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錄:高瑜自述人生經歷(之二)


2014-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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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yu 圖片: 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 (自由亞洲電臺粵語部)

*中國資深獨立記者高瑜簡況*

以下請繼續收聽“心靈之旅”分段播出的目前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中國資深獨立記者高瑜女士2006年來美國領獎時,接受我採訪的長篇訪談錄詳版:高瑜自述人生經歷,今天播出之二。

現年70歲的高瑜今年4月24日在北京失蹤。兩週後官方稱高瑜被以“涉嫌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祕密罪”刑事拘留。6月27日,外界獲知她於5月30日被以同樣涉嫌罪名批捕。

高瑜曾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任《經濟學週報》副總編,不久該報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獲釋。

1993年她再次被捕,後被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判刑6年,1999年出獄。

高瑜女士多次獲國際新聞獎。例如,1995年獲“國際報業發行人協會”在法國巴黎頒發的“自由金筆獎”、同年獲“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2006年她第二次獲得此獎。

2006年10月24日,高瑜出席在美國的頒獎典禮領獎。頒獎典禮前後,我在高瑜下榻的賓館對她作了共長達三小時以上的專訪。以下請聽高瑜自述人生經歷之二。

*訪談錄之一話說家事摘要回放A*

高瑜女士在前面部分談到(簡要回放)——

高瑜:“我父親叫高韶亭,很早就參加共產黨,他是共產黨裏邊的知識分子,是‘五四’前的大學生。現在河南一些縣誌上就寫他是1928年到哪個縣去成立共產黨組織。

我母親也是個知識分子。她比我父親年輕十幾歲。她當年北伐戰爭時,走到什麼地方,就宣傳‘婦女要解放腳,把小腳要打開’,而且動員女孩子上學。我媽媽就是……全縣要培養女校長,讓女孩子唸書,所以在那個情況下,縣裏進行會考,她考了第一名,就保送到天津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女師讀書。

*家事補充( 之一未及收入的一段)*

高瑜:“我媽媽36歲才生我,因爲抗戰時一直顛沛流離,最後到了南方。(在我的)前邊還生了一個哥哥,抗戰時日本飛機轟炸重慶,那個哥哥生下來一個月就餓死了,沒有奶水。我母親和父親結婚也比較晚。因爲他們開始還算師生關係,所以後來又隔了一段時間才結婚。”

主持人:“您下邊有幾個弟弟?”

高瑜:“一個弟弟。我生在重慶應該叫‘渝’,‘渝’是‘變’的意思嘛,我父親給我改成‘瑜’。我弟弟生在天津,叫‘衛’,‘天津衛’嘛。

*訪談錄之一話說家事摘要回放B*

高瑜:“1955年我父親去世,我才11歲,他是癌症擴散了,65歲,沒有救活,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裏。他有一塊墓,一進門,就是任弼時那個(墓)那一片。

我母親去世是在‘六四’之後,我在監獄裏的時候。如果沒有‘六四’,我母親絕不會那麼快就去世。

我總覺得,我母親是受‘五四’薰陶出來的一代,一直走到‘一二.九’抗戰……她給了我這種傳承,我接受了。

我總覺得我和西方的人道主義、人文主義一些東西非常能夠接近,這也許是我最後走上自己一些獨立思考、獨立思想,能夠走到這一步,我覺得我少年時代(受)文學作品影響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回顧您的青少年時代,在文學作品與您自己所處的現實社會之間,有沒有過陰影?或對當時底層實際生活情況……這些方面您青少年時代有沒有印象比較深的經歷?”

高瑜:“我覺得要說‘陰影’的話,那還要往前推。就是‘三反五反’。記得我爸爸所在的工業廳是一個石頭的城門樓,前邊有一片小樹林,結果那天我就聽說有人吊死了。我們滿院的小孩子都跑去看。我看那個人已經被從樹上摘下來了,都是很細的樹,已經死了,蒙上布,男的,年輕的三十來歲的知識分子,就受不了那種運動的打擊。

我才知道,運動還可以逼死人的。而且死的不是一個,幾天就聽說‘小樹林又吊死人了’ ……最有印象的就是那個‘三反五反’。”

*高瑜:底層社會印象,7歲進鐵路工人低矮小房子所見,忘不了工人看我的眼神 *

高瑜:“我和底層人的接觸,就是讀小學二年級,因爲我是秋季入學,當時張家口乾部子弟學校是春季入學,就因爲這個原因,我在鐵路工人子弟學校讀了一年書。那會兒我因爲學校遠,每天有公務員送我上學。可是我看到那些孩子每天下學,我也到他們家去過,都是鐵路工人家,都是非常低矮的小房子。”

主持人:“您那時候會不會有些優越感?”

高瑜:“沒有。那時候很小,才小學二年級,絕對沒有想到我有什麼優越感。只不過我很好奇‘他們的生活是這樣的!’一家人有老奶奶、爸爸,好多孩子……因爲我們家的孩子少嘛,(他們)圍在一起就喫這一盆粥啊,或者是一點兒窩頭什麼的,就是鐵道旁邊的一個小屋。我到那個房間裏,同學跟我講‘這是我們班的,他爸爸是做什麼什麼’的。

結果那個工人看我那種眼神,我永遠忘不了,非常……絕對不是那種諂媚啊,或者是怎麼樣‘你父親是做領導工作的,我是一個普通工人,我要怎麼討好幾句……’絕對沒有。工人那種冷漠,而且非常複雜那種眼神,我是這輩子都忘不了。”

主持人:“那時候您多大歲數?”

高瑜:“7歲。我6歲上學。很小。但是我從來……在小的時候,對底層的生活不了解。就是唯一的一年,我小學二年級和鐵路工人的子弟同過學,在這種情況下,我到他們家去過。好些同學家,下學之後我去過,就是這樣的。”

*高瑜:少年時代經常和幹部、知識分子的孩子一起玩兒,“在大觀園造反”*

高瑜:“我整個從少年時代對於底層的人都不瞭解。所以,我就在我們那個圈子裏生活。到了中學,比較複雜了。我是(在)女二中,班上既有資本家的女兒,也有高級幹部的女兒。也有一般職員的女兒,也有城市貧民的女兒。但是我們基本上也沒有留下那種‘階層不一樣’啊……我對他們那些人家的生活也不太瞭解。一些幹部子弟還是經常在一起玩兒,你上我家,我上你家等等,另外和知識分子家的孩子也是。

我有一個好朋友,她爸爸是北京師範大學俄語系教授,我們經常到她家,唱啊,跳啊,說《紅樓夢》啊,他們家三個女兒,她是老二。下邊一個妹妹,上邊一個姐姐,我們簡直是……他爸爸說‘你們這不是在逛大觀園,你們是要在大觀園造反’等等,就是當時那些無拘無束的女孩子。”

*高瑜:“自然災害”記憶,六十多歲時老同學聚會,共同的飯盒記憶*

高瑜:“最後考試……最後令我們比較殘酷的……當時‘自然災害’,我還記得同學們家家帶的飯都非常不好。每個人菜都非常簡單,有幾根菜,有的還是鹹菜。但是有一次,我的同學趙玉黛(現在都改名了),她是楊成武的外甥女,她帶了點炒菜(笑),哎呀!那都是鮮綠的芹菜,切得細的呀,比現在飯館細多了。說明她家大師傅的刀口特別棒。炒得碧綠的芹菜、白米飯,一般很多同學就是帶個窩頭啊,還有點什麼啦。給我們印象很深。

我反正也能喫飽。我媽媽那會兒好像因爲身體不好還有些補助,全給我們了。

我們基本上不能天天喫魚喫蛋吧,反正是每禮拜還能喫一點。到最後陳雲不是提出來‘可以有高級糖、高級飯館’嗎?‘貨幣回籠’嗎?……這樣的話,反正我們每禮拜就要跟我媽磨,就說‘咱們喫頓放去呀!喫頓飯去呀!’那就是到高級飯館喫一盤肉菜,當時四塊錢。就是非常高的價格了。

我還記得我媽一口都捨不得喫(笑),就看着我和我弟弟狼吞虎嚥,飽餐一頓,剩下的還要給我們帶回家,讓我們下頓再喫。

那會兒因爲肉都定量,我弟弟有一次餓得……是買臭豆腐,還沒回家呢,幾塊臭豆腐,那是定量給的,他就給吃了好幾塊。

當時你說我們幹部家庭也是餓成這樣,一般的同學家,生活就更次了。當然我們不能和當時在權的那些上將的家庭比(笑),當時‘階級差別’已經是有的,但不是很明顯。

不過這次我們同學聚會,都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太了,我們在一個飯桌上,有的人還……我沒有說,另一個同學說‘趙玉黛,當時你們家喫那飯,都那麼好’(笑)……怎麼樣還記得,說明那個記憶不是我一個人的,都很有意思。”

*高瑜:“反右”時我上中學,同學的父親成“右派”,父母雙雙自殺*

高瑜:“但是我認爲,中學是比較純粹的。初中,搞‘反右鬥爭’,我年齡小,沒有參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我基本上……因爲我母親既然沒打成‘右派’,我就沒有什麼深切的體會。但是最深切體會是同學裏邊一大批‘右派’子弟出現,這樣,她們……女孩子呢,我看那當然對她們生活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有的父母還……記得我高中有一個女同學,她是著名演員李婉芬的小妹妹。她爸爸媽媽……爸爸是‘右派’,是五中的很有名的特級教員,結果兩個人一塊自殺上吊。

這種運動那會兒主要是沒有在我家庭發生,所以我還算比較順利。

發生的運動在我同學中,我已經感到那種殘酷了。有的父母雙雙自殺的,也有的呢,她爸爸是《人民日報》國內部主任,打成‘右派’。人家問她……有時填‘出身’時,那時經常要填,有時候還要談……一問她,她就說‘我們家是右派’,那個女孩子就這麼說。我們都是同歲,都屬猴兒的。

所以這種……更多的已經感到了。整個中學(時社會上)有這麼多殘酷的運動,到了高中,我們都開始捱餓。我剛纔談了,家庭的那個‘階級’(笑)已經表現出來了,就從個飯盒表現出來。但是整個來講,中學還沒有直接投入到殘酷的政治運動中。

我認爲中學還是最難忘的。尤其女孩子們的那種友情。

因爲我們到了大學,就完全不同了。”

*高瑜:大學班裏“階級鬥爭”氣氛非常濃,很多同學政治抱負大,與我格格不入*

高瑜1962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

高瑜:“大學裏,我又重新和出身貧苦的一些人(同學),但是這次給我的印象絕不像我小時候和鐵路工人的子弟那些孩子們,對他們家庭貧窮的那種深切感受。

我們班上三分之二好像來自農村,但是這些人呢,我發現他們有的年齡很大,有的都結婚了,都隱瞞。他們有非常大的抱負。”

主持人:“你們是不是有調幹生?”

高瑜:“很少。一、兩個,都是以前遺留下來的。我們全是高中生。那些有政治抱負人,都想當個縣委書記什麼的,從上大學就有這種抱負。這和我也是格格不入,我當時不能說要當什麼吧,但我就想要當一個在學術上出類拔萃的人,不管當記者也好,當作家也好,就是這麼想的。

當時班上那種‘階級鬥爭’氣氛非常濃。”

*高瑜:有同學因談戀愛被鬥被歧視,鬥人的同學自己(隱瞞了)已婚有孩子在農村*

主持人:“你們是1962年入學。”

高瑜:“嗯。最艱苦那年。一入大學就是‘階級鬥爭’這個調子。班上有幾個年齡非常大的,他們掌握了班幹部、團幹部。

我們有一個女同學,湖南來的,個子小小的。她和三年級一個男生……我們都不清楚,班上已經議論紛紛‘太不象話了’怎麼樣‘談戀愛’了等等。對這個女同學那種歧視啊,後來都快畢業了,我們才知道,鬥人的那些人自己孩子都有了,在農村。

所以他們就是已經開始有了要壓着別人自己往上爬。在中學還絕對沒有這種情況,小學更感不到。這是我認爲最不能容忍的東西,所以我和這個女同學關係一直很好。”

*高瑜:“要作黨的螺絲釘”“談戀愛是資產階級思想”,“鬥私批修刺刀見紅”*

主持人:“當時都是十七、八歲進大學,畢業時已經二十多歲,整個在這個過程中不讓談戀愛,那當時的這些青年人心目中人生的路,或自己青年時代,應該是個什麼樣子呢?不談戀愛,又是男女同學在一起,是什麼狀況?我想今天的年輕聽衆可能都會很好奇。”

高瑜:“對。現在年輕人根本就不會理解。當時強調‘階級鬥爭爲綱’,怎麼着‘要作黨的螺絲釘’要像是談戀愛、早戀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其實無非(無所謂是)‘早戀’了,都是成年人了嘛,就是‘資產階級思想’,當時要‘鬥私批修、刺刀見紅’他們拿着‘刺刀’不是批判自己,專是批判別人。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非常不習慣,因爲和我在書裏邊讀到的那些最美好的東西相沖突。

班上老是‘階級鬥爭’的氣氛,對我們一個女同學是這樣,結果呢,還對男同學……有一個上海人,他是個孤兒,總是在男生宿舍裏遭到羣起攻之。這個男同學只不過有時候開燈,晚上想再看一會兒書,哎呀!那簡直對他也是不得了。”

*高瑜:我大學同班同學們的命運*

高瑜:“那個男同學大學畢業之後,分到寶雞,他自己慢慢一步一步地往北京挪。還在林道靜(小說《青春之歌》女主角)當小學教員的定縣教過書。最後考上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戲曲專業當了研究生。

他結果找了個北京妻子生了個小孩。他每個月都要來我家一趟,當時非常誠懇的跟我講‘高瑜,你是大學我們班六年中我唯一的好同學’。

後來有一天, ‘哎’我說‘他應該來了,怎麼沒來呀?’又過了一個月,我說‘他是不是忙啊?’我又給他往單位打電話,結果單位裏說‘你找誰呀?’我說‘找於敬化(音)’對方說‘於敬化?’,有笑聲,說‘他早死了’。就是得胃癌。

他在我們上大學時就經常胃不好。因爲他是個孤兒,靠姐姐撫養大。他後來就因爲這種奔波……當時到了北京當研究生,他的岳母還不容他,他就和妻子帶着孩子好像租了農民的房子,那會兒八十年代中(期),你說上哪兒租農民的房去呀,根本就沒租房這種觀念吶,他就租農民房,說有時候暈倒過,在稻田裏,就是他的胃病。

這整個一個奮鬥……才三十多歲的人。

而且我們(在)大學(時)……接着‘文化大革命’就不要提了(再另說)。

我(班)大學一共三十個人,現在死了的已經有多少呢?唐山地震,一個當解放軍的就砸死了;‘清五.一六’(‘文革‘中),一個同學跳樓了;再有我這個同學,從寶雞一步步挪到北京,考上研究生,好不容易,將來就等着畢業以後找到好的工作,能夠把家再搬回北京不在郊區住着,得胃癌死了;還有一個非常好的同學,非常聰明,學問也好,上海人叫黃智祥(音),好像也是得病死了,男的。

可能還有吧。

我們班七零八落的就死了這麼多人。”

*高瑜:大學給我留的印象非常灰暗,我所遭遇的“文化大革命”前奏式批判*

高瑜:“‘文革’一直到畢業,大學給我留的印象是非常灰暗的。一個就是同學裏邊總是要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批判別人,等等。在班上,就是那種‘階級鬥爭’氣氛。稍微有一點就‘上綱上線’,‘你資產階級思想’怎麼怎麼樣。

我也遭遇一次,那是非常厲害的。

我們有一年下農場勞動,我中午飯沒喫完,我就給拿碗扣那兒了,可能沒蓋嚴,等晚上說再喫吧,一看有一堆蒼蠅泛的蛆,我說這怎麼辦?按當時的‘組織觀念’,我應該找到班上的班長,或者是團支部書記,告訴他‘我這個飯該怎麼處理?……結果隨手我就給倒了,我心說‘這麼髒怎麼喫呀?’

晚上,那簡直都不一樣,‘文二’開會,我們當時是文學理論系二年級,(在)農村‘開會!開會!’。一開會呀,哎呀!非常嚴肅,就說啦‘我們農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怎麼……我們班上竟然大白米……’

哎!結果我一看,衝我來的。一碗米飯已經給端到那兒了,我就怎麼解釋,沒有人聽。挨着個兒的把我給批判一通兒。但是,我在班上也不服氣。

非常厲害呀,那聲色俱厲,簡直是‘文化大革命’前奏那種批評方式。

我這個人呢,可能從小也沒受過什麼委屈,即便對各種政治鬥爭有所接觸,我從來對政治鬥爭特別反感。當時那種黨團幹部,本身就成了‘階級鬥爭’的掌握者、推動者。

所以,我非常反感。”

以上是目前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中國資深獨立記者高瑜女士2006年來美國領獎時,接受我採訪的長篇訪談錄:高瑜自述人生經歷,首播詳細版的第二部分,在以後的“心靈之旅”節目中請繼續收聽。

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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