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五•一九”“右派”老友追思林希翎

*林希翎臨終之言:我爲理想付出,無怨無悔* 林希翎逝世前幾天,在病牀上接受我面對面採訪時說:“我當年的那種理想,是被一代一代中國的老百姓、中下階層...這些思想代表者繼承着,我深深感到欣慰,覺得我爲它...爲了這樣的理想,我的付出是值得的,所以說,無怨無悔。”(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主持人張敏採訪報道2009,09,24)

2009-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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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2009年9月21日傍晚,至今未獲“改正” 的中國知名“右派”林希翎女士因血癌和肺心病在巴黎郊區聖.凱米勒醫院(Hospital Saint Camille)逝世,享年七十四歲。至此,未被“改正” 的中國知名“右派”(羅隆基、章伯鈞、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林希翎)全部離世。原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1957年因發表“中國實行的是封建的社會主義”“胡風不是反革命”等言論被打成“右派”,第二年入獄,坐牢十五年,1983年移居法國。


*林希翎與“五•一九”*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1935年生,浙江溫嶺人。1949年未滿十四歲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1953年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讀書,以 林希翎爲筆名發表論文,引起爭論,在全國範圍內受到批評。1957年“大鳴大放”,她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幾次演講,提出“黨大還是法大”“權大還是法大”“中國實行的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等等,一度被譽爲“勇敢的化身”、“帶刺的玫瑰”。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全國“最大右派”之一。

1957年“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以來幾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之一。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共當局爲五十五萬被劃爲“右派”的人履行了“改正”手續。據研究“反右運動”的專家、《陽謀》一書的作者丁抒先生考證,目前仍有不到一萬名當年被劃爲“右派”的人(包括健在者和已逝世者),沒有得到改正。

1957年,北京大學師生在“大鳴大放”中響應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號召,給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5月19日這一天,是開始貼出大字報的日子。5月19日中午,北京大學大飯廳東牆上出現了歷史系學生許南亭以“歷史系一羣同學”名義貼出的大字報,質問校團委會“關於我校出席團的‘三大’代表產生的情況”。哲學系學生龍英華貼出大字報,號召搞一個“民主牆”...四天後,林希翎到 北京大學看大字報,當天晚上,登上辯論會講臺,從此開始使她後來獲罪的幾次演講。


*訪“五•一九”人、曾與林希翎並列爲“全國學生最大大右派”的譚天榮先生*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逝世當天,我採訪了幾位當年的“右派”,北京大學“五•一九”人,林希翎的老朋友們。

1957年5月20日原北京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當年在北大張貼出他著名大字報《第一株毒草》、《第二株毒草》...其中談到“黨的‘螺絲釘’不過是沒有思想的白癡”;談到“1895年以後,馬克思主義按照鐵的必然性轉化爲自身的反面”...譚天榮被毛澤東親自點名,與林希翎並列爲一九五七年學生“最大右派”譚天榮後來被勞教十一年。

得知林希翎逝世,青島大學物理系退休教授譚天榮說:“想說一點,其實我們對過去和現在認識有些不一樣。我感覺到我們已經是屬於過去了,無論是在我的思想上還是做法上,都報這麼一個態度。可是我覺得林希翎她不是那麼認爲,也不是那樣做,她還是積極參與。”

主持人:“她這樣,您怎麼看?”

譚天榮:“她對自己的想法和我對她的看法是不一樣的,我只想說這一點。”

主持人:“您看她是個什麼樣的人?”

譚天榮:“她是個社會活動家。”

*訪“五.一九”人、北大“右派”學生張元勳先生*

1957年5月20日凌晨, 北京大學學生張元勳與沈澤宜一起貼出題爲《是時候了》的詩歌大字報,說“今天,我們要鳴起心裏的歌,化爲一支巨鞭,鞭笞死陽光中的一切黑暗”。張元勳是中文系三年級學生,被劃爲“右派”後被逮捕判刑八年。

聽到林希翎在巴黎逝世的消息,山東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張元勳先生說:“她病危我已經知道了,過世的消息我剛聽說。我們感到很悲傷、很沉痛。我們是好朋友。應該說她是個非常好的、很正直的中國公民。她的一生是很艱難、不平常的。她值得我們永遠紀念。”

主持人:“您最初見她是什麼時候?”

張元勳:“在北大的時候。”

主持人:“她在北大第一次演講(1957年5月23日)您看見她了嗎?”

張元勳:“看見了,我們簡單說過幾句話。”

主持人:“後來交往過程中有什麼特別值得回憶的嗎?”

張元勳:“上世紀九十年代,她到大陸來,到我學校來見過我一次。那時候她已經有病了,生活比較困難,很潦倒。我們的談話限於一般友誼,是老朋友,互相安慰,她在我那裏待的時間很短就走了。”

主持人:“對這位‘右派’老朋友到現在也沒有被改正,您有什麼要說的嗎?”

張元勳:“還是希望能夠給她改正。她說她沒有什麼對不起國家的事情。2005年我寫了一本書叫《北大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林希翎正好在香港看到,她很高興,一個電話打到我家來。我的書裏有她當年到北大來的一個比較詳細的記錄。她到北大來演講,可能也就是我給她留下了唯一的記錄。她很高興,後來把這本書帶到法國去了。”


*訪“五.一九”人、北大“右派”學生陳奉孝先生*


陳奉孝:林希翎去世,非常難過,我被嚴密監控——

1957年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三年級學生陳奉孝,在鳴放中發表意見,也是“百花學社”和其刊物《廣場》的組織者之一,後被打成“右派”,以“反革命”罪,坐牢二十年。“右派”改正後,任中學教師,現已退休。

聽到林希翎逝世的消息,住在山東濰坊陳奉孝先生:“自從得知她病重以後,我一直心裏非常難過,但是我一直受到嚴密監控,向外打不出電話,出國也出不去,所以一直很焦急。今天知道她去世了,心裏非常難過。

陳奉孝:林希翎1957年提出的三個問題了不起——

林希翎是一代人的代表,是1957年北京的大學生‘右派’代表人物。她當時提出的三個問題,非常令人震驚。第一,她首先提出‘黨大還是法大?’‘權大還是法大?’,在那個時代,她是第一個提出來的。第二,她公開說‘胡風不是反革命’。第三,說‘中國現在實行的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封建主義的社會主義’。提出這些,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當初作爲年輕學子,對這樣一些重大嚴肅問題提出這樣的看法,確實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對林希翎一直非常佩服。”

陳奉孝:在我看來,不給她“改”更好——

主持人:“林希翎到生命的終點,“右派”問題也沒有得到改正,就您後來瞭解林希翎的狀況,有什麼想說的嗎?”

陳奉孝:“林希翎一開始曾經希望‘改正’,2000年來過北京,那年正好我孩子高考,我沒來得及跟她見面。她跟王國鄉、錢理羣等人見了面。她也曾經向統戰部提出要求改正平反,但是中共不答應。

當時我就想,共產黨既然定下來‘反右沒有錯,只是擴大化了’,學生當中肯定要留一個。留誰呢?最後留來留去就留下了她。當初也打算留我的,後來1984年對我也給‘改’了。統戰部對她的答覆是‘你生活上如果有困難,我們可以適當給以幫助,但是你這右’問題不能改‘。從那以後,她就明白了,共產黨不可能給她改正。實際上在我看來,對她來說,不給她改更好。”

主持人:“您爲什麼這麼說?”

陳奉孝:“ 因爲她實際上是個標誌性人物。她那些觀點提出來,主要重點就是旗幟鮮明反毛的。既然是反毛的,你給他改了以後,反而不好了,倒沒什麼意義了。我們倒是改了。她改了有什麼用呢?絲毫用處都沒有。”

陳奉孝:我爲什麼被監控——

主持人:“您剛纔提到現在受到監控,您已退休,也七十多歲了,爲什麼還會受到這樣的限制呢?”

陳奉孝:“一是2007年3月份,我曾經去過一次香港,是金鐘(《開放》雜誌總編輯)邀請我去的,對我作了個採訪,在《開放》雜誌上登了我一張照片。這下引起了國內的注意。二是《零八憲章》,我是最早的簽名人,也算髮起人之一。從那以後,我一直受到嚴密監控。

2007年‘反右’五十週年時,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給我來了邀請函,而且我都辦好了簽證,普林斯頓大學還給我買好了電子機票,結果我就沒出去。出不去,沒辦法。現在我上北京都去不了。”

陳奉孝:悼念林希翎,她的精神永存,我很想去巴黎,被監控不可能去——
主持人:“如果您是自由的,有什麼打算要做的事情嗎?”

陳奉孝:“我寫了一篇悼念林希翎的文章,傳給了朱毅(網名‘祭園守園人’,林希翎治喪委員會成員)。我很想去巴黎,根本不可能。

主持人:“得知林希翎今天逝世,您還有什麼特別要說的話?”

陳奉孝:“我覺得林希翎逝世是非常令人震撼和惋惜的事情。她雖然死在國外,但她的奮鬥精神是不死的,她的影響永遠。。。像當年林希翎、林昭這樣的人,精神是永存的。”

主持人:“您覺得是什麼精神?”

陳奉孝:“就是爲了爭取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林昭、林希翎都是貢獻了自己的一生。我最早寫過一篇文章《關於我所瞭解的林希翎》發表在《觀察》上,對林希翎的一生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述,在國內北大的網站上也發表過。”


*訪“五.一九”人,北大“右派”學生王國鄉先生*


王國鄉:林希翎逝世,特別痛苦和惋惜,她有才華,但一生沒有真正翻身——

1957年5月23日,林希翎到訪北京大學,北大學生王國鄉帶着林希翎在校園看大字報,而後陪她去醫院看朋友。就在這天晚上,林希翎登上北京大學演講臺,開始她1957年的第一次演講。

當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三年級學生王國鄉,後來也被劃爲“右派”,‘勞教’六年。1973年又因爲寫文章,反對計劃經濟,主張市場經濟,被投入監獄四年。

在北京得知林希翎逝世,王國鄉說:“聽到後感到特別痛苦和惋惜,前兩天只是知道她病危。她一直沒有被‘改正’。應該說她在思想傾向上一直還是和共產黨保持比較近距離的,一直還認爲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我至少在理論上認爲共產主義是錯誤的,或者計劃經濟是錯誤的。所以,對她的沒被改正,我實在是感到非常遺憾。

對國內來說,她一直是作爲‘右派’分子的典型被留下來了。所以最後也沒有再在國內工作。這是非常讓人痛惜的事情。

林希翎很有才華,在文藝理論的研究,或從事新聞報道方面。。。她還在《中國青年報》作過記者,應該在社會活動中比我們有更好的前程。結果被投進監獄,而且一生就沒得到真正的翻身。我一直爲他感到惋惜。”

王國鄉:1957年5月23日這一天——

主持人:“您怎麼看林希翎?從當年演講,直到後來您所得到的關於她的信息,您覺得她是個什麼樣的人?”

王國鄉:“我和她的接觸...‘反右’前就有一點認識,因爲她當時的一個戰友叫劉秉彝,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好朋友,他和林希翎是部隊戰友。她經常去看劉秉彝,我們就認識了。

我和她開始沒有多大聯繫,對她印象深是當時她曾經把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就是1956年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借給我們系,讓我們閱讀。她可能是在團中央那裏搞到的,我們就有機會閱讀這個東西,對我影響極大。我本來就對當時的這種狀況有點兒不滿意,看了祕密報告後聯繫到中國的情況,認爲中國也有個人崇拜問題,所以就在1957年整風期間就把這些觀點說出來了。這樣就導致我一生命運的一個大轉折。

我跟林希翎最主要的聯繫就是1957年5月23日前後,她到北京大學我們宿舍區找劉秉彝,劉秉彝當時生病在醫院,她也不知道醫院在哪兒,我就帶她去醫院。這時學校貼了很多大字報,我的大字報也在學校貼着呢,我就領她先去看看我的大字報。

我的大字報寫了‘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在《原上草》(北大右派分子言論集)中有這篇。指出‘在中國存在着個人崇拜現象,存在只有集中沒有民主現象,認爲民主集中制如果只有集中沒有民主,就會出現秦始皇、法西斯主義’,這是我的言論中最厲害的言論了。另外就是認爲‘中國的所謂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這些是整風運動的對象)這些東西不是個人的問題,不是通過整風能夠解決的,是制度問題’。

我領她看北大大字報的時候,她就感到北大的民主情況比起人大,非常活躍。她說‘北大民主氣氛和同學們的覺悟實在太高了,比起人大實在是太活躍’。我就領她去醫院,路上不斷講整風運動的問題,到醫院和劉秉彝也跟她談了很多我們的觀點。

從醫院回來,天很晚,我準備請她到大食堂喫飯。還沒喫飯時,發現小飯廳前面搭有一個臺子,臺子上當時有個很著名的同學叫劉奇弟,正在和別人辯論。辯論過程中好像是有一種很強勢的力量對劉奇弟進行攻擊,因爲劉奇弟主要提出,胡風不是反革命,爲胡風喊冤,劉奇弟在臺上遭到圍攻。

林希翎聽得很有興趣,就一步一步往前邊擠,我就跟着她。擠到離臺子大約幾米遠的時候,停了一陣。忽然她也沒跟我打招呼,就上臺發言。這是她第一次在北大發言。她講中國缺乏民主,‘三害問題’等等,提出很多她以後在演說中說的那些問題。

本來我計劃送她上車,就這樣,她進入辯論,我晚上還要參加考試,我就離開了。從此以後,到我‘右派改正’以前,都沒見到她。”

主持人:“對林希翎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按她以前接受我採訪時講的‘從那天登臺,登上了政治舞臺,以後就再也沒能從臺上下來’”。

王國鄉:林希翎是中國意識形態自相矛盾的焦點、“反右”被迫害者的代表——

主持人:‘現在她過世了,回顧你們的接觸,以及對她後來的瞭解,您還有什麼特別感受和想說的?”

王國鄉:“特別感受就是,我似乎認爲她對大陸所完成走向市場經濟這樣一個改革不理解。她還堅持所謂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路線。她在九十年代回國一次,我專門去看她,跟她一起去逛了紫竹院。在這個地方,就向她解釋,因爲我當時已經在從事西方經濟學教學,就向她講微觀經濟學,講市場經濟優越性,她似乎不理解。我覺得她仍然在堅持搞所謂‘第二國際’的思想路線等等。”

主持人:“發展下去,那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就是北歐一些國家的那種模式?”

王國鄉:“對對。但她似乎並不讚賞真正的市場經濟,基本上還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很令人不可理解的,這是我認爲最遺憾的事情。她在法國那麼多年,不知道她爲什麼不能接受現代市場經濟道路。”

主持人:“您認爲林希翎還堅持馬克思主義,可偏偏是她,‘右派’問題至死都沒得到改正,您看這是怎麼回事呢?”

王國鄉:“這是時代悲劇,歷史謬誤。在中國,人們直到今天還說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際上,中國人現在所做的已經完全徹底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什麼‘無產階級在中國國內的地位。。。’恐怕還沒有資本主義國家高,可它還要聲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先進政黨,不說實話。

我和林希翎年齡差不多,我覺得大陸現在存在的問題就是,直到今天,在我生命將要結束的時候,我仍然被假話瞎話所籠罩,在這種狀況下過日子,實在太痛苦。中國現在就陷入這樣一個意識形態自相矛盾的狀態。林希翎還正是這個矛盾的焦點之一。

在採訪即將結束的時候,王國鄉先生長嘆一聲:“唉—我們是中國知識分子遭受苦難的代表人物,我們有共同的命運。我對她一直比較關注。她至少是‘反右運動’...據官方說是五十五萬人的一個代表人物,她還是之外沒有‘改正’的。另外,實際上國內有一個統計數字,說是包括‘中右’和因‘反右’而遭到迫害的人,要多得多,有三百五十萬。 至少,林希翎是這些人的一個代表。”


*訪“五.一九”人、北大“右派”學生岑超南先生*


岑超南:“反右”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錯了,還認爲基本正確,擴大化而已,讓人笑話——

現在在香港的1957年北大物理系四年級學生 岑超南先生說:“我跟她沒什麼直接接觸,因爲我在學校不是很活躍,也沒參加什麼辯論,被打成‘右派’,我只寫了一篇大字報,後來被收集在一本書裏,成爲比較重要的大字報之一。”

主持人:“聽到林希翎過世的消息,您有什麼話想說?”

岑超南:“很可惜。共產黨這個事情做得很差勁,‘反右’運動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錯了,還認爲是‘基本正確,嚴重擴大化而已’這是說不過去的,以一般常識,也是讓人笑話的。

岑超南:當時林希翎和“右派”們的意見現在看來都是正確的——

岑超南先生認爲:“其實林希翎也沒做什麼事情,就是發表了演說。那些意見現在看來都是正確嘛!當時‘右派’那些意見現在看來都是正確的,共產黨是不認錯的。”

岑超南先生被打成“右派”後,被下放到一家玻璃廠勞動,與那些入獄或“勞教”多年的“右派“同學相比,他說:“我還是比較‘幸福’的。”

岑超南:我爲林希翎平反的事給北大校長寫過信,北大應該是思想領域旗手——

岑超南1978年後移居香港,退休後在社會上作助學工作,搞了‘北大助學基金會’籌款一千六百多萬,給學校蓋了二十多個學校,援助了一萬多學生。在香港被嘉獎爲“優秀義工”。

主持人:“林希翎的‘右派’問題沒有‘改正’,現在她過世了,您有什麼要講嗎?”

岑超南說:“這件事早就應該平反。我曾經爲這件事寫過信給北大校長,因爲我們給北大助學,他們選我爲北京大學香港校友會常務副會長,我專門請人交一封信給北大校長,說北大這個學校應該表示出自己在思想領域是一個旗手,應該對這件事有個正確的描述。

北京大學在校史裏五七年北大‘右派’的‘五。一九運動’是一個旗手,應該和‘五四運動’相提並論,是民主運動,反封建,反官僚主義。但北大校史介紹裏,只有寥寥二十多個字,就是重複了共產黨的三中全會的決議 ,說‘這個運動嚴重擴大化,損害了一批學生。”

岑超南:《北大物理九十年》主編有骨氣,直接就寫“共產黨以言入罪”——

岑超南先生說:“ 1990年百年校慶時,每個系都出了一本書,寫本系歷史。我們北大物理系負責人就很大膽,很誠實,用了七百多字,寫1957年‘右派’的事。物理系也是大批優秀的學生、教師被打成‘右派’,寫了《北大物理九十年》,有很詳細的分析,很敢說話,直接就寫‘共產黨以言入罪’,主編的這個人還作過北大副校長的,很有骨氣。”

岑超南:掩蓋事實連大學都不配,何談“一流”,憶蔡元培校長——

岑超南先生說:“我給北大校長的信裏說‘你北大起碼跟物理系學習一下’,他給我回信說,這是中央定的調子,他們也是沒法。我說‘北大不是官衙門,官衙門可以這樣說,北大應更須取捨,你要麼作爲一流大學,起碼要肯定客觀事實。掩蓋客觀事實,連大學都不配,還有什麼一流?我是很不客氣了。在我理解,他們也變成官衙門了,和以前的北大不一樣。以前我們北大能衝擊。。。‘五四運動’蔡元培校長能擔保學生,還頂住不讓逮捕學生,現在不一樣。”

岑超南:林希翎至死的不到公正對待,比她慘的還有很多,建議看一個網站——

談到林希翎的逝世,岑超南先生說:“ 我跟林希翎接觸不太多,前年她來北大的時候,也到我們北大校友會來過。對她過世感到很可惜,至死還得不到起碼公正的對待。

“反右”這個運動,比她慘得多的還有很多,現在我們有些人在香港。我建議你看看香港一個網站www.57HK.org 專門講五七年‘右派’的。‘香港五七學社’專門收集五七年‘右派’的事。都是一個個人,都是血淚史。已經出了七、八千條。包括寫林希翎的,寫我們的,都有。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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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說:
2009-10-08 04:56

期待音頻資料下載,非常有收藏價值.

匿名 說:
2009-10-09 01:51

如果我是一個德國人,我會說:我愛德國,但我不愛納粹德國。我是一箇中國人,我會說:我愛中國,但我不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如一個反清復明人士會說:我愛大明,但我不愛大清。同樣的道理,愛德國不必非愛納粹德國,愛中國也不必非愛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正相反,一個真正愛國的德國人會以推翻納粹德國的反動統治爲己任,而一個真正愛國的中國人則應以推翻反動,邪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爲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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