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五•一九”“右派”老友追思林希翎

北京时间2009年9月21日傍晚，至今未获“改正” 的中国知名“右派”林希翎女士因血癌和肺心病在巴黎郊区圣.凯米勒医院（Hospital Saint Camille）逝世，享年七十四岁。至此，未被“改正” 的中国知名“右派”（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全部离世。原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1957年因发表“中国实行的是封建的社会主义”“胡风不是反革命”等言论被打成“右派”，第二年入狱，坐牢十五年，1983年移居法国。

*林希翎与“五•一九”*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1935年生，浙江温岭人。1949年未满十四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书，以 林希翎为笔名发表论文，引起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评。1957年“大鸣大放”，她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几次演讲，提出“党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中国实行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等等，一度被誉为“勇敢的化身”、“带刺的玫瑰”。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全国“最大右派”之一。

1957年“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之一。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共当局为五十五万被划为“右派”的人履行了“改正”手续。据研究“反右运动”的专家、《阳谋》一书的作者丁抒先生考证，目前仍有不到一万名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人（包括健在者和已逝世者），没有得到改正。

1957年，北京大学师生在“大鸣大放”中响应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9日这一天，是开始贴出大字报的日子。5月19日中午，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出现了历史系学生许南亭以“历史系一群同学”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质问校团委会“关于我校出席团的‘三大’代表产生的情况”。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大字报，号召搞一个“民主墙”...四天后，林希翎到 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当天晚上，登上辩论会讲台，从此开始使她后来获罪的几次演讲。


*访“五•一九”人、曾与林希翎并列为“全国学生最大大右派”的谭天荣先生*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逝世当天，我采访了几位当年的“右派”，北京大学“五•一九”人，林希翎的老朋友们。

1957年5月20日原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当年在北大张贴出他著名大字报《第一株毒草》、《第二株毒草》...其中谈到“党的‘螺丝钉’不过是没有思想的白痴”；谈到“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谭天荣被毛泽东亲自点名，与林希翎并列为一九五七年学生“最大右派”谭天荣后来被劳教十一年。

得知林希翎逝世，青岛大学物理系退休教授谭天荣说：“想说一点，其实我们对过去和现在认识有些不一样。我感觉到我们已经是属于过去了，无论是在我的思想上还是做法上，都报这么一个态度。可是我觉得林希翎她不是那么认为，也不是那样做，她还是积极参与。”

主持人：“她这样，您怎么看？”

谭天荣：“她对自己的想法和我对她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只想说这一点。”

主持人：“您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谭天荣：“她是个社会活动家。”

*访“五.一九”人、北大“右派”学生张元勋先生*

1957年5月20日凌晨， 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与沈泽宜一起贴出题为《是时候了》的诗歌大字报，说“今天，我们要鸣起心里的歌，化为一支巨鞭，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张元勋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被划为“右派”后被逮捕判刑八年。

听到林希翎在巴黎逝世的消息，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张元勋先生说：“她病危我已经知道了，过世的消息我刚听说。我们感到很悲伤、很沉痛。我们是好朋友。应该说她是个非常好的、很正直的中国公民。她的一生是很艰难、不平常的。她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主持人：“您最初见她是什么时候？”

张元勋：“在北大的时候。”

主持人：“她在北大第一次演讲（1957年5月23日）您看见她了吗？”

张元勋：“看见了，我们简单说过几句话。”

主持人：“后来交往过程中有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吗？”

张元勋：“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到大陆来，到我学校来见过我一次。那时候她已经有病了，生活比较困难，很潦倒。我们的谈话限于一般友谊，是老朋友，互相安慰，她在我那里待的时间很短就走了。”

主持人：“对这位‘右派’老朋友到现在也没有被改正，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张元勋：“还是希望能够给她改正。她说她没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事情。2005年我写了一本书叫《北大一九五七》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林希翎正好在香港看到，她很高兴，一个电话打到我家来。我的书里有她当年到北大来的一个比较详细的记录。她到北大来演讲，可能也就是我给她留下了唯一的记录。她很高兴，后来把这本书带到法国去了。”


*访“五.一九”人、北大“右派”学生陈奉孝先生*


陈奉孝：林希翎去世，非常难过，我被严密监控——

1957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三年级学生陈奉孝，在鸣放中发表意见，也是“百花学社”和其刊物《广场》的组织者之一，后被打成“右派”，以“反革命”罪，坐牢二十年。“右派”改正后，任中学教师，现已退休。

听到林希翎逝世的消息，住在山东潍坊陈奉孝先生：“自从得知她病重以后，我一直心里非常难过，但是我一直受到严密监控，向外打不出电话，出国也出不去，所以一直很焦急。今天知道她去世了，心里非常难过。

陈奉孝：林希翎1957年提出的三个问题了不起——

林希翎是一代人的代表，是1957年北京的大学生‘右派’代表人物。她当时提出的三个问题，非常令人震惊。第一，她首先提出‘党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在那个时代，她是第一个提出来的。第二，她公开说‘胡风不是反革命’。第三，说‘中国现在实行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提出这些，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当初作为年轻学子，对这样一些重大严肃问题提出这样的看法，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对林希翎一直非常佩服。”

陈奉孝：在我看来，不给她“改”更好——

主持人：“林希翎到生命的终点，“右派”问题也没有得到改正，就您后来了解林希翎的状况，有什么想说的吗？”

陈奉孝：“林希翎一开始曾经希望‘改正’，2000年来过北京，那年正好我孩子高考，我没来得及跟她见面。她跟王国乡、钱理群等人见了面。她也曾经向统战部提出要求改正平反，但是中共不答应。

当时我就想，共产党既然定下来‘反右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学生当中肯定要留一个。留谁呢？最后留来留去就留下了她。当初也打算留我的，后来1984年对我也给‘改’了。统战部对她的答复是‘你生活上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适当给以帮助，但是你这右’问题不能改‘。从那以后，她就明白了，共产党不可能给她改正。实际上在我看来，对她来说，不给她改更好。”

主持人：“您为什么这么说？”

陈奉孝：“ 因为她实际上是个标志性人物。她那些观点提出来，主要重点就是旗帜鲜明反毛的。既然是反毛的，你给他改了以后，反而不好了，倒没什么意义了。我们倒是改了。她改了有什么用呢？丝毫用处都没有。”

陈奉孝：我为什么被监控——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现在受到监控，您已退休，也七十多岁了，为什么还会受到这样的限制呢？”

陈奉孝：“一是2007年3月份，我曾经去过一次香港，是金钟（《开放》杂志总编辑）邀请我去的，对我作了个采访，在《开放》杂志上登了我一张照片。这下引起了国内的注意。二是《零八宪章》，我是最早的签名人，也算发起人之一。从那以后，我一直受到严密监控。

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时，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给我来了邀请函，而且我都办好了签证，普林斯顿大学还给我买好了电子机票，结果我就没出去。出不去，没办法。现在我上北京都去不了。”

陈奉孝：悼念林希翎，她的精神永存，我很想去巴黎，被监控不可能去——
主持人：“如果您是自由的，有什么打算要做的事情吗？”

陈奉孝：“我写了一篇悼念林希翎的文章，传给了朱毅（网名‘祭园守园人’，林希翎治丧委员会成员）。我很想去巴黎，根本不可能。

主持人：“得知林希翎今天逝世，您还有什么特别要说的话？”

陈奉孝：“我觉得林希翎逝世是非常令人震撼和惋惜的事情。她虽然死在国外，但她的奋斗精神是不死的，她的影响永远。。。像当年林希翎、林昭这样的人，精神是永存的。”

主持人：“您觉得是什么精神？”

陈奉孝：“就是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林昭、林希翎都是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我最早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我所了解的林希翎》发表在《观察》上，对林希翎的一生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在国内北大的网站上也发表过。”


*访“五.一九”人，北大“右派”学生王国乡先生*


王国乡：林希翎逝世，特别痛苦和惋惜，她有才华，但一生没有真正翻身——

1957年5月23日，林希翎到访北京大学，北大学生王国乡带着林希翎在校园看大字报，而后陪她去医院看朋友。就在这天晚上，林希翎登上北京大学演讲台，开始她1957年的第一次演讲。

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三年级学生王国乡，后来也被划为“右派”，‘劳教’六年。1973年又因为写文章，反对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被投入监狱四年。

在北京得知林希翎逝世，王国乡说：“听到后感到特别痛苦和惋惜，前两天只是知道她病危。她一直没有被‘改正’。应该说她在思想倾向上一直还是和共产党保持比较近距离的，一直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至少在理论上认为共产主义是错误的，或者计划经济是错误的。所以，对她的没被改正，我实在是感到非常遗憾。

对国内来说，她一直是作为‘右派’分子的典型被留下来了。所以最后也没有再在国内工作。这是非常让人痛惜的事情。

林希翎很有才华，在文艺理论的研究，或从事新闻报道方面。。。她还在《中国青年报》作过记者，应该在社会活动中比我们有更好的前程。结果被投进监狱，而且一生就没得到真正的翻身。我一直为他感到惋惜。”

王国乡：1957年5月23日这一天——

主持人：“您怎么看林希翎？从当年演讲，直到后来您所得到的关于她的信息，您觉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国乡：“我和她的接触...‘反右’前就有一点认识，因为她当时的一个战友叫刘秉彝，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好朋友，他和林希翎是部队战友。她经常去看刘秉彝，我们就认识了。

我和她开始没有多大联系，对她印象深是当时她曾经把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就是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借给我们系，让我们阅读。她可能是在团中央那里搞到的，我们就有机会阅读这个东西，对我影响极大。我本来就对当时的这种状况有点儿不满意，看了秘密报告后联系到中国的情况，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问题，所以就在1957年整风期间就把这些观点说出来了。这样就导致我一生命运的一个大转折。

我跟林希翎最主要的联系就是1957年5月23日前后，她到北京大学我们宿舍区找刘秉彝，刘秉彝当时生病在医院，她也不知道医院在哪儿，我就带她去医院。这时学校贴了很多大字报，我的大字报也在学校贴着呢，我就领她先去看看我的大字报。

我的大字报写了‘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在《原上草》（北大右派分子言论集）中有这篇。指出‘在中国存在着个人崇拜现象，存在只有集中没有民主现象，认为民主集中制如果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就会出现秦始皇、法西斯主义’，这是我的言论中最厉害的言论了。另外就是认为‘中国的所谓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些是整风运动的对象）这些东西不是个人的问题，不是通过整风能够解决的，是制度问题’。

我领她看北大大字报的时候，她就感到北大的民主情况比起人大，非常活跃。她说‘北大民主气氛和同学们的觉悟实在太高了，比起人大实在是太活跃’。我就领她去医院，路上不断讲整风运动的问题，到医院和刘秉彝也跟她谈了很多我们的观点。

从医院回来，天很晚，我准备请她到大食堂吃饭。还没吃饭时，发现小饭厅前面搭有一个台子，台子上当时有个很著名的同学叫刘奇弟，正在和别人辩论。辩论过程中好像是有一种很强势的力量对刘奇弟进行攻击，因为刘奇弟主要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为胡风喊冤，刘奇弟在台上遭到围攻。

林希翎听得很有兴趣，就一步一步往前边挤，我就跟着她。挤到离台子大约几米远的时候，停了一阵。忽然她也没跟我打招呼，就上台发言。这是她第一次在北大发言。她讲中国缺乏民主，‘三害问题’等等，提出很多她以后在演说中说的那些问题。

本来我计划送她上车，就这样，她进入辩论，我晚上还要参加考试，我就离开了。从此以后，到我‘右派改正’以前，都没见到她。”

主持人：“对林希翎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按她以前接受我采访时讲的‘从那天登台，登上了政治舞台，以后就再也没能从台上下来’”。

王国乡：林希翎是中国意识形态自相矛盾的焦点、“反右”被迫害者的代表——

主持人：‘现在她过世了，回顾你们的接触，以及对她后来的了解，您还有什么特别感受和想说的？”

王国乡：“特别感受就是，我似乎认为她对大陆所完成走向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改革不理解。她还坚持所谓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路线。她在九十年代回国一次，我专门去看她，跟她一起去逛了紫竹院。在这个地方，就向她解释，因为我当时已经在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就向她讲微观经济学，讲市场经济优越性，她似乎不理解。我觉得她仍然在坚持搞所谓‘第二国际’的思想路线等等。”

主持人：“发展下去，那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北欧一些国家的那种模式？”

王国乡：“对对。但她似乎并不赞赏真正的市场经济，基本上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很令人不可理解的，这是我认为最遗憾的事情。她在法国那么多年，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能接受现代市场经济道路。”

主持人：“您认为林希翎还坚持马克思主义，可偏偏是她，‘右派’问题至死都没得到改正，您看这是怎么回事呢？”

王国乡：“这是时代悲剧，历史谬误。在中国，人们直到今天还说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中国人现在所做的已经完全彻底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无产阶级在中国国内的地位。。。’恐怕还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高，可它还要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不说实话。

我和林希翎年龄差不多，我觉得大陆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直到今天，在我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仍然被假话瞎话所笼罩，在这种状况下过日子，实在太痛苦。中国现在就陷入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自相矛盾的状态。林希翎还正是这个矛盾的焦点之一。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王国乡先生长叹一声：“唉—我们是中国知识分子遭受苦难的代表人物，我们有共同的命运。我对她一直比较关注。她至少是‘反右运动’...据官方说是五十五万人的一个代表人物，她还是之外没有‘改正’的。另外，实际上国内有一个统计数字，说是包括‘中右’和因‘反右’而遭到迫害的人，要多得多，有三百五十万。 至少，林希翎是这些人的一个代表。”


*访“五.一九”人、北大“右派”学生岑超南先生*


岑超南：“反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错了，还认为基本正确，扩大化而已，让人笑话——

现在在香港的1957年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 岑超南先生说：“我跟她没什么直接接触，因为我在学校不是很活跃，也没参加什么辩论，被打成‘右派’，我只写了一篇大字报，后来被收集在一本书里，成为比较重要的大字报之一。”

主持人：“听到林希翎过世的消息，您有什么话想说？”

岑超南：“很可惜。共产党这个事情做得很差劲，‘反右’运动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错了，还认为是‘基本正确，严重扩大化而已’这是说不过去的，以一般常识，也是让人笑话的。

岑超南：当时林希翎和“右派”们的意见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

岑超南先生认为：“其实林希翎也没做什么事情，就是发表了演说。那些意见现在看来都是正确嘛！当时‘右派’那些意见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共产党是不认错的。”

岑超南先生被打成“右派”后，被下放到一家玻璃厂劳动，与那些入狱或“劳教”多年的“右派“同学相比，他说：“我还是比较‘幸福’的。”

岑超南：我为林希翎平反的事给北大校长写过信，北大应该是思想领域旗手——

岑超南1978年后移居香港，退休后在社会上作助学工作，搞了‘北大助学基金会’筹款一千六百多万，给学校盖了二十多个学校，援助了一万多学生。在香港被嘉奖为“优秀义工”。

主持人：“林希翎的‘右派’问题没有‘改正’，现在她过世了，您有什么要讲吗？”

岑超南说：“这件事早就应该平反。我曾经为这件事写过信给北大校长，因为我们给北大助学，他们选我为北京大学香港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我专门请人交一封信给北大校长，说北大这个学校应该表示出自己在思想领域是一个旗手，应该对这件事有个正确的描述。

北京大学在校史里五七年北大‘右派’的‘五。一九运动’是一个旗手，应该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是民主运动，反封建，反官僚主义。但北大校史介绍里，只有寥寥二十多个字，就是重复了共产党的三中全会的决议 ，说‘这个运动严重扩大化，损害了一批学生。”

岑超南：《北大物理九十年》主编有骨气，直接就写“共产党以言入罪”——

岑超南先生说：“ 1990年百年校庆时，每个系都出了一本书，写本系历史。我们北大物理系负责人就很大胆，很诚实，用了七百多字，写1957年‘右派’的事。物理系也是大批优秀的学生、教师被打成‘右派’，写了《北大物理九十年》，有很详细的分析，很敢说话，直接就写‘共产党以言入罪’，主编的这个人还作过北大副校长的，很有骨气。”

岑超南：掩盖事实连大学都不配，何谈“一流”，忆蔡元培校长——

岑超南先生说：“我给北大校长的信里说‘你北大起码跟物理系学习一下’，他给我回信说，这是中央定的调子，他们也是没法。我说‘北大不是官衙门，官衙门可以这样说，北大应更须取舍，你要么作为一流大学，起码要肯定客观事实。掩盖客观事实，连大学都不配，还有什么一流？我是很不客气了。在我理解，他们也变成官衙门了，和以前的北大不一样。以前我们北大能冲击。。。‘五四运动’蔡元培校长能担保学生，还顶住不让逮捕学生，现在不一样。”

岑超南：林希翎至死的不到公正对待，比她惨的还有很多，建议看一个网站——

谈到林希翎的逝世，岑超南先生说：“ 我跟林希翎接触不太多，前年她来北大的时候，也到我们北大校友会来过。对她过世感到很可惜，至死还得不到起码公正的对待。

“反右”这个运动，比她惨得多的还有很多，现在我们有些人在香港。我建议你看看香港一个网站www.57HK.org 专门讲五七年‘右派’的。‘香港五七学社’专门收集五七年‘右派’的事。都是一个个人，都是血泪史。已经出了七、八千条。包括写林希翎的，写我们的,都有。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