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忆八九“六四”*
今年6月4日是八九“六四”25周年。以下请听“八九‘六四’25周年纪念与回忆”专题节目之七。
首先我们再简要回顾一下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腐败、争民主”的请愿游行。
以下请听一段当时的街头请愿游行实况录音。
（呼喊声）
“耀邦不朽!”
“言论自由！”
“解除报禁！”
“要求清除腐败！”
“铲除官倒！”
“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以下一段当时的实况录音剪辑是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
到目前，丁子霖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二百零二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丁子霖夫妇被监控，25年来第一个“六四”周年日受阻不能回北京家中*
今年“六四”纪念日前后，丁子霖夫妇受当局监控不能从家乡无锡回到北京家中。6月5日回到北京的丁子霖夫妇，6月7日才被允许回到家中。电话受到监控。直到6月24日，我终于拨通了丁子霖女士的一个电话。
丁子霖：“我今天刚从城里到医院看病回来，我累得都不行了。蒋老师一直在看病，都没轮到我看病。然后我回到离北京一百公里的农村，我昨天坐公交车进城，今天凌晨四点钟，我自己到医院去排队看病，中午看完病以后又马上坐长途车跟蒋老师一起回到这里。
晚上到这里刚吃了晚饭，我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现在处在这种情况，没有人能帮我，一切我们俩人都自理。
好多媒体都问我今年‘六四’怎么过的，我想，让我整理一下，我再说。”
*丁子霖：今年“六四”期间电话被监控情况*
丁子霖：“我跟你说，我的手机、蒋老师的手机、刚买了号的手机，包括我延庆家里的座机、北京家里的座机，都被他们严密监控着。譬如说，我回到这里，我自己在延庆家里就往北京家里座机打，就是忙音，没人接。
我一离开北京家里，我的电话就被控制了，所以外边打不进来。你们现在能打进来，那就是我这个手机，随时都可以被他们切断 的。在“六四”期间，我这个手机也全部被切断了。
我和蒋老师生了一场病，都没有恢复呢。”
主持人：“丁老师，您是几号回北京的？”
丁子霖：“6月5日回到北京，但是回到北京不能回家，6月7日回到家里。
我们得了一场病毒感冒，蒋老师又细菌感染，到现在他体温都上不来。我们现在不去麻烦别人，有些事情既然已经交班了，那么就交给比我们年纪轻的人来做。
目前我在病中，所以有些事情我没办法做。
把病治好了以后，我还可以照样说、照样写。”
*尤维洁：“六四”后对难属的监控，表面看不出，实际在进行*
丁子霖女士刚才提到“交班”，指难属群体有了更年轻的负责人——尤维洁。尤维洁的丈夫杨明湖在八九“六四”屠杀中遇难。
我拨通了尤维洁女士的电话，向她询问“六四”纪念日之后难属们的处境。
尤维洁：“我们现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在对我们有多少监控了，但是不等于说没有。因为从6月13日我们去参加难属赵廷杰（难属苏冰娴的丈夫，遇难者赵龙之父）的告别仪式的时候，我觉得国家就是对我们的监控，从我们的电话、短讯啊，知道了我们要去告别，所以公安系统派人派车什么的。大部分难属是用这种方式被送到告别室去的，所以不好说，但是表面上看不出来了。有个别的是劝阻，但是劝阻你不听，他就用车带你去。”
主持人：“对于与媒体接触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限制？”
尤维洁：“当时当局也是提出来，关于赵廷杰的告别或者是追悼会的情况什么的都不要去跟媒体说。不过我们已经写了一篇追悼赵廷杰的文章对外发表了，把当时情况都已经说了。”
*尤维洁：难属逝世者已达37位，他们带着亲人冤情未雪的极大遗憾离世*
主持人：“那次一共去了多少人？赵廷杰的亲人和难属。”
尤维洁：“除了我们服务团队，大部分是年纪大的人，去了七、八个人吧。主要是因为像丁（子霖）老师、蒋（培坤）老师、张老师，还有徐珏他们，都是跟赵廷杰是从九几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认识了，而且赵廷杰这位老先生为我们难属默默的做了很多事情。他看问题很有独到之处，丁老师在文章里已经详细写了赵廷杰这位老先生为难属做的事情和眼光独到的地方，她都作了非常高的评价。
在医院时，丁老师和蒋老师见了他最后一面，当时他已经昏迷了。他是6月9日早晨10点多去世的，13日举行的告别仪式。这些母亲们（年纪大）会出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去了七、八个人。”
主持人：“在纪念‘六四’ 25周年的时候，就提到过已经有三十多位难属去世了……”
尤维洁：“包括赵老先生，已经三十七位了。”
主持人：“25周年纪念日刚刚过了五天之后又增加了一位，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尤维洁：“丁老师和蒋老师一块儿为他写了一副挽联，在那个花圈上。”
挽联的上联是：“目光如炬洞察世事赤心为群”；下联是“浩然正气寻求公义矢志不渝”。
尤维洁：“其实这挽联也就表达了我们难属对他的肯定和评价。我也真是把他当成一个老师，有时候跟他去聊天谈话，听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我们也经常见面。
我的第一个感受，希望这个国家尽快解决我们的三项诉求。这些父亲、母亲们在离世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很大的遗憾离开的，因为所有难属唯一的心愿是活着的时候能看到自己儿女的冤情被昭雪的那一天等到来。已经25年了，这个时间可真的不算短了，但是国家现在仍然无动于衷。”
*尤维洁：每有难属离世，难过亦愤慨，屠城铁证如山不纠错，还把难属当敌人监控*
尤维洁：“每每看到有一个人去世的的时候，我心里都很难受，也很愤慨，对这个国家这么冷血，这么冷酷的一种方式，我真的是心里太多的遗憾。
这么一件铁证如山的事情，政府25年了，依然没有任何的说法，而且还对我们难属们这么监控，好像把我们当成敌人似的看待。你不去检查你当年犯的错误，屠城，你对自己的老百姓采取这么极端的手法，到25年了，你现在没有任何的说法，我心里很难过。
‘六四’25周年已经过去了。那时候国家非常紧张，害怕我们会跟什么‘境外的’什么‘组织’或者什么……其实我们是完全独立的。
我们跟公安系统讲了，我们是独立的。我们是一个受难的群体，我们不属于任何的什么组织。我们的三项要求就是……我们要跟国家对话，要谈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难属群体要跟国家对话，我们也不受任何的牵制，任何人也不可能来牵制我们。
我们是苦主，我们的亲人在当年无缘无故被杀死了。我们要向国家提出我们的要求，这是非常合理的。”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