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回顾: 八. 五星红旗下非正常死亡者名单——档案库节目回放

寻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借助珍贵历史音响资料,再现当年场景和人们心境,粗略勾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足迹。本节目由“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首播:1999年10月30日)
2009-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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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红旗、歌声和口号一起刻进历史长卷的至少三千两百万非正常死亡者名单 *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现场音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现场录音,腰鼓声,歌曲“解放区的天”):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啊,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而今,当人们打开记忆之门,回顾走过的道路,当年欢庆胜利的腰鼓声仿佛还响在耳边,记忆中那红旗飘舞,口号震天,歌声如潮的一波波、一幕幕,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轮,刻进了当代历史的长卷,留在人们记忆的深处。

随着那红旗、口号和歌声一起刻进历史长卷的,还有一份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者名单。

据来自多方面的专家研究报告,这是一份记载着至少三千两百万无辜者姓名的长长的死亡名单。其中尤其以死于‘大跃进’的‘大饥荒’和死于‘文化大革命’的人为最多。

*阮铭先生:“三年大饥荒”和“文革”是毛泽东生前对老百姓损害最大的时期*

曾经参与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现在台湾淡江大学任教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阮铭先生认为,“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生前对老百姓损害最大的时期。

阮铭先生表示:“这在历史上是不可以原谅的。大饥荒主要是饿死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中最根本的就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到现在,饿死人的统计数字中共也没有公布,目前估计有两、三千万人,当然也有估计到四千多万的。

文化大革命不但牺牲了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实际上牺牲更多的是老百姓,特别是一九六八年的武斗,牺牲了多少老百姓!”

*官方的说法*

主持人:“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口号与中国》一书中说:“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出生人口共有四千万”。

*丁抒博士:“大跃进”的“大饥荒”究竟饿死多少人,难以准确计算*

现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授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著有《阳谋》和《人祸》两部书的丁抒博士公布了有关“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中国大陆饿死人数的研究报告。

丁抒先生说:“‘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真实的死亡人数很难准确计算,因为当时在死亡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普遍现象。那时候,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本地区饿死人的情况。下属向他请示‘饿死人的数字是不是可以少报一点?’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告,结果不但受到了上面的表扬,而且死人的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因而各省上报国家统计局的死亡数字,已经是缩了水的。

当时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贾启允说:‘全国各级统计部门都在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下工作,统计数字直接受到各级党政领导人主观随意性影响,计划部门可以修改统计数字,统计数字很难搞得准确。’”

*丁抒博士:几个饿死人较多的省份、地区*

安徽省——
丁抒教授谈到当时几个饿死人较多的省份。他说:“安徽作家张万舒曾经这样记述‘一九六零年,虽然风调雨顺,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个县一九六一年的统计,共减少了四十多万人。’

一九九零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人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其中有一个人民公社,每三个人中就死了两个。’

一九五八年九月,毛泽东视察安徽的时候,曾经对无为县最早实行‘供给制’大加夸奖,可是就在一年以后,无为县竟成了人间地狱,该县饿死约二十万人。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一九六零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中就死了一个。北京大学现在一位教授当时在全椒中学读书,一九九五年他对友人回忆道‘我一九六零年上初中时,是在县城上学,每月有三十斤口粮,而我的养父母在我上初中时都饿死了。我家所在的村是个大村子,村里至少饿死了三分之一。我的同龄伙伴,没在县城上学的,差不多都不在了。’

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凡是在县城里上中学的,都有定量的口粮,所以饿不死,而没有上学在村里的,差不多都饿死了。这位教授还说‘我上中学的时候,路边全是死人,有的还有气,没人管,有的村人都死光了。’

甘肃省——
一九八六年时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
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实际上,甘肃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一百三十万,接近二百万。

河南省、山东省——

当时,河南有几个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但这与各县分别披露的数字不符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饿死了四千人。六个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接近五十万人。而在信阳地区,这样的县、市还有九个。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到信阳。调查五个月以后,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

山东的情形与河南差不多,饿死人在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之间。

贵州省——
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因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遵义开会,毛泽东得到了领导权而闻名。但是,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以后,遵义地区却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地饿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绝,成堆成堆地埋人。遵义县仅仅在一九六零年内就死了七万一千八百多人。

一九六零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一听说,立即下令收回,可是晚了一步。结果,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四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曾经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七月三日,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当李景膺亲自去遵义处理遵义事件时,只是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遵义党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省计委副主任。”

四川省——
丁抒先生说:“‘天府之国’四川死人最多。四川是‘大跃进’人祸危害最烈、灾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的时候,曾经兴致勃勃地驱车到莲花村和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清水秀呦’。拜都江堰所赐,灌县两千年来一直旱涝保收,就在这个从来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有四万人饿死,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曾经视察过郫县红光合作社。‘红光社,开红花,毛主席到了我们的家...’这是当时郫县乃至全四川的学童都得会背诵的歌谣。可是两年以后,就是这个红光社,人口竟减少了一千二百四十五人!占该社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多少唱过《毛主席到了我们家》的学童,成了毛泽东人祸的牺牲品,活活被饿死!

一九五九年曾经宣布粮食要平均亩产万斤的富顺县,饿死十万余人,每七个人中就死了一个。长江三峡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每六个半人中就饿死一个人。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中就死了一个。四川荣县六十万人口,有四分之一饿死在那场空前的大饥荒中...

全国的人口,四川第一,非正常死亡人口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省份。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一十万,每九个人中就死一个。

广西壮族自治区—— 
‘鱼米之乡’一样饿死人。一九五八年曾经放出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全国头号‘高产卫星’的环江县,一九六零年饿死了三万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居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在街上有人公开买卖人肉!

江苏省——
从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在石臼湖与固城湖之间,有一个很富庶的高淳县。从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起,高淳就已发生了严重的饿死人事件,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自赴高澄进行调查,回到南京以后,他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

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老家在长江北边的江都县,就在这个富庶的水乡,三年间饿死了三万八千四百人。江苏北面的高邮县,饿死了三万七千多人,其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全国到处饿死人,哪个省都不例外。

黑龙江省——
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当时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水利部副部长李锐,在虎林县兴华村劳动。据他回忆,一九六零年秋收前后,村中就开始死人。他说‘有一个同我一起驾牛车拉草回来的老汉,第二天没有起来,躺在炕上走了。一个同我很谈得来的老头,去世前只说‘我想喝一碗稠稀饭’。一九六一年年初,我离开兴华村时,村中已经饿死了二、三十人。’

北京通县——
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郊区农民是被牺牲的一群。从天安门前的长安街向东,出了城就是通县,县委第一书记刘柘事后这样承认说‘当时,通县的大镇永乐店有‘三多’,坟头多,坟上白纸钱多,穿白鞋的多。’”

*引用历年学者公布的数字*

丁抒教授还引用了历年来学者们公布的几个数字:“首次提及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字’的是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书上说,当时‘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刊登了一篇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公布了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为依据分析的结果——‘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人’。

一九九六年英国记者贝克出版的《饿鬼》这本书里说,中国当时‘至少有三千万人饥饿致死’”。

丁抒博士说:“一九九一年,我曾经估算过中国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两千四百七十万。最近,我又根据中国政府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重新作了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三年大饥荒’中至少饿死了三千万人。”

*王友琴博士:文革“红八月”北京市被活活打死的至少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主持人:“除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以外,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集中的又一个高峰。

根据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友琴博士的研究,一九六六年在以红卫兵制造的以红色恐怖为特征的“红八月”里,仅北京市被活活打死的至少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王友琴博士说:“根据当时内部的报告,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底,在北京被打死的人是一千七百七十二人。有人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比这个要大。打死人最高峰时期是在毛泽东第一次和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之间,也就是在八月十八日到八月三十一日之间。”

*王友琴博士:记住无辜被害者的名字,为了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生命*

打死人这样的行为不仅在北京发生,也在外省发生,正是因为这些死者是普通人,是无辜者,所以记住他们的名字,表示我们对每个人生命价值的尊重,也是为了让我们每个活着的生命能够得到平等的保护。

巴金先生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可是,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博物馆有实际动工的可能。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白纸黑字地把这些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写下来。”

*丁抒博士:文革“红色恐怖”,死亡人数最集中的第一个时期*

关于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丁抒博士认为,至少两百万。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是死亡人数最集中的第一个时期。

丁抒先生说:“文革中死人,有几个高潮。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从六月份到八月份,伴随着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黑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来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棒和皮带。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杀的,应该不下十万人。

*丁抒博士:中国史、世界史上空前的自杀高峰*

更多的人自杀了。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还从不曾有过如此多的人在那么大的范围内,用那么多的法子结束自己的生命。

八月二十四日,作家老舍在(北京)太平湖投水自杀。接着,许多人选择在太平湖了结自己。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太平湖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估计文革初期全国自杀的人数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

*丁抒博士:文革‘武斗’,文革非正常死亡第二波高峰*

武斗,有的得到军队支持,有的引起当地军队镇压——

丁抒教授说:“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的‘武斗’,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有的地方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引起当地军队的镇压,造成大批伤亡。武斗需要武器,许多情况是在军队支持下明抢暗送,半送半夺,或者干脆就开放兵器库任意拿。

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军队发枪支持武斗——

这一切,毛泽东是知道的。所以,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时候对客人解释说‘武斗,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周恩来在旁边解释‘名义是抢枪,实际上是发枪。’

“文革”武斗虐杀俘虏——

虐待俘虏是文革中武斗的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分是被虐杀的战俘。比如,河北雄县三十八军支持的那一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面。攻克对方据点后,将妇孺用铁丝串起来,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从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

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乱杀俘虏二百八十六人,包括用长矛杀戮,用刀砍,用石头砸,用枪打,以及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自己炸死。安康县甚至在一次审讯中活埋了十三个人。

武斗使人变野蛮,视人命如草芥——

武斗使人变野蛮,视人命如草芥。四川内江市竟然有人因为与人交换毛主席像章而发生争执,拉响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二人,炸伤四十九人。

两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该在三十万以上。”

*丁抒博士:清理阶级队伍——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

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县有一百人死于“清理阶级队伍”——

丁抒博士认为:“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有一百多人死于‘清理阶级队伍’。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几个大案子,每个案子都死了相当多的人。

内蒙抓“内人党”——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和关押,其中四分之三是蒙古族人。因为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被整死的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

江西省万年县“群众专政指挥部”酷刑——

按照毛泽东‘专政是群众专政’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所谓‘群众专政指挥部’。以江西万年县为例,‘群众专政指挥部’所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坐喷气式、铜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袄、太阳曝晒等数十种。

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蔑为现行反革命,被揪出来,用电击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

据县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整死的人数多于武斗和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粗略估计,死于‘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人数应当在五十万以上。”

*丁抒博士“一打三反”——文革期间另一个死人高潮*

错判死刑最突出——

丁抒博士又谈到文革‘一打三反’运动中的非正常死亡者。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一打’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三反’是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

丁抒先生认为:“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另一个文革期间死人的高潮,是当局所谓‘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高潮,也是文革十年间官方杀人的集中期。所以,文革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九七零年代‘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的七十人中,一九七零年判处的就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零年判处的就有二十二人。

枪决“反革命分子”之前使其发不出声音——

枪决‘反革命分子’之前,使反‘革命分子’发不出声音的作法在全国大行其道。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为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枪毙,在押往刑场前,他的喉管被割断。

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之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的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音来。当局在枪毙辽宁省女干部张志新前,也割断了她的喉管。

狱中晨四点拉铃,放“样板戏”,用手点人拉去杀——

据被诬为‘里通外国’的画家韩美林回忆他当时在安徽淮南市,监狱中一杀人,就清晨四点钟拉铃,然后几个高音喇叭同时播放样板戏,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他们用手一个个点:‘你!’,‘你!’,‘你!’,而后是惊天动地人的哭叫,随着是一阵慑人魂魄的枪声。

文革期间三场运动非正常死亡数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

‘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这三场运动,一个连着一个,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群众被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

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二百万,或许高达三百万——

以上谈的仅仅是文革中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概而论之,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在二百万,或许高达三百万。”

*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枪声和流血*

主持人:“以上访谈谈到的仅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集中的几个时期的情况。
各个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虽然背景不同,都不会被历史遗忘。”

(录音,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里,六月四日凌晨,北京街头,戒严部队射杀民众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女)“快,快,板车!”“救——护——车!”(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的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三千两百万无辜死难者名单和至今不能被公开追思悼念的人们* 

据到目前为止的各方面专家研究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非正常死亡统计是一份至少写有三千两百万无辜者姓名的长长的死亡名单。其中相当多的人在他们含冤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甚至至今,被剥夺了受到人们公开哀悼的权利。

值此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之际,当喧嚣的锣鼓声又一次响过之后,让以下的一分钟哀乐,带着海内外一切愿意直面历史的人们的心,在同一时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在所知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的三千两百万以上无辜者,寄予一份追思。

(播放哀乐一分钟)

(播放歌曲“江河万古流”):
(男声)“长江流,黄河流,
滔滔岁月无尽头。
天下兴亡多少事,
茫茫我神州。

情悠悠,思悠悠,
炎黄子孙志未酬。
中华自有雄魂在,
江河万古流。”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首次播出日期199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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