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08，03，01）
*“六四”难属发表公开信，要求政府拿出对话时间表 *
2月28日中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在北京闭会，决定会后公布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将分别于2008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
2月28日当天，一百二十七位1989年“六四”受难者家人和“六四”伤残者联名发表公开信，题目是《天安门母亲的呼吁：关于“六四”，请政府拿出一个对话的时间表》。
* 1989年“六四”前后情况简介 *
1989年4月15日，被罢黜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大规模街头请愿游行。
（各界游行录音片段）
< 呼喊 > “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 ......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
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射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当时实况录音剪辑片段）
<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
（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趟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人喊声>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 丁子霖与“六四”难属群体 *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十七岁的儿子蒋捷连（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四班学生），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已经寻访到189位死难者的亲属和71位伤残者。这些人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 “六四“难属丁子霖：在多种选择中选择了写公开信 *
丁子霖女士今年2月28日在北京宣读当天发表的公开信（见附全文）。
丁子霖女士接受采访，谈“六四”难属群体为什么选择了写公开信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愿。
她说：“公开信”是1995年我们开始联署写的。对我们难属来说，为我们的亲人讨回公道，寻求正义，我们当然有好多方式可以选择――街头抗议、上访、采取自杀性的报复行动，再有就是写公开信”。
政府杀人，是反人类罪行；街头抗议，是公民的权利，――
丁子霖表示：“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大家达成一个共识――街头抗议，是我们公民的权利，我们也完全有权利到天安门去抗议，因为我们的孩子就死在十里长街上，为什么不可以呢？
你政府杀了人，谁都知道，十八年多以前的这场“六四”屠杀，是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为首的这些人对我们中国人犯下的一个反人类罪行。
十八年多了，我们一再向当局要求真相，要讨回一个公道，要个说法，但始终不予理睬。难道还不能去抗议吗？
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这群是老弱病残，是失去儿女的年迈体弱的、或者多病的老父母。当年中年人，像我当年五十三岁，现在也年逾古稀了；当年六、七十岁的人，现在都已经九十上下，难道能让我们去作这番抗争吗？”
上访，没有下文；“六四”不是一家的不幸，是民族的灾难――
丁子霖女士认为：“像上访，也不是不可以的。共产党不是各地方都有信访局吗？上访，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很古老的传统，也不是不可以做。譬如说1998年扣压了我们德国马克捐款，当年，李雪文大姐和张先玲女士两次到国家安全部去找他们‘理论’，要求他们归还。要说这是‘上访’，也可以，但是又怎么样呢？第二次去，连一些伤残者，被推着坐轮椅去的，那帮铁石心肠的家伙，推诿以后就根本没下文了。所以我们也不采取这个方式。因为我们觉得“六四”不仅仅是一家一户的不幸，是我们整个民族的不幸，是民族的灾难”。
“六四”是国家犯罪行为，我们不想作自杀性报复――
丁子霖女士表示：“‘六四’是国家的犯罪行为，把共和国军队开到首都大街上，来枪杀无辜的民众，这是国家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这不是靠上访能够解决问题的。
我们也不可能像世界有些地区，像‘黑寡妇‘那样身上绑着炸弹，去作自杀性的报复行动，我们不想这么做”。
按亲人遗愿，纳入法制轨道解决问题――
丁子霖说：“我们想，应该按照我们亲人的遗愿，就是纳入法制轨道，当年他们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反官倒’，‘反腐败’，‘惩治腐败’，‘要求民主’，‘要求新闻自由’等等，这也都是和平的方式、纳入法制轨道来解决中国问题、社会弊病。那我们今天，作为他们的亲人，就作了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认为用和平的方式，用对话来解决，而且是逐步解决‘六四’的问题。用对话来代替对抗。因为对抗，就强势的一方，无非是像一九八九年那样，像邓小平。。。邓（小平）李（鹏）杨（尚昆）那样，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的警察和国家机器来进行武装镇压。这种阶级拼杀，这种种族灭绝、阶级灭绝，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已经经历了太久远的时光了。如果对抗，弱势的一方，那就是拿起武器去拼杀，搞暴动，这都不是我们赞成的。”
* 难属公开信中谈到：在中国和平结束专制政治，确立现代民主宪政权威 *
今年“六四”难属公开信中写道：（六四）“ 这种不幸的发生，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敌对，源于国人对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漠视，源于我们这片土地上文明与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赎之道，既不能靠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过的以暴易暴和阶级拼杀，也不能靠今天执政者反复宣示的所谓“三个代表”或“亲民路线”，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政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要使每一个公民摆脱皇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依附性性格和历史的惰性，在观念上确立人类普世价值的地位。”
*“六四”难属徐珏：随着民主化，可能很多问题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也能解决 *
“六四”难属徐珏退休前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她的儿子吴向东遇难时不满二十一岁。
今年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徐珏表示：“我们主要就是要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这个‘三项诉求’（见附文）就是有关我们‘六四’难属的真正实际问题。但是，政府假如说它真正能够走向民主化，能够结束它的专制统治的话。。。因为现在社会上不光是“六四”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关于人权的问题，也就是说民主化的问题。假如国家真的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么国家可能很多问题、矛盾都能够一层一层的解决，是我们国家走向进步的方面。随着这个民主化程序的进步，可能我们的问题也就能解决。”
*“六四”难属张先玲：送信到人大常委会办公地点，工作人员拒收 *
“六四”难属张先玲女士在“六四”屠杀中失去了十九岁的儿子王楠（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张先玲女士代表难属，亲自去将今年的公开信送交人大常委会办公地点，工作人员拒收。
张先玲女士说：“为了慎重起见，我昨天（2月27日）上午代表我们群体，拿着这封信，送到了全国人大的办公地点――西交民巷23号的北门”。张先玲说，几经交涉，工作人员告诉她“哎呀，我们不能收信”。
* 张先玲：执政党成执政皇帝，不平等对话，面对“六四”等问题，最后会崩溃 *
张先玲女士说：“ 我现在觉得，执政党现在它把自己作为是个执政皇帝。我说‘过去的皇帝是家天下，现在的皇帝是党天下；过去的皇帝是一个人，现在的皇帝是一群人’。他们有这种思想，怎么能跟我们这些草根百姓来对话呢？草根百姓只能等着它‘开恩’，等它的‘皇恩浩荡’，等它的‘平反昭雪’，这是他们的想法。
而我们的想法，现在这种血的教训，经过我们这么十几年的思考，至少我本人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思想了。我本人认为人与人都是平等的，尤其你们作为执政党，你们就是帮助我们来管理国家的，如果你执政党做得不好，我们完全可以换掉。
但是，现在有人说‘那谁来管呢？’我说‘是啊，中国人能够跟共产党抗衡的政治人才，都在1957年给砍掉了、杀没了。但是现在也还是有一些的，只是被这个制度压制在那里，这些人不能走出来就是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就是要平等对话。经过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会有很多人站在我们这边，体制内的人也会来敦促政府，对有些事情要面对。
如果中国想进步，你必须面对，你如果不面对，经济发展是解决不了这个最后问题的，最后会崩溃的啊！”
以上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附】天安门母亲的呼吁：关于六四，请政府拿出一个对话的时间表
值此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召开之际，我们——一群1989年“六四”惨案死难者母亲和其它受害者，向你们——全体新当选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郑重呼吁：
为了抚平历史伤痕，为了替每一位“六四”死难者寻求正义与公道，我们竭诚吁请各位，不负重托，不辱使命，责成政府当局就“六四”事件受难者问题同受难亲属进行直接的、平等的、有诚意的对话。
这是我们就此项提议第十一次向历届人大、政协发出呼吁了。你们作为享有神圣立法权的民意代表，若是良知未泯，心存恻隐，又安能漠然处之，无动于衷！
在以往的岁月里，为了促成此项对话，我们曾一再重申公正、合理地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即：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公开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及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作出公开道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与此同时，我们还曾多次申明：关于“六四”遗留问题的处理，必须纳入法制轨道，依法办事，不能按任何党派、任何个人的意志办理，不能因袭以往历次政治运动过后由政府单方面采取‘平反昭雪’的做法。为此，我们要求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作出并通过相关的决议。
然而，令我们失望的是，时间一年又一年过去,我们的要求却照例一年又一年落空。如今，“六四”已快十九年过去了；今年，又适逢盛大的奥运会即将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悍然把坦克和装甲车开进首都市区，杀害了那么多无辜学生和市民，在长达十八年时间里，始终不敢直面惨案造成的后果，一再拒绝同受害亲属进行对话的政府，将何以面对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作为本届奥运会的东道主，难道能够如此心安理得地让全世界的体育健儿们踩著一块血迹未干的土地参加赛事吗？！
“中国在‘进步’，他像一个突然醒来的巨人张开大步在赶路，地面因他的脚步而震动。然而又有多少人看见，巨人是带著一个极深的伤口在赶路呢？”这是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女士说过的一段话。是的，中国在以往的十八年时间里，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生态方面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各国也早已放弃了“六四”后对中国实行的制裁和不接触政策，恢复了在经贸、科技、文化甚至军事等方面的合作。眼下，中国的当政者又提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所谓“和谐社会”、“和平崛起”等等口号。然而，今天又有谁能否认，十八年前的那场血腥屠杀，作为一个时代的惨剧，其灾难性后果至今未能从现实社会中消除，其留在国人心底的伤口也远远未能愈合，而由此造成的政情、社情、民情的严重失序和失衡，仍在不断地恶化。这一切无可置疑地表明，“六四”作为历史上血腥的一页，并没有轻易地翻过，它仍然是人们心底里一个没有解开的“结”。
在漫长的十八年时间里，我们作为惨案的受害者，曾经与一切有良知的正义之士做出过种种努力，为的是还“六四”一个历史的公正。我们从血泪与苦难中逐渐明白：“六四”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不幸，而且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种不幸的发生，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敌对，源于国人对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漠视，源于我们这片土地上文明与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赎之道，既不能靠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过的以暴易暴和阶级拼杀，也不能靠今天执政者反复宣示的所谓“三个代表”或“亲民路线”，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政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要使每一个公民摆脱皇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依附性性格和历史的惰性，在观念上确立人类普世价值的地位。基于这样的共识，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放弃了以恶抗恶的极端，决定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谋求“六四”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于我们这些受难亲属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但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动荡，我们作出这个理智的选择。
我们坚信，历史将证明，实行此项对话是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它途。然而，历史所能提供的机遇是有限的；放弃这种机遇，将是对民族的继续犯罪。时至今日，一个胸怀坦荡、勇于承担责任的当政者，应该有所醒悟，有所决断。
当今的世界，已经进入对话的时代；当今的中国大陆，仍停滞在对抗的时代。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这种令国人感到羞愧、难以容忍的局面应当尽早地结束。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上主张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分歧与争端；我们还注意到，中央对于港区的直选，也已开出了一个时间表。那么，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政府当局以同样的方式来解决国内的分歧与争端。中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专制人治国家，如果能争取实现以对话来代替对抗，那将是整个民族的幸事、全体国人的福祉。多一分对话，就多一分文明与法纪，也就少一分愚昧与专横。我们并不迷信对话。对话是艰难的，而且是漫长的；但与对抗相比，其优越之处又是明显的。对话不是把社会导向对立和仇恨，而是把社会导向宽容与和解。这种宽容与和解，对于我们中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极端缺乏的。中国以往的几千年，包括最近的上百年，我们的先人、祖辈已饱尝了朝野恶性互动的苦果！今天，中国的有识之士，应该作出多方努力，勇敢地迈出新的步伐，以结束我们民族不幸的历史。
现今，我们正处于一个从专制政治向宪政民主转型的重要时刻，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在这个政制转型的过程中，“六四”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妥善地解决“六四”问题，标志著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我们竭诚希望全体与会代表，以你们切实的努力，建立并强化立法机构的权威，以求把“六四”问题的解决早日提到议事日程。我们真诚地寄望于各位：在你们本届人大、政协任职期间，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无愧于人民的托付。
最后，我们也真诚地呼吁中国的执政当局，望你们以大局为重，抓住历史良机，对我们的上述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尽快就六四问题提出一个对话的时间表。
签署人：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段宏炳 袁可志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刘春林 狄孟奇 杨银山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培靖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潘木治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张耀祖 轧伟林 郝义传 萧昌宜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李淑娟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罗 让 严光汉（共127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钰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李贞英 邝涤清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共1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