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宗教自由獎”得主範亞峯:心靈的自由(之一)(視頻)

(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主持人張敏採訪報道2010,04,15)

201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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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山爲範亞峯博士頒發2009年宗教自由獎——
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領袖、維權人士法學博士範亞峯先生榮獲2009年度約翰.李蘭德宗教自由獎,。美東時間4月14日下午4點30分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會山舉行頒獎儀式。
(現場錄音片段)美南浸信會倫理及宗教自由委員會主席理查德∙蘭德博士發表特別講話,表彰範亞峯在中國組織基督徒維權律師團,主持家庭教會維權行動和組織中國公民維權聯盟等方面的傑出奉獻。

——當局不允許範亞峯離境,美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代領獎,現場與範Skype連線——
因中國當局不允許範亞峯先生離境,美國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牧師代他領獎,會上播放範亞峯博士十分鐘錄像講話,現場通過Skype與在北京的範亞峯博士視頻連線。

(範亞峯視頻講話片段:“我自覺地把自己歸屬於1989年的六四學生運動一代的知識分子,從學生運動失敗起,一個個如我一般苦悶的靈魂開始尋找新的靈糧,但是知識已經無法餵養我們內在的渴望。同時,在一個古老帝國走向現代性的陣痛中,在集權體制的制度化控制之下,我們的生命無法轉身,都在艱難喘息,直到受到靈命的感召,進入中國的家庭教會。。。。”)
美南浸信會是美國最大的福音派組織,成員有兩千五百萬基督徒。約翰.李蘭德於十七世紀向全世界倡導宗教自由,美南浸信會每年以他的名義授獎給一名爲宗教自由作出突出貢獻的人物,沒有經濟獎勵,得主不分國界。2006年該獎得主是當時的美國總統布什;2007年美國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牧師獲獎。

——代領獎者傅希秋牧師:範亞峯博士未能站在這領獎席上,顯明中國人權和自由狀況——
在頒獎典禮上代範亞峯先生領獎的傅希秋牧師接受我的採訪。
主持人:“您代範亞峯博士領獎是什麼心情?”
傅希秋:“作爲他的好朋友、主內弟兄,我心裏當然非常激動,非常爲他高興。不僅爲他,也爲他所代表的基督徒維權律師和其他維權工作者高興。
範亞峯先生本來應該站在這個領獎席上,他不能出席本身,也顯明中國現在人權和自由狀況。說明至少他沒有基本的出國旅行自由。
2006年我們在華盛頓舉行了一箇中國宗教自由高峯會議,那時範亞峯博士,包括高智晟律師,還有張星水律師,他們跟後來的參加者同是被邀請者,當時中國官方禁止他出國,使他和被禁止出國者沒有機會參加那次與布什總統會見。”

——傅希秋牧師:第一位在中國大陸者獲此獎,是對中國千千萬萬爭取信仰自由者的鼓勵——
傅希秋牧師說:“範亞峯博士這次獲獎,是第一位在中國大陸的人士獲此獎項。我想這不僅僅是對他過去爲中國信仰自由和維權事業所作努力的肯定和鼓勵,也是對他所代表的整個維權團體。。。從更廣泛的意義上,是對所有因信仰不自由而受苦難、受捆綁的千千萬萬中國人,極大的鼓勵和表彰。這是一個非常高興的時刻。”
主持人:“您對目前中國宗教自由狀況怎樣看?“
傅希秋:“按照國際通行的對宗教自由概念的詮釋,宗教自由包括兩方面,一是思想信仰的自由,二是實踐其信仰、並且是公開或祕密實踐信仰的自由。如果簡單概括,中國目前是有限度的思想上信仰的自由,但卻沒有實踐信仰的自由。
所謂‘有限度的’,就是在一些羣體中,比如‘法輪功’,基本上被剝奪。。。連思想良心上的信仰自由都沒有。從1999年鎮壓‘法輪功’以來,至少有三千多‘法輪功’信仰團體的人士被折磨死亡。
通常所說‘五大宗教’裏,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佛教和道教,如果你加入‘愛國會’(官方掌握)的組織,有部分思想上信仰的自由。但是如果你真的去佈道、傳教,都沒有實踐信仰的自由。在過去六十年,有千千萬萬包括基督教、天主教、藏傳佛教,尤其是新疆維族穆斯林,基本被剝奪了實踐獨立信仰的自由。”

——傅希秋牧師:我所認識的範亞峯博士——
傅希秋:“我最初認識範亞峯博士在2005年,北京發生了蔡卓華案,被稱爲家庭教會第一個大教案。家庭教會牧師蔡卓華也是我早期在北京時的教會同工,因他印刷聖經、免費分發聖經被捕。那次範亞峯博士擔當起一個很重的責任,組織起陣容強大的維權律師團,包括滕彪博士、張星水律師、高智晟律師、郭飛雄先生、王怡、陳永苗先生和範亞峯博士本人,積極介入維權辯護。
在2002年一個大教案發生時,我找不到基督徒維權律師,2005年我感到範亞峯博士是他們之中一位領袖人物。
2005年下半年,我們邀請第一個維權律師團訪問美國,與範亞峯博士有了近距離接觸。他是個在信仰上很執着真誠、對有一個憐憫公義的中國有非常博大胸懷和遠像的人。他是個異象家,也是個實幹家。
從他在社科院開始從法律角度維權,一直到積極參與維權事工,在蔡卓華案和後來許多個案上,不僅組織律師團,還以牧者心腸關懷牧養律師和維權工作者。從2006年之後,很多維權個案都有他實際參與和身影。像聖經裏所說,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都受苦。
例如蕭山教會被拆之後,他不遺餘力去杭州,安慰被抓基督徒的家人,親自組織律師團辯護。
又如他感同身受地經歷2009年山西臨汾教案,幾乎夜不能寢,對臨汾教會基督徒和教會領袖受迫害展現的那種關懷。。。爲此付上很大代價,自己經常經歷危險。
記得2006年他爲了給郭飛雄先生送一張邀請信,在廣州機場被當場扣押。。。許多事情他自己也沒有對媒體講過。
許多教會維權的個例,還有爲維權者維權,都有他的身影,像高智晟、胡佳、許志永。。。維權者受到傷害的時候,範博士會挺身而出。我能看出他不僅僅是作爲知識分子對國家、社會、弱勢羣體的關懷,而且站在牧者的角度看待處理、呼籲幫助,很具體化,有些事例在這裏不方便講出來。
去年他因着維權事工而失去中國社科院的工作。

——範亞峯博士:童年水鄉,父親受傳統文化儒家很強影響——
2009年度宗教自由獎頒獎儀式前夕,獲獎者範亞峯博士在北京家中接受我的電話採訪,回顧他的人生經歷和心靈歷程。
範亞峯博士生於1969年,他說:“我出生在江蘇泗洪,洪澤湖邊蘇北水鄉,七歲去皖北讀小學。
七歲前,那時的蘇北鄉村沒有電,非常安靜。水鄉充滿了詩情畫意,和小朋友捉迷藏等很多記憶,優美的山水和淳樸的風土人情,使我離自然很近,月光流水,老槐樹。。。這些在我生命裏有非常美好的記憶。現在我仍然認爲,童年的七年,對我自己內心的安靜。。。或者說就本性而言,是一個哲學的、尋求內在沉思的心靈,童年時的記憶至關重要。

我父親對我影響非常大,他是在皖中滁州地區。。。離南京很近,讀完了滁州師範到淮北支教的一個知識分子。在他身上,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儒家的影響。祖上傳說是四川客家人的後代,遷到安徽。我從父親那裏繼承了非常強的中國傳統尤其是儒家倫理的情感。”

 主持人:“您的父親去‘支教’,您出生在教師家庭?”
範亞峯:“對,我母親也是老師,後來我自己也讀中師和師大,我教過小學、初中、中專、大專、本科,基本上說,對中國教育體系有完整的瞭解。”

——範亞峯博士:家中七口人死於大饑荒,父親對毛、周持批判看法深刻影響了我——
主持人:“我們再回到剛纔的話題,早年的經歷,七歲之後離開水鄉。”
範亞峯博士回憶:“七歲到淮北去讀小學,是另外一種經歷。我父親深受孟子思想影響,爲人清廉正直,剛正不阿,是個基層小官員。他酷愛讀書、人文和思考。經歷過很多政治運動,對很多人事。。。例如毛澤東、周恩來都持批判性看法。我從七、八歲就和父親討論問題,他是很有才華、有獨立見解的人,但一生鬱郁不得志,所以經常和兒子一起討論問題,父親的許多觀點對我構成非常深刻的影響。
         我的祖父、祖母、大爺等家裏七口人在1959到1961年的大饑荒中餓死。我父親1959到1960年回老家去尋找我的大爺,要把他帶到皖北使他不至於餓死,途中我父親被凍僵在雪地中,幸虧被人發現,父親免於一死。對這個故事的記憶和我父親觀點的思考,讓我思想和心靈成爲早熟的孩子,記得大概十二歲小學畢業的時候,對很多事物已經有自己獨特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基本上是無論對毛澤東、周恩來還是。。。包括魯迅,都持批判性態度,而不是簡單認同態度。
我非常感激父親,在我童年至青年時代給我這樣深刻的影響。”

——範亞峯博士:我生命中充滿張力和衝突——
主持人:“在這種情況下,您自己的想法已經和社會教育、主流意識形態有些出入,您心裏有沒有什麼矛盾?這時候您的人生理想是什麼?有什麼選擇?”
範亞峯:“對我來說,有個特點,就像我在父親生命中發現的很有‘張力’一樣,用他自己的話講,他生活在那個時代,對那個時代的烙印是有感情的,但他又對那個時代很多作法持批判性態度。
我自己也是如此,長期處於充滿‘張力’的狀態。對一些問題少年時就有獨立看法,另一方面,又很熱衷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所傳播的,像勤儉節約、作高尚的人。。。這樣一些傾向,對我來講很有吸引力。所以我在小學時曾經是‘學雷鋒小組’的組長,少先隊的副大隊長。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那種近似清教徒的精神對我很有吸引力,這種張力自己當時並沒有很清楚地發現。
正是這種張力,對我的生命和信仰經歷埋下了以後很多年艱苦探索的種子。
這種艱苦的探索和衝突一直持續到1989年之後直到1996年我信主。乃至信主之後,這種衝突、張力仍存在,因此我生命裏充滿矛盾張力和衝突。”
主持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有對您有吸引力的東西,您也願意身體力行,那您說的‘張力’的另一方面是什麼呢?”
範亞峯:“剛纔已經提到,就是我家庭的經歷、父親獨立思考的品質,我對毛澤東時代的罪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破產有理性認識。這種充滿張力的兩個方面,是理解我自己人格、思想、心靈歷程的非常重要的線索。”

——範亞峯博士:呼吸到八十年代思想啓蒙空氣,十五到十八歲人生突變——
 主持人:“這種張力持續了多久?到什麼時候出現不對稱?”
範亞峯:“十五到十八歲是我人生一個重要突變。十五歲之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沒有完全掙脫。十五到十八歲時是1984到1987年,是我初中之後因爲家庭困難,去讀中等師範。讀中師期間,正是1984到1987年之間高校裏和社會的思想啓蒙運動,也影響到我們那個小縣城。透過在縣城讀中師期間那些書籍、影視等等也呼吸到八十年代思想啓蒙運動的空氣。所以那三年對我構成很大的影響,到十八歲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從整體而言基本已經拋棄。
當時好像蠶脫繭一樣,舊的殼,那個思想軀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當時還不能脫去,我的青春期、青年早期就有一個非常大的危機,這個危機也構成了我性格的重要突變。到1987年,性格經歷了一個內在的巨大沖擊和變化。”

——範亞峯博士:車禍死裏逃生,感受生命、生死,宗教信仰情感的醞釀和預備——
主持人:“1987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範亞峯:“發生了一場車禍,對我是死裏逃生的經歷。這種對生命、生與死的感受和經歷,對我後來的奮鬥和成長增加了很大厚度。
1987,1988年準備工作,在鄉村中學任教,對社會的接觸以及自己準備通過自學考大學,對我又構成一個接觸社會、瞭解社會的一個契機。
在這當中,記得1988年春天一個上午,我騎着自行車週六回家,好像有一種感動,想像着自己是一個牧師,向許多人佈道。自己也在田野的路上大聲模仿這種佈道,感覺很好。我想對我來講是一種宗教性情感,信仰情感,在十八歲前後實際就有這樣一種醞釀和預備。 ”
主持人:“那時候有什麼特別事情觸發您有這樣一種想法嗎?還是莫名的就有這樣的想法?”
範亞峯:“總的來講,是這種生命內在的張力到1987年透過那場車禍,對死生,對生命的體驗和經歷有一種內在昇華。
1987-1988年前後,史鐵生的小說《命若琴絃》,對我影響很大。我一直喜歡文學,八零年代的思想啓蒙運動很重要的一個出口其實是文學。對我一個少年人,那場車禍後,1988年春天,在田野上,就好象有一種召喚。”

——範亞峯博士:1989年的巨大沖擊,探索告別罪惡和苦難的新道路——
主持人:“那時候還沒接觸到基督信仰?”
範亞峯:“沒有。農村當時基督徒很少,我沒有接觸到基督徒。但是宗教情感、生命感觸。。。童年少年經歷,都是一種預備。
1988年到安徽師大讀本科,1989年對學生運動的參與,以及在學運中耳聞目睹的事件,對我生命構成巨大沖擊。‘八九’學運中,一段時間我是安徽師大的學生領袖,‘六四’慘案發生後,包括後來‘蘇東鉅變’發生,使我不斷地把這樣的慘劇和自己家庭‘大饑荒’中的災難,以及我從父親那裏繼承的獨立思考,這些關聯起來,整體講形成心靈深處非常強烈的感受,就是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探索告別舊的罪惡和苦難根源的一條新道路。所以,自己當時對戈爾巴喬夫非常欣賞。
大學期間,幾乎每年聖誕節都會和一些朋友去教堂。
應該說,1989年是我人生在政治、法律理念上接受自由民主、在精神心靈思想方面接受基督信仰最爲關鍵的轉折。也可以說,1989年‘六四’之後,我和許許多多‘八九’一代青年一樣,向福音完全敞開。
從1989年到1996年,我盼望基督徒向我傳福音,我就去信主。但是一直沒出現,我被迫要維持再多探索很久。現在看來這是我必須要經歷,。也是後面精神和人格成長的必要經歷。

——範亞峯博士:對我影響深刻的老師——
主持人:“具體說,您探索了些什麼?“
範亞峯:“1989至1996年,我探索過很多思潮,包括青年馬克思、尼采、盧梭、儒家、道家、佛教等等,自己最深的關於‘意義’和‘痛苦’的危機讓我不能自拔。尤其是從1993到1996年,是我尋求意義、信仰、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最爲艱難和痛苦的三年。在艱難的尋求中,漸漸受到一些師友非常好的影響。
例如1993至1995年,我認識了劉軍寧先生。他介紹的哈耶克爲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在1995年之後對我構成了決定性思想轉折。從那之後,我在政治法律觀念上告別了混亂狀態。在這點上講,劉軍寧先生是我政治法律思想上精神思想啓蒙的導師。
另外,1995年我向許良英先生請教,從1995年到現在,許先生對我在政治判斷力以及信主前後精神思想上的安慰和支持,都構成非常重大的影響。
所以,這兩位老師老師對我的影響非常深刻。
 包括您九十年代對許良英先生的訪問,我印象最深的是您對許良英的訪談錄,我大概是九九年看到的,在海外網站上。許先生的經歷給我非常大的啓發和激勵。那時候我才三十歲。”

主持人:“那是1999年春天作的訪談,您現在還記得,我很高興。”

——範亞峯博士:同學王志勇(現牧師)約我談,去聚會,1996年決志歸信耶穌基督——
主持人:“從您的學歷、知識結構上看,您從師大教育系轉到法學專業,後獲得法學博士,同時在信仰上有追求,這些教育的預備、專業的興趣和信仰的探求,您怎樣描述這個過程中的一些轉變和過渡?”
範亞峯:“我自己一生有三次想進入哲學系都沒有成功。1995年本來想報考中國哲學博士,是最後一次想去學哲學的努力。想學哲學,是我自己對意義、精神尋求的體現。但真正關鍵的轉折是1996至1997年歸信主耶穌基督。
1996年底,我在北大的同學王志勇,現在的王志勇牧師。當時他是律師,原來他信印度教。一天他給我寫了一封信,說最近信主了,約我去聊聊。
記得很清楚,1996年底一個週六的晚上,我騎着自行車和同事一起去參加聚會。第一次就給我很深印象,因爲我看到那些非常普通的人。。。比如賣保險的、在美容院工作的。。。臉上很有喜樂,內心很有平安,而且非常有激情,彼此有愛,對生活充滿了盼望。。。這些對我非常有吸引力。
因爲我自己從1989之後,尤其是1993年到1996年處於巨大的迷茫當中。不知道人生爲什麼而活着,這種巨大的痛苦是我們‘八九’一代青年很多人具有共性的心靈經歷。所以,在普通人身上我看到這種自信和喜樂平安,讓我很疑惑。我爲什麼很少喜樂,多是憂愁?這讓我繼續去探索,後來堅持參加聚會。
1997年春節我回到安徽皖北家裏,經常帶着聖經到河邊散步,看見河邊的青草和嫩芽,踩在草地上,看見陽光灑在大地上,自己內心憂鬱很久、沉鬱很久的內心幽暗漸漸遠去。一種感受,人生的光明即將來臨。此後不久回到北京,1997年3月,我決志信主。”

——範亞峯博士:認罪悔改的經歷,靠耶穌不斷潔淨,生命更加充實——
範亞峯博士回顧受洗前後內心經歷:“不久,王志勇弟兄和幾位姊妹帶我一起去河北任丘傳福音,晚上披着月光和星光,我們從一個家庭走進另一個家庭,去爲那些生病的人禱告,向人傳福音。就想到小敏姊妹的《迦南詩選》裏的詩歌‘要給那黑暗的茅屋,點燃一盞新燈,給那五十六個民族帶去光明。。。’自己從這兩天的短宣中受到很大激勵,並且是我再度接觸社會底層的重要經歷。
1997年5月我受洗,這是我至今四十多年中最重要的經歷,從此以後整個生命告別了混亂狀態,以基督信仰爲中心、重新整合各樣觀念思想,使自己的生命更加充實,更有信心、盼望、喜樂,更謙卑,也更有智慧和愛心。”

主持人:“這過程中還有些什麼比較重要的內心經歷?”
範亞峯:“1997年受洗前後幾個月,有很深的認罪悔改的經歷,深刻體會到自己生命中的敗壞和罪惡,以及自己整個家族過去所受的混亂的影響,包括歷代拜偶像的罪、共產主義思潮的混亂影響,也包括自己行爲上的像謊言等罪惡。
1997 年前後,對我來講就是信主蒙恩的經歷、認罪悔改的經歷。後來直到現在,毫無疑問,每次的提升都是不斷潔淨的過程。前面講到,我接觸的思潮是非常混亂的,像對共產主義思潮、傳統文化都有比較深入的研讀,也正因爲這樣,內心的征戰非常強烈。這麼多年靠主耶穌不斷潔淨。”

——範亞峯博士:在基督信仰和憲政專業間建立平衡——
範亞峯博士說:“總的講,過去十幾年,可以說‘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聖經《箴言》4:18)這是我非常真實的體會。而且我相信未來雖然還有很多苦難,但在耶穌基督裏會有平安。只要行在正路之上,經歷艱難困苦,人生一定會不斷獲得有意義和更加充實。”

主持人:“您後來怎麼和家庭教會發生聯繫,怎樣走上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的路上去?”
範亞峯:“1997年信主前後,我自己在專業上做了調整,從原來對哲學感興趣,準備專門學習哲學調整爲以對哲學的興趣去研究中國憲政之道。這樣一個轉換,恰好使我在基督信仰和憲政專業之間建立了一個平衡,促使我開始熱愛憲法和憲政專業,所以1997年準備報考博士。
從1997年信主到2001年,是初步預備。從2001年,我在教會里開始講道,是個新的起點。2001年到2005年是三、四年的預備,使我在真理、生命上更加紮根。2001年受王志勇牧師影響,開始研讀改革宗神學、清教徒神學。加爾文、路德以及奧古斯丁神學,對我構成決定性影響。”

——傅希秋博士:進入教會維權領域,人格成長是外在事工的根本——
範亞峯博士回顧他介入教會維權:“2003年,維權運動開始興起,我逐漸介入到維權行動中,到2004、2005年開始比較深入介入一些重大維權事件。其中較有轉折意義的是2005年蔡卓華案(因印刷聖經和基督教讀物獲罪)。我們八、九位律師和學者組成律師團:高智晟、滕彪、許志永、張星水、陳永苗、王怡、郭飛雄和我,律師團運作過程大家合作非常好,同心協力。蔡卓華案毫無疑問是教會維權乃至維權運動中一個重大事件。從那之後,我有一個很深體會,就是自己在專業上的預備和教會中以及靈脩生命上預備等,都是在爲從事教會維權作各樣準備。
我自己還會在三個方面繼續探索——學術研究、依法維權、教會服事,對我來講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徒人格的成長。我看其中包括三方面,一是謙卑降服於神的意志,二是屬靈的知識,三是聖潔與恩典的情感。對我來講,畢生的追求就是要效法基督,效法他在十字架上的柔和與謙卑。
我自己目前在潔淨、饒恕、愛心、聖潔與恩典的情感方面,都還有很大差距。所以對未來,我的理解,外在的一切事工都以內在的人格成長和提升爲根本。這也是我過去多年最爲核心的經歷。”

——範亞峯博士:爲中國文化注入新的活水,我們的團隊、同工和各地教會,——
範亞峯博士認爲:“未來面臨兩大任務,一是政治法律方面的民主化,文化的基督化,這兩者之間,我曾用過一個命題‘恩典中國與自由中國的雙生子’。在這個意義上,教會不會是民主化的工具,也不是一種所謂的‘政治勢力’。而我服事教會,從事教會維權,也沒有任何把教會當作政治勢力來利用的想法。我認爲,服事教會和依法維權能切實祝福家庭教會,爲此面對不計其數的侮辱誹謗、謾罵造謠,我想起以前在北大教授龔祥瑞先生的一句話‘謠言我們不講,誹謗我們不聽,走遍天涯海角,去把邪惡踏平’。
未來,恩典中國是爲自由中國奠基,所以教會不會被政治化,但是中國人的靈魂和心靈、中國文化的山窮水盡確實需要福音,需要耶穌基督爲中國文化注入新的活水,使中國人仰望聖山,有新的盼望。”
主持人:“在您獲獎時刻,還有什麼特別想說的嗎?”
範亞峯:“在爭取宗教自由的過程中,我的同工吳成蓮姊妹、代金波弟兄、以前的同工曹志弟兄、我的妻子吳玲玲姊妹。。。非常感謝我們聖山團隊的同工、這個團隊,還有我的妻子和我這麼多年,共同經歷屬靈的征戰和得勝,我非常感激他們!
同時,中國家庭教會不計其數的弟兄姊妹持守信仰,在幫助他們的過程當中,實際上我們從他們那裏,得着了信心的激勵、持守真理的榜樣,以及生命成長的養分。我也非常感謝他們!近些年持守信仰最爲讓人欽佩的像蕭山教會、河南教會的許多大中小團隊、以及山西臨汾教會。。。毫無疑問是其中比較突出的系統或地方。”

——範亞峯博士:心靈危機是許多危機背後最深刻的危機,追求宗教自由,追求心靈自由——
主持人:“您獲得2009年度宗教自由獎,對宗教自由與國家進步、社會和諧關係等,以及其它方面,還有什麼想說的嗎?”
範亞峯:“我非常欽佩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先生所講的‘宗教自由是第一自由’。
以我自己的說法,在中國,宗教自由是屬於天空的領域,屬於人心靈的領域。宗教自由如果受到打壓和遏制,人的心靈、精神和靈魂必然會萎縮,我們的心靈陷入危機。而沒有自由的心靈,不能夠建立一種自由心靈的秩序,必然會帶來全面危機。
事實上,我們看到也是如此。中國這三十年的經濟改革,經濟、物質上有很大的豐富,但我們看到物慾橫流、道德淪喪,看到許多行屍走肉。。。許多危機背後,精神心靈的危機最爲深刻的危機。
因此,對宗教自由的追求,是人心靈當中追求自由的最爲根本的一種願望。
正因爲這個原因,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良心自由緊密相關。所以我相信,對中國而言,關乎到新‘天命’的開啓,關乎到中國社會正氣的恢復,關乎到整個民族道德和精神的重建。
我自己也是本着這樣理解,對小布什先生這樣一個命題的贊同,而投身到爭取宗教自由之中。也像我多次表述的,我自己事實上不過是中國無數家庭教會弟兄姊妹和無數有其它宗教信仰的人們爭取宗教自由者中的一個,我很榮幸獲得這樣一個獎項。但我相信更有資格的。。。或者說這個獎項是授給中國爲宗教自由、持守宗教自由的每一個公民。”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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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說:
2010-04-17 13:24

畢生的追求就是要效法基督,效法他在十字架上的柔和與謙卑。

匿名 說:
2010-04-17 13:22

範亞峯:“我非常欽佩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先生所講的‘宗教自由是第一自由’......未來,恩典中國是爲自由中國奠基,所以教會不會被政治化,但是中國人的靈魂和心靈、中國文化的山窮水盡確實需要福音,需要耶穌基督爲中國文化注入新的活水,使中國人仰望聖山,有新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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