都很支持我,但是誰都不敢站出來說。”

*吳定富:想起我們可憐的兒子死在共產黨槍下,淚流不止,萬分沉痛*
“六四”在北京遇難的大學生吳國鋒,家鄉在四川省新津縣。“六四”22週年前夕,我採訪了住在家鄉的吳國鋒的父親吳定富先生。

主持人:“在八九‘六四’22週年的時候,能講講您目前的心情、家庭的情況嗎?”
吳定富:“每年一到‘六四’我和他母親的心情是萬分沉痛,想起我們可憐的兒子,死在共產黨的槍下。每當想起這件事情,我們的眼淚就止不住地流。往常丁子霖老師給我們看的難屬聯署聲明,我也都看了,我們與丁老師的心情完全一樣,代表我們說出了要說的話。”

*回放吳定富追述兒子遇難:後腦致命槍傷,另四處槍擦傷和肚臍下刺刀傷,未滿21歲*
五年前吳定富先生接受我的採訪,講述了吳國鋒的遇難。請聽當時的一段錄音——
吳定富先生說: “我的兒子吳國鋒,當時是在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管理系,讀三年級,四年畢業嘛,89年死在北京,我和他媽媽親自到北京見了他的屍體。”

主持人: “他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遇難的?”
吳定富: “時間大概是6月3日晚上十二點到一點左右.。到底是怎麼遇難的我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死在哪個地方,我們確實不清楚.。”

主持人: “吳國鋒遇難那年多大年紀?”
吳定富: “差一個月二十一歲.”

主持人: “當時你們是怎麼得到通知的?”
吳定富: “北京發了電報來,他們已經知道死亡了,通知我說‘你的兒子已經死了,已經發現遺體了。’8日通知我們的,我們兩個人自己買票到北京去,乘9日早晨的火車,10日下午,大概是五點多到的北京。”

主持人: “當時您多大年紀?”
吳定富: “四十七歲.”

主持人: “你們到北京,看到吳國鋒的遺體,當時是什麼樣情形?”
吳定富: “屍體寄放在西單郵電醫院裏,用塑料布裝起來。塑料布剪開後,頭部全是血,臉上也糊滿了血,基本上看不出他原來的樣子。他是近視眼,眼鏡也沒有了,只穿一條短褲,一件T恤衫,他考取大學後,我還買了只‘西鐵城’手錶送他。手錶還戴在他的手上。
然後我們就請人清洗他的屍體,這樣我就發現他的傷口了。第一槍,致命的一槍,打在後腦勺上,子彈孔很小,大概只有筷子粗細的洞,估計是手槍打的。另外就是左、右臂上,有兩處子彈擦傷;右邊肋巴上,有一處子彈擦傷;左腳上,有子彈擦傷。
另外最可惡的是,他的肚臍下方大概十公分左右的地方刺了一刺刀,這個刺刀口看着很長,而且發黑。當時我們就懷疑這個刺刀是帶毒的,只有帶毒的兇器殺了人過後,傷口才發黑。

當時,在沒清洗以前我就我向人民大學提出要求,我自己要拍照。理由很簡單,因爲家中還有他爺爺、奶奶,八十多歲高齡,我要把他怎麼死的,怎麼受的傷,照片全部帶回去。如果你們不同意,那麼你給我請個冷藏機,把屍體送回四川,讓他爺爺、奶奶見一見。他們因爲我的態度比較強硬,勉強同意了我自己拍照。所以我拍了不少照片回來。這就是當時我兒子死難的整個情況。”

*吳定富:憶小縣城人曾高高興興爲近四十年裏頭一個考進北京讀大學的吳國鋒送行*
主持人: “您能介紹一下您的兒子嗎,他讀書時是個什麼樣的學生,怎麼考到北京的?”
吳定富: “我在一個街道企業工作,街道企業是比鄉鎮企業都不如的由居民閒散人員組織起來的小工廠,在七、八十年代,一個月只有二、三十元錢工資。他媽媽是家庭婦女,靠做一點小手工,一個月掙幾元、十幾元錢。我們把孩子供大。

吳定富說:“吳國鋒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弟弟。吳國鋒從讀小學起,一直是班上第一名,三好學生。考取新津中學,屬於新津縣第一流中學,讀了三年初中,當時出於家庭經濟條件,我希望他考中等專業學校,好早點出來掙錢,結果他不同意,自己堅持要考大學。

縣裏文教局通知成績,他是全縣第一名,全省高考第七名,就這樣考取了人民大學。吳國鋒會做很多家務,是我們家裏鍛鍊他的,比如煮飯啊,洗衣服啊,做些家務相當能幹。所以,每當想起他以往這些事情,我們心情萬分沉痛。”

吳定富先生回憶起1986年,所在的小縣城裏人們向他祝賀,跟着他一起高高興興爲這個縣城近四十年裏出的第一位進北京讀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送行。

吳定富先生說: “凡是我認識的、不認識的街上的人都知道這個事情,主動上前來向我祝賀,他們都覺得我們這個縣,解放近四十年了,還從來沒有一個人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所以這個事情在當時全縣來講很震動,我們也很受世人關注。”

*吳定富:吳國鋒骨灰歸來,縣城人在街上駐足觀望致哀,家中設靈堂三天師生給他鞠躬*
吳定富:“兒子死後,我們也同樣受人的關注。這兩件事情,對這個縣,認識和不認識的所有人都相當震動。我們就生活在這兩個震動當中。

我和他媽媽從北京把他的骨灰帶回來,剛剛踏上縣城的街道,街上所有走路的、住家的都站在門口觀望,向我們致哀,心情都很沉重。而且我在家設了靈堂,設了三天,當地的學生、老師都上門來給他鞠躬,給他致哀,安慰我們。也遇到農民上街,整個我家門口都圍滿了。”

*吳定富:吳國鋒遇難後,家中災禍接二連三*
吳定富先生說:“自從吳國鋒遇難以後,家中的災禍接二連三。吳國鋒小時候,爺爺奶奶親自帶他,他跟爺爺奶奶關係相當好。所以,吳國鋒遇難後,他爺爺奶奶非常氣,爺爺身體一天不如一天,身體衰弱就死了。奶奶由於高血壓,一氣就中風,後癡呆,也就死了。

唯一的經濟收入,就靠我小兒子。小兒子因爲找不到工作,這種家庭的子弟,誰要你工作呢?自己自謀出路,開出租車掙錢,供養我們全家人。我小兒子開的時間長,挺勞累,2001年就得了尿毒症,發現的時候已經是晚期了,需要給他換腎,我們又沒有那個天文數字的錢,喫飯都比較困難,哪裏有這筆錢給他換腎!

就這樣,向親戚、朋友、向所有的地方借貸,國內親人、國外朋友支援一些,他的尿毒症拖了不到兩年,治病花了七、八萬元錢,2002年去世,留下一個小女兒。當時小女兒只有兩歲半,過了兩年,他的愛人就另外組織自己的家庭去了,我們也非常支持。這小女兒就丟給我們,現在由我們夫婦倆帶。我兩個兒子的姐姐自己有家庭,兩個女兒讀書,經濟上也很困難,沒有多的照顧我們。”

*“六四”22週年吳定富受訪談現況,患癌切除右腎,退休金勉強維生*
吳定富:“我們家兩個兒子去世,當時我的退休工資只300多元,國鋒的媽媽也沒有工作,女兒每月幫補我們一百多元,勉強維持。現在我的工資漲到1,300多元,勉勉強強能過。我們所處的地方,生活比成都稍便宜點。”

主持人:“您現在身體怎樣?”
吳定富:“當時小兒子患病同時,我患上了癌症。爲了保小兒子的命,所有親戚朋友借給我們的錢、捐的錢都用來救小兒子,結果小兒子去世了。第二年2003年,我的病已經不行了,在朋友親戚那裏又借了一點錢去住醫院,檢查出我是腎臟癌,切除了右腎,勉強保住命,慢慢恢復起來。”
 
主持人:“您的孫女現在怎樣?”
吳定富:“孫女今年11歲,9月份就要讀中學。”

*吳定富:所有人見到我都安慰我,總有那麼一天,會爲我兒子討回公道*
主持人:“‘六四’已經22年了,對於中國的發展趨勢、目前的情況,您怎麼看?心裏有些什麼想說的嗎?”
吳定富:“‘六四’這事情,全中國人民都知道,我所在的縣都知道。所有人見到我都安慰我,
總有那麼一天,會爲我兒子討回公道。我們的每個朋友和吳國鋒的同學,見到我們都說希望我們好好保重,總要等到看到那麼一天。
中國現在各地都在發生不同程度的抗議和反抗,處處都在動。目前當局是以‘維持穩定’爲主要,到處抓人,對我們也控制得比較緊。年初不是有‘茉莉花行動’嗎,公安打電話問我在不在家,生怕我跑到其它地方去。我當時就跟他們發了火,我說‘在不在家又怎麼樣?’‘我到北京去了又怎麼樣?’對方趕快就把電話掛了。他們現在比較混亂恐慌,我們就更有耐心、更有信心地等。”

*吳定富:希望你們多講些八九“六四”的事情,在國內,很大一部分年輕人不知道*
主持人:“現在吳國鋒安葬在什麼地方?”
吳定富:“安葬在本縣。以前骨灰一直放在家,沒有埋。後來因爲他弟弟也去世了,我女兒勸我說‘您也有病,把他們一起埋了,畢竟心情也好一點’。這樣就把吳國鋒的骨灰盒,跟他弟弟埋在一起,都在東邊大概兩、三公里的地方。
希望你們多講些八九‘六四’的事情。在國內,很大一部分年輕人不知道,但中年人。。。四十多歲和吳國鋒同年齡的人都知道,而且都是比較理解的,都很尊重我們。”

*吳定富:陳雲飛年年來看我們,今年可能來不了,四川形式比較緊,把他控制住*
主持人:“吳國鋒的同學、同齡人還有沒有來您這裏或和您聯繫的?”
吳定富:“有,有。你們都比較熟悉的成都的陳雲飛,他每年都來看我們,清明啊,‘六四’啊,我很感謝他。他說‘吳伯伯,你把我當成你自己的兒子吧’,一個很大的安慰啊。我估計這一年他可能來不了,因爲四川的形勢比較緊,可能把他控制住。還有在美國留學的其他同學,逢年過節,打電話慰問我、安慰我。他們都是和吳國鋒一樣的(參加八九民運),因爲‘六四’逃出去的。

*吳定富:我們耐心地盼啊,等啊,特別向香港人民、港支聯、同胞、朋友們說聲謝謝*
主持人:“在八九‘六四’22週年的時候,您心裏還有什麼特別要講的話?”
吳定富:“我們耐心地盼啊,等啊。。。現在看來,全國、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情,尤其是香港人民,特別是香港支聯會,對我們非常支持。我借自由亞洲電臺的聲音向香港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同胞們、朋友們說聲謝謝!”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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