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悼念与访谈回放 - 1. 回放:方励之夫妇谈人生经历(一)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2,04,10)
201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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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76岁的方励之教授在美国家中猝然逝世*
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当代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方励之先生,于2012年4月6日在美国家中猝然去世,享年76岁。
 
*方励之的一生:研究科学,倡导民主*
方励之1936年生于北京,12岁加入中共地下外围组织,当时就读于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方励之先生经历了中国当代几次政治运动,一生经历坎坷。
1987年春,他在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当时中共的决策者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
1988年秋,方励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也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
1989年1月6日,他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建议该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
由于他在1989年民运期间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妻子李淑娴支持学生诉求,“六四”的第二天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6月1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理由指他们夫妇“煽动王丹等学运学生搞动乱”。他们在使馆滞留一年后,乘美国军用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到美国。
方励之先生赴美后,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方向为天体物理学与宇宙学,直到逝世前仍处于学术活跃状态,每年皆有若干学术论文发表。2010年,因他在宇宙学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学方面的重要工作,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他曾在美国担任‘中国人权’理事会共同主席。
 
*纪念方励之先生,回放十三年前访谈*
13年前的1999年4月,方励之夫妇曾经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我的采访,谈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为纪念方励之先生,回放这一节目上、下两集。
 
先请听第一集。方励之先生从他自己的早年经历谈起。 
 
*方励之:少年时入读北京四中,对无线电、旅行有兴趣*
方励之:“我的父亲在铁路上做事,是个职员。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小学、中学、大学都在北京。念书时是中国战乱时期,‘抗战’,或是‘解放战争’。但是我自己的生活相对而言相当平稳。从四、五岁开始上学,直到大学毕业。”
 
方励之中学在北京四中就读,这是一所非常好的中学。他说“老师们大都毕业于清华北大,讲课挥洒自如,学生受益匪浅。”
 
方励之:“他们讲课、思考问题不是局限于书本上,我受益不少。
我从小比较有兴趣做收音机。抗战胜利,我还不到十岁,美军和日军在北京卖很多破旧的无线电零件,我经常去买,自己装收音机。在四中上学,母亲给我点钱,让我自己出去买东西吃。有时候这钱也不吃饭用,就去买零件。我觉得这对我后来慢慢走上物理,大概是很有影响。
我父母是杭州人,父亲念过大学,到现在还有印象他的一句话是‘一个人要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很鼓励我们到处去走。我和我哥哥暑假坐上火车就走,因为父亲在铁路上做事,坐火车不要钱。十一、二岁时到处去跑,对我打开眼界很有帮助。那时很多家庭不让这么小的小孩出去。我十岁进中学,十六岁进大学。”
 
*方励之:在校看到警察打学生,12岁加入中共地下外围组织*
方励之说:“在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前,我已加入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是初中时。”
 
主持人:“那时您多大年纪?”
方励之:“十二岁。是内战时期,四中是学生运动在中学里的一个中心。有一次,北京‘5.22’事件,原来是‘5.20’学生到南京中央政府请愿被打。这些学生有的到北京来讲这情况,在四中讲。何鲁丽的父亲叫何思源,是市长,派警察把四中包围,冲进校园。警察冲进礼堂,揪出一些学生痛打,打得头破血流,我看到了。这时我比较亲近进步学生,他们介绍我加入他们的组织。解放前夕,看到很多解放区出版物。”
 
主持人:“您那时参加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名称是什么?”
方励之:“是‘中国民主青年联盟’。1949年 ‘民联’ (简称)的成员都转成‘青年团’。我是最早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1949年5月第一次成立大会,我参加了,当时13岁。”
 
 
*方励之:1952年进北大学科学,1955年入共产党争民主*
方励之:“1952年考进北京大学,到了大学,1955年我参加共产党。高一到高二,我最有兴趣的是物理,到高三时,我自己学的物理,比学校教的多得多,所以我就报的北大物理系,也就考上了。
那时对共产党很信任,进步学生都是争取民主,争取言论自由,学科学当然也是要民主自由,没有感觉到这里面有什么是两回事。对北大印象最深是民主和科学,这个精神非常非常清楚,这一影响终生受益。
大学上了四年。1953年朝鲜停战,一直到我们1956年毕业,没有什么大运动,除了一个“肃反”。那段时间对我来说,也是个黄金时期。
我原来的兴趣是理论物理,后来因为中国要发展核武器,最后一年专业方向不是理论物理,而是学的原子核物理,毕业后立即就分到研究所。”
 
*方励之:动荡开始  ;“同案”李淑娴:自幼动荡*
方励之被分到核反应堆研究所,他说“刚刚工作一年,就开始动荡”。
 
方励之:“中国开始动荡,我自己的生活也开始动荡。研究,五七年‘反右’我被捲入,和李淑娴当时被卷进同一个案子。”
 
李淑娴说:“是同案犯。”
方励之:“我们同班。1952年大学同班,而且同一个小班。”
 
李淑娴说:“我的家庭和他不太一样,从小生活比较动荡。因为父亲学医,同济大学毕业,学校要把他送到德国留学,后来战争(二次大战)爆发,他很爱国,不给德国人干事情。他当时地位很好,在宝隆医院,也就是赴德留学生的先修班。当时他放弃这个职位,参加了救死扶伤。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战,他随医院开到前线救死扶伤。父亲(在事故中)突然死掉,母亲非常年轻,就依附在我伯父附近,租了一间房子。
伯父在自由炼钢厂做总务工作,我就以这个身份进了子弟小学。自由炼钢厂当时收罗了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很有知识的人,所以整个小学受的教育非常好。
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有能力的人,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女孩子并不比男孩子弱’。所以尽管非常艰难,有时要变卖父亲的东西,变卖母亲看着非常珍贵的东西,让我们上学。”
 
*李淑娴:考进同济中学——上海民主小堡垒,参加“读书会”迎解放*
李淑娴:“我初中毕业时,和姐姐拿着小包到上海考学校。因为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们孩子里至少有一个要继承爸爸的事业,要学医,所以还要找到同济大学去。
我考取了同济大学附中,即同济中学,是上海唯一一个独立的中学。它有助学金,考进去就可以不交钱,吃饭也不交钱。同济中学还是上海有名的民主小堡垒,非常受同济大学影响,很多学生运动都卷进去了。
全校初高中同学里我最小,大家都很爱护我,而且我很穷。进步同学对我非常好,当时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他们都是地下党员。我当时也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围的‘读书会’。同济中学有很多公开活动,例如可以公开唱‘我们的队伍来了’,等于是迎接解放。
 
(李淑娴唱)
           “我们的队伍来了,
            我们的队伍来了,
            浩浩荡荡饮马长江,
            我们的队伍来了。
           
            排江蹈海勇敢向前进,
           不管你的长江宽又深,
            不怕你的刀枪密如林,
            我们的队伍要冲破波浪横扫千里…”
 
李淑娴:“很明确就是要过长江了。也唱‘山那边呀好地方’,其实就是唱解放区。自己无形中就非常接近一些进步同学,而且对当时揭露出来的国民党的贪污、金圆券事件,都非常气愤。
解放时我那么小,而且在上海孤身一人,就住在一个现在知道是地下党人的家里。直到看见解放军进城,我非常激动。半夜里我们光着脚丫,知道5月25日解放军进城了,就出去迎接。解放军全是在大雨里睡在路上,没有惊扰老百姓,我当时很感动。”
 
*李淑娴:第一批入“青年团,在北大比方励之早半年入共产党*
李淑娴:所以我也是成立青年团时第一批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因为我母亲也一直希望我能够念同济大学继承父亲的事业,只是由于女孩子好强,完全是为了赌气,觉得‘我一定要学一个最难的专业’。人家说物理最难,我报物理,也以很高的分考进北大了。
 
我跟方励之同年进入北大,正好分在同一个小班。到北大以后,我觉得整个人生就开放了,因为北大是一片自由的天地,上课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课堂讨论不管是物理或者政治,都可以举手,自己讲话。我思想里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要作一个独立的人,要有独立的见解、独立的思想。我就认为自己所追求的和共产党是一致的,这个现在看来是一种误解。后来我就参加党了,比方励之早半年,我1954年参加共产党。”
 
*李淑娴:从“模范学生”、“三好学生”到被打成“右派”*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同学的方励之和李淑娴,都是当时凤毛麟角的学生党员。他们不但学习好,而且热心政治活动。李淑娴被选为分团委副书记、北京市“模范大学生”。自从北京大学评选“三好学生”,方励之和李淑娴在校年年当选。
 
李淑娴说:“可是我们觉得并不高兴,觉得现在教育里边有问题。把人培养得比较驯服,特别强调要听党的话。我们并没有认为自己的利益和党有什么冲突,可是觉得这个口号不对,应该要有独立思考。所以在1955年的团代会里面我们几个人事先准备好,由方励之出面提出‘到底要把我们培养成什麽样的人?’我们觉得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比我们年长的一些党员受了批判我们并不知道。
‘反右’的时候,方励之已经不在北大,我还在北大。我当时被抽调出来作苏联专家的翻译。‘反右’的时候北大有那麽多大字报,我就有很共鸣。
当时我和方励之已经有了朋友关係。五十年代的朋友关係也就是星期六一块儿多说说话,或者看看电影。他星期六来找我,另外一个党员就来找我俩,说要给党中央写封信,说现在北大气氛有点紧张。因为当时大字报扑天盖地,上台演讲、辩论会都是自发的;各种各样民办刊物……‘右派’后来被处死的林昭,大家也慢慢就知道了,都在北大。遍地都是辩论场,遍地都是说话的广场。当时我们预备给党中央写封信,说‘现在同学们这些意见大部分都是好的,儘管有些可能有些偏激,可是下层干部,我们觉得有不对的气氛,他们组织一些人,完全毫无道理的批判(提意见的同学)……’方励之也在,我们都同意写,还没有写,主要是那位党员,他比我们年长,他做了一个提纲,我们表示同意,信并没写成,我和这位党员都被打成‘右派’了。”
 
*李淑娴:听方励之劝告向党说真话,定案材料主要是强调独立思考*
李淑娴:“方励之因为在物理所,他参加活动比较少,而且北大整人更厉害。我们是‘同案犯’,他逃出一劫,没被打成右派。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非常天真,我的一些想法只对方励之说过,跟其他任何人没说过,我为什么要去坦白?
他说‘你不跟党说跟谁说?我们参加党并不是为了功利,是把一生交给党的事业。假使你对这个党已经不能说真话了,你维持作一个党员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他完全说服了我。有些私房话,比如我对党有些怀疑,我有亲属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受我爸爸的鼓励直接去了延安,把自己整个青春都交给了共产党。既没有个人幸福,也没有个人前途,个人和家庭都是很悲惨的。对这些问题,我有些看法。
我听了方励之的话,就全部都交代了,等于是送上去的右派。定案材料里最主要的就是我强调独立思考。”
 
*李淑娴:方励之也被开除出党,李淑娴背着一篓核桃去看他*
李淑娴说,她和方励之关系的发展,是在她被打成右派之后。本来已经作了苏联专家翻译的李淑娴,顺理成章将会被派往苏联留学,这是当时特别为人所羡慕的。可是因为被打成‘右派’,李淑娴失去了原本可以得到的一切。那时候方励之被下放到河北赞皇县劳动。
 
李淑娴:“当时北大很多(男女朋友)一个被打成‘右派’,另一个没成‘右派’,或者两个都成‘右派’的,几乎百分之九十九都离散了。当我被打成‘右派’以后,我用最快的方式把方励之从赞皇找回来,我们谈了三天三夜。当时我就觉得‘我不愿意因为我的事情影响你一辈子’,我也想得很清楚,假如我们还维持这个关系,哪怕是一辈子,任何时候如果他想起来,这一辈子的前途就是因为我而丧失的,那麽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以后也没有幸福。我们就分手,可是也说得很清楚,我们并不是彼此忘了,是埋在心里。
 
我一直送他上火车,我们这样分手,是把爱情埋在心里。我觉得在北大已经呆不下去了,北大是我非常心爱的地方,我青春的成长就在这里,这里一草一木我都熟悉。这个环境对我太刺激,我就主动要求下乡。
 
跟方励之的关系呢,我们分手后谁也没有把谁忘记。后来他突然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他也被开除出党了。我就从农村……记得我穿了一件有大襟的衣服,完全像个乡下姑娘,背着一大背篓核桃,因为斋堂是产核桃的地方,我从火车站(下车)背着一篓核桃来看他。”
 
*方励之:不到二十岁恋爱,从向往自由到双双被开除党籍、下放*
方励之:“我跟她的关系一直没有断,偶尔我知道她还去看我母亲,所以她一来,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当然是很高兴的事情。我们是从大学就开始好,几乎是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好,还不到二十岁。”
 
李淑娴和方励之先后被开除中共党籍。方励之被开除党籍时,回想起自己12岁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政治生命的起点。
 
方励之:“政治生命那时从一开始的选择,就是倾向共产党,我很信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就提倡‘四大自由’,跟自己的思想很合拍,便成了一种本能的信任。”
 
方励之说,他还记得少年时代在日本侵华时,他悄悄学会唱共产党抗日歌曲,一颗年轻的心向往着自由。
 
(方励之唱)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被开除党籍以后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方励之,在下放劳动中,过着他早年完全料想不到的生活。
 
方励之:“开除党籍时,我正好在乡下,河北省赞皇县,很苦的太行山的地方。到那个地方,什麽都做。冬天三九打井,脱光了身子下到七、八米以下,其它像放猪、赶牛车……什么都做过。”
 
*李淑娴:结婚好像是找一个灵魂的庇护所,1961年结婚。”
后来,方励之和李淑娴先后获准离开下放的地方回到北京。由于被开除党籍,方励之在科技大学不受信任,不能继续从事原来的核物理研究,于是转而研究激光。李淑娴回到北大以后,也不能从事教学工作,被安排在校内工厂,和工人们一起劳动。
早在大学二年级还不满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要好的方励之和李淑娴,一直以学业事业为重,并不想早早结婚。哪料到后来人生道路出现这么重大的转折。政治运动的冲击,考验了他们的爱情。爱情又在政治运动的凄风苦雨中,给了他们最大的精神安慰。
 
李淑娴:“我自己觉得结婚好像是找一个灵魂的庇护所。1961年结婚的。”
 
*方励之:1957年被打断,仍不放弃科研,要干出点事来*
方励之:“我们结婚以后一段时期,生活跟学生一样,每天晚上我们都到图书馆去,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一样,每天晚上都到北京大学大图书馆。她在楼上,我在楼下,分开的。因为我觉得两个朋友不能在一块儿念书,相互干扰。但是念完书是一块儿走回来。
结了婚我们还是一块儿去念书。你念你的半导体,我做我的理论物理方面的东西,两年以后有了小孩以后,才开始有点变化。无论如何我们要干出点事情来,这个夙愿尽管1957年被打断,但是并没有放弃。”
 
李淑娴:“不管外面怎么样,我有一个幸福的家,有一个理解我的人。”
 
爱情和家庭给了方励之夫妇极大的精神安慰,他们在人生的逆境中相互扶持而行。方励之被迫放弃原来专业以后,又成为中国最早研究激光发表这方面论文最多的年轻科学家之一。
 
方励之:“虽然仍有很多政治上的压抑,但是终归学术上开始做出东西来了。但是好景不长,到文化大革命就整个打散了,不但不能做研究,而且不能在北京。科技大学整个被赶到合肥去了。 那段时间完全是劳动,不但干农活,还到煤矿去挖了半年煤;光着膀子拉一个板车,也在街上跑……这种劳动我们都会,前后好几年。后来我们还修铁路,京原(北京-太原)铁路,房山县周口店那一段有几个隧道就是我们去挖的。”
 
*家被冲散:十八年两地分居的夫妇、多年三地分居的家庭*
文革开始后,一连五年大学不上课,教授们被发配到穷乡僻壤,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有的则是整个学校迁移,许许多多家庭被拆散。方励之和李淑娴这对患难夫妻,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两地分居。
 
李淑娴:“我是一九六九年到江西鲤鱼州的。”
 
方励之:“我是一九七零年到安徽。我们从六九年家就散了,被冲散了。我们的小孩跟着我母亲在北京。”
 
李淑娴:“‘反右’的时候,一般的‘右派’想,既然党说我错了,大概我就是错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揭发了那么多事情,我就豁然开朗,原来我是受骗,共产党原来是这麽一回事,我不再苦恼。所以当时让大家报名到江西去,我就是不报名。后来就点名说‘李淑娴你应该报名’。我说‘你们既然让我去,我可以去,我服从,可是我并不是自愿。
因为我的孩子刚刚生了没多久。小的只有不到一岁。我知道北大、清华去的地方是血吸虫重疫区。我到那儿如果得了血吸虫病,一个人死在那儿就罢了,孩子不能去。我就把两个孩子交给了奶奶。我们这个家四口人,两个儿子、我们夫妇俩那时候就分开了,整整十八年。”
 
*李淑娴:一年仅12天探亲假,超体力劳动,恶劣环境中得了肺结核*
方励之:“后面还好一点,开始的时候,一年只有十二天探亲假,可以相聚一下,这样过了好多年。”
 
李淑娴:“我在鲤鱼州得了肺结核。因为潮湿、超体力的劳动,背水泥、要爬大堤,大堤很高。鲤鱼州是血吸虫区,不许说。知识分子都知道,这是血吸虫重疫区。只要你说,就是扰乱军心。夏天热到(摄氏)四十一、二度,汗水把衣服全浸湿了,变成盐卤一样滴下来。
老乡都奇怪,说‘你们这些女同志大概是不会生孩子的,我们这里的女人都不能那麽劳动的’。我在那里得了很重的肺病回来。”
 
 
*方励之:一年12天夫妻相聚,苦中作乐游黄山,不可忘的一次*
1971年北京大学教工全部从江西鲤鱼州撤出,李淑娴才得以回到北京、回到孩子们身旁。一家四口人,从分居三地,变为分居两地。方励之、李淑娴夫妇讲起在那个年代,他们如何在一年仅有的十二天团聚时间里苦中作乐。
 
方励之:“她讲了很多那时候的艰苦。不过我们有的时候也苦中作乐。有一次我们用这十二天探亲假,她从江西到杭州,我从合肥到杭州相聚。然后就去爬黄山。那时候,全国极少有人,特别是在那种情况下,两个‘反动分子’去玩黄山,照了很多相,是不可忘的一次。”
 
李淑娴:“假如说有什么特别的话,就是始终精神没有倒。我们俩精神的相依,精神的振奋,把人生看得非常开阔。这大概是我们能够经历那么多苦难,始终精神非常好的一个缘故。”
 
*方励之:在黑暗的矿井中想天上的事,转而研究天体物理和宇宙学*
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在文革完全不能从事科学研究的情况下,方励之在黑暗的矿井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浩渺的宇宙。
 
方励之:“后来是在煤矿里劳动,每天下到几百公尺深的煤井,黑乎乎,根本谁也看不见谁,除了头顶上有盏矿灯。
实在没意思,就想天上的事情,来正好平衡一下。从矿井出来以后,我就开始转到广义相对论研究,转到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
我的第一篇宇宙学论文,可以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第一篇宇宙学论文,是我一九七二年发表的,现在看来是很浅的,但是在那种环境下做的。
我们的追求一直没有放弃,尽管在矿井里、在修隧道……对自己想追求的没有忘,尽管没有多少时间。
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国外有人引用,这在当时国内还很少。我记得,第一次让人高兴的是英国的《自然》(Nature)杂志,有一段评论我们的工作。从那以后,我的研究基本恢复。”
 
*方励之:研究宇宙学受批判,科学工作者不能容忍意识形态的不自洽*
方励之:“我在一九七二年发表第一篇宇宙学论文,发表在物理的学术杂志上。很快受到‘四人帮’组织的《文汇报》的批判。因为宇宙学在中国一直是被禁止的学科,像苏联一样,认为研究宇宙学是唯心主义的。但好就好在当时(科技大学)学校的一些领导,像刘达,他不管,说‘就做你的,理他那些干什么’,慢慢形成一个小组。
我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分裂,是从理性……就是上学的时候,说马克思主义和党性、科学性是一致的。这个问题我不明白,党性就是说我跟哪一派,科学性应当是客观的。说这两个是一致,记得课堂讨论时我说,我不明白这事情,那儿就有个疙瘩里面。
共产党经常讲立场、观点、方法。‘观点’、‘方法’容易理解。立场,就是说‘你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必须站在党的立场’,这是什么意思?要客观看问题。所以从那时候我对这个意识形态,至少他说的里面就有不自洽。如果有这种东西,对做科学工作的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方励之:从现实中悟到这个政权实质上是维护专制和它的利益*
方励之:“当然也不是没有看到实际情况,例如‘大跃进’,我在农村,记得最清楚是钱学森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亩产可以到多少万斤,按照能量来算,我不管他政治目的什么的,就从物理角度说,他算的是错的。‘大跃进’本身就是非科学的。
四十年代开始,苏联就开始批判一系列的理论科学,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波尔的量子力学。我们在五十年代就有‘读书小组’,我们当时也看西方的东西,两边对照,看哪边有道理。
那时候布洛辛采夫量子力学的前沿,不过就是为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其实列宁的话是错的,为证明列宁对,就要改量子力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来改造物理学。
到文化大革命更厉害,中国也开始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以慢慢悟到这个政权实质上是维护这个专制,维护的是它的利益。”
 
以上是1999年4月初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教的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和夫人李淑娴谈他们人生经历的第一部分,下次请听第二部分。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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