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回顾之四:农业学大寨与中国农业

寻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借助珍贵历史音响资料,再现当年场景和人们心境, 粗略勾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足迹。 本节目由“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首播:1999年10月2日)
2009-09-08
电邮
评论
Share
打印

 

 

历史回顾:四、 口号与中国:“农业学大寨”

——档案库节目回放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首次播出日期1999年10月2日)

*口号、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轮 *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现场音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现场录音,腰鼓声,歌曲“解放区的天”):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啊,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当人们打开记忆之门,回顾走过的道路,当年欢庆胜利的腰鼓声仿佛还响在耳边,记忆中那红旗飘舞,口号震天,歌声如潮的一波波、一幕幕,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轮,刻进了当代历史的长卷,留在人们记忆的深处。

在中国大陆这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与大量革命歌曲相伴而生的还有各个时期风行的‘革命口号’。

(插播:男生朗诵):
“我们的祖国光辉灿烂,
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
我们的时代,
一天等于二十年!”

一九九八年二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在北京出版了《口号与中国》一书,封底,写下这样的话:“每一个口号都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每一个口号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
读到这里,又让人想起那些与口号相伴而生的歌曲,特别是那些歌词本身就是口号的歌曲,想必也同样具有记录历史和人生的功能。
现在就让我们循着歌声和口号去追溯过往的年代,看看在歌声和口号背后的历史与人生,看看中国的昨天和今天。

(歌曲“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1964年毛泽东向全中国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上次节目,谈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家喻户晓的口号“工业学大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还有另一个尽人皆知、与“工业学大庆”整齐对幛的口号,是毛泽东1964年向全中国发出的“农业学大寨”号召。

*大寨农民企业家赵华晓先生忆当年的歌声*
(播放农民企业家赵华晓先生的歌声):
“学习大寨,赶大寨,
大寨红花遍地开。”

这位唱歌的人是今天大寨农民企业家赵华晓先生,他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唱起当时很多中国人都会唱的歌唱大寨的歌曲。

(赵华晓唱):
“一道道清河水,
一座座虎头山,
大寨就在那个山下边。
七沟八梁一面坡,
层层梯田绕山转,......”

*郭凤莲、赵华晓忆当年:苦干实干改造自然,吃冰碴饭,棒子面,冬天没蔬菜*
大寨位于晋中地区的山西省昔阳县,这个村子处于石灰质的土石山区,土壤贫瘠,水源缺乏,自然条件很差。五、六十年代只有六、七十户人家的大寨村农民,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下,艰苦奋斗,修山改土。

当年大寨“铁姑娘”,如今的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的回忆说:“中国人都是很穷的,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我们自己动手来改造大自然,那是很不容易的呀。回想起来当时吃不饱、穿不暖的,现在也不想多回忆了,因为太苦了。”

生长在大寨的农民赵华晓,回忆他童年时的大寨和当年的大寨精神。
赵华晓:“在我记忆的大寨,还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大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老一辈苦干实干,改造自然的那种精神。每天在地里吃两顿饭,中间为了修梯田,就在地里吃冰碴饭。当年的生活不怎么样,到冬季我们这儿几乎没有新鲜蔬菜,吃的就是棒子面。

主持人:“请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赵华晓:“一九七八年吧。”

*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起*
“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向全国发出的号召。大寨这个只有六、七十户的小村子,是怎样成为当时中国农村学习的榜样呢?话还要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立说起。

(插播歌曲“毛主席来到咱农庄”):
“麦苗青来,菜花黄,
毛主席来的了咱们农庄
千家万户齐欢笑,
好像那春雷响四方。......”

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在全国“大跃进”高潮中先后视察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在与山东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新华社发表了这一谈话,于是全国各地相继出现成立“人民公社”的热潮。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当时的口号是:“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继续播歌曲“毛主席来到咱农庄”):
“主席的话儿像太阳,
说得咱心里亮堂堂,
主席对咱微微笑,
劳动的热情高万丈。
鼓足干劲‘大跃进’,
齐心建设咱新农庄......”

*农民薛先生:“大跃进”时期河南农村经历*
今天,很多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还清楚地记得在“大跃进”时期的农村,自己所经历的事情。
“大跃进”时期在河南家乡的农民薛先生说:“哎呀!那时候吃大锅饭,集中干活,就那几年搞穷了,把社员搞苦了。
刮‘共产风’,几百口子人在一块地里干活。‘呜呜呜’一下子跟风一样上这地里干去了,干完之后又上那个村去干活。浪费时间,大家都瞎糊弄,越糊弄越不行。那时候,老百姓生活挺苦,吃不饱,后来又吃‘大锅饭’,更不行。喝那‘照人汤’(稀得能照见人影),人都瘦得够呛,一点劲都没有。牲口饿死了不少。
本来玉米苗长了有两扎高了,刮‘共产风’叫薅掉,栽地瓜。那时候老百姓算个啥?老百姓怎么说——
‘拥护地里满天星,反对地里一窝蜂,水利化带来盐碱化,生产瞎指挥。’ 那时确实是这情况。
牲口集中饲养,几个村的牲口都搁一个地方饲养,能喂好吗?地里连草都不长了,有啥草喂牛喂牲口?老百姓人心都散了。”

*毛泽东不相信“大跃进”失败,重视集体经济的“成就典型”*
紧接着“大跃进”之后的是三年大饥馑。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丁抒博士说:“中国在‘三年大饥荒中’至少饿死了三千万人”。

据《口号与中国》一书记载,“三年大饥荒”使不少人对人民公社失去信心,对此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他不相信“大跃进”、“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失败,因此,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成就和典型极为重视,一九六四年大寨的事迹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认为,大寨经验证明,人民公社制度优越无比。

曾经参与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现在台湾淡江大学任教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阮铭先生,对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提出“农业学大寨”口号的背景,做了一些分析。

阮铭先生说:“毛泽东提倡学大寨,还是从他的一个基本思想,农业、工业上要求作为‘一大二公’,大寨就是这么一个典型。‘三年困难’以后,一般农村里的生产规模都缩小了,以生产队为基础。大寨当时属于比较突出的典型,它是以生产大队核算的。”

*阮铭先生:国家投入很多资金,把大寨弄得很假,学大寨造成全国性灾难*
阮铭先生认为:“陈永贵开始的时侯还是比较努力的,他们在灾后重建的时候修梯田,确实修得很好。开始是艰苦奋斗的事迹,当时大寨农民确实表现非常好。
但是,后来人为地把大寨作为全国的典型,实际上投入了很多国家的资金,把它弄得很假。全国穿流不断地去参观,大家都要学大寨,而且大家都要种粮食,都要修梯田。
后来一直推广到海南岛也要学大寨,原来人家种果树,都要变成种粮食,那里根本不适合种粮食。
山区都要搞梯田,把绿化的树木都砍伐掉。后来实际上造成了全国性的灾难,对全国的生产力的破坏是很厉害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很厉害。”

*毛泽东逝世,中国农民和各阶层命运发生重大转折*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大寨人的命运随着“农业学大寨”口号倡导者的逝世而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大陆农民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命运也随着最高统治者毛泽东的逝世而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插播歌曲“祝酒歌”):
“美酒飘香,歌声飞,
朋友啊请你干一杯,
请你干一杯。
胜利的十月永难忘,
杯中撒满幸福泪。......”

*阮铭先生: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有责任;如果制度不改,别人也会犯错误*
曾经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阮铭先生,对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大陆所发生的变革作了一些分析。
阮铭先生认为:“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有责任,但是更根本的,决定性的问题是制度,如果制度不改,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犯错误,别人也会犯错误。
邓小平当年出来的时候还没有权力,他开始掌握权力是要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过程中间也是因为民众的要求,民众的愿望就是要改变毛泽东的文革的路线,包括像农村里的‘包产到户’,到后来的所谓‘特区’。。。一开始不叫特区,只是一些来料加工。
据我的了解和接触,都是从下面开始的。有一个说法称邓小平是‘改革的设计师’,邓小平自己也讲过,并不是他设计的。
像‘包产到户’,一开始就是安徽的农村搞起来的,是安徽一个生产队,开始决定要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过去毛泽东讲过是修正主义的。所以,这些村民就立下字据。”

*严俊昌先生:要饭,饿死人的安徽凤阳我们小岗村*
一九七七年底在中国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安徽凤阳小岗村贫苦农民的这个悲壮的、永载史册的故事,让我们听当事人自己来讲吧。
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带头人,村长严俊昌是一位在村里很有威望的农民。
严俊昌先生说:“我是队长,我们村那时吃粮靠国家,要饭的常年不断,有些人确实饿得不行。我们的政策缺乏一点真理。集体生产搞不好;靠国家,这个收入达到多少也是空喊。 结果造成我们人民说大话。
从五八年、五九年、六零年小岗村就饿死了六十七人,死绝的有六户。我们仍然还在受饥饿,我们十八户有八家无粮,就靠去讨饭度日,有的不会讨饭,就饿死在家里。”

(插播歌曲“凤阳花鼓”):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买骡马,
小户人家卖儿郎。
吾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严俊昌先生:我就是牺牲也要救活大家的命,按手印、发誓,分开种地*
严俊昌先生回忆自己所在的小岗村到七十年代的状况:“老年人不能出去要饭,饿得在家里腰都直不起来,小便都夹不住。我实在看得不忍心。
我认为,当干部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能两头讨巧。我作生产队长往往觉都睡不着,老年人饿得这样,小孩饿成这样,叫他吃什么呢?吃树叶子,吃芋头,脸都吃得肿胖胖的。。。
这是我深深的感受,自己就是牺牲也要救活大家的命。”
冒着风险带领大家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严俊昌说:“最后我考虑,怎么救活我们小岗村人的生命?要想救出来,大家只有分田到户,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政策不允——‘社会主义的车轮是往前滚的’,而不会随便能拉倒车,那是犯法的。
可我想,管它往前滚往后滚,只要能滚饱肚子,只要能救活小岗人的生命,我们就分田到户,肯定是‘现行反革命’,我们随时随地会去坐牢杀头。
当时在这种环境下,我召集了十八户,按了十八个手印。大家决定,我们靠国家是靠不住的,已经饿死了这么多,干部要倒霉怎么办?干部真正坐牢,我们就去送牢饭,也可能杀头或枪毙。
大家认为,如果真正走到这一步,我们也不孬种,你为了救活了我们的命,我们保证养活你干部的小孩到十八岁。十八户订的这个协议,我很受感动。我认为,我死也是值得的。
就这样大家都按了手印,也是保密的,大家当时发誓,如果那个讲出去,不是个娘养的。这样,我们在一九七七年底就分开地了,一九七八年正、二月大家按的手印。”

*严俊昌先生:小岗村“包产到户”得到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
主持人:严俊昌先生说,几经周折历险之后,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得到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

严俊昌:“我说‘万书记啊,你也不给我红头文件,你走了地方上要治我怎么办?我要被逮去,我还上哪里能找到你万里呢?’当时万里说‘不错。我没有文件给你。但是,人家要找你麻烦,你就这样讲,我这个办法能解决吃饱肚子,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如果你的办法比我的办法强,我就学你的,如果你想还不出好办法,你来学我的’。
那年打场完了之后,当年我们就收粮十八万斤,卖余粮六万斤,油料卖了三万斤。从目前来讲,小岗人吃的是余粮,烧的是陈柴,家家住的都是瓦房。过去是人拉犁,现在我们小岗生产是半机械化。”

(插播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常流淌,
一片冬麦,一片高粱......”

*“包产到户”普遍推行,极大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
“‘包产到户’,也就是‘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大陆的普遍推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最终,把在长达二十多年里被无数次歌颂的毛泽东的人民公社送进了坟墓。”

(插播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
“公社是棵常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牽着瓜,......”

*赵华晓先生:“承包到户”是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人民公社解体多年之后的大寨,一家村办企业负责人,从小生长在大寨的赵华晓先生谈到最初实行承包制的心情和今天的生活感受。
赵华晓先生说:“那是一九八一年吧,作为我们农民来讲,主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概念不清。觉得‘承包到户’好像就是资本主义,没有理解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当时都是集体化,一下子分到个人,那不是跟旧社会一样了吗?
但是,现在看来这‘承包到户’还是对的。我的家庭现在农业这块儿,还有土地种。我们都在村办企业,所以增加了经济收入。我的生活水平现在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鲜蔬菜,这是以前没有的。”

*大寨铁姑娘郭凤莲:当年的老英雄们,今天大寨人的生活*
现在我们请当年大寨的“铁姑娘”,今日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谈谈今日的大寨。她先提到几位现在还健在的,当年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大寨老英雄:“现在健在的还有三个人:宋立英,老妇女主任;副书记梁卞良,那时候称他为“铁肩膀”;还有一位是管民兵工作的。他们都是七十多岁了,身体还挺好。陈永贵不在了,队长贾承让也不在了,贾进才也不在了”。

谈到“承包到户”以来,大寨的发展,郭凤莲说:“八十年代大寨也有所发展,但是,没有九十年代的步子大。现在大寨的生活也满好的,人均年纯收入三千元。这个企业还挺好的,我们在八三年就已经分田了。

主持人:“大寨人感到‘承包到户’对大寨的农业发展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
郭凤莲:“现在已经习惯了,一样”。

主持人:“从改革开发以来,这个农业政策的变化,您自己的感受如何?”
郭凤莲:“我感到还可以吧。”

主持人:“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你们有没有什么感受?”
郭凤莲:“不良风气慢慢纠正吧,都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那个咱们就不要多讲了吧,我讲不清楚”。

*中国大陆农民分化成几个阶层*
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一书序言中谈到,中国大陆农民已分化成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村智力劳动者、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和外聘工人等几个阶层。

江苏永钢集团董事长吴栋材先生就是一位农民出身的企业家。
吴栋材先生说:“我们江苏永钢集团的前身是一个村办企业,原来我们这个村在一九七八年之前是一个贫困村,而且是一个小村。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人均分配在六十八块钱一年。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搞副业,后来搞工业,一九八四年办了一个轧钢厂,目前我们这个轧钢厂是中国境内罗纹钢生产的尖子,除了首钢以外,第二就是我们。今年的销售大概在二十五亿元左右,利税超过一个亿。乡镇企业办起来以后,农民得益是最大的。

(插播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们的理想,
在希望的田野上,
禾苗在春风里茁壮成长......”

*严俊昌先生又发出新倡议:突破一家一户耕作模式*
就在很多人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大唱赞歌的时候,当年冒险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村长、现在的凤阳县农委副主任、小溪河镇主任严俊昌谈到目前农业存在的问题和他的忧虑。
严俊昌先生认为:“我们就是靠土地,国家粮价如果高一点,农民收入就高,如果粮价低,收入就低,靠国家怎么样来调控吧。粮价,稻子六毛钱一斤还能将就,小麦要六、七毛钱一斤还能将就,如果再要下降,种粮食恐怕只能保本”。

严俊昌还特别提到农民“卖粮难”问题。他说:“小岗是知名度高,小岗生的粮食卖掉了,但是其他粮食要卖掉很困难。虽然上面给了保护价,但保不住呀!粮站没有那么多钱,口头上收粮食,实际上不收粮食,农民把粮食拉来拉去,受了不少罪,终究还是卖不掉。如果国家不拿出果断措施,农民的积极性可能要下降。”

在提出了以上预警性的建议之后,严俊昌这位当年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勇敢的中国农民,现在又发出了在土地上进行新改革的倡议,而他所倡导的,恰恰是突破他二十多年前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的一家一户的耕作模式。

严俊昌说:“我认为,中国一定要像外国学习,外国有人种几千亩地,还有旅游时间。要想在农村真正走向小康富裕道路,在土地上面可能还要来第二次的改革,一家一户干必然有劳动力的浪费。土地要整平,小田要变成大田,全面机械化,把劳动力省出来,搞好企业。如果还抱着一家一户种下去,我认为没有什么大的希望。”

*国营农场大农业向农村看齐,一刀切“包产到户”之后*
二十多年前具有前瞻性眼光的严俊昌,今天所说的一席话到底有多重的分量呢?
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六、七十年代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在向农村看齐,一刀切实行“包产到户”二十多年之后的境况。

老职工于女士:现在种地负担重,种地不挣钱,谁还敢种?——
农场老职工于女士:“一亩地的投资,种子、化肥和机械作业费就要三百块钱,现在种一亩地要赔二、三十块钱,地钱涨价了,粮食掉价了。
从春节到现在,我们才开了三个月的支,地价涨得太高。现在哪个当官的不是月薪五、六百块钱,不增加费用啊?开支大了,什么都出在地价里。原来连场长。。。谁坐小车?现在连副职干部都坐小车。现在种地的负担挺重,这个摊子不好收,就这样种地不挣钱,谁还敢种啊?

年轻职工谭女士:卖粮难——
我们再来听听农场年轻职工谭女士谈他们那里的卖粮难。她说:“农民手中的粮食现在都在大囤子、小囤子穴着,到冬天,到明年,如果粮价还起不来,明年还得种地,就得低价卖出去。”

农场干部马先生:转业到农场四十多年,卖了粮食付不清三角债——
下一位接受采访的是一九五八年进军北大荒的十万转业官兵中的一员,马先生。他是农场的中层干部。
马先生说:“一九五八年时候,是毛主席统一号召,经过领导批准,党团员带头来到北大荒。在国营农场呆了四十多年到现在,孩子现在都大了,有的娶个媳妇都困难。
战友啊、朋友啊过年过节聚到一块儿就说这些事。现在看来农业种粮不太行,工业也不很行。一部分职工家庭生活也很不好,在农场是普遍的,一般都欠到一万来块钱。”       

*访当年知青夫妇:当年我们付出的努力好像都付之东流了*
就在北大荒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共有二百二十万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杭州等各地的知识青年,和在全国农村的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一样,在上山下乡中付出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北大荒的一部分国营农场曾经一度被编制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插播歌曲“兵团战士之歌”):
“兵团战士胸有朝阳,
胸有朝阳。
屯垦戍边,披荆斩棘,
战斗在边疆。
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茁壮成长,
祖国大地山山水水,充满了阳光......”

前不久,返回城市多年的老知青们组成“回访团”,携儿带女,旧地重游。他们又有哪些感想呢?请听在北京从事企业管理的一对夫妇徐女士和刘先生的谈话。

徐女士:“北大荒变化不大,而且比以前我感觉是破落了。我们刚一去就觉得挺凄凉,老职工见了我们就哭,他们说,你们在这儿受了这么多苦,现在我们的孩子都没有你们当年那么能吃苦。
我在北大荒呆了十年呢!那儿的情况这几年不是很好,老百姓连有线电视都没有,安不起。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回来以后,给他们凑了十万块钱,给他们装了有线电视。看着人很亲,地也很亲切,但是我们心里很不好受。
后来,我们直跟队长说‘我们回去赞助你们一套电视设备,你一定要让老百姓能看得上’。我们就怕他们这些干部给占了。
这次我们带儿子去了北大荒。儿子刚一去不理解,我们想让他受受教育。他一看,呀,挺荒芜的。他说:‘这就是你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啊?这有什么呀?’
后来,我们在那儿呆了一周,他有感触了,他说:‘你们把青春都献给这儿了,现在你们再献什么都不过分了。’
我们现在都是五十岁的人了,等于我们这一辈子都为这个社会主义拼命。现在(在北京),我们三口人,一间小平房,儿子十九岁,上大学,我们睡吊床。”

刘先生:“唉!这次回北大荒看看,确实不像想像中的那么好。主要是人心的那种涣散,挺不得了。我还有这么一种感觉,当初那么玩命建设北大荒,结果,现在北大荒成这样了,当年我们付出的那些努力好像都付之东流了似的。”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 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首次播出日期1999年10月2日。

 

 

 

 

 

 

 

 

完整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