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沉浮录:《两家争鸣》作者朱正访谈录(一)

2012-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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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五十五周年忆“反右”,*

今年是中国“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1957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反右派’斗争”,简称“反右”,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之一。

*丁抒:到底有多少人在“反右”中被戴上“帽子”,中共公布的数字不诚实*

在“反右”运动中,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当代史研究专家、 “反右”专著《阳谋》一书的作者丁抒博士说:“到底‘右派’有多少人?毛泽东一直认为是四十多万,中共中央一直认为是‘四十五万’、‘四十六万’。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胡耀邦、邓小平他们做了一件很大功德的事情,决定给‘右派’所谓‘改正’,但他们不愿意说‘平反’,这时候才统计,是五十五万多。从此以后,所有资料书就把这‘五十五万多’,作为正式打‘右派’的数字。根据戴煌先生的调查,当时说‘五十五万右派’,都是一些上了名册、拿工资的。大学生之类不在数,不拿工资的不在数。第二,还有一批人被当作‘右派’处理了,实际上没有进‘右派’花名册,或者基层单位把他打成了‘右派’,报到上级,上级并没有批复下来,但是下级单位就把他按照‘右派’处理了,送去劳改、劳教、开除等等。事后发现,他们根本就不是‘右派’,所以‘平反’(改正)也没有他们的份。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还有一个很重要——当初打‘右派’的时候,分类很多,有‘极右派’、‘右派’、还有‘中右分子’,也是毛泽东亲自点的,而‘中右分子’,按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先生的说法,也是按敌我矛盾处理了。根据我的调查了解,全国‘中右分子’大概有四十万左右。另外还有些人,说他们有‘右派言论’,叫‘右言分子’。另外由于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提出来‘疑似右派’,所以全国又抓了一大批‘疑似右派’。”

主持人:“这些一共有多少人?”

丁抒:“根据我的统计,我是作了一些抽样调查,‘右言’、‘中右’、‘疑似右派’加起来大概也是六十万。所以,按理说全国‘反右’当中被戴上‘帽子’的,是一百二十万。中共在这点上是不诚实的。”

*亲历者讲述“‘右派’沉浮”、见证当代中国历史*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我也采访过一些当年曾被打成“右派”的人士,请他们谈怎样被打成“右派”,以及之后人生的坎坷跌宕。在今后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还将陆续播出“‘右派’沉浮录”,听更多人讲述亲身经历,见证这段历史。

* 朱正先生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另版《两家争鸣》*

在上周节目里,我们听朱正先生谈他的“反右”专著《两家争鸣》(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另版《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成书经过。

朱正先生离休前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他在《新湖南报》社工作期间被打成“右派”,当时26岁。1979年,他被划的“右派”得到改正。今天请听朱正先生讲述他的人生经历。

*朱正:简要自介*

朱正:“我1931年出生。1949年长沙解放时我是中学生,考了新闻干部训练班,是《新湖南报》办的。当时《新湖南报》社长是李锐先生,就是后来写《庐山会议实录》的李锐。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不到一年,他调到中央。我在那个报社工作了六、七年,到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62年解除‘劳动教养’后,因为已经开除公职,就搞一点体力劳动维持生活。到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又把我抓去,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判有期徒刑三年。1973年刑满释放,又继续搞一点体力劳动。1979年‘右派’给我‘改正’了,恢复工作,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做编辑,一直到离休为止。如果说身份,现在还有一个就是作家协会的会员。有本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一套口述自传丛书,其中有我一本,还有萧乾、何满子……,我那本题目是《小书生大时代》,是我的口述自传,讲我一生的经历。”

*朱正:此生所显“不平凡”因时事弄人,碰上“倒运”事,《两家争鸣》受注意*

朱正:“我这一生非常平凡,是时事使我被弄得比较显得‘不平凡’——要去坐牢啊,这些事情……其实我从生到现在,一直没有什么功业可说,也没什么惊险。如果说我有些显得‘不平凡’,就是这些‘倒运’的事情让我碰上了。你要说精彩的东西,实在想不起我有什么精彩的东西可说。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写那些东西,例如我的第一本书,1956年出版的《鲁迅传略》,那书现在看来写得很糟糕、很肤浅,观点很浅薄,但后来我的观点有些进步了,又没有什么写。我写的书到现在为止出版的大概有十本还多一点。但是真正受到读者注意的,就是谈‘反右’这一本。之所以引起注意,我想是题材的尖锐性,是历史上一个重大题材,倒不是我做得多么好那个意思。”

*朱正:“两家争鸣”是毛泽东的话。李慎之说,是“一家独鸣”*

主持人:“您1957年被划成‘右派’,当时打‘右派’是怎么打的每个人不同,当初怎么动员、您又是怎么想,怎么提意见的?特别是您的书名是《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您什么时候听到‘百家争鸣’的说法,有没有什么期待?又是从什么时候看到是‘两家争鸣’?”

朱正:“‘两家争鸣’不是我看到的,是毛泽东说的,在他多次讲话,现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讲了这一点。他说,所谓百家争鸣,其实就是两家争鸣,就是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段话在我的书里引了。河南人民出版社那个编辑不知道这个出处,以为是我自己写的,就把这本书的书名改了。后来我告诉他这不是我讲的,是毛泽东讲的。李慎之先生说‘你这个书名其实不妥的,哪有两家争鸣呢,不是一家独鸣吗?就让他一家来说嘛!’我说‘这也是事实,连两家争鸣都没有’。”

*朱正:17岁参加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倒运”从“左倾”开始*

主持人:“您的人生经历中有‘劳动教养’,也有判刑,您讲还有体力劳动,主要是什么样的劳动?”

朱正:“我现在就来回答你这些问题。我看倒没什么‘精彩’,就讲我几次‘倒运’的故事给你听。第一次是这样。我在中学念书时,就喜欢读鲁迅的书,从鲁迅那儿得到我最初的政治观点。鲁迅是很坚定地反对国民党,赞成共产国际的那些宣传,接受并且引述那些观点。当时尽管我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但是我从鲁迅那里知道,这一定是好的,产生了我最早的观点,在学校里是一个很‘左倾’的学生。后来因为地下党在我们学校里活动,他们就让我参加了一个外围组织,我自己以为就参加革命了。一解放后我就进了训干班。”

主持人:“您参加这个外围组织的时候多大年纪?”

朱正:“17岁。所以我当时观点很‘左’的。到训干班分到报社去工作,对我工作也有些调动。比方说1950年到1952年那段时间我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我也干过广播的。”

主持人:“那您是我们前辈。”

朱正:“前辈谈不上(笑),就是在那儿工作。那时接管了国民党的湖南广播电台,当时还没有半导体,都是用真空管,是从国民党接收过来的,烧掉一个少一个,所以感到有些器材需要补充。正好是‘抗美援朝’时,美国人‘禁运’,有些无线电零件运不进来,于是我们台就去了一个领导,副台长、支部书记,到香港去采购了一批电台的器件。他在采购过程中就顺便……他那时正在谈恋爱还没结婚,是个年轻人,比我大几岁,他就买了一些手表啊、化妆品啊什么的就送给他的女友。这件事如果按我现在来说,是很正常很普通、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我很幼稚和左倾到了非常荒谬的程度,我认为他错了,不该这么做,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到《人民日报》去批评他。不但写了,我还自以为得意以为信写得很好,拿给同事去看,让大家签名,大概有七个人签了名。结果这下糟了,于是变成一个‘反党集团’了,而且是以我‘为首的反党集团’。
有了这么一件事以后,我就糟糕了,历次政治运动,我都脱不了干系。

*朱正:从“肃反”被肃的“老虎”,到“反右”被划的“右派”,受最重处分*

1952年我被开除团籍,调回《新湖南报》‘控制使用’。到1955年‘反胡风’,与我无关。接着是‘肃反运动’,于是我变成‘肃反’对象,肃了我一年,作了一年‘老虎’(当时叫‘打老虎’),什么‘反革命材料’也没有‘肃’出来。所以,到了1957年‘整风’的时候,我就提出‘肃反’肃我,是‘肃’对了,还是错了的问题。结果就说我攻击了‘肃反运动’,于是就变成‘右派分子’。当时主要是两条,一条是说我攻击了‘肃反运动’,我并没有攻击‘肃反运动’,我只是问‘肃我是肃对了还是错了?’;还有一个就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我和一些人谈起我对‘苏共二十大’很关心,这类材料当时看得很仔细。我就谈斯大林的错误,谈了一些,就说我攻击了斯大林。以这两条,我就是‘右派分子’,加上原来在广播电台的‘反领导’,于是我受的处分就是最重的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以上是“‘右派’沉浮录” :《两家争鸣》作者朱正访谈录的第一部分。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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